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了奉行所，站在长崎港的码头上看了一会儿。荷兰商船正在卸货，箱子一箱一箱抬下来，里面装的是呢绒和钟表。葡萄牙人的船靠在另一边，卸的是葡萄酒和橄榄油。
他看着那些船，心里算了一笔账,荷兰人从欧洲运货到长崎，走半年。华夏帝国从上海港运货到长崎，走五天。五天的路，比半年的路便宜十倍。这笔账算明白了，长崎的买卖就做起来了。
更何况荷兰有的东西，帝国基本都有。
长崎商馆开了三个月，上海港的商船跑了四趟。
第一趟装了丝绸五百匹、瓷器三百箱、茶叶两百担、铁器一百箱、罐头五百听，到了长崎三天就卖光了。
石川奉行亲自来商馆看货，站在丝绸前面摸了又摸，脸上有些兴奋：“这料子比荷兰人的细。”
第二趟加了三成货，卖得更快。第三趟加了一倍，还是不够卖。第四趟阮大铖干脆包了两条船，货值一万五千两，到长崎五天售罄，换回来的银子装了半舱。
阮大铖在商馆里对着账册算了一笔账。
四趟货，总货值四万两，换回来的银子、铜、硫磺折银五万三千两。刨去本钱、运费、关税，净赚一万二千两。
他在折子里写：“按照现在的贸易规模计算，长崎一港，四趟赚银一万二千两。若每月两趟，一年二十四趟，可赚银七万余两。若再加上海港的瓷器、松江府的棉布、景德镇的窑货，一年赚银二十万两不难。”
“加。让他再加两条船。但有一条，货可以多卖，银子可以多赚，对马岛的浪人不能放过。”
李信说：“皇上，臣有一句话，如今长崎的买卖做得正顺，商船一趟接一趟。要是打对马岛，商路就断了。商路一断，银子就没了。银子没了，上海港的船厂、浦东的铁厂、江南的织户，全得停。臣请皇上缓一缓打对马岛的事。”
王景安看了他一眼，说：“李信，你是首辅，管的是政务。朕问你，长崎的买卖赚的银子多，还是打对马岛花的银子多？”
李信说：“赚的多。打一仗，少说五十万两。赚银子，一年二十万两。”
王景安说：“那你是要赚银子，还是要打对马岛？”
李信说：“臣要赚银子。赚了银子，海防自然稳。海防稳了，对马岛打不打都行。”
王景安没接话。
他站起来走到舆图前，看着东海那片海，手指从长崎划到对马岛，又从对马岛划到釜山。他站了一会儿，转回身说：
“李信，你说得对。赚银子比打仗划算。但有一条，对马岛的浪人，劫的是华夏的商船。赚了银子，商船被劫，银子就没了。打对马岛，是为了保住这条商路。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
李信说：“皇上，臣明白。但如今国内的反战情绪很高。江南的商人、上海的船户、长崎的商馆，都指着这条商路吃饭。打对马岛，商路断一个月，他们就亏一个月的银子。亏了银子，他们就骂。骂了，皇上就难办。”
王景安沉默了一瞬。
他走到案后坐下，把阮大铖的折子重新翻开，看了一遍。折子末尾有一行小字：“臣在长崎，见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皆在长崎设商馆。若我朝打对马岛，商路断，荷兰人趁机抢走长崎的买卖。臣请皇上三思。”
他把折子合上：“让阮大铖继续做买卖。对马岛的事，明年再说。但有一条，商船走朝鲜海峡，必须结伴而行，配燧发枪和线膛炮。浪人敢来，船上的火枪手先打。打完了，水师再追。追到对马岛外海，不登岛。打完了，俘虏送长崎，让石川去跟宗氏交涉。”
李信应下，转身要走。王景安叫住他：“还有，让沈墨林写一篇，登在报纸上。就说华夏商船在长崎赚了银子，日本的市场大得很。让百姓知道，做买卖比打仗划算。但别把话说死——商船被劫的事也得写。写了，百姓就知道，赚银子是要有武备保护的。武备强了，商路才稳。”
六月初，索菲亚来到北京。
她从威尼斯出发，走海路到登州，再从登州坐马车进京，路上走了大半年。她上次来北京还是三年前，那时候王景安刚登基，索菲亚带着水泥和罐头的订单走了。这回她带了几个箱子，里头装的是欧洲的银币和金币，西班牙的八里亚尔、荷兰的杜卡特、威尼斯的达克特，还有几枚佛罗伦萨的弗罗林，金灿灿的，摆了一桌子。
王景安在政务院见她。
索菲亚穿了一身深紫色的长裙，头发盘得比上次高些，脸上多了几条细纹，但精神头还好。她行了个屈膝礼，说：“陛下，三年不见，您的气色比上次好。”
王景安让她坐下，说：“你倒是瘦了。”
索菲亚笑了笑，说：“跑了大半年海路，能不瘦吗？不过这回带了好东西。”她打开箱子，把银币和金币一枚一枚摆在桌上，说：“这是欧洲各国的钱。西班牙的八里亚尔，成色九成银。荷兰的杜卡特，八成五。威尼斯的达克特，九成金。佛罗伦萨的弗罗林，也是九成金。欧洲人做买卖，认这些。”
王景安拿起一枚西班牙八里亚尔看了看，银币沉甸甸的，上面铸着西班牙国王的头像和盾徽。他翻过来看背面，是两根柱子中间夹着“pLUS ULtRA”几个字。他把银币搁下，又拿起一枚荷兰杜卡特，上面是个拿剑的骑士。看完了，搁回桌上，说：“成色不错。但重，带着不方便。”
索菲亚说：“陛下想说什么？”
王景安说：“朕想发行纸币。”
索菲亚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纸币？欧洲也有。但欧洲的纸币是银行开的，不是国王开的。国王开的纸币，没有不贬值的。法兰西的约翰·劳搞过，西班牙搞过，最后都成了废纸。陛下要发纸币，得想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