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简之走了以后，郑耀先又在巷子里站了很久。夜风从苏州河方向一阵阵刮过来，把巷口电线杆上的旧标语吹得哗哗响。他没有马上回商行，而是沿着海宁路向西慢慢走。路上行人已经很少了，偶尔有几个拉夜车的黄包车夫缩在路边抽烟，烟头的红点像深夜里困倦的眼睛。他走得不快，脑子里反复推敲着赵简之刚才说的那番话。
王福生和张士超的司机在善钟路的剃头店里碰面，这个细节太关键了。剃头店不是饭馆也不是茶楼，那种地方去的都是街坊邻里，生人不多，谈事情反倒比公开场所更隐蔽。张士超的司机姓金，在副站长身边干了几年，如果王福生只是跟一个司机有私交，也许还可以用同乡之类的理由解释。但这两个人分属机要室和副站长办公室，两个敏感岗位的人私下碰面，而且时间恰好是在重庆特派员来上海之后，海军情报被改事件浮出水面之前，这绝不能简单看成是巧合。
郑耀先决定再跟王福生一段时间，但不再只限于观察他的日常行踪，还要摸清他跟张士超那边到底传递了多少东西。他有一种直觉，王福生可能不止改了“朝风”号坐标这一处。徐百川近期发往重庆的若干份电报里，也许还藏着其他被动手脚的数据。如果真是这样，郑耀先和徐百川面临的危机比目前看到的还要严重得多。重庆方面如果继续收到被篡改过的情报，戴笠对上海站的整体信任会迅速下降。毛人凤那帮人就可以趁机说徐百川领导不力、郑耀先情报失真，甚至更进一步，说上海站内部已经不可靠，必须由重庆直接派员接管。到那时候，郑耀先在军统内部的日子会变得极其艰难。
快到商行时他拐进了一条小弄堂，从后门进了院墙。上楼时他把脚步放得极轻，经过二楼会客室门口时停顿了一下。那间会客室里仿佛还残留着前几天陆中和马先生夜里来访时的紧张感。他摇摇头，继续上了三楼。进门后他脱下外套挂在门后，走到书桌前坐下，从抽屉里取出一本《辞源》放在手边。这是他常用的一个掩护道具。如果有人在监视他，他拉开灯看一会儿书，更像一个普通单身汉的夜生活。他翻到“海”字部，就着台灯一行一行看下去，心里却仍在盘算。
他需要尽快弄到一份王福生近期的值班表和经手文电清单。但情报处跟军统上海站之间没有直接的行政关系，他不能通过76号渠道去查。只能靠宋孝安和徐秋影从站内入手。宋孝安昨天去档案科调档时已经惊动了徐秋影。徐秋影这个人谨慎心细，如果她发现了什么，也许会主动来找郑耀先。郑耀先对徐秋影有一种难以言明的感觉。她的履历干净得几乎完美，工作能力很强，平时话不多，和站内各派都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这样的一个人，要么真是心思纯正，要么就是藏得太深。
第二天上午，郑耀先照常到情报处。一进门就看见外勤组的人正围在公告栏前小声议论。他走过去问了一声，外勤组长说：“郑处长，昨晚鬼子的无线电监测车在杨树浦一带转了大半夜，抓了三个在货栈里偷偷发电报的人。今天早上人都押到特高课去了。”
郑耀先心里一紧，脸上不露声色：“知道是什么人吗？”
外勤组长说：“现在还不清楚。听那边传过来的消息，说那三个人都是中国人，被抓的时候正在用一台便携式发报机给外头发报。特高课怀疑他们跟关东军残余的通讯网有关。佐佐木队长已经在审了。”
郑耀先听完后没再多问，回了办公室。他关上门坐到办公桌前，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凉水。杨树浦货栈里的秘密电台，这与他安排给苏军情报局的传递线不是一条。老郭的药材队走的是水陆混合运输，发报也是在根据地的中转站进行，上海这边只负责物理夹带，不需要动用无线电。但他不敢掉以轻心。鬼子最近的反无线电行动越来越猛，说明特高课和海军方面都在加码，整个上海的情报交通线都处在高压之下。被抓的三个人虽然暂时不知道是什么底细，但一旦被佐佐木撬开了嘴，说不定会咬出一些别的线索来。上海的地下组织往往彼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人既是交通员又是情报员，牵扯起来就是一串。
他准备等会儿让阿六通过码头工人那边打听一下那三个人的身份，看是不是跟军统或者中统的人有关。如果不是自己这边的人，他还可以稍微松口气；如果是，就必须立刻采取隔离措施，防止整条线被鬼子顺藤摸瓜。
中午时宋孝安给郑耀先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说下午三点在南京路上一家西服店试衣间碰面。郑耀先记下地址后没有多问。他知道现在电话很可能已经被技术课监听，对方能听到的只有几句平常的商务邀约。他放下电话后继续处理文件。手边有一份关于闸北地区民间电台使用情况的调查表，是特高课技术课今早转来的，要求情报处协助对部分无证电台的持有者进行跟踪调查。郑耀先把表上的名字和地址快速看了一遍，没有发现跟自己关系密切的人，便交给内勤去安排。他还特别叮嘱内勤，这件事只是协助性质，不要主动扩大范围。
下午两点四十几分，郑耀先离开76号后先到外滩附近一家银行柜面存了一笔钱，又去隔壁的邮票店里买了几张新到的纪念邮票。两点五十分他到了南京路上那家西服店。店里客人不多，一个裁缝正给一名中年顾客量衣。郑耀先脱下外套假装选料子，和店主闲聊了几句布料质地和价格。约莫十分钟后宋孝安出现在店门口。他朝郑耀先轻轻点了点头，两个人一前一后进了后面的试衣间。
试衣间很窄，一个人转身都困难。两个人就在那片狭小的空间里低声交谈。宋孝安说：“昨天我从档案科出来以后，徐秋影一直没有离开过办公室。但今天上午她找了个借口到徐站长那里去了一趟，出来时脸色不太好。我怀疑她已经注意到存档被调阅的事。另外，王福生最近经手的电报一共七份，其中四份发往重庆，两份抄送军统上海站内部，还有一份是转发给南京区。我让人暗地里对照了其中三份的底稿，发现除了‘朝风’号数据被改过之外，还有一份关于江防工事的情报也被人改了两个数字。改动的是火力点的位置和距离。”
郑耀先问：“这两处改动对情报的实际影响有多大？”
宋孝安说：“如果重庆方面按照改过的数据去分析，会误以为鬼子在吴淞口西侧新增了一处岸防炮阵地，实际上那个位置是一块已经废弃多年的旧工事，根本没有驻军。等于凭空给重庆制造了一条假情报。而真正的火力点被移到了另一个地方，数据上就漏掉了。”
郑耀先的脸色沉了下来：“这种改法太歹毒了。重庆不会马上发现，等他们拿着错数据派侦察员去核实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扑了空。然后他们就会怀疑整个上海站的情报都是假的。”
宋孝安点头：“我也这么看。徐站长现在还不知道具体哪些数据被改过。他要是知道了，第一个就会查王福生。可王福生毕竟是他身边用了几年的人，真要动手，徐站长也难下决心。”
郑耀先摇头：“不能等他下决心。你继续把剩下四份底稿也想办法核对一遍。这件事不能拖。既然已经知道王福生不清白，后面的每一份电报都有可能继续出问题。你告诉徐秋影，档案科的人最近要提高警惕，外来调档的人一律登记清楚时间和事由。她如果问起来，你就说这是我让你提醒她的。”
宋孝安点头说好。两人又说了几句关于陆中和马先生的事。宋孝安说，马先生昨天又跟徐百川见了一次面，但这次没有叫郑耀先参加，而是单独谈了两个小时。谈完之后徐百川的情绪不太好，把办公室的门关了很久。郑耀先心想，马先生很可能在向徐百川施压，要他交出关于海军情报来源的更多细节。徐百川虽然护着郑耀先，但在重庆特派员的反复盘问下，有些事他也很难完全扛住。郑耀先必须赶在压力传导到自己身上之前，把情报失真的问题查清并给出一个合理解释。
从西服店出来后，宋孝安先走。郑耀先又在店里待了一会儿，真的挑了一块灰色毛料让裁缝给他量了尺寸。他不想给店主留下两个人匆匆碰面的印象。等他走出西服店时，南京路上的人流正密，他混在人群里走了一段后拐入支路，进了一家广东人开的小食店吃了一碗云吞面。面很烫，他吃得不快。吃完后他站在店门口用牙签剔了剔牙，眼睛若无其事地扫过对街。没有看到可疑的尾巴。他这才放心地沿小路往情报处方向走。
傍晚时赵简之通过白俄餐厅送外卖的小伙计传来一个口信：“杨树浦被抓的三个人查清楚了，都是帮会分子，给法租界一个白俄情报贩子干活。那白俄叫谢尔盖，以前跟阿布拉莫维奇合伙做过木材生意。鬼子现在正在查谢尔盖。”
郑耀先接到口信后心中稍安。谢尔盖虽然和阿布拉莫维奇有过生意往来，但那是三年前的旧事，两人后来关系疏远，更没有涉足无线电通讯。鬼子如果从谢尔盖那边往阿布拉莫维奇身上扯，中间还需要不少证据连接。不过既然谢尔盖和无线电通讯有关系，这说明法租界的白俄商人圈确实有人卷入了情报买卖。李政和宫本都可能利用这件事做文章，把火引向阿布拉莫维奇，进而引向郑耀先。他得想个办法提前布防。
当天夜里他没有出门。商行三楼的台灯亮到很晚，他伏在桌前把“朝风”号事件的整个链条画在了纸上。链条的起点是山本在特高课会议上分发不同版本的数据，终点是重庆方面发现他的情报与盟军渠道有偏差。中间经过了宋孝安、徐百川办公室、王福生、张士超以及重庆派来的特派员马先生。这条链看起来是一条直线，但每一个节点上都可能被不同势力插入手脚。山本和宫本要借这条链测试他是不是军统的人；张士超和毛人凤要借这条链拆掉徐百川和他的台；王福生是被买通的小鬼，执行的却是足以毁掉整条情报链的篡改。而他自己站在这条链的正中央，前后左右都是陷阱，稍不留神就会被人推到最亮的地方去。
他抽掉最后一口烟，将那张纸烧掉。然后用冷水擦了把脸，关灯躺下。黑暗中他想起陆汉卿。老陆现在还在法租界的药店里，每天给人看病开方子。他那里也是危险重重。宫本的通讯管制虽然主要针对76号内部，但特高课对法租界的无线电压制和邮检早就开始了。郑耀先传给党组织的重要情报，很多都是通过老郭的运输线进行物理传递，不走电台，这让他稍稍安心。但下一次如果必须通过电台与苏北联络，他就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得提前琢磨几种在通讯管制下仍能安全发报的方案。
第三天上午，情报处收到了佐佐木行动队转发来的一份协查通报。通报上有一张模糊的人像速写，旁边写着“林福生”三个字和几行体貌描述——左眉上方有一道旧疤，脸型瘦削，中等身材，苏北口音，戴深色鸭舌帽，随身携带一个黑色皮包和一只藤箱。这张速写是佐佐木的人根据小旅馆老板和茶房的口述画出来的。郑耀先一看就认出这正是自己之前已经掌握的情况。行动队把这份协查通报发到情报处，说明山本已经决定将“林福生”正式列为追查对象，要求各部门配合行动队进行搜捕。
郑耀先表面上照常签收，让内勤将通报贴在办公室布告栏上。下午他带着两个外勤去苏州河北岸的几个旧货市场和棚户区转了一圈，名为巡查，实际上是想看看佐佐木的人有没有在那一带设卡。他们在闸北的一条窄街上遇到了佐佐木本人。佐佐木穿着便衣，身后跟着三个穿短打的行动队员。两边在路边照面，佐佐木朝郑耀先点了一下头，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郑处长也来巡查。”
郑耀先笑了笑：“是啊，林福生这个人还没抓住，下面的兄弟不敢松懈。佐佐木队长可有进展？”
佐佐木摇头：“他跑得快。不过有人昨天在宝山路一带见过一个很像他的人。”
郑耀先心里微微一动，但嘴上说：“宝山路那片岔口多，确实好藏身。佐佐木队长如果今晚再去，需要我调几个人配合吗？”
佐佐木盯着他看了一秒钟，说：“不用。郑处长管好你自己的地方。找到林福生，我不会独吞功劳。”
两人说话时，路边有几个行人好奇地朝他们张望。佐佐木身后的一个队员瞪了那些人一眼，吓得他们赶紧走了。郑耀先也没有多停留，和佐佐木分开后带着人去了另一个方向。等回到情报处时天已经黑透了。
他坐在办公室里半天没有开灯。窗口外面是76号院子里两盏昏黄的探照灯，灯光扫过花坛和围墙时在墙上投下晃动的影子。郑耀先的手指在办公桌上轻轻敲着，心里在反复想佐佐木那句话。宝山路一带有人见过像林福生的人。这消息到底是真是假？佐佐木没有理由把这样一条线索主动告诉他。除非佐佐木想通过他的反应来判断什么。但佐佐木脸上看不出试探的意思，也许是真的查到了线报。又或者这又是宫本设计的另一个套，等着看郑耀先会不会派人提前去宝山路转移“林福生”。如果郑耀先真的和关东军残余有联系，听到这个消息后应该会赶在特高课之前去宝山路找人。可如果他不去，佐佐木也一样不会损失什么。
郑耀先无法判断真假，但他不能用自己的安全去赌。他决定今晚不去宝山路。不仅不去，还要让手下的人也远离那一带。如果佐佐木真在宝山路抓到了人，那说明情报属实；如果没抓到，也不关他的事。但他还是通过赵简之给阿六带了一个消息——让阿六以一个码头采买的名义去宝山路和虬江路之间的几个小旅馆看看有没有新的动静，但只能白天去，晚上绝对不要靠近。这是保险，也是谨慎。
他刚准备离开办公室时，电话响了。是徐百川打来的，用的是军统内部的暗语。徐百川只说了一句：“老家来人了，明晚在苏州河边老地方喝茶，你来。”郑耀先听出徐百川的语气有些疲惫。他应了一声便挂断。这个电话的内容如果被技术课的人监听，只会觉得是两个熟人约着喝茶。但“老家来人”四个字让郑耀先警觉起来。重庆又派人来了。会是谁？是戴笠的密使，还是毛人凤的暗探？徐百川没有明说，郑耀先也不便在电话里追问。一切都得等到明晚见面时才知道。
这一夜他睡得很浅。窗外下起了一阵急促的秋雨，雨点打在窗玻璃上，像无数细小的石子从天上撒下来。他躺在黑暗中听雨声，脑子里断断续续地闪过一些画面——佐佐木在窄街上盯着他的眼神、宝山路那些低矮的屋脊在夜色中连成一片、王福生从徐百川办公室进进出出的瘦小身影，以及马先生那双像探针一样的眼睛。他翻身坐起来，摸黑走到书桌前，点了一支烟，没怎么吸，只是看着烟头在黑暗中明灭。
雨在后半夜停了。天亮时地面湿得发亮，弄堂里的积水映着灰白的天空。郑耀先出门时多加了一件薄呢大衣，因为秋雨后的清晨寒气很重。他一上午都在情报处处理文件，把关于“林福生”的协查通报和最近几天的外勤记录做了一次归档。他特意在归档记录中写了一句：“情报处外勤组于闸北方向巡逻，未发现与目标相符人员。”这句话如果被山本或宫本看到，可以说明他确实按照规定执行了巡查任务，没有异常动作。
中午他出去吃饭时拐到一家小药房买了两瓶止咳糖浆，又到旁边的文具店里买了一支钢笔和一瓶蓝墨水。买完东西后他拐进一条安静的弄堂，沿着墙根走到药店后门附近的一扇小门旁。那是陆汉卿的药店。他犹豫了一下，没有敲门。从外面看，药店的窗台上摆着一盆文竹，叶片翠绿，像是每天都有人打理。郑耀先只是经过，没有停留。买止咳糖浆只是顺手的事。他不能频繁见老陆，尤其是在这种时候。每多一次见面，就多一分暴露的风险。他只能通过老郭的运输线和偶尔的暗号来与组织保持联系。
下午三点多，情报处来了一个电话。是黄烈打来的，说李士群要在76号小会议室开一个临时碰头会，让各处处长都参加。郑耀先到会议室时里面已经坐了好几个人。黄烈、周济生、吴世宝、行动队和财务处的负责人都到了。李士群坐在主位上，脸上带着一种不阴不晴的表情。他面前摊开着一份文件，等人都到齐后他清了清嗓子说：“丁主任和我刚从南京回来，上面对上海的工作不太满意。最近军统和共产党在上海的活动越来越厉害，日本方面对我们的情报配合能力也有意见。我希望各部门都拿出实打实的成绩来。尤其是情报处和行动队，不能总让特高课的人在前面挡着。郑处长，你说说你们现在手上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郑耀先坐直了身体，说：“李主任，情报处目前正在追查两个方向。一个是关东军残余人员在苏州河以北的活动，已经掌握了一个重要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和活动区域，正在和特高课协同搜捕。另一个是法租界内俄裔商界与非法电台贩卖有关的线索，正在排查。这两条线如果都能落地，至少能打掉几个点。”
李士群听了后说：“俄裔商界那条线，山本课长最近很重视。你们要把那个阿布拉莫维奇查清楚。不要因为他是郑处长认识的商人就束手束脚。该查的一定要查。”
郑耀先面不改色地说：“李主任放心。我对阿布拉莫维奇一直保持监控，昨天还派人去他的仓库和住宅外围转了一圈，没有发现新的异常。不过据我了解，这个人现在被特高课限制行动，活动范围已经很小了。如果还要继续深挖，可能需要更多的外围人手配合。”
李士群点了点头，又对周济生说：“渔船上的两个船工要再挤一挤。实在不行就给点颜色。另外，吴队长也要加派人手，对十六铺到崇明之间的渔船加强检查。关东军那些人要是想从水路跑，码头是必经之路。”
吴世宝粗声粗气地应了一声。周济生也笑着说：“李主任放心，船工的事我心里有数。再过两天，准能撬出点真东西来。”
郑耀先听着周济生的话，心里像被人用冰碴子扎了一下。周济生说“再过两天”，这个时间节点让郑耀先感到一种迫近的危险。如果周济生的人真的对两个船工用了重刑，口供就会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指向性强。他们甚至可能按照周济生的暗示，直接说出阿布拉莫维奇或者郑耀先的名字。到那时郑耀先就被动了。
散会以后郑耀先回到情报处，把外勤组长单独叫了进来。他压低声音说：“你找两个信得过的兄弟，从今晚开始对周济生的行动队外围做定点观察。不要跟车，不要靠太近，只看他们每天抓什么人、去哪些地方、和什么人接触。记住，绝对不能让周济生的人发现你们。一旦发现情况不对，马上撤。”
外勤组长名叫郭福生，跟了郑耀先两年多，办事利落，嘴巴很严。他听后立刻点头说：“处长放心，我亲自去。”
郭福生走后，郑耀先看了看窗外灰沉的天色，起身收拾了桌面上的文件，锁了抽屉。他决定早些去苏州河边“老地方”等着。徐百川约的茶楼在苏州河南岸的一条旧街上，门面不大，位置不起眼。郑耀先到的时候天已经擦黑，苏州河上起了一层薄雾，河对岸的灯光在水里碎成一片。他进了茶楼后要了一壶龙井坐在二楼临窗的位置。这个位置能看到下面街口和河岸边的动静。
等了约莫半个小时，徐百川到了。他穿了一件深灰色的棉袍，戴着呢帽，手里拿着一份卷起来的报纸。郑耀先起身帮他倒了杯茶。徐百川坐下后先朝窗外扫了一眼，然后低声说：“老六，昨天重庆来电。戴老板让你回重庆述职，越快越好。”
郑耀先拿茶杯的手顿了顿：“让我回重庆？”
徐百川点头：“对。没有说具体事由，只说让你安排一下，把上海的事暂时移交。我估计是毛人凤的人在戴老板面前又嚼了舌头，说你在这边跟日伪走得太近，有些事情说不清楚。戴老板让你回去，可能是想当面摸摸你的底。但也不排除有别的安排。”
郑耀先慢慢喝了一口茶，说：“电报是戴老板亲发的？”
徐百川说：“是戴老板亲发，但电报是通过毛人凤的秘书处转给我的。里面说的话不多，口气也还算客气，只让你‘即日启程’。”
郑耀先放下茶杯，眼睛看着河面上的夜雾。回重庆述职，这五个字听起来轻飘飘的，但对于一个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工来说，有时候意味着更危险的审查。上海滩上还有那么多事没做完，军统内部的人已经在背后掀他的船。他如果现在回重庆，苏军情报局的“融冰”计划后续怎么办？关东军残余的追查怎么办？党组织在上海的情报网怎么办？这些问题像一座座小山压在胸口，让他觉得每吸一口气都费劲。
“四哥，你怎么看？”他问徐百川。
徐百川叹了口气：“我本来不想把这个电报念给你听。但瞒着你更不行。老六，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回去之后如果问你海军情报的事，你要一口咬定来源可靠，把数据差异往鬼子的反间计上推。其他的我和宋孝安再想办法把证据补上。你在重庆最多待半个月。上海这边的摊子我会先帮你稳着。”
郑耀先沉默了一会儿后点了点头：“我明天安排一下手上的事。最晚后天动身。”
徐百川说：“你要带两个得力的兄弟一起走。这路上不太平。从上海到重庆千里迢迢，要经过好几个日占区和检查站。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郑耀先想了想说：“让赵简之跟我走。他身手好，遇事能顶上去。宋孝安留在上海帮你。我走之后，情报处那边还要靠他继续盯着王福生和徐秋影。”
徐百川说行。两人又低声商量了关于路线和证件的事。徐百川说站里可以给郑耀先准备一套新的身份证明和通行证，从杭州走皖南再转武汉，由军统的地下交通线分段护送。郑耀先说不用，他身上有76号的公开身份，走日占区反而比偷渡更方便。只要以76号情报处外出办案的名义，就可以搭鬼子的军用列车或者征用车站的交通车。这样最安全也最快。徐百川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便不再坚持。
茶喝完时已经快九点。徐百川先走一步，郑耀先又在茶楼里坐了一会儿。他出神地望着河面上往来的船只，看那些挂着红蓝小旗的货船在雾中缓慢移动。回重庆的事来得突然，但细想又在情理之中。戴笠不可能一直对上海站内部的矛盾视而不见。郑耀先最近这段时间屡次被毛人凤的人告状，陆中每次发回重庆的电报里都夹枪带棒地提到他。戴笠就算再信任他，也架不住底下人反复念经。何况上海站这几个月确实出了不少事，有些事郑耀先自己也无法解释得一清二楚。戴笠要他回去，可能并不完全是为了审查，也是想让他当面向自己陈述上海站的局面，顺便给毛人凤那边一个交代。
回到商行后他简单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把最重要的几份文件和密写工具藏进行李箱夹层里。他对着镜子看了一会儿自己。镜子里的人眉眼深沉，两颊比以前更瘦了一些，下巴上冒出一层极淡的青色胡茬。他脱掉西装换上一件旧的深色夹克，把头发往后梳了梳。明天他将以76号情报处外调人员的身份离开上海。在离开之前他还要做一件事，就是把手头最要紧的情报——海军部署变化和特高课内部管制措施——通过老郭的运输线送出去。苏军情报局的任务不能因为他临时被调回重庆而中断。他必须留下一个可持续的传递安排。
夜已经深了。他拿出纸笔，在台灯下用预先约定好的密写方式把几组关键信息编成了一份看似平常的商业信函草稿。这些内容经过特殊药水处理后不会在纸上留下肉眼可见的痕迹。写完后他将信纸封进一个普通信封，然后在信封的正面按照约定画了两个不起眼的小点。明天一早，这封信会由老郭安排的取货人从白俄餐厅的后厨带走，混在一批调味品里送出上海。
一切准备停当后他关了灯，和衣躺到床上。明天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处理和赵简之的接头、情报处事务的移交、以及向山本请假离开上海的手续。山本会不会准他走？如果山本不准，他又该怎么走？这些都是明天需要考虑的事。现在他只想让自己的心跳慢下来，再慢下来，像河面下的暗流一样，在最深的地方保持平静。
可闭上眼睛后，他却怎么也睡不着了。回重庆的路像一条看不见尽头的绳索，在他脑海中缓慢展开。越往西走，离上海越远，离苏北的电波越远，离那些未完成的任务越远。但也许，离真相更近一些。戴笠面前的那张椅子上，曾经坐过许多像他一样从沦陷区回去的人。有的人回来时被升了官，有的人进去了就再也没有出来。他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落在哪一头。他只知道一件事：无论在哪里，他都不能做对不起自己真正身份的事。那把“风筝”的线还在陆汉卿手里，也在他自己的骨头里。谁也扯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