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旅馆的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旧木头和樟脑丸混合的气味，窗外的巷子黑沉沉的，偶尔有几声猫叫从墙头传来，又细又尖，像婴儿在哭。郑耀先和赵简之吃完东西后各自歇下。赵简之临回房前把一支装满子弹的勃朗宁手枪压在枕头底下，又检查了一遍门锁和窗户，然后对郑耀先说：“六哥，我就在隔壁，有动静就敲墙。三长两短。”郑耀先点点头，把房门关上后插了插销。
他没有马上睡。南京这地方对他来说并不陌生。抗战前他在南京城里待过一段不短的时间，那时候军统还叫复兴社，他在洪公祠的特训班里受过训，和戴笠手下不少老人都照过面。南京后来沦陷，那些熟悉的街巷和门脸都换了模样，但有些东西不会变，比如城南这一带巷子里的气味，比如下关站台上那些永远拥挤的人群，再比如特工之间见面时那种表面客气、实则互相掂量的微妙分寸。
他坐在床沿抽了支烟。烟抽到一半就掐了。他在想明天要来见他的那个“重庆来的人”到底是谁。姓严的说那人就住在旅馆对面的茶社附近，不用车接，不用暗号，只是明天上午见面。这种安排显得既随意又自信，像是对方根本不担心郑耀先会不来或者会带人。越是这样，郑耀先越不能掉以轻心。
一夜无话。第二天早上郑耀先七点钟就起了床。他下楼在旅馆前堂的洗脸池前刷了牙洗了脸，又回房把胡子刮了一遍。赵简之也起来了，精神不错，在楼梯口跟他说：“六哥，我先下去吃碗馄饨，顺便到巷子两头转转。你见人的时候我在茶馆外面守着，有什么不对就出来。”郑耀先说：“你去吧。别跟茶馆的人多说话。我九点过去。”
赵简之先出了门。郑耀先在房里又坐了一会儿，把要穿的衣服整理妥帖。他今天没穿西装，换了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料子是上海的时候在南京路上那家西服店做的，领口挺括。脚上是一双黑色牛皮鞋，擦得发亮。他把通行证和身份证明放在贴身口袋里，又带了一小沓钞票和一些零钱。手枪他留给了赵简之，自己只带了一把当年在特训班时发的折叠小刀，薄薄的，藏在皮带内衬里。这种东西轻易用不上，但万一遇到近身纠缠，比空手强。
九点差五分，他走出旅馆。巷子口的馄饨摊已经收了。他穿过一条窄窄的青石板路，来到那家茶社门前。茶社的门楣上挂着一块旧匾，写着“得月楼”三个褪色的金字。门面不大，进去后却颇为宽敞。一楼摆着十来张八仙桌，几个老人坐在靠窗的位置喝茶看报。郑耀先扫了一圈，没有发现熟面孔。一个跑堂的过来问他几位，他说找姓严的订的位子。跑堂立刻笑着说：“楼上雅间，请跟我来。”
郑耀先跟着跑堂上了二楼。二楼是一排用木板隔出的雅间，门都关着。跑堂把他领到最里面一间，轻轻敲了敲门。里面有人应了一声“进”。跑堂推开门后侧身让开。郑耀先迈步走了进去。
雅间不大，居中放着一张方桌，桌上摆着两盏盖碗茶和一碟瓜子。窗子半开着，能看见外面巷子里来来往往的人。桌边坐着一个人，四十来岁，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穿藏青色长袍，外面罩着件深灰色马褂，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像城里的教书先生。那人见郑耀先进来，站起身拱了拱手，微笑着说：“郑先生来了。请坐。”
郑耀先也拱了拱手，在他对面坐下。跑堂将门带上后，雅间里安静下来。那人提起茶壶给郑耀先斟满茶，又给自己续上，说：“路上还顺利吧？”
郑耀先说：“托贵处的福，一路还算顺当。不知道先生怎么称呼？”
那人笑了笑，说：“鄙姓严，严颂平。南京区的人叫我老严。这次请郑先生过来，是因为有些事电文里说不清楚。重庆方面对上海站最近的情况有些看法，让我先跟你碰一碰，再安排你上去。”他说“上去”两个字时，手指轻轻朝西边指了指，意思是去重庆。
郑耀先端着茶盏抿了一口，不紧不慢地说：“严先生是南京区的，还是重庆局本部的？”
严颂平说：“我原在局本部机要室做事，去年调到南京区。这次是毛秘书让我先跟郑先生见一面，说上海站的事你最有发言权。兄弟只负责传话和安排行程，别的事我不多打听。”
郑耀先听他说出“毛秘书”三个字时，心里已经明白了大半。毛人凤的手已经从重庆伸到了南京。眼前这个严颂平看起来温文尔雅，说话滴水不漏，就是毛人凤放在南京的一颗棋子，专门在自己回重庆的路上先进行一番软接触。这种软接触往往比正式审查更危险，因为对方会用极其温和的方式套你的话，把你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记下来，等到了重庆再慢慢与其他人对质。
“严先生在机要室做过，那对上海站发到重庆的电文流程应该很熟悉。”郑耀先忽然把话题转到电文上。
严颂平点了点头：“多少懂一些。郑先生怎么想起问这个？”
郑耀先说：“最近我们有一些情报到了重庆以后被发现数据有出入。我想来想去，不太可能是上海站内部经手人改的，因为经手人都是老手，做这种事对他们没好处。更可能是在中转过程中出了岔子。严先生既然在南京区，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类似的情况？比如说，从上海发往重庆的电报在南京中转时被人动过手脚？”
严颂平的笑容在脸上停了一瞬，随即恢复如常。他说：“这个我倒没有听说过。郑先生的怀疑有没有具体依据？”
郑耀先看着他，慢慢地说：“依据还在路上。但事情已经出了，早晚要查。如果南京区这边有线索，还望严先生据实相告。不然等我到了重庆，真要在戴老板面前把这事摆开来说，大家都尴尬。”
严颂平端起茶盏吹了吹浮沫，说：“郑先生不必多虑。重庆那边这次请你回去，主要是述职，不是审查。有些误会说清楚就完了。至于电文出错的事，兄弟回去后可以帮你留意一下。南京区每天中转的电报很多，经手的人也多，真要有问题，未必查得出来。”
郑耀先听出他在用软话打太极。这个严颂平看起来不想在电文的事情上多谈，却又不敢完全推开。说明他确实知道一些情况，只是不想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跟郑耀先摊牌。郑耀先没有再逼问，而是把话题拉回了行程安排上。严颂平说，已经给郑耀先和赵简之安排好了明天上午从南京西站出发的火车，先到芜湖，再转安庆，然后由皖西的军统交通站接手，经大别山边缘进入鄂东。这条路虽然绕，但相对安全。郑耀先说自己有76号的通行证，可以乘民用火车走津浦线到徐州，再转陇海线到洛阳，从洛阳南下走川陕公路。严颂平却说，那样走太慢，而且洛阳一带现在的检查比以前严得多。不如按军统的路线走，每条线上都有自己人接应。
郑耀先没有马上表态。他需要判断严颂平安排的这条路到底安全不安全。从南京到芜湖再到安庆，这一段是皖南前线边缘地带，鬼子和伪军控制着大城镇和交通线，但乡间游击队活动频繁。军统在皖南山区确实有几个交通站，但那些站的可靠性在最近两年参差不齐，有些已经被日伪渗透，有些则被地方实力派控制。走这样的路线，虽然避开了徐州、武汉这些大站，却也意味着把命交到了沿途那些不知底细的人手里。郑耀先更信任自己能够掌控的方式，比如以76号特工的身份走铁路和公路。但严颂平说“重庆那边已经安排好了”，这话里有不容拒绝的意味。如果他坚持走自己的路线，等于不信任重庆的安排，到了戴笠面前又会被说成是“心虚绕路”。
权衡再三后郑耀先说：“既然重庆方面已有安排，那我客随主便。不过我有个要求，上海随行的赵兄弟要一直跟我在一起。另外，到了武汉以后，我要先和军统局武汉办事处的人见个面，有些情况我要当面说明。”
严颂平点头：“这个好办。武汉办事处那边我也认识几个人。郑先生到了之后，他们自然会安排。”
两人又喝了一盏茶。严颂平说起南京城里的近况，说最近汪伪政府在清凉山一带搞什么“和平建国促进会”，许多旧官僚和失意文人被拉去站台。又说城南的夫子庙一带渐渐恢复了些市面，只是物价贵得离谱，一担米要三百多块储备券。郑耀先听他说这些闲话时，心里清楚对方是在观察自己的谈吐和神态。他也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说上海那边物价更吓人，猪肉一天一个价，法租界里连面包都限量购买。两个人在这种看似无关紧要的对话中互相掂量。严颂平偶尔会突然问一句：“郑先生在上海这几年，跟法租界的洋人打交道多不多？”郑耀先就说：“不算多，做点生意上的应酬而已。”严颂平便点点头不再追问。
茶喝完时已经快十一点。严颂平起身说还有些事要办，明天早上六点半在旅馆门口安排车子送他们去下关车站。郑耀先送他到茶社门口。严颂平走了几步又回头说：“郑先生，到了重庆以后，说话要慢。有些人在那种地方活得太急，反而容易绊倒。”他说完拱了拱手，转身走进巷子深处的人流里去了。
郑耀先站在茶社门口抽了半支烟。严颂平最后那句话听起来像是一句忠告，又像是一句警告。“活得太急容易绊倒”，这话用在郑耀先身上很贴切，因为他从来都是一个做事极快的人。但严颂平说这话的时机和语气，让郑耀先觉得这个人似乎知道一些重庆方面的内情，只是不便明说。重庆等着他的绝不会只是一场温吞吞的述职。
赵简之从对面杂货铺的廊檐下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包瓜子。他走近后低声问：“谈得怎么样？”郑耀先说：“先回去再说。”
两人回到旅馆房间。郑耀先关上门后压低声音对赵简之说：“严颂平是毛人凤放在南京的人。明天我们跟他安排的路线走，先到芜湖，再转安庆进皖西。这条路我不能说完全放心，但眼下没有更好的选择。你路上机灵点，凡是要我们分开走的地方都不要答应。”
赵简之说：“明白。六哥你放心，只要我在你身边，谁也不能把你单独带走。除非我这条命先搁下。”
郑耀先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再说话。他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一道小缝，看见对面茶社二楼的窗边似乎有个人影在朝这边看。人影很快就不见了。郑耀先慢慢将窗帘拉严。他知道自己从昨晚住进这间旅馆开始，就已经在别人的视线范围里了。南京区的人未必都是可靠的。毛人凤用严颂平来“安排”他的行程，既是一种照顾，也是一种控制。他必须跟着走，但也不能完全被动地跟着走。他需要自己的备用方案。
中午郑耀先带赵简之出去吃饭。两人在城南一条老街上找了家小馆子，要了盐水鸭、芦蒿炒香干和一盆鸭血粉丝汤。馆子里坐满了人，南腔北调的都有。郑耀先吃得很慢，一边吃一边听旁边桌上的人聊天。有个中年男人正和同伴说，下关码头最近查得很严，日本人从安庆那边调来了一批宪兵，专门在码头查从上海来的人。还有一个跑单帮的在抱怨，说芜湖到宣城之间的公路被游击队破了好几段，汽车过不去，只能走山间小路。郑耀先把这些信息记在心里。这些零散的路况消息对明天的行程很重要。既然从芜湖到宣城之间的公路不好走，那他们很可能要改从芜湖溯江而上到安庆。如果安庆到皖西的路也被封锁，那就得钻大别山。大别山里情况复杂，有军统的交通线，也有新四军的游击区，还有零散的土匪和地方团练。走起来慢，但隐蔽。
吃完饭后郑耀先去街边的小摊买了些干粮和纱布、碘酒之类的应急东西。赵简之则去弄了两把折叠雨伞和一个装水用的铝壶。两人回到旅馆时已经快下午三点。郑耀先坐在房间里把上海带来的几份文件重新看了一遍，又用打火机把其中两份已经记在脑子里的电报底稿烧了。那两份底稿上写着“朝风”号数据的原始版本和王福生经手电报的部分编号。这些东西不能带到武汉，更不能带到重庆。郑耀先烧完后将灰烬倒进桌上的烟灰缸里用水冲掉。
就在这时，房门被人轻轻敲了三下，两重一轻。赵简之在隔壁也听到了，打开门出来朝郑耀先这边看。郑耀先示意他不要出声，然后走到门后问：“哪位？”
门外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先生，楼下有您一封信。”
郑耀先打开门，一个旅馆的小女佣站在门口，手里捧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郑耀先接过信说：“谁送来的？”小女佣说：“一个年轻人放下就走了，没说别的。”郑耀先点点头，把门关上后撕开信封。里面是一张极小的纸条，上面用钢笔写着：“今晚七点，城南乌衣巷口，有人等你。勿带随从。陈。”
郑耀先看到“陈”字时，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但手指在纸条边缘轻轻捏了一下。这个“陈”字让他想起了一个人——陈之光。陈之光是郑耀先当年在复兴社特训班时的同期学员，后来被分配到军统南京区，在沦陷前曾经活跃于京沪一带。南京沦陷后郑耀先一度与陈之光失去联系。这个人难道还活着？还是说，这是有人冒用陈之光的名字来诱他出去？
赵简之敲了敲他房门。郑耀先打开门让他进来，把纸条给他看。赵简之看后立刻说：“不能去。万一是陷阱呢？我们刚到南京，就有人送这种没头没尾的纸条，太巧了。”
郑耀先说：“陈之光这个人我认识。他以前是南京区行动组的，跟我一起在洪公祠受过训。但这几年我确实没再听到他的消息。如果这真是他送来的，他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如果这是别人冒名，那就更说明对方掌握了我和陈之光的关系。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应该去探一探。不过你说得对，不能一个人去。你暗中跟着，不要露面。一旦发现不对，就按我们约好的方式发信号。”
赵简之犹豫了一下，还是点头说好。两人商定，郑耀先先步行去乌衣巷口，赵简之从另一条路绕过去，在乌衣巷西侧的一家旧书铺附近找地方隐蔽。如果郑耀先见到的人不是陈之光或者场面不对，他就把手里的烟丢到地上踩三下。赵简之看到暗号后不要贸然冲出来，而是看情况从外围制造一点小混乱，比如撞翻路边的摊子或者喊一声“抓小偷”，给郑耀先脱身创造机会。
天擦黑后两人先后离开旅馆。郑耀先走在前面，沿着城南那些纵横交错的巷子走了大约二十分钟，来到乌衣巷口。乌衣巷是南京一条很有名的老巷子，巷口有一座石牌坊，两旁是高低错落的旧式民居。路灯很暗，几个摆晚市的摊贩正在收拾东西。郑耀先站在巷口一棵老槐树下，点了一支烟，慢慢等。四周的行人越来越少，巷子里传来一两声收音机播放评弹的声音。
七点整，巷子里走出一个人。那人穿一件旧棉袄，头上扣着一顶深色的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郑耀先心里一紧。鸭舌帽——这几乎是最近一段时间最让他警觉的东西。但他没有动。那人走近后抬起脸。郑耀先借着巷口微弱的光看清了那张脸。那是一张瘦得几乎脱了相的脸，颧骨高高突起，眼眶凹陷，嘴唇干裂。但那双眼睛郑耀先认得，是陈之光的眼睛，只是比几年前多了太多的疲惫和阴影。
“老郑。”那人叫了一声，声音又低又涩，“好久不见。”
郑耀先微微点头：“老陈。你受苦了。”
陈之光没有接话，只是朝左右看了看，然后说：“跟我来。”说完他转身朝乌衣巷深处走去。郑耀先跟在后面，两人穿过一条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过的夹墙，又拐了两个弯，最后进了一间没有点灯的旧屋。陈之光关上门后才点起了一盏很小的豆油灯。灯火照出屋子里的陈设——一张竹床，一张缺了角的桌子，几把旧椅子，墙边堆着些破旧的木箱和柳条筐。墙角有股淡淡的潮味。
“我没想到你还在南京。”郑耀先说。
陈之光苦笑了一下：“我没地方可去。南京区散了之后，我受了重伤，在城郊一个乡人家里躲了半年多。后来伤好了，就回城里来，混在码头和茶馆里打听消息。我现在不算是军统的人了，但也没投鬼子。就是一个人过日子。”他说到这里顿了一下，看着郑耀先，“我昨天在车站看到你了。你穿着那身衣裳走出来的时候，我以为看错了。后来打听了一下，知道你今天要来这里。这条巷子我住了一段时间，还算安全。”
郑耀先问：“你怎么知道我住哪间旅馆？”
陈之光说：“我有个以前的老关系在旅馆里当账房。姓严的给你订房间的时候他就知道了。现在南京城里到处都是眼睛。你这次回来，可要当心。毛人凤的人已经在路上给你铺好了一张网。那个严颂平只是明面上的人，暗处还有人跟着你。”
郑耀先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后问：“你都知道些什么？”
陈之光在桌边坐下来，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低声说：“我有个表侄在局本部机要处当差，上个月给家里写信，信里夹着半句闲话。他说上海站报上去的好几份情报都被毛秘书的人截下来重新核过，其中有一份海军部署的东西，被他们改得面目全非。送到戴老板手里的早就不是你原来的版本了。郑耀先，你那边肯定出内鬼了。而且这个内鬼的位置不低。”
郑耀先的心往下沉了沉。陈之光的话和宋孝安从上海查到的情况对上了。王福生改电报底稿的事，很可能只是整条篡改链中的最后一环。更大的一环在重庆，在毛人凤能够直接控制的机要处。那些人拥有“复查”上海站电报的职权，可以在电报送呈戴笠之前把某些数据替换掉。上海站发出来的也许是真的，到了戴老板手里却变成假的。这样一来，戴笠对郑耀先的信任会越来越薄，而郑耀先百口莫辩。
“你表侄还说了什么？”郑耀先问。
陈之光说：“他说最近毛秘书跟张士超之间密电往来很多。张士超这个人你该知道，上海站副站长。他和陆中两个人都在背后搜罗你的材料，说你跟日伪高层走得太近，还跟白俄商人和法租界的共党嫌疑分子有往来。老郑，你现在的处境比我当年还要凶险。你这次回重庆，弄不好就是羊入虎口。”
郑耀先没有马上说话。豆油灯在两人之间轻轻摇动，把他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墙上。羊入虎口四个字陈之光说得很重。郑耀先知道这不是危言耸听。毛人凤如果已经在机要处动了手脚，那么在重庆等待他的绝不会只是一次普通的述职。但他不能退，也不能躲。如果他不回去，正好让毛人凤有理由在戴笠面前坐实他“畏罪不归”。他必须去，而且必须把证据和说辞准备得滴水不漏。
“老陈，你愿不愿意帮我一个忙？”郑耀先问。
陈之光说：“你说。只要不让我去跟鬼子拼命就行。我这条命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郑耀先说：“你那个表侄在机要处能不能弄到上海站电报的原始底稿？我只要几份关键的就行。尤其是涉及到海军部署和江防工事的那几份。如果他能把原始底稿和最后呈报给戴老板的版本抄一份寄到重庆我住的地方，我就有办法当着戴老板的面把这件事捅开。”
陈之光想了想说：“不容易，但不是完全没办法。他胆子小，得找个借口。我在南京城里还有点老关系，可以让人带话进去。不过需要时间。”
郑耀先说：“我明天就走。你让表侄把东西准备好后，想办法送到重庆南岸的望江茶楼，交给一个姓袁的茶房。就说是我让送的。接头暗号我告诉你。”
两人又低声商量了大约半个小时。郑耀先给了陈之光一些钱作为活动经费，又告诉他几个紧急联系方式。陈之光把钱收起来后说：“老郑，我信你。我也知道你不是那种会替鬼子办事的人。不过我劝你一句，这趟重庆如果发现苗头不对，能走就走。别把命白白搭在那些人的争权夺利里。”
郑耀先站起身，伸出手和他握了握：“我走了。你自己保重。如果事情顺利，我会想办法把你带出去。”
陈之光没有起身，只点了点头。郑耀先推开那扇旧木门走了出去。巷子里已经全黑了。他摸黑走了一段，在乌衣巷口看到了站在暗影里的赵简之。赵简之见他出来，把手里的烟往地上一扔，用脚碾灭，低声说：“怎么样？”
郑耀先说：“是朋友。回去再说。”
回到旅馆后，郑耀先把陈之光提供的情况简单向赵简之说了说，但隐去了陈之光关于重庆机要处篡改情报的部分。赵简之听了以后拍了桌子：“张士超这个狗日的，仗着毛人凤撑腰，连你的情报都敢动手脚。六哥，等回了上海，我非把他那个司机和那个小白脸机要员抓起来抽筋剥皮不可。”
郑耀先摆摆手：“现在说这些没用。先平安到重庆。到了以后你记住，不经过我同意，不要跟任何人发生冲突。重庆是别人的地头，我们是回去交差的。在戴老板面前把话说明白之前，谁动谁都是错。”
赵简之虽然性子冲，但对郑耀先的话一向服气。他闷声应了一句，回房去了。郑耀先简单洗漱后躺在床上，眼睛望着天花板。南京的秋夜比上海更安静。他想起陈之光那张瘦得脱了相的脸，想起他说“我现在不算是军统的人了”。几年时间能让人变成这样。陈之光曾经也是军统南京区里数得着的干练人物，现在却像一片枯叶一样落在乌衣巷的旧屋里。郑耀先不知道自己再回来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
第二天清晨五点半，严颂平派来的车准时停在旅馆门口。是一辆半旧的黑色别克，车身上蒙着一层灰，像是从某个车库里临时调来的。郑耀先和赵简之提着行李下楼。严颂平没有来，只有司机和一个叫小丁的年轻人。小丁自称是南京区的人，负责送他们到芜湖，再从芜湖交接给下一站的人。他年纪不大，话却不多，一路上只是偶尔介绍一下沿途的检查站和路况。
车子出了南京城后向西南方向开。过了长江边的板桥镇后，路面开始变得坑洼不平。沿途可以看到不少被炸毁的房子和烧焦的树干，田野里有些农民在翻地，几头瘦骨嶙峋的水牛在河塘边吃草。车行至铜井附近时，前方出现了一个伪军检查站。小丁让司机把车停下，自己先下去跟那边的人交涉。郑耀先从车窗里看到那个伪军军官拿着小丁递上去的证件看了半天，又朝车里望了两眼。过了一会儿小丁跑回来说：“没事了，可以走。”
车子继续朝芜湖方向开去。郑耀先靠在座位上，闭着眼睛养神。赵简之坐在他旁边，手一直插在衣袋里握着那支勃朗宁。路边不时有步行的逃难人群，三三两两，背着破旧的包袱，有的还推着独轮车。郑耀先看着那些拖儿带女的人，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这条路上来来往往的人，有的为了活命，有的为了理想，有的只是被历史的洪水裹挟着往前涌。他郑耀先也一样。
过了芜湖以后，小丁带着他们换乘了一艘在长江上跑短途的小火轮。船不大，甲板上堆着竹篓和木箱，船舱里挤了二十多个乘客，空气混浊。郑耀先和赵简之占了靠船尾的两个位置。江风从破碎的玻璃窗里灌进来，带着很浓的水腥气。郑耀先透过船舱的裂缝看到江面上有几艘悬挂太阳旗的巡逻艇驶过，艇上的鬼子兵端着枪朝小火轮看了几眼，没有靠过来。
天黑以后小火轮停在了荻港附近的一个小码头上。小丁带着他们走了一段漆黑的江堤，又穿过一片竹林，最后到了一个小村子。村口有个人提着一盏马灯在等他们。那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瘸了一条腿，自称老杨。老杨把小丁拉到一边说了几句什么，小丁回来后对郑耀先说：“郑先生，前面路段不太平。今晚先在这里歇一晚，明天天不亮就动身。老杨会安排。”
郑耀先点了点头。他借着马灯的光打量了一下四周。这村子里只有十几户人家，大多已经熄了灯。老杨把他们领到村后一间土坯房里。屋里有张旧木床和一个用稻草铺的地铺。老杨说：“两位将就一下。这地方穷，没有好东西。我让我婆娘烧点热水来。”郑耀先道了谢，等老杨出去后对赵简之说：“你睡地铺，我睡床。明天赶早不赶晚。老杨这个人我不熟，小丁今晚多半会跟他在外面合计些事情。夜里警醒点。”
赵简之说：“六哥，你睡床吧。我坐着打个盹就行。”他把枪从衣袋里拿出来压在小草枕下，又把门后靠墙的一根扁担握在手里掂了掂，才靠着地铺坐下。
夜里的山村很静，只有秋虫在断续地叫。郑耀先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风声和不知哪家圈里传来的羊叫。他想起白天看到的那些逃难的人，又想起陈之光说的“羊入虎口”。他轻轻翻了个身，把脸转向墙壁。那面黄土墙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缝，裂缝里透出极弱的天光，像一条白线。他睁着眼看那条白线，直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睡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