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张焕英和叶学生把儿子的骨灰葬在了屋后的祖坟里。他们在坟上伤心地痛哭了一场,算是跟儿子做最后的告别了。
儿子去世后,叶学生深受打击,一蹶不振。
他所在的石门市联碱厂规定,工人的子女可以在父母退休或退职后,顶替父母进厂工作。
那时,很多跟儿子同龄的年轻人都顶替父母来工厂做事。每天看着他们,叶学生都会想到如果自己的儿子还在,现在他肯定也能顶替自己来工厂上班,自己则可以呆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然而现在这一切已经不可能了。
在思念儿子的同时,叶学生还要饱受旁人在背后的指指点点。家中有人作奸犯科,亲友脸上都不甚光彩,何况自己儿子还强奸杀人?
自从这事儿在村里传开后,乡亲们看自己一家人的眼神都跟以前不一样了,没有了尊敬,只剩下了鄙夷,一家人每天都要承受周围人的白眼和议论,精神压力极大。
叶学生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无法承受这样的刺激,儿子去世半年后,精神崩溃的他在家中吞下了一整瓶安眠药,想一死了之。
幸运的是,被老婆回来及时发现,立即将他送到医院救治,经过医生们数小时的抢救,才得以转危为安。
死里逃生后,叶学生似乎想通了什么,他知道就算不为自己和妻子而活,也要为儿子而活着,他决心要活到儿子重获清白的那一天。
从此以后,他每天承受着旁人“强奸杀人犯父亲”的指指点点,在村里的小路上一步步拖着病躯锻炼身体。
叶学生的身体本来就差,这次又经历了一场大手术,加上每天思念儿子以泪洗面,后来他又发生了三次脑血栓,从此落下了偏瘫的终身残疾,只能拄着拐杖走路,右脚向前挪半步,左脚再硬拖上半步,即使行动已经这样困难,他也没有放弃锻炼,他想等到儿子沉冤得雪的那一天。
在儿子出事前,张焕英像中国别的农村妇女一样,只懂得洗衣做饭、种地喂鸡,平时很少出村。
今年是儿子工作的第二年。他初中毕业后,到石门市职业技术学校读职高,还没毕业就到石门市冶金机械厂实习(那是石门市职业技术学校的校办工厂),因为表现不错,被工厂留了下来,成了一名正式工人。
儿子天生口吃,交友平淡如水,却跟自己很贴心。张焕英总以为他还是自己羽翼下的孩子,从没跟他谈过儿女之事,村里若要婚娶都要等到二十二三岁,她想过几年后把儿子居住的东屋好好装修下,给他娶个媳妇,现在却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因为儿子的死,张焕英患上了高血压的毛病。她以为往后的日子,自己和老公只能在邻居们歧视的目光中苟且度日,直到生命的终点。
叶树慧在这年夏天给弟弟买了辆蓝色山地车,这在城里都算是新奇之物,弟弟非常喜欢它,每天都拉风地骑着它穿梭在家和工厂之间,时间充裕的时候,他会骑着它四处转转再回家,叶树慧相信是这辆车害了弟弟。
随着叶树声的伏法,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就此划上了句号。在每年全国发生的诸多恶性案件中,类似这样的强奸杀人案不在少数,现在凶手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真是大快人心,这个案子也渐渐被人们忘却了。
时光如梭,一晃十年过去了。
2005年春节前,中原省英阳市开展了一次例行的治安大排查。在对流动人员进行登记时,一名饭馆老板告诉警方,有个外来人形迹可疑,他到附近的一个砖厂工作已经五六年了,逢年过节从来不回家,平时沉默寡言,不爱跟人接触。
一起干活儿的工友只知道他是幽燕人,绰号“大王”,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从来不跟人提起自己老家的情况,多年来他跟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挤住在砖厂的一个简陋的工棚里。
他有个异常的习惯,即使在屋里也随时穿戴齐整,像是整装待发的样子。每逢民警来清查暂住人口,他就悄悄躲出去了,看见警察或警车从附近经过,他就钻进附近的庄稼地里藏起来。
“大王”的反常表现引起了派出所民警的警觉,根据饭店老板提供的地址,那天晚上十点多,民警悄悄找上门去,敲响了“大王”居住的房门。
“谁?”里面一个男子警惕地问道。
“我们是英阳市公安局黄河路派出所的。”
里面似乎吃了一惊,沉默了一会儿,惧怯地问道:“什么事啊?”
“查户口,快把门打开。”
里边起了一阵骚动,过了半晌,一个胡子拉碴、头发很乱的中年男子来开了门。
“你是‘大王’吗?”民警问他。
“啊。”男子有些吃惊,不知道警察怎么会知道自己的绰号。
“把身份证拿出来。”
“……我没有身份证。”
“把暂住证拿出来。”
“我没有暂住证。”
“跟我们到派出所走一趟。”
男子没法抗拒,只好跟着警察走了。
在派出所里,警察问该男子:“你叫什么名字?”
男子思考了一下,说自己叫王永军。
“你是哪里人?”
“幽燕省赵都市肥乡县荻花村人。”
民警将他的身份信息输入电脑查询,却查不到这个人。
民警随即打电话去跟赵都市肥乡县警方核实,在肥乡县十几个同名的人员当中,也没有符合他身份的人。
随后该男子又报了十多个名字和住址,民警一一核对,全都对不上号。
根据以往的经验,民警猜测这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他身上肯定藏着见不得人的事情,要想把这些搞清楚,必须先确定他的真实身份。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家是哪里人?”
“我已经说过了。”
“你说的都是假的,根本查不到。”
“时间太久了,我记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