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藏室里没有点灯，只有墙角一个装过煤油的铁皮桶上搁着半截蜡烛。烛火被门缝里漏进来的风吹得东摇西晃，把宋孝安那张瘦削的脸映得一会儿明一会儿暗。郑耀先坐在他对面，两个人之间的空气沉得像是能拧出水来。
“你说存档件上的数据和发往重庆的电报底稿不一样。”郑耀先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一个字都像从喉咙里磨出来的，“你确定看清楚了？”
宋孝安点头，从怀里掏出两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片。那是他从徐秋影的档案科里偷偷抄录下来的数据对照表，一张是郑耀先原始提供的数据摘要，另一张是发往重庆电报底稿上的内容。他没有把原件带出来，只抄了关键坐标和舰船名称的代码。郑耀先借着烛光仔细看了两遍，眉头的皱纹越拧越深。
他给宋孝安的原始数据中，“朝风”号驱逐舰的巡逻区域标注为东经一百二十一度零七分至一百二十一度十九分之间的一个狭窄水域，北纬三十度四十一分上下。这个坐标区域是他从山本那份绝密通报中提取后，又结合冯德昌的通讯测向数据做了一定位移处理的结果。他当时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数据过于精准，以免引起军统高层对情报来源的过度追问。可宋孝安抄来的电报底稿上，“朝风”号的巡逻区域变成了东经一百二十度五十三分至一百二十一度零六分，整整向西偏了将近三十分。这样一个改动，足以让重庆方面拿到与郑耀先手头数据完全不同的版本。
“这改动不是小数。”郑耀先放下纸条，声音冷得像刀背，“如果把坐标换成海图上的实际距离，差不多差了二十海里。军统的人如果按照电报底稿上的区域布置侦察或者配合盟军行动，根本找不到‘朝风’号。”
宋孝安说：“我也是这个意思。六哥，这绝不是抄录时的笔误。坐标从一百二十一度零七分改成一百二十度五十三分，差了好几格。能经手这份情报底稿的人，除了我，就只有徐站长和他办公室里的机要员。徐站长不可能亲自动手改这种东西，所以我怀疑是那个机要员被谁买通了，或者早就被毛人凤的人渗透了。”
郑耀先没有马上接话。他闭上了眼睛，脑子里像有一架精密的机器在高速运转。徐百川办公室的机要员他见过两次，一个叫王福生的年轻男人，浙江江山人，说一口软糯的南方官话，做事勤恳话不多。徐百川对这个人很信任，平时收发密电、整理文电、管理印章的事都交给他。如果王福生被毛人凤或者张士超的人买通，那徐百川身边就等于埋下了一颗钉子，所有的电报往来都等于在别人眼皮底下过了一遍。但郑耀先又不能完全排除另一种可能——徐百川本人知道这件事。
“你先不要轻举妄动。”郑耀先睁开眼，将两张纸条重新折好还给宋孝安，“这件事的复杂程度已经超出了我们最初的判断。有人故意在我给军统的情报里改坐标，改完之后的数据跟山本下发给我的版本不一样。这样做能达到什么目的？第一，让重庆方面觉得我提供的情报不准确，削弱戴老板对我的信任。第二，如果特高课截获了军统发往重庆的电报，看到数据跟山本给我的版本对不上，就会认为泄密源头不是从山本文件流出去的。第三，如果有人把这份改动过的数据反过来给我看，还可以测试我对此事的反应。你想想，这三条里哪一条对你我威胁最大？”
宋孝安想了想，说：“第二条。如果特高课截获了电报，发现数据对不上，那山本就不会怀疑六哥你。这反而是好事。但如果第一条和第三条同时成立，就说明军统内部有人既想整你，又想把水搅浑。徐站长身边的人不可靠。”
郑耀先的目光落在那半截蜡烛上，说：“王福生这个人你暗中去摸一摸他的底。不要动他，先观察。看他最近和什么人来往，有没有额外的收入来源，下班以后去哪些地方。另外，徐站长那边你要旁敲侧击地提醒一下，但不要提数据被改的事，只说他身边机要岗位的人需要多留一份心。徐百川是聪明人，他会明白你的意思。”
宋孝安点头应下。两人又低声交换了一些关于上海站内部情况的意见。宋孝安说，陆中最近在站里活动频繁，跟张士超有过好几次私下会面。张士超是副站长，毛人凤的心腹，平时和徐百川面和心不和。陆中这次来上海名义上是特派员，实际上就是毛人凤放在上海的一双眼睛，专门盯着徐百川和郑耀先这些戴笠的人。宋孝安还说，徐秋影最近状态有些不对劲，在档案科里接连出了两个小差错，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事。郑耀先听在耳里，没有急着下判断，只让宋孝安对徐秋影也保持观察，但不要主动去问。
“现在我们自己内部的问题比鬼子的还难办。”郑耀先最后说了一句，“宫本和山本在那边布了一个数据比对的局，就等着看军统电台里会冒出哪个版本的数据。结果还没等他们收网，我们自己人先在电报底稿上改了坐标。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会同时被山本和毛人凤两拨人抓住把柄。”
宋孝安说：“六哥，那我们现在最该做的是不是先停掉所有跟海军有关的情报传递？让这条线冷几天，等风声过了再说。”
郑耀先摇了摇头：“不能全停。全停等于告诉所有人我们在收缩。尤其是山本那边，他正在观察我的反应。我这边一收缩，他立刻就能判断出我有问题。你要做的是让陆军和江防相关的情报传递继续保持正常节奏，唯独海军舰船的具体坐标数据暂时压一压。理由是情报来源需要重新核实。这样既不会引起特别大的动静，也能给我们争取时间查清电报底稿被改的事。”
两人谈完后各自从后巷离开。宋孝安朝东边走了，郑耀先则往西穿过两条弄堂，绕到霞飞路上才叫了一辆黄包车回商行。秋夜的风已经带了很深的凉意，从苏州河方向吹过来，湿漉漉的，带着河底淤泥和水草的气味。他坐在黄包车上，大衣领子竖起来遮住半边脸，只露出一双眼睛。街灯把他的影子拉长又缩短，像许多瘦长的鬼魅在青石板路上游走。
回到商行后他没有立即进去，而是在对面花店门前的暗影里站了一会儿。花店已经打烊了，卷帘门拉得严严实实，只有门缝下边透出一线微弱的光。街面上行人稀少，偶尔有一两辆汽车驶过，车灯照得路边的梧桐树影一阵乱晃。郑耀先观察了几分钟，确认四周没有异常后才穿过马路进了商行侧门。他没有开灯，摸着黑上了三楼。进房后他先走到窗边从窗帘缝里朝外望了一眼。花店二楼的窗户暗着，但隐约可见窗边有一个人影极快地闪了一下，动作很轻，像是一个人不小心碰到了窗帘。郑耀先不动声色地将窗帘拉严，退到床边脱下外套和鞋，和衣躺下。
他没有睡。他的眼睛在黑暗中睁着，望着天花板上那些被窗外微弱天光映出的水渍轮廓。脑海中反复转着几个人的面孔——王福生、张士超、陆中、马先生、徐百川。每一个面孔都像蒙着一层雾，看不清底下的真面目。尤其是王福生这个他平时几乎没有留意过的机要员，突然在这一连串的事情中浮了出来。如果王福生真的是别人安插在徐百川身边的暗桩，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经手这些电报？经手过多少？哪些被改过？哪些被原样转发？这些问题不查清楚，郑耀先在军统内部上报的每一份情报都可能是被人篡改过的，而重庆方面对上海站的信任也会随着每一次数据偏差而逐步瓦解。
第二天清晨，天色还没大亮他就起来了。洗了把冷水脸，换了一身干净的衬衫和西装，出门前又在穿衣镜前站了站。镜子里的人脸色有些苍白，但眼神锐利，像刀片在磨刀石上刚打过一样。他把一顶深灰色的礼帽扣在头上，拎着公文包出了门。路过花店时他放慢脚步朝里面看了一眼。那个戴草帽的中年男人已经开了门，正在把一盆盆黄色的金菊搬到门口。看到郑耀先走过去，男人微微弯了弯腰，算是打了招呼。郑耀先点了点头，继续朝电车站走去。
到了76号情报处后，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先去泡茶，而是把外勤组长和一个负责档案的内勤人员叫进办公室，交代了几件日常事务。等人都走了之后他关上门，从公文包里取出昨晚宋孝安给他的两张纸条重新看了一遍。他需要想一个办法，既能够验证王福生到底有没有问题，又不会打草惊蛇。
他想到了一个人——赵简之。赵简之虽然是行动组的人，但他手下有几个老兄弟在租界和闸北一带的茶楼酒馆里混得很熟，消息灵通。让赵简之从外围摸一摸王福生的底，比让宋孝安从站内内部去调查要隐蔽得多。宋孝安的身份是情报组组长，他跟徐百川办公室的联系过于密切，一旦动作过大反而会引人注意。赵简之则不同，他在上海站的职责本来就偏重外部行动和江湖面上的联络，和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是常态。就算王福生那边有人注意到赵简之在打听他，也可以解释成行动组在排查外围关系。
上午十一点，郑耀先用街上的公用电话给赵简之打了一个简短的电话，约在虹口一家不起眼的面馆见面。赵简之来得很快。他今天穿了一件青灰色的短褂，像码头上的监工，进门后在郑耀先对面坐下，要了一碗辣酱面。两个人一边吃面一边低声说话。郑耀先把王福生的情况简单说了说，让他去查这个人的家庭背景、经济状况、最近的社交圈子，特别是跟张士超和陆中那帮人有没有接触。赵简之听完后把最后一口面汤喝干净，抹了抹嘴说：“小事，三天之内给你回音。”
赵简之走后，郑耀先又在面馆里坐了一会儿。他不想那么早回76号。那里面的空气太紧，处处都像缠着看不见的蛛丝。他出了面馆后朝四川北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方向走了一段，从远处观察了一下大门口站岗的卫兵和进出的车辆。他并不是为了搜集什么具体情报，而是在活动自己的脑子。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门前新增了一组铁丝网路障和两个沙袋掩体，进出的军车数量比上周明显增多。这说明海军方面确实在进行某种战备调整，可能与通讯船的追缉行动有关，也可能与更广泛的东海防御态势有关。他看到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从大门里开出来，车上的鬼子兵穿着深蓝色海军作战服，枪口朝外架着，沿四川北路向北驶去。郑耀先没有多停，转身拐进了一条东西向的小路。
他脑子里将今天早上看到的这些迹象和昨天山本办公室里的海军通报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初步判断：海军正在从上海周边抽调机动兵力，向长江口外海和舟山群岛方向集结。那些从司令部开出去的车辆和人员，很可能是去吴淞码头登船的陆战队员。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未来几天内长江口附近的海上巡逻密度会大幅度增加，通讯船的活动空间会被进一步压缩。这既是鬼子的机会，也是关东军残余力量最危险的时刻。而对郑耀先来说，这个时间窗口里海军通报泄密调查的压力会暂时让位于海上追缉行动，山本和宫本可能会把注意力更多转向舰队调度和通讯船的搜索上。这意味着他的活动空间会稍微宽松一些。
但这个窗口不会太长。郑耀先必须在特高课的调查重新收紧之前，解决几件最要紧的事。第一件，王福生的背景和电报底稿被改的真相。第二件，周济生那枚假领章的来源和目的，以及船工口供会不会被进一步加工成指向他的伪证。第三件，苏军情报局任务中尚未完全确认的岸防设施数据是否足够准确，还需要通过什么渠道补全。第四件，也是他最不希望面对的一件——如果军统内部某些势力已经通过修改电报底稿开始攻击他，那么他是否需要在重庆方面采取某种反制措施，用情报本身来证明自己的可靠性。但反制就意味着要拿出更有价值的情报来对冲质疑，这会增加他与各方势力周旋的复杂性。
下午回到情报处后，他用了两个多小时将外勤人员送上来的几份调查报告逐一审阅。其中一份关于苏州河北岸那个废弃仓库附近活动的中年男子有了新的线索。外勤组的人通过一个收废旧金属的小贩打听到，那个戴鸭舌帽的男人上周三下午曾在四川北路与虬江路交叉口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住过一晚。旅馆的登记簿上留下的名字叫“林福生”，但字迹潦草得几乎无法辨认，而且登记的籍贯栏填的是“江苏如皋”。外勤组已经让旅馆老板和伙计回忆那人的长相特征。根据老板的描述，那个人中等身材，脸型偏瘦，左眉上方有一道两厘米左右的旧疤，说话口音像是苏北一带的人，随身只带了一个藤箱和一个黑色皮包。旅馆伙计说那人第二天一早就退了房，走的时候朝火车站方向去了。
郑耀先看完报告后当即叫来外勤组长，让他们把四川北路和虬江路一带所有能调用的关系都撒出去，重点查那个男人离开旅馆后是否真的去了火车站，有没有买过到什么地方的票，有没有人在那一带见过他上黄包车或电车。同时让外勤组派人去如皋方向的几个水路码头转一转，看有没有人见过与描述相符的中年男人，尤其是左眉有疤的人。这种容貌特征很具体，在苏北帮的人堆里找人比单纯依靠姓名要可靠得多。
“记住，这个人很可能跟关东军残余的通讯器材有关系，找到他就能牵出那条线。”郑耀先对外勤组长说，“但不要打草惊蛇。他是受过训练的，警惕性不会低。你们跟踪的时候要远距离交替，不要贴得太近。”
外勤组长领命离开后，郑耀先刚准备处理下一份文件，桌上的电话响了。是周济生打来的。周济生的声音在电话里显得很客气，甚至有些过于客气。他说：“郑组长，晚上有空吗？兄弟我在大三元摆了一桌，请你和黄烈黄处长一起坐坐，顺便聊聊最近几桩案子怎么配合的事。山本课长昨天还说你办事最让人放心，让我多跟你学着点。”
郑耀先拿着话筒笑了笑，说：“周队长太客气了。晚上要是没有别的安排，我一定到。不过吃饭就不必了，你那边工作忙，我这边也一堆事，有什么需要协调的，来我办公室说一声就行。”
周济生在电话那头笑着说：“郑组长这是不肯给我面子呀。大三元的位置都订好了，就我们三个人，不叫外人。你就当是兄弟之间叙叙旧，顺便说说渔船上的事。”
郑耀先的眼神微微一凝。渔船上的事。周济生主动提出来要谈渔船上的事，这绝不只是叙旧那么简单。那枚假领章就出在渔船上。周济生现在摆一桌酒来请他和黄烈，多半是想借黄烈在场的机会，把领章的事半真半假地说出来，看郑耀先当着别人的面怎么接。如果郑耀先表现紧张，周济生就能进一步确定他与阿布拉莫维奇的关系有问题。如果郑耀先表现得太镇定，周济生也不会轻易相信，只会在后面的动作里继续加码。最好的应对方式是不去，但不去又会被对方视为心虚。
郑耀先略一沉吟后说：“周队长这么盛情，我再推辞就不好了。晚上几点？我自己过去就行。”
周济生说：“六点半开席，大三元二楼雅间，周某恭候郑处长大驾。”
挂了电话后，郑耀先靠在椅背上闭了会儿眼睛。周济生的邀请中透着一种刻意的热络。这个人平时在上海站的日伪特工圈里以豪爽仗义着称，实际上心机深沉。他跟黄烈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两个人都在李士群面前争功。这次请客带上黄烈，周济生大概是想要一个见证人。郑耀先需要提前想清楚，如果周济生当着黄烈的面提起阿布拉莫维奇和那枚领章，他该怎么回应才能既不得罪周济生，又不给黄烈留下任何把柄。
天擦黑时，郑耀先换了一件藏青色的西服出门。到了大三元酒楼门口，跑堂的伙计把他引上二楼雅间。推开门时，周济生已经坐在里面了，黄烈还没到。周济生穿着一件灰色长衫，袖口挽得整整齐齐，面前的桌上摆着几碟精致的冷菜和一壶温好的黄酒。见到郑耀先进来，他站起来拱了拱手，脸上的笑容堆得满满当当。
“郑处长大驾光临，周某脸上有光。”周济生拉着他坐下，亲自给他倒茶。
郑耀先笑道：“周队长说哪里话。你我都在一条船上给日本人办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用不着这么客气。”
正说着，黄烈也到了。他今天穿了一身深色的中山装，脸色还是不太好，但进门后还是笑着打了个招呼。三人坐定后，周济生叫伙计上热菜。不多时，桌上就摆满了糖醋黄鱼、红烧狮子头、清炒虾仁和一盘八宝辣酱。周济生一边给两人斟酒一边说些不痛不痒的场面话。郑耀先端着酒杯只抿了一小口，酒在嘴里转了一圈没怎么下咽。他需要用最清醒的状态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话题。
黄烈似乎也有些心不在焉，吃了两口菜后问道：“周队长，电话里你说要谈谈渔船上的事，是不是那两个船工又吐出什么新东西了？”
周济生放下酒杯，脸色慢慢从热络转成了一种故作深沉的表情。他看了郑耀先一眼，又看了黄烈一眼，说：“不瞒两位，那艘渔船的事儿有点棘手。船工说那枚领章是在崇明岛北岸的芦苇荡附近捡到的，当天他们看见一个俄国人和两个陌生人碰面，具体长相他们记不太清，但那个俄国人提着一个黑色皮箱，操一口带东北口音的中国话。”
郑耀先靠在椅背上，手指在酒杯边缘慢慢划着圈。周济生的目光时不时地往他脸上瞟。郑耀先没有躲闪，反而微微一笑，说：“周队长，我记得上次山本课长跟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船工还提到那个俄国人穿着深色西装。怎么今天又多了一个‘带东北口音的中国话’？这两个船工什么时候记性突然变好了？”
周济生愣了一下，随即笑道：“郑处长耳朵真尖。我也觉得那两个小子说话有水分，所以今天才请两位来商量商量。山本课长让我审，可审来审去他们说的细节老是变。一会儿说那俄国人穿的是西装，一会儿又说好像穿的是长衫。我看他们要么被吓糊涂了，要么就是在编故事。可到底为什么编这么个故事，我还真拿不准。”
黄烈皱了皱眉说：“船工是哪里人？平时跑不跑崇明到十六铺的货？他们跟那个芦苇荡有没有关系？”
周济生说：“船工是崇明本地人，一个叫阿土，一个叫阿三，堂兄弟。平时就是跑短途渔船，偶尔帮人带点私货。崇明北岸芦苇荡那一带他们熟得很，说闭着眼都能把船开进去。这就有点说不通了——他们既然经常在那一带活动，怎么偏巧那天就躲在船舱里不敢出来？要我说，他们可能看见的不止一个俄国人和两个陌生人，里面说不定有别的什么人物。”
郑耀先听出了周济生话里的弦外之音。周济生表面上是在质疑船工，实际上是在把球往他这边踢。船工“看见”的俄国人和两个陌生人中，如果有一个是郑耀先或者郑耀先的人，那么故事就会顺着周济生设定的方向走下去。但周济生犯了一个错误——他说船工听到“带东北口音的中国话”。郑耀先在上海呆了多年，阿布拉莫维奇的汉语水平他再清楚不过。那个白俄商人根本不会说什么带东北口音的中国话，他的中文带着浓重的俄语卷舌音和法国腔调，连“你好”都说不标准。周济生这句话十有八九是临时加上去的，要么是他手下的人教船工改了供词，要么就是周济生本人想用这种细节来刺激郑耀先。
“周队长，既然你已经把这事报给了山本课长，我建议后续还是由你继续审。”郑耀先说，“不过有一点你要注意，船工说那个俄国人带东北口音，这一点很奇怪。我在上海见过的俄国人不少，会说中国话的也有，但带东北口音的几乎没有。如果船工说的是真的，那这个人可能根本就不是俄国人，而是一个东北人假扮的。如果船工说的是假的，那后面教他们说话的人一定对俄国人的情况不了解。”
周济生听了这话，笑容僵了一瞬，但很快又恢复了。他说：“郑处长分析得太对了。我也正琢磨着，这俄国人三个字也许本身就有问题。可那枚领章上刻的确实是阿布拉莫维奇的名字，这个假不了。山本课长对这件事很上心，让情报处和我们行动队一起查。郑处长，阿布拉莫维奇是你那边的人，你对他应该最了解。依你看，他到底有没有可能跟关东军残余有联系？”
这一问终于来了。黄烈也停下筷子看向郑耀先。雅间里的空气像被人抽走了一样安静，连隔壁房间喝酒划拳的声音都显得格外遥远。郑耀先没有急着回答，而是慢慢地用筷子夹起一颗虾仁放进嘴里嚼了嚼，又端起杯子抿了一口茶。
“阿布拉莫维奇是个生意人。”郑耀先放下杯子后说，“生意人的特点是无利不起早。他现在被特高课限制行动，连法租界的商行都不能随便去，哪里有本事跑到崇明北岸的芦苇荡里跟人接头？况且他这个人胆子不算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紧张得睡不着觉。前几天我去商行见他，他还在抱怨被监控的事，说生意快垮了。以他的性格和处境，再给他两个胆子他也不敢在这种时候跑那么远。这一点我可以打包票。”
周济生点了点头，眼睛却一直没离开郑耀先的脸。他说：“郑处长别误会，我不是怀疑你包庇他。只是这案子到了山本课长那里，总得有个说法。既然你说阿布拉莫维奇没这个胆子，那我回头再和船工对一对，看他们的口供还能不能改得更靠谱一点。”
黄烈听出了两人话里的机锋，连忙打圆场：“都是给皇军办事的，别为两个船工的胡话伤了和气。来，喝一杯。”他端起酒杯朝两人晃了晃，率先喝干。郑耀先和周济生也各喝了一口，雅间里的气氛才稍微松了松。
这顿饭吃得并不轻松。周济生后面又聊了一些别的，诸如杨树浦码头最近的装卸工人不太好管、十六铺黑市上有人倒卖军用物资之类的事。郑耀先只是听着，偶尔搭几句话。一直到晚上八点多三人才散了。黄烈先走一步，郑耀先和周济生在酒楼门口又站着说了几句场面话后也分开了。
回商行的路上，郑耀先一直在想周济生说的“带东北口音的中国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不太可能只是随口胡扯。周济生这样的人，每一句话往往都带着目的。他在酒桌上说船工听到俄国人操东北口音的中国话，可能是想刺探郑耀先对关东军残余势力的了解程度，也可能是想制造一种暗示——那个芦苇荡里出现的人不是阿布拉莫维奇，而是一个与关东军有关的东北人。这个东北人会不会就是情报处正在追查的那个“林福生”？两者之间有没有重叠？郑耀先暂时无法确定。但有一点他看得很清楚：周济生正在通过船工的口供编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正在把阿布拉莫维奇、关东军残余、崇明芦苇荡和郑耀先之间的联系一点点勾画出来。无论背后是否有人指使，这个故事的最终指向都是他郑耀先。
回到商行后，他把今天发生的事记在一本随身携带的活页本上，用只有自己能看懂的速记符号。写完后他将活页本藏进地板下面的一处暗格。然后他坐在桌前抽了一支烟。烟雾在台灯光里缓缓上升，又散开，像思绪一样飘忽不定。他将烟头在烟灰缸里按灭后，从抽屉里取出一本法国航空公司出版的中国沿海航路指南，翻到舟山群岛一带的海图页。借着灯光，他用手指沿着那些密密麻麻的等深线慢慢划动。海军方面正在加大搜索力度，周济生在岸上搅局，他自己被夹在中间。但他不能只顾防守。苏军情报局要求的第三批情报应该已经在苏北方向完成了交接。如果一切顺利，苏方的“融冰”计划可能已经进入了下一阶段，而东北抗联那边或许正等着他这条线提供更多关东军情报。他必须尽快从这些漩涡里抽出身来，把真正的任务推进下去。
但这不是一个晚上就能想明白的事。他合上航路指南，站起身走到窗边。对面的花店已经彻底黑了，整条圣母院路都陷入深秋夜晚的寂静里。他拉上窗帘，关掉台灯，在黑暗中慢慢脱掉外套躺下。身体疲惫到了极点，可脑子里的齿轮还在转动。他不知道过了多久才迷迷糊糊地睡过去。梦里是崇明岛北岸那片无边无际的芦苇荡，风吹过苇秆发出细密而尖锐的响声，像无数人在低声说话。他站在一条窄小的木船上，四周全是雾气，看不见岸。船头坐着一个人，戴着一顶鸭舌帽，脸隐在阴影里。他刚想开口喊那人，脚下的船突然剧烈晃动起来。
他猛然惊醒。天还没亮透，窗外的雾气浓得化不开。他坐起身，呼吸有些重。额头上都是冷汗。他愣怔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心想这梦太真实了。戴鸭舌帽的人在他的梦里出现了。那个“林福生”也戴鸭舌帽。难道说，这件事已经深深刻进了他的潜意识里？
郑耀先没有起床。他坐在黑暗里慢慢恢复平静，直到窗外的天光从灰暗变成淡青。他起身去洗了把脸，把昨夜那些纷乱的梦境从脑子里清空。今天还有至少三件事要做：上午要去特高课例行碰头会，下午要研究外勤组对火车站方向调查的反馈，傍晚还要和赵简之碰一次面。时间排得满满当当，没有任何多余的空隙让他去想那些梦。
碰头会照旧在山本办公室旁边的小会议室进行。参加的人有郑耀先、黄烈、周济生，另外还有特高课本部的一个情报参谋和宫本。山本没有来，而是让宫本代为主持。宫本在会上开门见山地提了一件事——近期海军在长江口外海的搜索行动升级，特高课需要对上海及周边地区实施更严格的反间谍措施，所有与海军相关的信息必须经过特高课统一审批后才能对外传递。这个消息并不意外，但宫本接下来的话让郑耀先更加警觉了。
宫本说：“鉴于近期发现的可疑无线电活动，特高课决定对76号内部所有人员的外出通讯实行临时管制。所有人在工作时间使用电话必须经过部门主管签字，私人信件和包裹一律接受技术课检查。行动队和情报处的外勤人员外出时必须两人同行，不得单独行动。此外，所有接触过海军通报的人员需要签署一份保密确认书，确认已经了解泄密调查的严重性。保密确认书的内容不得向外界透露。”
这些话像一枚生锈的钉子，不轻不重地钉在了郑耀先的心头。两个人外出必须同行——这意味着赵简之、阿六、老刘他们再也不能单独执行外勤任务。军统的外线联络本就需要高机动性，两人同行虽然增加了安全性，但也会极大降低行动效率。而且郑耀先手下的军统弟兄们习惯独来独往，两人一组的制度会让他们面临更大的暴露风险。更要命的是，电话和信件检查会影响到宋孝安和赵简之与他的联络。军统的交通线很大程度上依赖公开的电话网络和邮政系统，这些通道一旦被卡住，情报传递的速度就会急剧下降。
宫本说完后环视一圈，目光在郑耀先身上停了一秒钟。郑耀先没有低头，也没有回避。他迎着宫本的目光，脸上没有表情。
“这是山本课长和海军方面共同决定的事项，从今天下午开始执行。”宫本最后补充道。散会后他叫住了郑耀先：“郑组长留一下。”
郑耀先重新坐下。宫本从桌上拿起一张打印好的文件纸递给他：“你先把这份保密确认书签了，然后告诉情报处的人，他们也需要签。最迟明天上午全部交上来。”
郑耀先接过文件纸扫了一眼。上面的条款措辞严密，大意是确认本人已被告知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未经授权的人泄露与海军部署相关的信息，如有违反将依据军法从重处置。他掏出钢笔，在签字栏写下自己的名字，字迹干净利落。宫本看着他签完，忽然说：“郑组长，昨天山本课长给你的那份海军绝密报告，你处理得怎么样了？”
郑耀先回答：“报告内容已经与情报处掌握的地面线索进行了初步比对，明天下午前会提交书面分析。”
宫本点了点头：“有结论之后先直接报给山本课长，不要经过其他人。”
郑耀先应下后起身离开了。他走在走廊里时感觉身后的目光像一根无形的线，绷得笔直。他没有回头。出了特高课大楼后他在台阶下站了一小会儿，让秋风把额头的薄汗吹干。然后他迈步走向情报处所在的楼栋，步子不紧不慢，像往常一样。
回到情报处后他先把外勤组的人叫进办公室，将宫本宣布的管制措施传达下去。外勤组的人听完后都皱起了眉头。一个老外勤低声抱怨说两个人一组还怎么干活，跟踪目标的时候目标稍微一警觉就能发现两条尾巴。郑耀先没有解释太多，只说了句：“上面怎么要求就怎么做。记住，非常时期别给我惹事。”
把人打发走后，他坐到办公桌前开始想怎么应对这一轮通讯管制。宫本这次的动作不仅是收紧特高课内部，更是在断绝76号人员向外传递情报的常规路径。电话监听、信件检查、两人同行——这三条如果同时严格执行，对郑耀先和宋孝安、赵简之的联络将构成极大的限制。他需要开辟新的联络方式，一种不会引起技术课注意的、符合“两人同行”制度的联络方式。
他想到了白俄餐厅的鱼子酱箱子和花店门口的金菊，但前者太过显眼，后者已经在他的怀疑名单上。他又想到了老郭的药材队，但药材队走的是长途运输，不适合日常快速传递。真正安全的短途联络方式，最好是利用公共场所中大量流动的人群来掩盖。比如戏院散场时的人群、电车站的换乘节点、菜市场早晨的人流高峰。但这些地方人多眼杂，也不能经常使用同一个地点。他决定让宋孝安和赵简之各自准备三套不同的备用联络方案，每套方案包括一个主联络点和一个紧急联络点，但所有方案都必须等到风声最紧的那几天过了之后再启用。在此之前，任何非必要的联络都暂停。
这个决定虽然保守，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是最稳妥的。郑耀先知道，在特高课和军统内部敌人的双重夹击下，他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谨慎。一个人的破绽不是来自敌人有多聪明，而是来自自己在压力下的急躁和疏忽。他不能急躁。
下午三点多，外勤组的一个年轻探员回来报告，说在四川北路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打听到了“林福生”的一点消息。旅馆老板说那人当天退房后没有直接去火车站候车厅，而是先去了站前广场西侧的一家茶馆坐了大半个钟头。茶馆的茶房说那天上午坐西侧靠窗位置的人不多，有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确实来过，和一个穿深灰色长衫的人碰了面。两个人说话声音很低，茶房听不清内容，但记得穿长衫的人离开时叫了一辆黄包车往宝山路方向去了。至于“林福生”是往火车站里走还是朝别的方向去的，茶房没有留意。
郑耀先听完后让外勤组把那个穿深灰色长衫的人也列入追查目标，同时将重点放在宝山路方向的几个弄堂和货栈。那一片是闸北的老街区，弄堂密布，人员复杂，非常适合隐藏和接头。他叮嘱外勤组查人的时候不要轻易亮出76号的身份，先以码头工会或者同乡会之类的名头打听，免得把目标惊走。
傍晚六点多，郑耀先离开情报处后没有直接回商行，而是沿苏州河往东走了一段。河面上有几条小船在慢慢移动，船尾的煤油灯在水波上拖出长长的光带。他找了一个临河的小饭馆坐下，要了一碗咸菜肉丝面和两个葱油饼慢慢吃着。等天彻底黑下来后，他步行到北四川路附近的一个小书场买了一张夜场评弹的票子。书场里人不少，前排后排都坐满了。他找了个靠出口的位置坐下来，听台上的女先生拨着琵琶唱了一段《珍珠塔》。满堂的喝彩声里他偶尔扫一眼入口处，没有发现熟悉的面孔。
散场后他随人群出来，走到海宁路口时和赵简之擦身而过。赵简之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着的烟，朝东边努了努嘴。郑耀先顺着那个方向走了半条街，拐进了一条黑漆漆的巷子。过了一会儿赵简之也跟了进来。两人背靠着墙并排站着，说话的声音比风声还小。
赵简之说：“王福生那小子我让人跟了两天。这小子家在法租界善钟路一个亭子间里，老婆孩子都在。平时下班以后基本不出去，就是去街口的米店买点米，或者在弄堂口看人下棋。表面上看老实得不能再老实。不过有件事奇怪——他老婆在静安寺路一家成衣店做裁缝，收入不少，可他们家里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钱到哪里去了？”
郑耀先问：“有没有发现他和其他人私下见面？”
赵简之说：“今晚他跟张士超的司机在善钟路一个剃头店里碰了一面，前后不到十分钟。我们的人隔得远，只看到他们坐在里间说话，没听见内容。张士超的司机姓金，浙江人，在副站长身边干了两三年，手脚不干净，之前在站里倒卖过罚没物资，被徐百川骂过一顿。王福生跟他见面，十有八九没好事。”
郑耀先沉默了一会儿后说：“继续跟。但不要跟得太近，尤其是张士超的人。你那个兄弟要是不保险，就换一个生面孔。另外，宫本今天宣布了通讯管制，行动组和情报组的外勤人员两人一组，电话和信件都要检查。你通知下去，让下面的兄弟把嘴巴闭紧。实在有急事就通过白俄餐厅送外卖的小伙计传口信，但必须提前约好暗号。”
赵简之听完后说：“我知道轻重。六哥，王福生这小子要是真被张士超收买了，你打算怎么办？直接把他做了？”
郑耀先没有答话。他的目光穿过巷口望向马路上偶尔驰过的汽车，冷冷地说：“先不要动他。这种小角色杀一个还会有第二个。留着他说不定能把后面的人引出来。我们要等最合适的机会，让他自己把尾巴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