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试放榜后的那个月，三郎发现自己多了一个习惯——每天早上去杂货铺之前，绕到村口看一眼老槐树。不是看树，是看树下有没有人。县试第六的消息传开之后，村长老三在打谷场上说过一句话——“唐家三郎，抓周抓了两样的那个，县试第六，跟他爷爷当年一模一样。”这句话被风吹到了邻村。隔天就有不认识的人牵着孩子来杂货铺买盐，顺便看一眼“唐家那个神童”。二叔统一回答：“在私塾。”等人走了之后把烟袋锅子从嘴里拿下来：“你什么时候来站柜台，帮我多卖几斤盐。”说真的，二叔大概是全村第一个把“侄子中县试”直接换算成“杂货铺客流量”的人。
但“神童”这个标签让三郎不太舒服。不是因为谦虚——是因为他自己知道这个第六名是怎么来的。削掉了三个想法，咽回去一句英文，把论证顺序从“先事实后经典”硬改成“先经典后事实”，在最后一刻保住了关于“天”的真实想法但藏在了“天道无言，圣人察之”的套话下面。第六名不是因为写得好——是因为藏得刚好。不多不少，刚好不被发现。
有一天他路过打谷场，听到胖男孩正对着他弟弟吹牛。“我哥跟唐家三郎是同班——他县试第六！”他弟弟瞪大眼睛，显然不太相信那个在村口被鸡追得到处跑的胖子跟“神童”有什么关系。但胖男孩继续吹：“我上次月考排第十二——前面十一个人都是天才。”三郎忍住笑走开了。胖男孩上次月考排第十二是因为全班只有十三个人，第十三名是刚转来的孩子。但这个算术逻辑在打谷场上是无懈可击的。第几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前面的人够多，看起来像竞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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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下午，二叔的杂货铺来了个生面孔。不是来买盐的——是来考人的。镇上粮铺的周老板，穿着绸衫带着账房先生，进门先看三郎，再看柜台上的算盘，然后从袖子里掏出一张进货单。“听说唐家出了个神童——帮我算笔账。今年秋粮，青田县三个镇的稻谷收购价各差两文。枫桥镇最高，七文一斤；石浦镇最低，五文一斤。我从三个镇各收三百斤，运到府城卖，运费每百斤八文，府城售价十文一斤。刨掉所有成本，净赚多少。”
三郎接过进货单扫了一眼。没有拿算盘。在心里打了大概半盏茶的功夫，报了一个数字。周老板回头看自己的账房先生——账房的算盘珠子上打出来的数字跟三郎报的相差不到五文。账房先生的算盘是新打的，珠子比二叔那把还脆。他低头看着自己打了三年的算盘，又抬头看了看三郎——这个连算盘都没碰的孩子。周老板把进货单收回袖子里，看着三郎说了一句话。
“你以后要是想找个账房的活干——来我这儿。比杂货铺赚得多。”
二叔在旁边叼着空烟袋锅子，替三郎回了。“他以后要考举人的。”
“考不上呢？”
“考不上也是我唐家的账房。”二叔把烟袋锅子从嘴里拿下来，在柜台上轻轻磕了一下。“轮不到你。”
周老板笑了——不是被冒犯的笑，是“这小孩有意思”的笑。他带着账房先生走出杂货铺，走到门口回头补了一句：“这小子以后不管考不考得上——算账的本事别丢了。生意场上需要这种人。”账房先生跟在后面小声说了一句：“他那心算比我打算盘还快。”周老板没有回答。但他在骡车上坐稳之后，让账房先生把进货单拿出来重看了一遍——大概在想以后要不要多来这家杂货铺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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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文卿这几天没来私塾。三郎去看他——苏家土坯房里弥漫着更浓的药味，纺车停了好几天，线锭落了一层灰。苏母靠在床头，嘴唇发白，但还是笑着招呼他坐。“文卿去镇上抓药了——他说府试一定要考。我说你别管我，考你的。”她咳嗽了一阵，用手帕捂住嘴。手帕上有一小块暗红色的痕迹——不是第一次了。三郎假装没看见。苏母也假装他没看见。两人只谈天气和杂粮饼子的价格，不谈手帕。
苏文卿回来时手里拎着两包药，袖口上沾着雨后泥——大概在回来的路上滑了一跤。他把药放在灶台上，从怀里掏出《府试策论集》翻开。“府试的策论题我猜可能会出水利或者赋税——去年省城乡试出的是水利。你二叔不是挖了二十年水渠吗，你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别背书上的，书上都是大禹治水。考官看了一辈子大禹治水。给他一个真挖过水渠的人说的话。”他一边说一边煎药，砂锅咕嘟响，袖口上的泥干了掉在灶台边，正好落在赵先生上次来探病时落下的那个空茶杯旁边。同一个位置，不同的人留下的痕迹。苏母躺在床上看这两个少年——一个在翻书，一个在煎药。她没有说话，只是嘴角弧度跟苏文卿一模一样。
三郎把苏文卿的话记下了。苏文卿在灶台边煎药，手里翻着《府试策论集》。三年前在同一间屋里给母亲煎药，翻的是县试集。现在翻的是府试集。三年后如果还在这间屋里煎药，他大概在翻院试集——也可能在翻完全不同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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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家出来，三郎去了二叔的杂货铺。二叔正蹲在仓库门口翻旧账本。三郎问他关于水渠的事——不是背书上的大禹治水，是真挖过水渠的人说的话。二叔叼着空烟袋锅子蹲在地上，拿树枝画了一条线。
“水往低处走，铁规矩。但铁规矩也有例外——你把水渠修成弯的，让水慢一点走，高处那块田也能分到水。你四岁那年画的图就是这个道理。我挖了二十年才学会。你四岁就会了。”他把树枝插在泥地里。“府试要是出水利——把这个写上。考官看了一辈子大禹治水。给他一个青田县唐家村的水渠。”
三郎低头看泥地上那条线——歪歪扭扭的弧线，跟他四岁时用手指画的那条一模一样。只不过这次是二叔画的。十二年了，这条线从三郎的手指传到父亲的锄头，再从父亲的锄头传到二叔的树枝。每条水渠都是同一条线。话说回来，这个村里大概没有人专门教过水渠设计，但所有人都知道水往低处走——以及怎么让它往高处走。这套知识没有教科书，全在田埂上的泥地里，一条线一条线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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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路上经过村口。老槐树下没有陌生人了。只有元宝趴在树根旁边，下巴搁在前爪上，耳朵偶尔扇一下赶苍蝇。看到三郎，尾巴扫了一下地。元宝不知道什么县试府试——它只知道每天傍晚主人在这个时间回来。三郎蹲下来揉了揉它缺角的耳朵。元宝打了个哈欠，呼出来的气有股中午吃剩的红薯味。三郎在它旁边坐了一会儿。这棵树下——七年前他是被祖父抱回家的哑巴孩子，现在他是县试第六。树还是这棵树。只是树下的狗老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元宝睁开一只眼看了他一下，又闭上了。继续趴着。反正主人明天这个时间还会回来。元宝的时间观念跟科举的三年一届不一样——它的计时单位是天，不是年。每一天都是同一个傍晚。
回到私塾时，赵先生正在改卷子。看到三郎进来，没有抬头，只是把一张毛边纸推到桌子另一边。纸上是府试的模拟题——不是赵先生出的，是他自己写的。题目只有两个字：“水利”。旁边用红笔圈了三个字——“问二叔”。
三郎抬头看赵先生。赵先生还在改卷子，没有抬头。但他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已经知道你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