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局长点了点头，两人下了楼，上了车，走了。
黑色的小轿车一辆接一辆驶出厂门，消失在街角。肉联厂的大门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灰扑扑的，锈迹斑斑。可厂里的人知道，一切都不一样了。
周正站在会议室的窗前，看着那几辆车远去，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他的腿还在发抖，手也在发抖，浑身都在发抖。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保住这个位置，不知道调查会查出什么，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可他心里清楚，那些车的问题，他都知道。驾驶员反映过，他不让说。维修工建议修，他不让修。现在出了事，他推给驾驶员。能推得掉吗？
他不敢想。
傍晚，何雨树下了班，刚进院门，就看见丁永良、孔志行和老吴站在枣树下等他。三个人脸色都不好看，尤其是丁永良，眼睛肿着，嘴唇干裂，像是哭过。老吴低着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脚下一堆烟头。孔志行靠在墙上，双手插在裤兜里，眼睛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
何雨树的心一沉，知道出事了。他把自行车停好，走过去，看着他们。
丁永良抬起头，声音沙哑：“雨树，肉联厂又出事了。这回大了。”
何雨树没有说话，等着他说下去。丁永良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小赵和小钱出事，撞了十几个人，三个重伤，部里和公安局都来了，周正被停职检查。他说得很慢，声音一直在发抖，说到那些受伤的路人时，他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无声地，顺着脸颊往下淌。
“雨树，”孔志行开口了，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愤怒，“那些证据，你还在吗？”
何雨树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
“交上去吧。”老吴在旁边说，把烟掐灭，声音里带着一股狠劲，“现在正是时候。部里在查，公安局在查，你那些照片，那些记录，就是铁证。周正跑不了了。”
何雨树没有立刻回答。他靠在枣树上，望着渐渐暗下来的天色，脑子里在飞快地转着。证据交给谁？交给厂里？厂里的人不可信。交给部里？他不认识部里的人。交给公安局？他也不认识。可他知道，这些证据必须交上去，不是为了帮谁讨公道，是为了让真相不被掩埋。
“丁师傅，”他开口了，“您认识部里的人吗？”
丁永良愣了一下，想了想，摇了摇头：“不认识。我就是个开车的，哪认识部里的人。”
孔志行和老吴也摇了摇头。
何雨树送走丁永良他们以后，回到屋里，坐在窗边，望着外面的月亮发了好一会儿呆。
信封还在他的抽屉里。他本来打算让丁永良明天一早送去部里，可刚才那一瞬间，他改了主意。不是不信任丁永良，是觉得这样的大事，不能让一个老人去冒险。万一被周正的人盯上，丁永良吃不了兜着走。他何雨树惹的事，不能让别人背锅。
他想着，明天自己去。请假，去部里，亲自把信封交上去。虽然他不认识部里的人，可门卫总认得字，信封上写上“肉联厂事故证据”几个字，门卫不敢不交。至于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正想着，外面忽然传来敲门声。
不是平时那种随意的、熟人之间的敲门，而是很有节奏的、带着一种不容置疑意味的叩击。何雨树的心微微动了一下，站起身，走过去，拉开门。
门外站着四五个人。
最前面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着一身藏蓝色的中山装，头发花白，脸上带着一种长期身居高位者特有的从容和沉稳。何雨树认出了他——肉联厂厂长张卫国。张卫国在肉联厂当了多年厂长，虽然不怎么管具体事务，可厂里的人都知道他。何雨树见过他几次，没说过话。
张卫国旁边站着两个何雨树不认识的中年男人，都是四十多岁的样子，穿着深色的便装，神情严肃，目光锐利，一看就不是普通人。他们站在张卫国身边，不像是随从，更像是平起平坐的人。何雨树的目光从他们身上扫过，心里有了数。
再往后，是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深蓝色的警服，大檐帽，武装带，表情冷峻，站得笔直。他们的目光在何雨树身上停留了一瞬，又移开了，像是在观察周围的环境。
何雨树的心跳了一下，可他的脸上没有任何变化。他侧身让开，声音平静：“张厂长，您怎么来了？请进。”
张卫国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迈步走了进来。那两个中年男人跟在后面，两个警察最后进来，顺手把门关上了。
何雨树的屋子不大，这么多人一进来，顿时显得有些拥挤。他把椅子搬出来，让大家坐下，又去厨房烧了壶水，泡了一壶茶，给每人倒了一杯。他做这些的时候，动作不紧不慢，像是在招待普通的客人。可他的脑子在飞快地转着——部里的人，警察，厂长，一起来找他。不是为了喝茶，是为了那场车祸。
张卫国坐在桌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看了看何雨树，又看了看那两个中年男人，开口说：“何雨树同志，这位是部里的赵副部长，这位是公安局的孙处长。他们有些情况想跟你了解一下。你不用紧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何雨树的目光落在赵副部长身上。那人五十岁上下，比张卫国年轻一些，头发乌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没什么皱纹，保养得很好。他的眼睛不大，可目光很犀利，像两把手术刀，能把人切开来看。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扣子扣得一丝不苟，领口别着一枚红色的徽章。
孙处长坐在他旁边，四十出头，脸膛黝黑，嘴唇有些干裂，像是刚从外面跑了一天回来的。他的眼睛不大，可很亮，像是能看透人的心思。他穿着一身便装，可坐姿笔挺，一看就是当兵的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