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沿着城郊那条灰扑扑的土路往关卡方向走。天已经完全黑了，路两旁没有路灯，只在远处有几盏稀稀落落的电灯，亮得很不真切。他把自己那件旧大衣的领子竖起来，手插在裤袋里，步子不紧不慢。走到关卡前时，两个哨兵正缩在沙袋后面抽烟，其中一个用手电筒朝他脸上晃了晃，喝问：“干什么的？”郑耀先眯起眼，把证件从西装内袋里拿出来递过去，语气平静：“卫戍区情报处，从万县回来。”那哨兵接过证件，在手电光下照了照，又抬头看看他的脸，把证件还给他，说：“过去吧。”郑耀先点点头，抬脚过了横杆。
过了关卡再走半里，果然有一家关了门的邮局。邮局门脸极窄，两边墙上刷着“非常时期，谨防奸细”的蓝底白字标语。门口暗处靠墙站着一个人，中等个子，戴一顶旧礼帽，帽檐压得很低。郑耀先走近时，那人微微抬起头，露出一双小而亮的眼睛，低声说：“周参谋？”郑耀先答：“是我。”那人没再说话，转身往旁边一条更窄的坡道走去。郑耀先跟着他。那人在前面走得很快，但脚步很轻，看得出对这一带极熟。两人穿过几道石阶，又拐了两个弯，来到一处极不显眼的小院前。院门是黑漆的，上面钉着几块铁皮。那人从腰间摸出钥匙，打开门侧身让郑耀先进去。
院子里很暗，只有堂屋的窗户透出一线黄光。那人把门反锁上，示意郑耀先进屋。堂屋里陈设简单，一张方桌，两把竹椅，墙上挂着一面已经发黄的青天白日旗。桌旁坐着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深灰色中山装，面容清瘦，鬓角已经花白。他正在看一份油印材料，见郑耀先进来，站起身说：“郑组长，一路辛苦。我是军统渝特区联络处的老曾。”他做了个请坐的手势。郑耀先坐到他对面，把礼帽摘下来放在桌上。老曾倒了杯热茶推过去，说：“重庆这边早就知道你们要回来。你们从上海出来以后，沿途鄂东、宜昌几个点都发过电报。戴先生对这次你们带回来的东西很看重。”郑耀先喝了口茶，没有急着接话。老曾也坐下来，压低声音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等赵简之他们到了，我带你们去化龙桥。那里有专门安排从敌后回来的人员住的房子。你们先住下，明天中午会有人来见你。”郑耀先问：“明天中午见我的是谁？”老曾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只能告诉你，不是外人。”
郑耀先没有继续追问。他端着茶杯慢慢喝，眼睛扫了扫屋子里几个能藏人的地方。门后有半截木棍，窗台下有一堆旧报纸，屋角有只木箱，箱盖半开着。他一一记在心里。过了约莫一个钟头，院门外响起三下轻微的叩击声。老曾出去开门，不一会带着赵简之和小丁走进来。赵简之一进门就看见郑耀先，脸上明显松下来，喊了一声：“六哥。”小丁也走过来，老老实实站在旁边。郑耀先朝他们点了点头，问：“路上没遇到什么？”赵简之说：“过检查站时被盘问了几句，有证件就放了。就是那车太破，半路还熄了一次火，修了半天。”郑耀先说：“平安到了就行。今晚先休息，明天再说。”老曾带着三人从后门出去，上了一辆停在暗处的旧别克。车在夜色里顺着盘山路往下开，绕了几个弯后上了沿江公路。郑耀先从车窗望出去，江对面山坡上的灯火像无数碎金洒在黑布上，一层一层，从江边铺到山顶。车开了约莫二十几分钟，拐进化龙桥附近一条僻静小巷。巷子两旁都是两三层高的灰砖小楼，门前堆着杂货和煤球。老曾把车停在一扇小铁门前，领着他们进了楼。
这是一栋极普通的三层楼房，从外面看和周围的民房没什么两样。里面却比想象中宽敞。一楼是个小客厅，摆着一套旧沙发和一张矮桌。二楼有三间卧房。老曾把三人安排在二楼最里面的两间。郑耀先和小丁住一间，赵简之住隔壁。老曾交代说：“楼下的门随时锁着。这里不是军统正式的安全屋，是临时周转用的，知道的人很少。你们别出门。明天会有人来送吃的。”郑耀先问：“这里离化龙桥码头还有多远？”老曾说：“不远，走小路十分钟。但你们现在不能乱走。重庆城里到处是稽查和特工，军统内务处的人有时比日本人的密探还难缠。”说完他把钥匙交给郑耀先，自己退了出去，脚步声很快消失在巷子里。
楼里静了下来。赵简之在屋里转了一圈，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又检查了窗户插销。小丁坐在床沿上发呆。郑耀先让他把脚上的药换了，又让赵简之把门反锁。三人各自安顿下来。这一夜没有突发的搜查，也没有远处枪响，反倒让他们都有点不习惯。郑耀先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和楼下一声猫叫，脑子里仍在飞速转着。老曾说戴先生对“带回来的东西”很看重。他这次从上海出来，身上确实带着两样极敏感的东西。一样是军统上海站半年来的行动总结，藏在鞋底夹层里，用微型胶卷拍成。另一样则是他自己默记下来的几组密码和联络暗号。但除此之外，他大衣内衬里还缝着一小片薄如蝉翼的油纸，上面用极小的字记着三条与日军调动有关的情报。那是他在路上多个地点逗留时，从溃兵、船工和伪军口中交叉印证后得到的。他没有把这三条情报交给军统。那不属于军统上海站的行动范围，而属于他自己的判断。他需要在重庆找到机会，把它传出去。可重庆不是上海。上海有老陆。重庆没有。他连组织在重庆的接头方式都不知道。他心里清楚，到重庆后头一件事，是站住脚跟。第二件事，才是找线。
天快亮时郑耀先才合了一会儿眼。醒来时天已大亮，窗外传来卖早点的吆喝声和自行车铃声。他刚坐起来，就听见楼下有人敲门。赵简之已经醒了，提着手枪站在楼梯口。郑耀先下楼从猫眼里望了望，是昨天那个戴礼帽的人。他打开门。那人提着一个竹篮进来，里面是几个馒头、两碟小菜和一壶热茶。他放下东西，对郑耀先说：“中午十二点半，会有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后门外。你一个人上车。赵简之和小丁继续留在这里。”郑耀先点头。那人走后，三人把早饭分着吃了。赵简之啃着馒头说：“六哥，他们这葫芦里卖什么药？怎么搞得比在上海还神经。”郑耀先说：“这里是陪都，人人都觉得自己人在被敌人盯。多几层小心不奇怪。你们安心等着，我出去一趟。”小丁说：“郑先生，你一个人去安全吗？”郑耀先看他一眼：“我去见自己人。军统的自己人。”他故意把“自己人”三个字说得很轻，像是一句极平常的话。小丁没再问。
中午十二点半，后门外果然来了一辆黑色雪佛兰。郑耀先穿上外套出了门。车门打开，后座里坐着一个戴黑框眼镜的年轻人，没穿军装，浅灰色西装，领带系得整整齐齐。他对郑耀先说：“周参谋，请。”郑耀先坐进去。车沿巷子倒出去，拐上大路后一直往市区方向开。郑耀先没有问目的地。那年轻人也不说话，只偶尔从后视镜里扫他一眼。车开了约莫二十分钟，进了一个有大片梧桐树的院落。郑耀先看见门口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哨兵，门内还有一道铁丝网。这是军统渝特区的某个办公点。车在一栋青砖小楼前停下。年轻人带着郑耀先上了二楼，在走廊尽头一间办公室门前敲了敲门。里面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进来。”
郑耀先进了门。办公室不大，陈设很简单，一张大办公桌，几把椅子，墙角有个铁皮文件柜。桌后坐着一个中年男人，身材中等，方脸，眉毛极浓，眼眶很深，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他见郑耀先进来，站起来绕过办公桌，朝郑耀先伸出手：“老六，你总算到了。”郑耀先看清来人后微微一怔，随即也伸出手，说：“四哥。”来人正是徐百川。此时他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只用力握了握郑耀先的手，然后转头对那年轻人说：“你出去，把门带上。”等门关好，徐百川才仔细打量郑耀先，目光在他脸上停了好一会儿，说：“瘦了，也黑了。这条道不好走。”郑耀先笑了笑：“能坐在四哥面前，已经算运气好。”徐百川示意他坐下，亲自倒了杯水放到他面前，说：“戴老板本来要亲自见你，但临时被叫到林园去了。他让我先听你汇报。上海的事，你从头说。”郑耀先没有急着开口。他喝了一口水，把杯子放好，才说：“上海的局面比你们在重庆想的还要坏。76号和特高课现在手拉得很紧。我们从去年秋天以后就没有真正控制过沪西。虹口、闸北、南市，基本都成了鬼子的猎场。行动队的人牺牲了三分之二。剩下来的人，有掩护身份的还能躲着，没掩护的连亭子间都不敢住。”徐百川拿出本子要记。郑耀先摆摆手：“四哥，今天这些不能落纸面。你听我说就行。”徐百川看了他一眼，把本子合上了。
郑耀先从上海站的交通线断裂讲起，讲到租界巡捕房开始配合日本宪兵半夜查户口，军统地下交通站被拔掉四个。又讲到一月间那次刺杀南市伪警察局长的行动，原计划三枪取命，结果中了76号吴世宝的埋伏，执行小组七个人只回来了两个。他自己带接应组在苏州河边等了半夜，等来的是两颗挂在铁丝网上的人头。徐百川听到这里，脸色铁青，问：“有没有内鬼？”郑耀先说：“有。我后来查到那次行动前夜，站部电话外线被人并了一根。那个电话平时不用，只在行动前启用。能同时知道电话和时间的人不超过六个。”徐百川问：“你查出来没有？”郑耀先说：“范围缩小到了两个。一个死了，一个逃进76号了。”徐百川沉吟片刻，说：“逃进去的那个叫什么？”郑耀先说：“孙怀礼，译电室的老孙。”徐百川点点头，说：“孙怀礼的弟弟就在重庆军统电讯处。我会让人注意。”郑耀先继续说：“上海站现在分成了三个小组，各自独立，我和徐秋影的档案科保持单线。赵简之的行动组还有十一个人能做事。宋孝安的情报组有六七个跑街的。这些人里面，能坚持到今年的，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上。但再往下拖半年，物资、药品、武器，全都不够。”徐百川说：“戴老板知道你们苦。所以这次才急着把你们弄回来。一是休整，二是要当面问清楚，哪些人还能用，哪些线还活着。”
郑耀先说：“光休整没有用。上海需要经费，需要武器，需要新的电台和密码本。”徐百川说：“这些戴老板正在想办法。美国方面最近松了松口，有一批东西可能从香港转进去。不过路线复杂。”郑耀先说：“香港这条线我不建议再用。去年底已经走漏过一次。日本人现在对香港过来的船查得极狠，尤其是法租界十六铺码头。倒不如走海州、阜阳这一线，路远但相对冷。”徐百川听后点了点头：“这个我记下来。等戴老板回来，我再提。”他说完看看郑耀先，忽然压低声音说：“老六，除了上海站本身，你身上还有别的东西没有？”郑耀先迎着他的目光，沉默了几秒，说：“有。几条关于日军沿江布防和汉口兵力调动的情报，我交叉比过，可信度七成以上。”徐百川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平静：“这个不要经过渝特区。你跟我单独走，找个时间直接见戴老板。”郑耀先说：“我就是这个意思。”徐百川说：“那些东西你现在不要带在身上。化龙桥那地方虽然隐蔽，但不保险。今晚你把东西交给我，我锁进局本部的保密柜。等戴老板回来再定。”郑耀先摇头：“东西不能过你的手。”徐百川一愣：“你连四哥都信不过？”郑耀先语气不变：“不是信不过，是这条链上每多一个人，就多一个被撬开的可能。你只安排我见戴先生，东西我当面交。”徐百川看了他几秒，忽然笑了：“好。鬼子六还是鬼子六。那你要快。戴老板后天后天回来。你这两天老老实实待在化龙桥，哪儿都别去。”郑耀先说：“我可以不出门。但我需要报务员。我想给上海发一封极短的电报，只报平安。”徐百川说：“你写电文，我安排人发。不经过你手。”郑耀先说：“可以。电文就四个字：货已平安。”徐百川点头。
两人又谈了一会儿上海站的旧人旧事。徐百川的情绪比刚才松了一些。他说宋孝安两个月前发来过一封急电，请重庆帮忙查一个叫“王福生”的人。郑耀先心中微动，面上不动声色，问：“查得怎么样？”徐百川说：“查了，上海警察局旧档里没有这个人。但公共租界工部局有一份陈年户籍，照片对不上。”郑耀先说：“让宋孝安别查了。这个人我走之前已经让赵简之处理了。”徐百川看他一眼，没再多问。这类事情在军统内部极多，问得越少越好。
窗外梧桐叶被风吹得沙沙响。徐百川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郑耀先说：“老六，重庆这地方，不是上海。你在上海能一呼百应，到了这里，要低一低头。局里现在复杂得很。毛主任的人到处安插。渝特区有几个组长对你从上海突然回来很有想法。他们以为你是来抢位置的。”郑耀先说：“我没兴趣抢位置。我只想快点把该交的交了，该办的办了，然后回上海。”徐百川转过身来：“回上海？戴老板未必会放你。你在敌后太久了，很多人觉得你比共产党还神秘。这次回来，说不定会借机把你留在重庆。”郑耀先说：“留在重庆当官？我宁愿回上海杀人。”徐百川叹了口气：“你先待着。有些事我慢慢跟你讲。”
两人又坐了一会儿，徐百川派人把郑耀先送回化龙桥。回去的路上，郑耀先闭着眼睛靠在车座里。徐百川的话像一根细针，轻轻扎在他最敏感的神经上。他早就知道军统内部有人怀疑他。陆中就是一个。现在到了重庆，毛人凤的人更多，眼线更密。他在上海所有行动都够狠、够绝，那是他在敌人窝里活下去的皮。但回到重庆，这张皮反而会让人害怕。他不能锋芒太露，也不能显得太老实。鬼子的枪容易躲，自己人的暗箭最难防。
回到住处时天已经近傍晚。赵简之在楼下来回踱步，见他进门，立刻迎上来：“六哥，见到谁了？”郑耀先往楼上走，低声说：“徐站长。”赵简之一愣：“四哥在重庆？”郑耀先点头，又说：“后天后天戴先生见我们。你把那几份从上海带出来的行动总结再回想一遍，到时可能要问。”赵简之说：“我记住了。”小丁从房间里探出头来，见郑耀先回来，表情也安定了些。郑耀先让他把脚包重新打一遍，又检查了他那张学生证的夹层。里面那张地址条已经有些发潮。郑耀先用火柴小心地烤了烤，直到字迹重新清晰起来。他对自己证件里那张地址条也做了同样处理。
夜里三人围坐吃饭。菜是赵简之从巷口买回来的烧白、炒莴笋和几个馒头。郑耀先吃得很少，脑子里全是明天和后天的事。他不知道戴笠会问什么，也不知道军统内务处的人会不会在他们见戴笠之前先来一次突然审查。他必须把每一个可能被问到的问题都想清楚，把自己从上海出发前后的每一个细节都推演成无懈可击的版本。尤其是孔垄镇到宋埠再到黄陂那一段。那段路太乱，容易被人找到漏洞。他需要在陈述里把所有的偶然变成必然，把所有的幸运说成预先设计。每一步都要立得住，还要与赵简之的口径完全一致。赵简之不会出卖他，但赵简之直肠子，被问到某个细节时可能说漏。他必须提前和他把话套好。
吃完饭，郑耀先让赵简之到里屋来。他把门关严，拉上窗帘，压低声音说：“老赵，我今晚把我们从上海出来之后经过的几个点再顺一遍。你记牢。从孔垄到宋埠，赶车的老汉姓什么？”赵简之说：“姓吴。”郑耀先说：“不是姓吴，姓胡。牛车是两麻袋红薯，不是三袋。车夫问我们去哪里，我答的是宋埠投亲。你说没说别的？”赵简之想了想：“我没说话。”郑耀先说：“对。在宋埠住的那家旅馆叫大通旅社。我们住的是二楼最东边那间，房间号是‘丙字七号’。你在宋埠买过一包烟，什么牌子？”赵简之说：“老刀牌。”郑耀先说：“是前门牌。买烟的地方不是杂货铺，是旅馆对过的烟摊。”赵简之拍了下脑袋：“对，是前门牌。”郑耀先又对了一遍黄陂、滠口、姚家冲、黄草梁各个节点的细节，包括遇见的难民、猎户、哨卡，甚至那几个伪军的长相。赵简之是个老特工，虽然性子急，但记性不差。两人对了两遍后，赵简之已经把大部分细节背得滚瓜烂熟。郑耀先又叮嘱他：“如果有人单独问你，你只说自己负责的那一段。别的不知道。”赵简之说：“我懂。”
小丁那边更简单。他的身份是路上救下的流浪学生，家里被鬼子炸了，去重庆投亲。郑耀先让他把那份简历背熟，又教他几句话应对突击盘问。小丁学得认真，但郑耀先看得出，这孩子眼里总有一层挥不去的惊慌。这种惊慌在重庆军统内部盘问时会变成致命的破绽。郑耀先在心里琢磨，如果内务处的人纠缠小丁，他该怎么护住。最直接的办法，是把小丁说成自己发展的“工作关系”。军统对从敌后带回来的人，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自己人，受了伤或暴露了，回来休整；另一种是“关系人”，没有正式编制，但在敌后为军统做过事。前者受保护，后者则要经过一套极复杂的审查。他决定把赵简之划成前者，自己当然是前者。小丁只能是后者。可如果审查者要考小丁，那就麻烦了。一个流浪学生，经不起三次问话就会前后矛盾。郑耀先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小丁的身份必须更“低”。越低越安全。不能说他是军统发展的关系人，只能说他是临时抓来背行李的脚夫。这样他什么都不知道，反而符合逻辑。他和赵简之对了一遍这个说法，赵简之说：“行，就这么讲。”
等到夜深，郑耀先一个人坐在窗前。化龙桥这一带的夜晚并不安静，远处的江声、近处的人声、偶尔传来一两声船笛。他想起上海法租界的雨，想起老陆在药铺后堂给他把脉时的眼神。老陆说过一句话：“你到了哪里，哪里就有你的线。只要线没断，就总能找到线头。”可重庆不是上海。这里的每一条巷子都可能是某双眼睛。他不能贸然去找组织。但他又知道，组织一定早就知道他到了重庆。也许从宜昌开始，甚至更早，就有一双眼睛在暗处跟着他。只是他们不现身。他们只会在最安全的时候，用一个他意想不到的方式，轻轻碰他一下。
第二天无事。徐百川没有派人来。老曾也没露面。只有那个戴礼帽的年轻人又来送了一次饭。郑耀先没有问任何多余的问题。他利用白天的时间把大衣内衬里的东西重新检查了一遍。那三份情报被他拆下来，重新誊写成一组极隐晦的商业账目。账目用铅笔写在一张半透明的糯米纸上，折起来只有指甲盖大小。他把纸片塞进一截极细的竹管，再把竹管藏在小丁那根竹手杖的第三节内壁。那根竹手杖是他路上顺手做的，从未被人注意。他又把原本缝在内衬里的痕迹一点点挑掉，用湿布把线头压平。做完这些后，他把那件大衣挂在门后，看上去和普通旧衣没有分别。
下午他让赵简之和小丁把各自的行李再检查一遍。小丁的旧布鞋已经磨得不成样子，郑耀先让赵简之到巷口买一双新的。赵简之出去后不到二十分钟就回来了，说巷口的小杂货铺只有草鞋和一种黑布面的单鞋。郑耀先说：“草鞋就行。”小丁换上草鞋后走了一圈，说脚底磨得生疼。郑耀先说：“磨出血来也要穿。你穿得越好，越不像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小丁点点头，不再说话。
到了第三天，太阳刚偏西，一辆黑色轿车又停在后门外。这次来的是徐百川本人。他穿着军便服，没戴帽子，脸色严肃。他下车后朝郑耀先招招手：“上车。”郑耀先回头对赵简之和小丁说：“你们待着，我没回来之前别出楼。”赵简之应了一声。郑耀先钻进车里，和徐百川并排坐在后座。车门关上后，徐百川对司机说：“去罗家湾。”郑耀先知道那是军统局本部的方向。车窗外天色阴沉，似乎要下雨。徐百川低声说：“戴老板下午从林园回来了。他先见毛主任和几个处长。你的事我简单提了。他让你晚上七点半过去，别从正门进，走后巷那个侧门。会有人接你。”郑耀先说：“他知道我要交东西？”徐百川说：“知道。他还说，要单独听。”郑耀先不再言语。车在盘山路上转了好几个弯，最后停在一处极不显眼的山坡下。徐百川没有下车，只指了指左前方一条上行的石阶：“走上去，第二个转弯处有人等。我不能陪你。”郑耀先点点头，推开车门。天光已经暗下来，石阶湿滑。他整了整衣领，抬脚往上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