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快亮的时候郑耀先醒了一次，看窗外还是灰蒙蒙的，又合上眼眯了一小会儿。再醒来时已经是早晨六点四十。他起身后照例用冷水洗了脸，对着镜子刮了胡子。刀片在皮肤上刮过时发出细微的沙沙声，让他整个人清醒了不少。今天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每一件都必须做得自然、从容，不能露出半点赶时间的痕迹。
他先下楼去街口的小摊上买了豆浆和粢饭团，坐在摊边的长条凳上慢慢吃完。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苏北女人，正和旁边卖葱油饼的男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郑耀先听了几句，无非是最近米价又涨了，伪政府在苏州河那边设了新的卡子，过往的小贩都要交过路钱。他吃完了朝摊主点点头，起身往电车站走。清晨的阳光从梧桐树叶间漏下来，落在湿漉漉的街面上，碎成一片片淡金色的光斑。
到了情报处以后，他先把郭福生叫进来，问了问昨晚对周济生行动队外围观察的情况。郭福生说，昨晚周济生的人去了两处地方，先是江湾方向的一个棚户区，待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出来时带走了两个人。后来又去了十六铺码头，在几条渔船上翻腾了半宿，天快亮才收队。那两个人被带到了76号行动队的审讯室，具体是什么人还没查清楚。郑耀先听后想了想，说：“继续盯着。尤其注意他们最近有没有带着两个崇明船工去指认什么地方。另外，昨天佐佐木的人在宝山路有没有动作，也一起摸一摸。”
郭福生应下后出去了。郑耀先坐在桌前把今天上午需要处理的文件尽快批完，然后开始起草一份请假报告。他给山本的理由是：苏州河北岸的追查工作暂时进入瓶颈，林福生行踪不明，需要在杭州和苏州之间跑一趟，查一查这条线上的旧关系，看能不能找到关东军残余物资转移的落脚点。他刻意没有把请假的时间和目的地写得太过具体，只说预计离开五到七天，期间情报处工作由副手暂代。写完后他看了一遍，觉得措辞得体，既没有过分强调事由的紧迫性，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急切离开的意思。他放下笔，把报告装进一个印有情报处抬头的信封里，准备等山本上午的会议结束后再递上去。
九点钟左右山本办公室的河野少尉来电话，说今天上午山本课长不在特高课，去虹口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参加一个联席会议了，估计要到下午才回来。郑耀先心里盘算了一下时间。山本不在，他正好可以利用上午的空档去一趟白俄餐厅，把昨晚准备好的那封信交给老郭安排的人。他收拾了一下桌面，拎着公文包出了门。
白俄餐厅的早晨还没开始营业。郑耀先从后巷进去时，后厨的帮工阿贵正好在往煤球炉里添火。阿贵是赵简之一个远房表弟，憨厚老实，知道郑耀先是谁但从来不多问。郑耀先把信交给阿贵时说：“这封信今天中午之前送出去，给老郭的人。别耽搁。”阿贵把信折好塞进围裙内侧的口袋里，低声说：“郭叔的船昨晚已经到十六铺了，今天下午卸完货就开回去。东西能赶上。”郑耀先点点头，又跟他对了一遍暗号。确认无误后从后巷离开。
走到巷口时他忽然停住了脚步。对面马路边停着一辆黑色的旧福特车，车窗半开，一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正靠在车边抽烟。那个人郑耀先没见过，但直觉告诉他对方不像是普通路人。他没有继续朝那个方向走，而是侧身拐进了另一条更窄的弄堂。上海的弄堂四通八达，他左拐右拐走了五六分钟，确定身后没有人跟上来后才走出弄堂，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等客的黄包车。他让车夫先去四川路桥，再沿北苏州路兜了半圈，最后才回到76号附近下车。这样做虽然费时间，但在眼下这个节骨眼上，每一步多绕些路都是值得的。
中午他在情报处旁边的一家小馆子里吃了碗雪菜肉丝面。正吃着，黄烈也进来了。黄烈看见他后端着碗坐到了他对面，两个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几句。黄烈问起周济生昨晚抓人的事，郑耀先只说听说了，具体情况还要等行动队的通报。黄烈低声说：“昨晚抓的那两个人，听说是给法租界一个白俄人跑腿的。可能和电台零件有关。周济生这次是真想在你那个阿布拉莫维奇身上做文章。”郑耀先夹了一筷子面，不紧不慢地说：“阿布拉莫维奇不是我的什么人，是一个被我们监控的商人。周队长要查就查，查出来的东西是真是假，山本课长自有判断。”黄烈笑了笑，不再说话。
下午一点多，河野少尉打电话通知说山本回来了，让郑耀先过去。郑耀先带上请假报告和一份关于近日闸北追查工作的简报去了山本办公室。山本刚开完会，军装外套搭在椅背上，领口松开了两颗扣子，脸色有些疲惫。他让郑耀先坐下，自己点了一支烟，吸了两口才开口：“海军那边的会议开了三个多小时。佐佐木的人在宝山路有了新发现，你要不要先听听？”
郑耀先心头微动，但面上只是微微倾了倾身子，说：“请课长明示。”
山本说：“今天一早，佐佐木带人在宝山路一间小旅馆后院的柴房里找到一台用油布裹着的短波收音机，还有两箱备用电子管。旅馆老板说是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两天前寄存的，没有留下真名。这跟林福生的情况对得上。人还没抓到，但东西已经到手了。海军技术课正在对那台收音机进行检查，看能不能找到指纹或者其他痕迹。”
郑耀先听完后沉默了几秒钟。他在观察山本说话时的语气和神态。山本似乎并不特别兴奋，甚至隐隐有些失望。一个只找到收音机和电子管的战果，对于山本这种级别的人来说远远不够。他需要的是人，是背后那条完整的链条，而不是几个不会说话的零件。郑耀先缓缓说道：“能找到设备和零件，说明林福生确实在上海有临时窝点，而且宝山路那一带可能是他的中转区。从旅馆到小旅馆、从茶馆到柴房，他一直在利用闸北的老弄堂做掩护。这种人熟悉地形，单靠一两次搜查很难抓到。我建议让行动队把宝山路附近的出租屋和空置仓库都过一遍，尤其是那些能够存放设备又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同时，对旅馆老板和伙计再细问一遍，看能不能问出林福生和什么人一起来过，或者有没有人帮他搬过东西。”
山本点了点头：“你说的这些我已经让佐佐木去做了。另外，海军方面要求我们把上海周边所有可能与关东军残余有联系的电台零件交易点都监控起来。你上次提到的杨树浦码头区那几个旧货商人，查得怎么样了？”
郑耀先回答：“已经安排外勤组在跟进。那几个旧货商人背景比较复杂，既有给码头工人倒卖船用旧货的，也有跟法租界白俄古董商有往来的。暂时还没有发现直接的电台零件交易。不过其中有一个叫沈麻子的，最近出手比平时阔绰，还换了一处新房子。我们正在查他的钱是从哪来的。”
山本“嗯”了一声，将烟头在烟灰缸里按灭。他的目光从郑耀先脸上扫过，忽然问：“你找我有事？”
郑耀先这才把请假报告递上去。山本接过去看了一遍，没有马上说话。办公室里又安静下来，只有窗外院子里那棵大樟树上几只麻雀在叫。郑耀先并不催他，只是安静地坐着。他知道山本一定会斟酌这个请求背后的含义。在海军通报泄密调查尚未结束、关东军残余追查又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候，郑耀先突然要离开上海几天，对山本来说是一个需要权衡的信号。准了，如果郑耀先真有问题，就可能趁机外逃；不准，又可能打草惊蛇，让郑耀先察觉到自己被怀疑。
过了大约半分钟，山本把报告放在桌上，说：“去杭州和苏州查线索可以。但你现在手头还有几件事没完——阿布拉莫维奇的监控、林福生的追查配合、还有海军那份分析报告。你走了，这些事交给谁管？”
郑耀先说：“阿布拉莫维奇这边我交给黄烈处长暂时照应。林福生的追查由郭福生负责，他熟悉闸北地面，有情况可以直接跟佐佐木队长对接。海军分析报告昨天已经完成了大半，剩下的收尾工作我会交代清楚。前后不会超过七天。”
山本又看了看他，说：“五天。我只给你五天时间。五天后如果苏州和杭州的旧关系查不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你必须回上海。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情报处离不开你这个处长的眼睛。”
郑耀先点头：“明白。五天之内一定回来。”
山本在报告上签了字后把文件推回给郑耀先：“通行证明找河野少尉盖章。路上的交通工具自己解决，但到了苏州和杭州后要跟当地的特工站保持联系，不能单独行动。”
郑耀先站起身，朝山本微微鞠了一躬，说：“多谢课长。”
从山本办公室出来后他去了河野少尉的机要室办通行证。河野翻开一个盖满图章的本子，问清出发日期和目的地后，往一张印着特高课抬头的空白通行证上填写内容，又盖了一个朱红色的骑缝章。郑耀先接过通行证看了一眼，上面写着“特高课情报处郑耀先处长因公务赴苏州、杭州等地，沿途军警宪特机关应予便利”。有了这张东西，他在日占区乘火车、住旅馆、过检查站都会顺畅许多。
回到情报处后他关上门，给徐百川那边拨了一个暗语电话，用谈生意的口吻说：“四哥，我后天动身去南京看货，家里的事你多照应。”徐百川在电话里也顺着话说：“行，你路上当心，货款我这边先替你备着。”电话很短，十几秒钟就挂断了。
接着他又约了赵简之晚上在闸北一个旧书铺里见面。傍晚六点多，旧书铺里没几个客人。柜台后的老掌柜戴着一副圆框眼镜在补一本线装书。郑耀先在书架前随意翻着几本旧小说，赵简之从里间掀帘子出来，朝他使了个眼色。两人走到最里面靠墙的一排书架后。赵简之低声问：“六哥，你真要回重庆？会不会是那边给你摆的鸿门宴？”
郑耀先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不回去，毛人凤那些人只会在戴老板面前更起劲地编排我。回去一趟，当面把事情说清楚，反倒能堵住他们的嘴。你跟我一起走。宋孝安留下来看着家里。我们坐后天的火车先到南京，再转津浦线到徐州，从徐州往西进入河南。河南那一带现在还在我们的人手里，过了商丘就好走了。”
赵简之想也不想就说：“行，我跟你走。正好我也想去重庆看看。不过六哥，走之前是不是得给周济生那小子一点颜色？这小子最近越来越狂了，昨晚抓了两个码头工人，硬说人家给白俄人送过电台零件。今天又在十六铺到处贴‘林福生’的画像。他这么弄下去，早晚把屎盆子扣到你头上。”
郑耀先摇了摇头：“现在不能动周济生。山本刚批了我的假，这时候周济生要是出事，所有人都会怀疑是我临走前安排的。我们不但不能动他，还要让他觉得我对他没有敌意。等我们从重庆回来再收拾他。”
赵简之咬了咬牙：“那我听六哥的。不过我不在的这几天，宋孝安那边压力可大了。徐百川身边那个王福生还没查明白，张士超和陆中又天天盯着。再加上周济生在码头上来回搅和，宋孝安一个人怕照应不过来。”
郑耀先说：“所以我要你走之前把你手底下几个得力的兄弟重新分一下工。郭福生在76号里帮我盯周济生，阿六继续跟杨树浦码头那几条线，老刘带一个人看好吴淞口方向。宋孝安管军统站内和情报传递。几条线各自独立，相互之间不要交叉。这样就算一条线出了问题，其他的还能继续动。”
赵简之认真地点了点头。两人又商量了一下去重庆的路线细节。赵简之说，他认识一个在沪杭线上跑车的列车员，能在货车守车里安排两个铺位。他们可以先用76号的身份从上海北站上车，到杭州后换乘浙赣线到金华，再搭军统浙西交通站的车走富春江一路进安徽。这条路虽然慢一些，但比直接走南京方向更安全。郑耀先听后想了想说：“先到南京。南京是汪伪的窝子，但也是军统重点经营的地方。我到南京以后还要办一件事——顺便查一下从上海发往重庆的那些电报在南京中转时是否被人动过。如果王福生真是在发报环节改的数据，南京中转站的人也许能看到原始电文的痕迹。”
赵简之说好。两人又低声议论了一些关于王福生的事。赵简之说，他昨天让人去善钟路王福生家里附近转了一圈，发现他家屋顶上新装了一根很细的铜丝天线，从老虎窗里伸出来。平时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郑耀先的眼神顿时一紧。一个军统机要员的家里竟然装了天线，这说明王福生家里可能藏有电台，或者至少能接收到什么信号。这个发现把王福生的嫌疑又推高了一层。
“你有没有让人靠近看？”郑耀先问。
赵简之说没有，只在外围用望远镜远远看了一下。那根天线很细，颜色跟房顶瓦片差不多，可能是最近才装的。郑耀先沉吟了一下说：“不要轻举妄动。王福生如果真在家里藏了电台，反而说明他不是单干，背后有人给了他设备和技术支持。张士超的司机只是个小角色，真正的背后人可能是张士超，也可能是陆中背后的毛人凤系统。你让阿六从明天开始对善钟路王福生家做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远距离观察，所有进出的人都要记录。但绝对不能让他家里人发现。”
赵简之说：“二十四小时不好办。现在宫本又搞两人一组，外勤人手紧得很。不过我可以找两个绝对可靠的兄弟轮流守，每人四个小时。只是费用上要加一些。”
郑耀先说：“钱不是问题。从我的账上走。记住，人比钱重要。”
两人分手后郑耀先回到商行，开始整理要带走的行李。他把几件换洗衣服叠好放进行李箱，又把那本《辞源》放进去作掩护。密写工具和几小瓶药水用防水油纸包好，藏在行李箱夹层里。还有一把备用的小手枪，他犹豫了一下后没有带。既然是以76号情报处处长的身份走日占区，身上带枪并不奇怪，但万一路上遇到严密盘查，带枪反而容易节外生枝。他决定只带证件和钱，防身的家伙用赵简之那边准备好的。
整理完行李后他坐到书桌前，从活页本里翻到一页空白处，用铅笔快速写下一张清单。这是他离开上海前需要完成和交代的全部事项：一、老郭运输线的情报交接已办；二、海军分析报告已交山本；三、阿布拉莫维奇监控暂交黄烈；四、林福生追查由郭福生负责；五、王福生调查由赵简之安排阿六执行；六、宋孝安负责军统站内数据核对和徐秋影观察；七、赵简之随行。他仔细检查了一遍后把清单撕下来，用火烧了。纸灰落在烟灰缸里，像几片黑色的蝴蝶翅膀。
第二天，郑耀先依旧去情报处上班。他把郭福生叫来，将林福生追查工作的几份关键材料交给他，又叮嘱他每天用电话向自己办公室报告一次进展。如果有急事就找宋孝安或者阿六。郭福生走后，他又把黄烈请来，简单说了一下自己要去苏州和杭州的事。黄烈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放心去吧，阿布拉莫维奇那边我帮你看着。不过周济生那小子手伸得长，我不一定能完全按得住。”郑耀先说：“不用按他，让他查。查不到真的，他就只能拿些假货交差。”黄烈笑了笑没再说。
下午，河野少尉送来了已经用印的通行证。郑耀先把它和火车票放在一起。车票是赵简之想办法搞到的，上海到南京的蓝钢快车，二等座。开车时间是明天上午九点。
傍晚时分，宋孝安到白俄餐厅后巷和郑耀先见了一面。宋孝安说，王福生今天下午又去了徐百川办公室送文电，出来时手里多了一个帆布包，看鼓鼓囊囊的样子，像是装了文件盒。他怀疑王福生又在私自夹带东西出来。郑耀先说：“你明天想办法看看他那个帆布包里到底装的什么。但不要让徐百川知道。徐百川最近被马先生弄得心烦，如果知道王福生还在搞小动作，说不定会一时冲动把人扣了。这时候扣了王福生，张士超马上就会倒打一耙，说徐百川无故整人。”宋孝安说好。
夜里的风比前几天更凉了。郑耀先站在商行三楼窗口朝外望。花店二楼的窗户依旧暗着，但窗台上多了一盆小小的文竹。他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某种信号。文竹这东西不太起眼，很多人家都会摆上一盆。但和陆汉卿药店里窗台上的那盆文竹相比，这盆的摆放位置和瓷盆颜色都极为相似。郑耀先看了一会儿后拉上了窗帘。他不想在这个即将离开的夜晚被任何疑神疑鬼的念头干扰。可越是不去想，那些细节越像针一样往脑子里钻。
次日早上，郑耀先六点半就起来了。他最后检查了一遍行李，把商行三楼的房间简单收拾了一下。楼下店门的钥匙他留给阿贵一把，让他每天来开窗透气。七点半赵简之坐了一辆黄包车到圣母院路接他。赵简之穿了一身暗蓝色棉布长衫，手里拎着一个藤箱，脸上带着惯常的满不在乎。两人上了一辆电车，在虹口换了一趟后到了上海北站。
北站广场上人很多，有扛着大包小包的旅客，有沿路叫卖茶叶蛋和香烟的小贩，还有几个穿黑色制服的伪警在栅栏外来回踱步。郑耀先把通行证拿在手里，和赵简之一前一后进了站。他们走的是有特别通道的侧门，一个伪警看了通行证后立刻立正敬礼，把他们引到了站台旁的贵宾候车室。候车室里已有一些乘客，都是穿着体面的商人或官员模样的人。郑耀先找了个靠墙的位子坐下，点了根烟慢慢抽。赵简之则站在窗边望着站台，低声说：“六哥，等会儿上车以后你坐靠窗位置，我坐你后面两排。到了镇江我再换到你旁边。”
郑耀先说：“行。路上遇到查票的不要多说话，把证件给他们看就完了。你那个列车员朋友靠得住吗？”
赵简之说：“靠得住。他老舅以前在沪杭线上跑车时我就认识。这人嘴紧，给点钱就行。”
九点整，蓝钢快车鸣着汽笛缓缓驶出上海北站。车窗外的高楼和弄堂慢慢后退，过了真如以后，城市就逐渐变成郊野的田地和灰蒙蒙的河汊。郑耀先坐在靠窗的位置，眼睛望着外面不断掠过的村庄和稻田，心里并没有离开险境后的轻松。恰恰相反，从车轮滚动的那一刻起，他就感到一种更深的不安正在前方等着他。上海虽然险恶，但毕竟是他熟悉的地方，每一条弄堂、每一处暗角都有他的安排和眼线。离开上海以后，他就像一条被从深水里提起来的鱼，周围的空气变得陌生而稀薄。
火车到镇江时已经过了中午。车厢里有些闷，郑耀先解开领口透了透气。赵简之从后面换到了他旁边，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聊的是镇江的酱菜和南京的板鸭。邻座的旅客都当他们是两个去南京做生意的商人。车过丹阳时，一个穿便衣的男人从前面车厢走过来，眼睛在乘客脸上扫来扫去。郑耀先没有抬头，只用余光打量着那人。那人走到车厢连接处停下，跟乘务员说了几句什么后又折回去了。郑耀先注意到那人的皮鞋是日本军靴改的样式，鞋头很尖，走路时步子很稳。
赵简之也看到了，压低声音说：“便衣。八成是南京宪兵队的。”
郑耀先轻轻“嗯”了一声，把脸转向窗外。车上的人不会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和赵简之手里的证件足以应付绝大多数盘查。但他的神经仍然习惯性地绷了起来。这已经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本能，就像人在黑暗里走窄桥时会不自觉地张开双臂。
火车到南京下关站时天已经快黑了。站台上亮起了昏黄的灯，几个鬼子宪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站在出口两侧，还有一群伪警在检查出站旅客的行李。郑耀先和赵简之下了车，把通行证递给带队的伪警。那伪警看了后马上堆起笑脸，挥手让他们从侧门通过。出了站后，一辆等在路边的黑色轿车按了两声喇叭。车里坐着的是军统南京区安排来接站的人，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穿着旧西装，自称姓严。郑耀先没有在站口多停留，上了车后便让那个姓严的送他们去一家不显眼的旅馆。
车子在南京的街道上绕了几圈后停在了城南一条安静的巷子口。姓严的把一张写着旅馆名称和房间号的小纸条交给郑耀先，说：“郑先生先休息。明天上午有个人想见您，就在旅馆对面的那家茶社。”郑耀先问是什么人，姓严的只说“重庆来的人”。郑耀先便不再问，和赵简之下了车走进巷子。旅馆叫“永安旅馆”，门脸很小，里面却比外面看起来干净。柜台后的老板娘收了钱后让伙计领他们上了三楼最里边的两间房。郑耀先要的是靠楼梯口的一间，赵简之住隔壁。
郑耀先进了房间后把窗帘拉上，先检查了一遍墙壁和天花板，又摸了摸床板和床头柜的背面。没有发现窃听装置。他松了口气，坐到床沿上脱了鞋，让走了一天的脚松泛松泛。赵简之敲门进来，说：“六哥，我下去买了点鸭油烧饼和卤菜，你吃点再睡。”郑耀先接过吃食却没有马上吃。他让赵简之把门窗都关好，然后说：“明天见的那个人身份不明。如果是陆中或者马先生那边的人，你记住不要插嘴，我来应对。如果是戴老板直接派来的，会更麻烦。但无论他是谁，我们不能在南京待太久。后天一早必须转车去武汉方向。”
赵简之点点头，把嘴里的烧饼咽下去后说：“六哥，这趟回重庆，你有没有想过，戴老板要是真不相信你了，我们该怎么办？”
郑耀先拿起一块烧饼慢慢撕着吃，嚼了几下后说：“不会到那一步。戴老板这个人我了解。他可以用你，也可以废你，但他不会在证据不足的时候随便动一个还能干活的棋子。只要我们还没有把柄落在人家手里，他就不会轻易翻脸。他要的是结果，不是我们的命。”
赵简之没再说话，低头吃东西。窗外是南京城南安静的秋夜，偶尔有自行车铃铛从巷子里响过，像一口极小极远的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