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丁走后的当天下午，天阴得极重，像有雨却迟迟不落。赵简之在院子里用一块磨刀石来回蹭他那把从上海带出来的短刀，刀刃刮在石面上发出极细的沙沙声。郑耀先坐在二楼房里，把那叠化龙桥和临江门附近的可疑人员名单重新翻了一遍。窗外那棵枇杷树的叶子被风吹得翻过来，露出灰绿色的背面。他看得并不急，手指在纸页边上一行一行地划。有些字迹极潦草，有些是铅笔写的，被潮气一泡已经模糊。他主要看那些重复出现的描述，比如衣着、年龄、口音和停留位置。做这种甄别，在上海时他不知干过多少回。只不过上海街头那些要命的人，大多是76号和特高课的。而重庆街头这些，可能是鬼子的，也可能是中统的，甚至可能是军统内务处的。
简一鸣上楼来敲了敲门，说：“郑组长，郭处长让我把内务处那边送来的问话提纲给您。说明天下午两点，在局本部后楼二层东边第一间。您一个人去。”郑耀先接过那个牛皮纸信封，问：“提纲是内务处自己拟的，还是有人代拟？”简一鸣说：“这我就不清楚了。郭处长只说让您心里有个数。”郑耀先点头。简一鸣没有多待，下楼去了。郑耀先关上门，把信封拆开。里面是两张浅黄色的局本部用笺，上面用极工整的仿宋体列出几条问题。第一条：何时加入军统，介绍人与证明人分别是谁。第二条：在上海站期间，有无与共党人员发生私人往来。第三条：对于上海站交通员吴三失踪一事，请详细说明经过。第四条：在一月南市邮局事件中，为何在行动失败后仍坚持单独返回现场。第五条：与赵韵灵的关系以及对赵韵灵死亡的判断。第六条：此次回渝途中，有无接触身份不明的外乡人。第七条：对陆中特派员在上海之工作有何评价。
郑耀先把七条看了三遍。每一条都像一层纸，纸后面站着好几个人。第一条是开场，看似简单，但回答时的细节会被拿来和局本部档案比。第二条、第三条是刀刃。吴三正是他当初放走的那个青年，陆中果然把这事咬上来了。第四条更阴，南市邮局事件中他的确在行动失败后单独返回现场。那是为了确认一个同志是否已经及时撤离。那次的现场后来被76号拍过照，军统内部也有行动报告。他必须给出一个让内务处无法反驳的行动逻辑。第五条是赵韵灵。赵韵灵死在上海，已是不可能再开口的人。但越不会开口的人，越容易被两边利用。他不能说赵韵灵是敌，也不能说她和自己完全无关。唯一稳当的说法，是把关系固定在“利用与被利用”上，并一口咬定赵韵灵的死是76号的反扑。第六条是针对小丁。小丁已经被送走，但他们在路上不可能完全没被人看见。这一条最好用模糊处理，把三个男人同行说成两个军统人员带一个临时脚夫，尽量把小丁压到最小的存在感里。第七条最微妙。陆中是毛人凤的人。郑耀先不能在内务处说陆中的坏话，那样反而会显得心虚。他要给陆中一个“工作谨慎、方法偏激”的评价，先扬后抑，再补一句“有些做法在上海很危险”。这样既不正面冲突，又留下转圜。
他把这些想法在脑子里绕了几圈，又把赵简之叫进来。赵简之正在楼下和魏成闲扯，听郑耀先叫他，几步跨上楼。郑耀先关上门，问：“吴三的事，你还记得多少？”赵简之愣了一下，说：“吴三？就是那个在法租界后巷被你逮住又放了的线人？”郑耀先点头。赵简之说：“你不是说那小子是个跑腿的，留着能给咱们递消息。后来没消息了，怕是死了。”郑耀先说：“内务处明天问起来，你就照这话说。别加你自己的猜测。”赵简之说：“我知道。那吴三后来到底跑哪去了，我也没问过。”郑耀先说：“不用问。他死了。死在老闸桥下面，是76号干的。这话如果别人问你，你就说是我后来查到的。”赵简之应了一声。郑耀先又低声把明天问话时可能被单独问到的问题给赵简之过了两遍。赵简之虽性子粗，但跟了郑耀先多年，知道什么时候该装傻，什么时候该发火。郑耀先交代，如果内务处的人用激将法，说上海站行动组混进了共产党，让赵简之提供线索，赵简之可以拍桌子，但千万别动手。赵简之说：“他们敢提，我就骂。动手不会，我不会给六哥添乱。”
第二天上午，郑耀先照常到楼下吃早饭。郭世斌没在，魏成和简一鸣也不多话。吃完饭，赵简之被孙德旺叫去后面帮忙清点一批刚到的物资。郑耀先回房把问话提纲又看了一遍，然后换上一件干净的深灰色中山装，把皮鞋擦了一遍。他很少在穿着上花心思，但今天要去内务处，必须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已经在军统扎根多年、行事有章有法的老牌特工。临出门前，他把一支钢笔和一个薄薄的笔记本放进上衣口袋。那本子是新的，里面一个字也没写。他打定主意，进去以后不主动做任何记录。不记，就不会留下多余笔迹。
午后一点半，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巷口。郑耀先上了车。车子在重庆高高低低的街道上绕来绕去，最后从罗家湾附近的一条侧巷拐进去，停在一栋灰砖小楼后面。司机说：“到了。您从后门上二楼。有人接。”郑耀先下了车。后门开着，一个穿藏青色中山装的年轻人站在门内。他看见郑耀先，点头说：“郑组长，这边请。”郑耀先跟着他上楼。楼内很静，走廊又窄又深，两边的门都关着。空气中有一股极淡的来苏水味，和重庆这个季节常有的潮霉味混在一起。走到东边第一间，年轻人敲了敲门。里面有人说：“进来。”
房间不大，窗户被米色窗帘遮了一半。当中一张长桌，桌后坐着三个人。中间一个四十多岁，圆脸，戴副无框眼镜，头顶微秃。左边一个三十多岁，精瘦，眼窝极深，穿灰色军便服。右边一个更年轻些，模样斯文，面前摆着一个硬皮本和一支钢笔，像做记录的。桌对面放着一把木椅。郑耀先扫了一眼这阵仗，心里有数了。这样的布置，果然不只是“说明”，而是有正式问话的意思。他朝三人略一点头，坐到那把木椅上。那圆脸男人先开口：“郑组长，别紧张。今天请你来，主要是把陆中特派员从上海发回来的一些疑问当面厘清。不是正式审查。”郑耀先说：“我配合。”
圆脸男人自我介绍：“我是内务处督查科的周世福。这是赵康年，那是小林。”郑耀先朝他们分别看了一眼。周世福翻开面前的文件夹，说：“先对一下你的履历。民国二十二年入军统，介绍人王亚荪，证明人曾广礼。有没有记错？”郑耀先说：“没有。”周世福说：“你加入后在南京特训班受训七个月，之后派到武汉站，再后来是上海站。这中间有没有脱离过组织？”郑耀先说：“没有。在武汉站时受过一次伤，离队养过二十天。那是批准过的。”周世福点点头，在那张纸上勾了一下，又问：“你在上海站期间，主要负责哪些工作？”郑耀先说：“行动。反谍。对76号和特高课的人进行侦察、策反、打击。”周世福说：“有没有和共党方面的人打过交道？”郑耀先说：“我主要对付日本人和汉奸。共党在上海有他们自己的地下盘子，平时和军统井水不犯河水。但有时在租界里会碰到。碰到了，各走各的。”周世福问：“各走各的？一次都没有冲突过？”郑耀先说：“冲突当然有。我们查到有人在给苏北送物资，动过手。但那是下面人做的。我亲自处理过几个给共党跑交通的。该杀的杀，该放的放。在敌后有时候不能杀绝，要留个口子。”周世福停了停，目光从眼镜片后面射过来：“留个口子？这话容易让人误会。”郑耀先不紧不慢地说：“军统上海站的任务第一是打鬼子。杀了共党交通员，会把租界巡捕房的视线全引过来，会让日本人在旁边看笑话。所以对一些小角色，我们只打不杀。这是行动策略。”周世福和旁边的赵康年交换了一下眼神。赵康年忽然问：“吴三是不是就是你说的‘只打不杀’的人？”郑耀先点头：“是。吴三是我在法租界后巷抓住的一个跑腿的。他当时身上只有一包药和几张当票。我审过以后，认为他不是核心，就把他作为线人放了，让他在南市一带给我们看几个点。”赵康年问：“后来呢？”郑耀先说：“后来他断了联系。我让人查过，最后一次有人见他在老闸桥附近跟两个生面孔走。没过多久就死了。尸体被巡捕房从苏州河里捞上来。我认为是76号干的。”赵康年说：“有人举报说你当时已经知道吴三和共党有关系。你放他，是故意纵敌。”郑耀先目光平视他，说：“谁是举报人？让他拿实证。吴三如果是共党，我为什么还要让赵简之在行动记录里留他的名字？我不留，不是更干净？”赵康年没接住。周世福咳嗽一声，把话头接过去：“那南市邮局那次呢？你们行动组死了七个人，计划完全失败，你为什么还要单独返回现场？”郑耀先早就等着这一问。他说：“因为那次行动的目标是伪上海市邮政局副局长季长明。我们收到的情报是季长明每晚七点会从后门出来。结果那天他从前门走了。行动队在后门扑空，又中了吴世宝的埋伏。我作为行动组组长，必须确定季长明是不是已经从邮局离开。如果没离开，我的人就白死了。所以我等枪声停了以后摸回去。当时邮局后门已经被封了，我隔着两条弄堂看见吴世宝的人在搬尸体。季长明的车子从前面开走。我判断他已经跑了，就撤了。”周世福问：“你回去只是为了确认目标？”郑耀先说：“是。那次我们折了七个人。如果连目标走没走都不知道，我没法跟上面交代。”周世福盯着他看了几秒，说：“但你在现场被76号的人看见了。”郑耀先说：“看见了，没抓住。我是从下水道爬出去的。这些我都写在行动报告里了。”周世福不再追问，翻了一页，语气稍微缓了些：“赵韵灵呢？你们关系不浅吧？”郑耀先没有避开，说：“赵韵灵是上海滩红人，认识日本人和76号的人。我通过她拿过几次消息。她跟我们是合作关系。后来她被76号怀疑，我让人提醒过她。她没走。再后来就出事了。”周世福说：“有人怀疑赵韵灵死前和你见过面。”郑耀先说：“见过。她找我要钱，想跑。我没给。因为当时站里经费已经断了。后来她是被76号的人从杜美路一家旅馆里带走的。这些宋孝安的情报组都有记录。”周世福合上文件，靠在椅背上，似笑非笑地说：“郑组长，你的话很圆。但陆中特派员不是这么说的。”郑耀先问：“陆中怎么说？”周世福没有答，只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放在桌上，用两根手指推到郑耀先面前。那是一张从高处俯拍的照片，画面里是法租界一条后巷。巷口有雨蓬，地上全是水。一个男人正把一个年轻人从地上拉起来。男人只露侧脸，年轻人则低着头。郑耀先认出那正是自己和吴三。他面上不露，心里却急速转了起来。陆中还是弄到了照片。
周世福说：“那个年轻人后来从老闸桥附近消失。陆中说，你是把他放走的，不是当线人。照片下面有日期。”郑耀先只扫了照片一眼，说：“照片能说明什么？我抓他，我扶他，这都正常。线人本来就是抓了放、放了抓的。陆中在上海时不在现场，他拿张照片当我纵共，那我还说他污蔑同事。”周世福说：“你敢不敢跟陆中当面对质？”郑耀先说：“随时可以。不过他现在在上海，怎么对质？拍电报对质吗？如果内务处就凭这张照片给我定罪，那我要求见戴先生。”周世福脸色微变，忙说：“今天只是问话，不是定罪。”郑耀先说：“既然是问话，我就再说一句。我郑耀先在上海杀的人，比你们在重庆审过的人还多。我要是共党，日本人早就提着我的脑袋去邀功了。还轮得到陆中在后面打小报告？”他说完坐得笔直，目光在三人脸上依次扫过。那做记录的小林低下了头，笔在纸上顿了顿。赵康年没说话。周世福干笑了一声，说：“郑组长，别动气。内务处也是照章办事。你说的每一句，我们都会记录在案。戴先生那里会有抄件。”郑耀先说：“那就请周科长记清楚。我在上海没对不起军统。谁想拿我当登楼的梯子，麻烦他把脚踩稳。”
屋子里静了半分钟。周世福把照片收回去，又问了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比如回渝途中住宿的旅馆、接触过的车夫、万县等船时有没有遇到可疑人员。郑耀先按事先和赵简之对好的口径一一答了。对于小丁，他只说是在黄陂附近从路边捡的流浪青年，姓丁，一路帮着背行李。到重庆后已由徐站长安排送到北碚去了。周世福问了小丁的年龄、籍贯和身体特征，郑耀先答得很淡，像说一个并不重要的脚夫。周世福看不出破绽，便宣布问话结束。郑耀先站起来，朝三人点了点头，走出房间。下楼时他的步子很稳，直到走出后门，上了那辆等他的黑色轿车，他才慢慢吐出一口气。背心里全是汗。
回到特别行动处后，赵简之正在院子里等着。见郑耀先回来，他几步迎上来，低声问：“怎么样？”郑耀先说：“应付过去了。他们手里有张照片，我在巷子里扶吴三。没拍到我放人。”赵简之骂了一句：“陆中这王八蛋，人在上海还不消停。”郑耀先说：“照片不是陆中拍的。他没那么大本事。是租界巡捕房的人拍的。后来被中统的人弄去了，又转给陆中。陆中拿这个东西向毛人凤交差。”赵简之说：“那怎么办？他们后面肯定还得出招。”郑耀先说：“所以这段时间要更谨慎。该做的事一件都别落下。给上面看的，一定要滴水不漏。”赵简之点头。
晚上郭世斌回来，见郑耀先坐在堂屋里看名单，便走过来问：“问话还顺利？”郑耀先说：“顺利。例行公事。”郭世斌说：“内务处那些人，都是属狐狸的。你越硬，他们越不敢乱来。但也不能次次都硬。回头等陆中回重庆，才是真刀真枪。”郑耀先问：“陆中要回来？”郭世斌说：“听说下个月会跟着上海站一批轮换人员一起回来。他这次回来，多半要升。你得有准备。”郑耀先没再说什么，只点了点头。郭世斌回身走了两步，又停住：“老郑，咱们这个特别行动处，也有陆中以前的人。你多留个心眼。”郑耀先说：“我知道了。”
那天夜里，郑耀先一个人坐在二楼房间里。窗外的雨终于落了下来，不大，细密得像从天上撒下的灰。他听了一会儿雨声，然后起身把藤箱里的东西又整理了一遍。那根藏着情报的竹手杖已经跟小丁去了北碚。他手边暂时没有那三份情报了。但这并不等于没事可做。军统内部的水一天比一天深。陆中回来前，他必须把特别行动处里的人摸清。郭世斌、魏成、简一鸣、孙德旺，还有那个经常不在的汪联络员。每个人背后是谁，每个人在盯着谁。这些比对付鬼子还累。因为鬼子在明，自己人在暗。
他关灯前又朝窗外看了一眼。雨雾里，对面山坡上的灯火变得朦朦胧胧，像无数隔着一层水汽的眼睛。他拉上窗帘，和衣躺下。明天，他要开始看那些难民营的登记册。要找鬼子的探子，不能只在外面转。更要在那些最乱、最不起眼的地方，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看。那些人说不定就混在成千上万的流民里，白天要饭，夜里发电。他闭着眼，脑子里已经浮现出那一本本被雨水泡得发皱的登记簿。他有耐心。这是他在上海熬出来的本领。用最笨的办法，找最毒的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