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先生是在夏天病倒的。
不是大病——风寒。入夏那阵连下了半月雨，私塾的窗纸漏，风从缝里钻进来，凉丝丝的，吹了一夜，赵先生就咳上了。他不当回事，照常上课，嗓子哑了就用戒尺敲黑板让学生自己看书，手指没力气握粉笔就把题目写在黑板上让学生互相出题。敲黑板的力道比以前轻了一半——不是不用力，是手腕肿了，肿得发亮，像刚发面的馒头。三郎去给他送药时看到他手腕上贴了一块黑乎乎的膏药，味冲，是那种老方子，跟自己三岁摔破头时贴的可能是同一个配方。赵先生老了。不是今年才老，是一直在老，只是从前那股硬气撑着，让人看不出。
“赵先生——你休息几天。我来代课。”
赵先生看了他一眼。没拒绝，也没答应，就那么看着，眼里的光比从前淡了，可还清。大概是真的撑不住了。他从课桌底下摸出那个缺了口的酒壶——现在里面装的是水，不是黄酒，戒了。他递给三郎：“讲《论语》。讲到哪里你随便。你比我清楚。”三郎接过酒壶，凉的，壶身那道缺还在，是多年前摔的，他当年还小，记得赵先生举着这壶在灯下叹气，说“壶缺了口，酒漏，可话不漏”。
三郎接过酒壶，站在讲台上试了试，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学”字，笔画比赵先生抖，可还认得。他想起头回站这讲台是七岁，跟着赵先生念“人之初”，那会儿他连毛笔都握不稳。现在他站在这儿要给别人讲，位置反过来了。苏文卿在门口探头看了一眼，没进来，冲他比了个“稳”的手势，转身去帮人抄书目了。三郎吸了口气，把“学”字擦了。他要讲的不是书上的字，是书外头的理。赵先生教了他十年，教的从来不是死记，是活用的脑子和认人的眼。今天他替赵先生站这一班，站的不是先生的位子，是先生那股劲。
赵先生躺在那张旧竹椅上，长衫盖在身上——苏文卿的长衫也是补丁最多的，赵先生的长衫补丁种类比他还多，因为赵先生的补丁覆盖了更长的时间跨度。有些补丁是三十年前的布，颜色褪得跟别处分不出，摸上去薄得像纸；有些是新补的，大概今年刚缝的，针脚稚嫩，歪歪扭扭，不是赵先生自己缝的——赵先生缝的补丁针脚虽旧，可齐。这针脚，是唐芸的。三郎认得，唐芸给他补过袖口，也是这么歪。他忽然有点想笑，又有点酸。赵先生这身长衫，三十年前是读书人的体面，现在是一件被几个人轮流补过的旧衣。可体面不在新，在补的人还在。
三郎站在讲台上。他第一次以“先生”的身份面对下面十个学生。私塾比三年前小了——不是屋子小了，是人少了。胖男孩的弟弟现在也在私塾，坐在他哥当年画乌龟的座位上，画着差不多的乌龟，笔法还糙。李文进已经不来私塾了——在村里给人记账，听说手脚利索，镇上好几户都找他。周明远的目录册又厚了一点，多了三页“待访书目”，他趴在桌上抄得认真，毛笔尖都开叉了。马平川的座位空着——他爹给他请了更好的老师，不在村里念了。三郎扫过那空座位，想起三年前马平川刁难他背《千字文》，苏文卿挡在中间。座位空了，那档子事倒像隔了更远。
他翻开《论语》，翻到“学而时习之”。然后放下书。没有用赵先生的讲法。用自己的。
“你们知道『习』这个字以前是什么意思吗。”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只鹰。画得不好——跟胖男孩的乌龟水平差不多，鹰脖子画粗了，翅膀短了，可大概能看出是鹰。底下几个学生憋着笑。“小鹰学飞。老鹰把它推出巢，它扑腾着往下掉。掉下去就是死了，飞起来就是活了。那个扑腾的过程，就是『习』。”他放下粉笔，拍了拍手上的白灰，“你们在考场里写的那些八股文——不是『学』。是『习』。每次进号房都是一次扑腾。掉下去不可怕。不扑腾了才可怕。”
底下安静了。胖男孩的弟弟不画乌龟了，抬头看他。周明远停了笔。三郎忽然懂了赵先生为什么爱站这讲台——不是爱教书，是爱看底下那几双眼睛从懵到亮的那一下。那一下，比中秀才还让人踏实。
有个学生举手——坐在后排，脸生，大概是新来的。“先生，你以后还来代课不？”三郎看了一眼竹椅上闭着眼的赵先生，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苏文卿每次走时回头看的那个弧度。他学会了。他冲那学生说：“看赵先生恢复得咋样。他好了，这讲台还是他的。他不好，我来顶。”说完又补一句，“不过我讲得没赵先生好，你们将就听。”
赵先生在竹椅上动了动，没睁眼，哑着嗓子蹦出两个字：“够格。”声音轻，可三郎听见了。这两个字，赵先生当年说他写的那篇“为国取士”也配得上，现在说他站讲台也配得上。三郎鼻子一酸，硬压下去。他转身把黑板上的鹰擦了——擦不干净，留下一道淡印，像谁飞过留下的影。
学生散尽，三郎没立刻走。他搬了条凳子坐在赵先生旁边，看老人闭着眼，胸口微微起伏，呼吸比从前浅。他想起赵先生讲“习”那个字，讲了三十年，自己却没“习”出个功名——可“习”的何止是飞，还有教。赵先生把“习”教给了他，他今天又教给了底下那十个。这鹰一群一群地飞，老鹰推一把，小鹰扑腾，扑腾着扑腾着，就有人飞出去了，有人留在巢边接着推下一代。他忽然懂了赵先生为啥不恼一辈子没中举——因为这讲台，就是他的巢，他在这推了三十年鹰。三郎把长衫给赵先生掖了掖，轻手轻脚出了门。院里的月光白得发冷，可他心里是热的。
傍晚三郎收了摊，从家里带了碗小米粥和那包药，绕到赵先生住处。土坯房的灯亮着，他推门进去，赵先生靠在炕上，长衫搭在腰间，手里还攥着那本缺角的《论语》。见他来，眼皮抬了抬：“还想着我这把老骨头。”三郎把粥递过去，吹了吹，“先生今天讲的那句『习』，我底下那十个，有两个听进去了。”赵先生喝了一口粥，嘴角沾了米粒，“听进去就好。我教三十年，听进去的没几个。你算一个。”三郎坐下，看老人花白的头，忽然问：“先生后悔过没——考了一辈子，没中举。”赵先生愣了下，笑了，笑得咳了两声：“后悔？我若中了举，就在哪县当个学官，管管童子试，未必有空在这破私塾待三十年。没中，反倒把你们这几个，一个个推出巢。”他指了指窗外那棵歪脖子柳，“鹰飞了，巢空了，可巢还在。我这一辈子，就在这巢里。”三郎鼻子一酸，把药包放枕边：“先生这巢，我替你守着。下回您好了，我还来代课。”
赵先生没说话，手在炕沿上拍了拍，像拍当年的他。灯油噼啪响了一声，屋里暖得让人不想走。三郎起身要走，赵先生叫住他：“唐逸。”这是头回听赵先生叫他名字，不是“三郎”也不是“唐家老三”。“你往后两条路都走，别偏。商能养家，学能养心。两条都空了，人就成了漂着的船。”三郎点头，把这句话记进怀里——跟祖父那行字、跟老海商那块银子放一块。
那天下课，学生散了，三郎把长衫给赵先生盖好，酒壶摆在手边。赵先生睁开眼，看了他一眼：“你讲的『习』，比我又深了一层。”三郎说：“是您教的。”赵先生摇头：“我教的是书，你讲的是命。书是死的，命是活的。”说完又闭了眼。三郎站在讲台边，看窗外那棵歪脖子柳，柳叶被夏风刮得翻白，像一片片巴掌在摇。他想起自己十六岁，赵先生快六十。一代一代，就这么在讲台上交班。
三郎出了私塾门，夜风一吹，清醒了些。他回头望了眼窗里赵先生的影——老人裹着长衫，缩在竹椅里，像一粒被风收住的种。种落在土里，明年发不发芽不知道，可土记得它。他踩着月光往家走，脚步比来时重，不是累，是装了东西。前世他败选那夜，也是这么走着，觉得天塌了；今夜他走着，觉得天没塌，是有人替他撑着——赵先生撑着讲台，祖父撑着家，唐芸撑着账。他一个人走，可背后站着一溜人。这感觉，比赢了选举踏实。他走了几步，又回头望了眼私塾的窗。灯还亮着，赵先生的影还在里头。他冲那影轻轻拱了拱手，转身没入夜色。明早他还来代课，把这讲台的气接着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