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安说：“朕要发的是银票，华夏帝国皇家银行开的银票，跟银子挂钩。一两银票兑一两银子，随时可兑，全国通行。商人带着银票走，比带银子轻，比带银子安全。利民银行在各地设分号，凭票兑银，不收手续费。”
索菲亚说：“陛下，银行的银票已经在用了。我在登州港见过，商人们用它结算，跟银子一样。那不就是纸币？”
王景安说：“那是银票，不是纸币。朕要发的是国库券，朝廷发的，有利息，可流通。商人买了国库券，到期兑本息。朝廷拿这笔银子修铁路、开港口、建船厂。等铁路赚了钱，港口收了税，再还本息。”
索菲亚想了片刻，说：“陛下，这个想法在欧洲有人试过。荷兰人搞过，英国人搞过。成不成，得看朝廷的信誉。朝廷说话算数，国库券就有人买。朝廷说话不算数，国库券就是废纸。”
王景安说：“所以朕想问你，欧洲人怎么保证朝廷说话算数？”
索菲亚说：“议会。议会批了，朝廷才能借钱。议会不批，朝廷借不了。议会管着钱袋子，朝廷花钱得报账。报账报不清楚，议会就不批下一笔。这叫‘无代表，不纳税’。”
王景安沉默了一阵。他想起前世的历史课，想起英格兰银行，想起国债制度。这些东西他都知道，但知道归知道，搬到大明这片地上，没那么容易。
他正想着，李信、顾炎武、钱谦益三个人到了。王景安让他们坐下，把发行国库券的事说了一遍。
李信第一个摇头，他从政多年，最清楚银子的事。
“皇上，臣在山东的时候，见过洪武宝钞的旧账。洪武年间，朝廷发宝钞，不收税，不兑银，印多少就是多少。到了永乐年间，宝钞贬得跟废纸一样。一石米要十贯宝钞，十贯宝钞买不到一斗米。百姓拿着宝钞当糊墙纸。前朝二百多年，没人再敢提发纸币。皇上要发国库券，臣不拦。不过银行得管着国库券的发行。朝廷花多少，银行印多少。朝廷不能自己印，自己花，花完了再印。那样跟洪武宝钞有什么区别？”
顾炎武说：“臣附议李大人。洪武宝钞的祸害，臣在《日知录》里写过。朝廷发钞，本意是方便百姓，结果成了搜刮百姓。印一张纸，换百姓的粮食。印得越多，粮价越涨。涨到最后，百姓拿着钞买不到粮，只能造反。皇上要发国库券，得先立规矩，朝廷每年发多少，得有账。发出去的券，拿什么还，得有底。底是什么？是铁路的运费、港口的关税、矿山的产出。没有底，就是空头券。空头券跟宝钞一样，早晚成废纸。”
钱谦益也说：“臣附议。江南的商人被洪武宝钞坑过，一提朝廷发钞就摇头。皇上要发国库券，得先跟江南的商人说清楚，这个券跟银子挂钩，随时可兑。兑不了，朝廷赔。赔不了，拿铁路、港口作抵。商人信了，才敢买。”
王景安长叹一声：“日后再议吧。”
朝会那天，天闷得很，太和殿里开着窗也不透气。李信刚把几份例行折子念完，一个言官从文官队列里站了出来。此人姓孙，名以诚，是都察院新提上来的御史，三十来岁。
孙以诚手持折子，走到殿中，行了个礼念道：“臣都察院御史孙以诚，谨奏：臣闻国用不足，则百姓苦；百姓苦，则国本摇。今新朝立国三年，铁路修了八千余里，港口开了五处，船厂建了三座，学堂设了三百余所。朝廷岁入不过两千万两，支出却近三千万两。臣请皇上发行纸币，以补国用之不足。”
他念到“发行纸币”四个字时，殿里安静了一瞬。随即有人倒吸了口气，有人低声议论。
李信站在首辅的位置上，眼皮跳了一下。他太熟悉纸币这两个字，洪武宝钞，前朝二百多年的噩梦。他还没开口，文官队列里已经有人站出来了。
钱谦益第一个出班，声音比平时高了几分：“皇上，臣以为不可。洪武宝钞，前朝之祸也。洪武年间，朝廷发宝钞，不收税，不兑银，印多少就是多少。到了永乐年间，宝钞贬得跟废纸一样。一石米要十贯宝钞，十贯宝钞买不到一斗米。百姓拿着宝钞当糊墙纸。前朝二百多年，没人再敢提发纸币。孙以诚今日上书要发纸币，是要把新朝往洪武的老路上推。”
顾炎武也跟着站出来说：“臣附议钱大人。洪武宝钞的祸害，臣在《日知录》里写过。朝廷发钞，本意是方便百姓，结果成了搜刮百姓。印一张纸，换百姓的粮食。印得越多，粮价越涨。涨到最后，百姓拿着钞买不到粮，只能造反。皇上要补国用，臣请从别处想办法。发纸币，万万不可。”
户部侍郎、工部郎中、礼部员外郎，一个接一个站出来，全是反对的。
有的引洪武旧事，有的算通货膨胀，有的说“江南的商人一提发钞就摇头”。
孙以诚站在殿中，脸涨得通红，想辩几句，但没人给他机会。他说一句，别人顶三句。他说“洪武宝钞没有准备金”，别人说“如今也没有”；他说“利民银行可以管着发行”，别人说“利民银行管得住朝廷吗”。
王景安坐在龙椅上，从头到尾没插话。等两边都说完了，他才开口。他看着孙以诚，问：“孙以诚，你说发纸币，拿什么做底？”
孙以诚说：“拿铁路的运费、港口的关税、矿山的产出做底。”
王景安说：“这些底，值多少银子？”
孙以诚说：“臣估算过，铁路运费一年五百万两，关税一年三百万两，矿山产出一年二百万两。加起来一千万两。发一千万两的纸币，有一千万两的底。”
王景安说：“那要是铁路出了事，运费收不上来，港口的货少了，关税跌了，矿山的银子挖完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