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试报名那天晚上，三郎在油灯下摊开两本账簿。
左边是唐记竹器作坊的账——三个月出货两百个竹篮，净赚四十三两。数字一列列，唐芸写的，工整，末页还画着那座山连海的图。右边是乡试备考笔记——三年积累，五门课，三百道模拟题，红笔改过的痕迹一道道，像伤口结的痂。两本账都翻得起毛边，页角有各种食物痕迹——竹器账本上有竹屑和桐油味，凑近闻还能闻见青竹的清；备考笔记上有墨迹和枣子渍。枣子是母亲晒的蜜枣，每颗都皱巴巴，放在他书桌上一篇篇八股文旁边。他吃着枣子背《四书》，嘴里甜的，脑子里全是朱熹的注，甜和苦搅在一块儿，倒不腻。
三郎把两本账都合上。站起来走到院子里。月亮还没升起来，枣树的影子被灶房里的灯光投在泥地上，微微晃，像有人在影子里走路。夜风凉，吹得他蓝衫贴在后背，舒服。三年了，他左手记账，右手备考，两本账都没落下。旁人看他像个分身的人——白天是唐记少东家，晚上是县学生员。可他自己知道，不是分身，是一本账的两面。做生意要算清，考科举也要算清，算的都是“我这个人值几两”。
他翻开备考笔记，第三页夹着一张旧纸——是头回落榜时赵先生写给他的一句批语：“文有奇气，惜未逢其主。”墨迹被他摸得发了毛。三年里他翻来覆去读这句，起初觉得是安慰，后来觉出是提醒：他的“奇气”不是毛病，是没人接得住。这回他要把这气写足，不藏。他又翻到模拟题那几页，红笔改的痕迹一道道，都是他削了角的证据——这回一道不改，原样写。前世他竞选最后一场辩论，团队劝他收着说，他偏把最冒犯的那句甩了出去，结果民调涨了三个点。选民要的是真话的棱角，不是打磨过的圆。考官也是人。
三叔坐在柴房门口的石墩上，手里削着一根新木头——不是鸟，不是兔子，不是算盘。是一艘船。船身细细长长，船头翘起，船底刻了波浪纹。三桅——跟泉州港那艘福船一模一样，只是缩小了几十倍。三叔低头削，木屑簌簌落在鞋面上，他也不掸，整个人缩成一团，像又回到了当年在门框上削木头鸟的那个三叔。可这次削的不是关在笼里的鸟，是能出海的船。
“三叔——你削的这是。”
“船。”三叔没有抬头，刀尖在桅杆根上刮了刮，“你上次回来画的图——老海商那艘船的图。我照着削的。桅杆不好削——太细，容易断。断了三根。第四根才削成。”他把船举到灯前转了转。桅杆上还差一面帆——还没削。船身已经好了，能平稳立在石墩上，纹路顺着木丝走，是三叔手感的痕迹。
三郎看那艘木头船。三叔这辈子削过几十只鸟、几只兔子、一只猫、一辆小推车、一个小人。这是第一艘船。船不是活物，但船能把人带到更远的地方。三叔大概想用这艘船说一件事——他没说出口，但他把桅杆削了四根才削成。断了三根，第四根成了。这种韧性不是天生的，是练出来的。就像他那只大翅麻雀底下刻的“远”字。船比麻雀大，能飞的地方也比麻雀远。三叔削了一辈子关在院里的东西，这回削了要走出去的。
三郎把船接过来。木头还是温的，被手攥了很久，带着三叔掌心的热。他把船放在新算盘旁边。算盘的珠子脆，船的桅杆细。两样东西都是他以后要用的。一样在岸上记账，一样在海上航行。三叔这艘船，跟他怀里那张长崎报关单是一个理——都是从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的凭证。
明天去省城乡试。这次写真的。不削角——或者少削。他这几年在日本航线学会了一件事：山田买他的竹器不是因为竹器编得安全——是因为竹器编得跟别人不一样。斜的纹路，不容易断。考场上他也该写斜纹——不是标准纹路，但更不容易断。赵先生说他写了三十年安全文章，最后不知道真的长什么样。三郎这次要知道真的长什么样。就算是被批“文有奇气”，至少是自己的气。前世他懂这个：选民能闻出假话，阅卷的考官也能。装得再像，骨子里那点虚，落在纸上就是灰的。
他走回屋里，在备考笔记最后一页用毛笔写了一行字。不是八股文——是他自己。“明天赶考。这是第三次乡试。前两次落榜——一次因为削太多角，一次因为写真的被刷。这次——各一半。器者不卑，不器者不骄。”
写完，他吹干墨，把笔搁下。笔杆上唐芸的五瓣花在灯下泛着浅光。他想起唐芸说的“山上的竹子，海上的价”，想起二叔说的“换了个十六岁的女娃”，想起赵先生说的“够格”，想起祖父那行地契上的小字，想起三叔削断的三根桅杆。这些人没谁替他写考卷，可都给了他往上走的那一推。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枣树影子被月光拉长，投在院子里，黑长的一条，像谁在地上写了一个字。三叔把船放在窗台上晒月光，木船在月色里泛着淡白，桅杆细得透光。三郎把两本账放在床头。一本已经能赚钱，另一本还在等分数。从明天起，这两本账要继续一起算——直到不需要算为止。
回屋他没立刻睡，就着油灯给老海商写了封信：“泉州一别三月，唐记作坊出货两百，净赚四十三两，日本那边的价稳。明日我去省城乡试，这回不削角，写真的——您说过，海上靠品质，考场上我想也靠这个。”写罢，他又翻出给苏文卿的那张旧纸，添了一行：“明日同赴省城，考场见。你写稳的，我写真的，看咱俩谁先让考官点头。”他想起三年前两人同考落榜，苏文卿陪他走到村口说“三年后再考”，如今第三个三年到了。承诺这种东西，苏文卿是那种说了就真等的人。他羡慕，也学。前世他给选民的承诺，多半是说了就忘，赢了就好；这辈子，他学着把承诺当账记——记下了，就得还。两本账，一本商，一本考，其实都是“说到做到”四个字。
他把信叠好，跟报名表、跟那张长崎报关单并排压在箱底。灯油噼啪响了一声，他抬头看窗外，三叔的木船在窗台上，月光里静着。那船没帆，可立得稳，像在等风。他自个儿也像那船——没帆，可装着货，装着人，装着祖父的话、赵先生的劲、唐芸的账、二叔的烟袋。风一来，就能走。他伸手把木船往窗台里推了推，怕夜风刮下来。手指碰到船身，温的，三叔的手温还在上头。“三叔，”他无声说，“等我从省城回来，你那帆，我帮你削。”
他吹了灯前，又去院里站了片刻。三叔的木船在窗台上，月光镀了一层银，桅杆细得透光，可立得稳。他想起白天三叔说“断了三根，第四根才成”——他这回乡试，也算第四根桅杆。头两次断了，第三次得成。不成也不怕，船上还有唐记的货等着他。他忽然笑了一下：前世他败给特朗普那回，觉得自己天塌了；现在想想，天没塌，是另一片海开了。密歇根的雪，唐家村的枣，长崎的报关单，泉州港的桅杆——都装在他这十九年里，沉甸甸，可轻省。他回屋吹了灯，躺下。月光从窗缝漏进来，落在账本上，落在木船上，落在那支分叉的笔上。院子里静，只有枣树叶偶尔响一声。十九岁的唐逸，左边一本商账，右边一本考卷，中间一颗心，装得下两个世界。
他闭上眼，英文在脑子里轻轻落了一句：*two ledgers, one life. Lets see what the scores say.* 他忽然又睁开眼，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支分叉的笔，在指间转了转。笔杆上唐芸刻的五瓣花，在月光里淡得几乎看不见，可指尖摸得到。这支笔写过八股，画过竹篮，今夜要写第三样——赶考的决意。一支笔，三种用，跟人一个理：不是只能干一件事。前世他最后一场辩论前夜，也是这么睁着眼到天亮，怕输；今夜他睁着眼，不怕输——因为输了，唐记的货还在，唐芸的账还在，三叔的船还在。科举这条船翻了，他还有海上的船。想通这点，眼皮就沉了。
窗外的枣叶还在响，一声，又一声，像在替他数着剩下的时辰。他想起祖父说“替爷爷看看”，想起赵先生说“继续走”，想起三叔削断的三根桅杆——这些人没谁替他考，可都把他往考场上推了一把。他不是一个人进号房。他是带着一院子的人进号房。这念头一起，连“落榜”两个字都不吓人了。他伸手摸了摸枕边的木船，桅杆细，可立得稳——像他这回的心。风浪再大，船在，路就在。
然后睡了。明天赶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