三年后。又是乡试报名。
三年里，唐家村没大变。老槐树还是那棵，枣树还是那棵，私塾的窗纸又漏了两次，补了两次。可人变了——三郎从十六长到十九，肩膀宽了，蓝衫洗得发白，袖口短了一截；苏文卿的背有点驼了，是熬夜背书熬的；李文进的手更稳了，是记账练的；马平川的肚子微微起来了，是客栈的豆浆和闲坐养的。
赵先生这次没有在黑板上写倒计时。他把报名表放在三张学生桌上——苏文卿、唐逸、李文进。跟上次差了一张：马平川那张桌，空了。三年了，三人没退出。他把表放完，坐回讲台后面，看窗外那棵歪脖子柳树。柳树的叶子在秋天掉了一大半，剩下的几片在风里摇摇欲坠。跟教室里的三个学生一样——坚持了三年，再来一次。
报名那日清晨，三郎到得早。私塾的门开着，赵先生已经坐在里头擦黑板，粉笔灰落满袖口。三郎帮着摆桌子，把马平川那张空椅也擦了灰——空着，可还得摆，万一哪天回来呢。窗外柳叶打着旋往下落，他伸手接住一片，枯黄，叶脉还清楚，像谁写的瘦金体。三年前他在这屋里咬着笔杆想削角，现在他站在这儿，手心里是两张账的本事。时间这东西，不声不响，把人从“想赢”推到“知道咋赢”。他把手里那片柳叶夹进备考笔记，当书签。
苏文卿接过报名表，没有犹豫。嘴角弧度还在，跟三年前一样，可眼底多了点东西，是沉下去的稳。他掏出毛笔，在名字栏写了三个字——“苏文卿”。这次的笔迹比三年前有力——不是练习的结果，是不用再分心照顾母亲了。他母亲去年冬天走的，咳嗽了大半年，最后那口气是在油灯底下咽的，手里还攥着他的旧考卷。他把最后一张考卷贴在母亲坟头的石碑上。那张考卷陪他考了院试，现在陪母亲。他写字的时候手没抖，母亲在的时候他每次写名字都抖——怕写不好，怕让娘白等。现在娘不在了，他反倒写得定。
三郎接过报名表。他的毛笔还是那支分叉的备用笔——笔杆上唐芸的五瓣花还在，刀尖刻的痕迹被磨得更淡了，摸上去只剩一点浅凹。他在名字栏停了一拍。这三年他跑过日本航线，开过竹器作坊，在泉州港看过世界，手里攒的银子够租半条船。但他还是站在了这里。不是因为信科举——科举两次把他挡在门外，他比谁都清楚那套规则的缝在哪、堵在哪。是因为想证明一件事：他可以在这两个世界里同时存在。既是唐记商号的少东家，也是县学注册的生员。既是商人，也是读书人。毛笔不是只能写八股文。人不是只能做一件事。他在名字栏写了三个字——“唐逸”。写完之后在下面加了一行很小的字，铅笔写的：“这次写真的。不削角。”
李文进接过报名表，没有立刻写名字。把那张表拿在手里看了好一会儿，纸角被他捏出了褶子。抬头看了一眼赵先生。赵先生没有看他——在看窗外，那几片快掉的柳叶。李文进低头用炭条在名字栏写了三个字。字迹比以前工整——不是练的，是在给人记账时用炭条在账本上写数字，每天写几百遍，写着写着字就工整了，力道也匀了。他用炭条写了三年账，手上的茧从指尖挪到了虎口，握笔的姿势跟握算盘是一个样。他写罢，把炭条在桌沿蹭了蹭，没说话。三年前他坐在这屋里背《四书》还结巴，现在他能一口气报出三十家铺子的月账。考场和账房，他都要。
马平川没有来。他去年乡试中了举人，如今在京城备考会试，是这一批同窗里第一个走出去的。丫鬟端参汤的日子远了，他爹的玉扳指还转着——转着给儿子铺会试的路。三郎看那空椅子，忽然有点替他松口气。马平川这人坏不到哪去，就是生在马文忠那种家里，路被爹铺成了独木桥；如今独木桥走通了，桥那头，是他自己的会试了。
赵先生把四张报名表收上来，叠好放进一个旧牛皮纸袋里。纸袋边缘磨破了，被透明胶带补过——不是胶带，是浆糊，黄澄澄的，干透了发硬。这袋子跟了他三十年，每次里面装的表格数量不一样。有些年份四张，有些年份零张——有一年村里没人考，他一个人对着空讲台坐了一上午。今年四张。他把纸袋放在桌上，站起来对着下面十个学生——包括四个要赶考的和六个还没考过的。说了一句话，声音比以前沙哑，像破了的锣，但每个字都清楚。
“县试只是第一步。府试是第二步。院试是第三步。乡试——是第四步。每一步都会有人掉队。掉队了不丢人。但如果你还没掉队——就继续走。”
下面六个小家伙似懂非懂，有几个点头，有几个在玩衣角。三郎看着赵先生，发现他的头发全白了，三年前还有几根黑的，现在一根不剩。可那双眼睛还是清的，跟他第一次在私塾讲“习=鹰学飞”时一个样。三郎觉得，赵先生这辈子没中举，可他教出来的学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还走在路上。这算不算另一种中举？
三郎把笔插回笔筒，没急着走。他走到马平川那张空椅边，手指蹭了蹭椅面，灰没了，木纹还在。三年前这椅子上坐着个趾高气昂的富家子，如今他中了举，往京城走了。可那空气里还留着一股子不服——马平川头回中举靠的什么，他自己心里清楚；三郎也清楚。三郎觉得，他和马平川，一个走商一个赶考，看着两条路，其实都在跟同一样东西较劲：凭自己，能不能走出父辈的影子。马平川的影子是他爹的银子和扳指，他的影子是祖父的竹椅和密歇根的那场雪。都不好走。他冲那空椅子点了点头，像跟一个老对手道个别，然后转身出了门。秋风灌进领口，凉得人一激灵，可脚步是稳的。
三郎出得门来，二叔在院外老槐树下等着，烟袋锅子别在腰里，见他出来，递了个眼神：“完事了？”三郎点头。两人一前一后往家走，秋风吹得裤管忽闪。二叔忽然冒出一句：“你爹今早还问，你报没报名。”三郎笑：“叔你替我说一声，报了。”二叔“嗯”了一声，走了几步又道：“你祖父见你又去考，准说——考吧，考不中咱还有竹子。”三郎想起祖父那句“科举不是唯一的路”，心里那根弦又松了一扣。二叔这人，话少，可每句都往人心窝子里塞。“叔，”三郎说，“这回我写真的，不削角。”二叔把烟袋锅子拔出来，空磕了一下：“写真的好。假的咱唐记不卖，考卷也不写。”
两人说着，到了村口，枣树影里元宝的坟小小的，三郎脚步顿了顿，没停，走过去了。祖父在屋里歇了，他改天再去看他。月光把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叠在土路上，像两道并排的犁沟。二叔在院门口停住，没进去，又磕了下空烟袋：“马文忠那边，你留神。他儿子中了举，他反倒更盯着你——你若这回也中了，马家的脸往哪搁？回头怕要在考场上使绊子。”三郎一怔——他光想着作坊，倒忘了考场也是马文忠能伸手的地方。“谢叔提醒。”他记下了。科举这潭水，比海上的风还浑，他得睁只眼。二叔推门进院，他在门外又站了片刻，听见屋里二婶问“饭熟了没”，二叔“嗯”了一声。家常的声，踏实。他转身回屋，把报名表压在备考笔记底下，跟那张柳叶书签并排。
窗外歪脖子柳树的最后几片叶子落了下来，打着旋，落在窗台上，枯黄，脆。冬天要来了。明年春天新叶子会长出来。赶考的人也会再来。三郎把笔插回笔筒，那支分叉的笔立在里头，像一面小旗。
三郎吹了灯，躺在炕上，听见窗外风卷着柳叶打在窗纸上的声，沙沙的，像谁在翻一本翻旧了的账。他想起赵先生说的“继续走”——他走的就是这两条：商的海，考的岸。哪条都不能停。明天去省城，他带的不止一支笔，还有唐家一院子的指望。迷糊间他看见自个儿站在长崎的码头，手里举着那张报关单，赵先生站在旁边点头，祖父在远处笑，三叔削的木船在脚边漂着。梦里的海没有风，平静得不像海，倒像一面等人写字的纸。他翻了个身，柳叶声里，慢慢睡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