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局长点了点头,两人下了楼,上了车,走了。
黑色的小轿车一辆接一辆驶出厂门,消失在街角。肉联厂的大门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灰扑扑的,锈迹斑斑。可厂里的人知道,一切都不一样了。
周正站在会议室的窗前,看着那几辆车远去,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他的腿还在发抖,手也在发抖,浑身都在发抖。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保住这个位置,不知道调查会查出什么,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可他心里清楚,那些车的问题,他都知道。驾驶员反映过,他不让说。维修工建议修,他不让修。现在出了事,他推给驾驶员。能推得掉吗?
他不敢想。
傍晚,何雨树下了班,刚进院门,就看见丁永良、孔志行和老吴站在枣树下等他。三个人脸色都不好看,尤其是丁永良,眼睛肿着,嘴唇干裂,像是哭过。老吴低着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脚下一堆烟头。孔志行靠在墙上,双手插在裤兜里,眼睛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
何雨树的心一沉,知道出事了。他把自行车停好,走过去,看着他们。
丁永良抬起头,声音沙哑:“雨树,肉联厂又出事了。这回大了。”
何雨树没有说话,等着他说下去。丁永良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小赵和小钱出事,撞了十几个人,三个重伤,部里和公安局都来了,周正被停职检查。他说得很慢,声音一直在发抖,说到那些受伤的路人时,他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无声地,顺着脸颊往下淌。
“雨树,”孔志行开口了,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愤怒,“那些证据,你还在吗?”
何雨树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
“交上去吧。”老吴在旁边说,把烟掐灭,声音里带着一股狠劲,“现在正是时候。部里在查,公安局在查,你那些照片,那些记录,就是铁证。周正跑不了了。”
何雨树没有立刻回答。他靠在枣树上,望着渐渐暗下来的天色,脑子里在飞快地转着。证据交给谁?交给厂里?厂里的人不可信。交给部里?他不认识部里的人。交给公安局?他也不认识。可他知道,这些证据必须交上去,不是为了帮谁讨公道,是为了让真相不被掩埋。
“丁师傅,”他开口了,“您认识部里的人吗?”
丁永良愣了一下,想了想,摇了摇头:“不认识。我就是个开车的,哪认识部里的人。”
孔志行和老吴也摇了摇头。
何雨树送走丁永良他们以后,回到屋里,坐在窗边,望着外面的月亮发了好一会儿呆。
信封还在他的抽屉里。他本来打算让丁永良明天一早送去部里,可刚才那一瞬间,他改了主意。不是不信任丁永良,是觉得这样的大事,不能让一个老人去冒险。万一被周正的人盯上,丁永良吃不了兜着走。他何雨树惹的事,不能让别人背锅。
他想着,明天自己去。请假,去部里,亲自把信封交上去。虽然他不认识部里的人,可门卫总认得字,信封上写上“肉联厂事故证据”几个字,门卫不敢不交。至于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正想着,外面忽然传来敲门声。
不是平时那种随意的、熟人之间的敲门,而是很有节奏的、带着一种不容置疑意味的叩击。何雨树的心微微动了一下,站起身,走过去,拉开门。
门外站着四五个人。
最前面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着一身藏蓝色的中山装,头发花白,脸上带着一种长期身居高位者特有的从容和沉稳。何雨树认出了他——肉联厂厂长张卫国。张卫国在肉联厂当了多年厂长,虽然不怎么管具体事务,可厂里的人都知道他。何雨树见过他几次,没说过话。
张卫国旁边站着两个何雨树不认识的中年男人,都是四十多岁的样子,穿着深色的便装,神情严肃,目光锐利,一看就不是普通人。他们站在张卫国身边,不像是随从,更像是平起平坐的人。何雨树的目光从他们身上扫过,心里有了数。
再往后,是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深蓝色的警服,大檐帽,武装带,表情冷峻,站得笔直。他们的目光在何雨树身上停留了一瞬,又移开了,像是在观察周围的环境。
何雨树的心跳了一下,可他的脸上没有任何变化。他侧身让开,声音平静:“张厂长,您怎么来了?请进。”
张卫国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迈步走了进来。那两个中年男人跟在后面,两个警察最后进来,顺手把门关上了。
何雨树的屋子不大,这么多人一进来,顿时显得有些拥挤。他把椅子搬出来,让大家坐下,又去厨房烧了壶水,泡了一壶茶,给每人倒了一杯。他做这些的时候,动作不紧不慢,像是在招待普通的客人。可他的脑子在飞快地转着——部里的人,警察,厂长,一起来找他。不是为了喝茶,是为了那场车祸。
张卫国坐在桌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看了看何雨树,又看了看那两个中年男人,开口说:“何雨树同志,这位是部里的赵副部长,这位是公安局的孙处长。他们有些情况想跟你了解一下。你不用紧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何雨树的目光落在赵副部长身上。那人五十岁上下,比张卫国年轻一些,头发乌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没什么皱纹,保养得很好。他的眼睛不大,可目光很犀利,像两把手术刀,能把人切开来看。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扣子扣得一丝不苟,领口别着一枚红色的徽章。
孙处长坐在他旁边,四十出头,脸膛黝黑,嘴唇有些干裂,像是刚从外面跑了一天回来的。他的眼睛不大,可很亮,像是能看透人的心思。他穿着一身便装,可坐姿笔挺,一看就是当兵的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