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子期许的目光下，武绫迦颔首。从古至今推行政令，必然会遇见难处。可这不是放弃的理由，反倒是执行新政的动力。
迎上太子的视线，武绫迦神色变得颇为认真起来，“难处自然是有的。但如果朝廷上下都愿意配合，再大的难处都能化解。”
“武卿但说无妨。”太子挥手示意武绫迦继续说下去。
“除了需要改成时估外，河北一带如今刚刚归附不过一年，税收按照中原税额七成以上开征，之后逐步像江淮靠拢。江淮和益州这样的地方则按照较高官估，但州县必须按季度上报市价，偏差超过十成时做出相应调整。偏远贫瘠地区允许以实物抵税，减少折价环节。”
“另外还可以为商人设置飞钱，可以先在江淮做试点运营，实现异地兑换。如此可以减少运输上的成本，又可以让商人自由地前往各地进行贸易活动。”武绫迦眉飞色舞，激动之余站起身踱步到舆图前，“此法若推行，可借此机会允许各地钱货并纳、且按资产多少交税。富户实估、贫户用虚估。”
岑羲听了却有些不同意，“如何区分富户和穷户呢？我们绕来绕去，还是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上面。富户经几代努力得来钱财，朝廷一面不允许他们蓄钱，一面又有他们缴纳更多的税额。如此一来他们是否会利用钱去囤积成其他东西？”
太子没有发表意见。反倒是移目看向裴皎然，却见她一脸从容，俨然一副大局在握的模样。目光又转回到武绫迦身上。
武绫迦微笑道：“岑侍中说得不错。那便要加一个具体的细则。由中央派出御史团队，联合地方士绅，重新登记全国户籍与田产。无论贫户还是富户，都需由邻里五户联保其资产真实性，虚报者联保户同罪，举报者赏没收资产的十成。可由十户为一组，若组内贫户或者富户被揭发虚报资产，全组连坐补税。”
“贫户家产不足百贯者，可按市场八成折算实物，差额则由中枢和地方共同承担补贴。富户加征，家产超千贯者，强制以新钱纳税，且折价需按标准市价的十成进行计算。每三年重新核定资产，而且户部需每年派人和地方一道审查。至于地方上愿意配合改革的州县，减免次年上供额度的十成，羡余钱可自行支配。此法依旧可以在地方试行，若是效果显着，则可在全天下推行。”
“再有可以推行“地契钤印”制度，土地交易须经户部核准并加盖官印，无印的地契视为非法，交易双方流放。”武绫迦深吸一口气，继续道：“朝廷对配合高税率的富户，开放其子弟参加科举的“特荐名额”，譬如每纳万贯税可荐一子免试入州学。同样可以允许他们进行盐铁分销，承担朝廷矿产的冶炼。”
太子和一众人皆陷入了沉思。
武绫迦和裴皎然推行的政令，从大方向上看，没有任何问题，于国于民都是好事。但却触发了从古至今，利益享有者的利益。这个问题无论历朝历代如何改革，都绕不过。那便是如何去和地方谈，和这些豪强们谈？朝廷给的条件他们会答应么？
大魏经过几轮改革，已然形成了完美的治民制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固有的制度赶不上百姓生活水平的变化，无论从前的制度如何好，都会沦为既得利益者手中工具，百姓被压迫，朝廷只得不断加收苛捐杂税，最终引发民变。
天子作为大魏最高执政者当然懂得新法的好，但是推行这样的新令，必须要花大量的时间和实力，还有精力去做。
原本两税法设立之初，是为了简化税制和减轻民困，至今已有数十年。而如今朝廷即使想改，一方面要赋税来维持运作，一方面又不让地方自行调控物价。地方无法调控物价，只能横征暴敛。而且朝廷又没有公文出示，交多少还是地方上说了算，因此便有许多人从中获利。
譬如朝廷要绢一匹折钱三千文，已经远超过市场价的一千五百文。但到了各州县，三千文变成了三千五百文。
要知道各地税收情况都有所不同，以收税时往无视地域赋税上的差异。例如江淮地区绢帛丰产、但是价格低廉，而西北因地贫绢价较高，但均按统一虚估折算，导致税负不公。地方官员甚至常借机加征，或操纵折纳比例，将低价米按虚估高价折算，进一步盘剥百姓。如此一来贫者更贫，富者更富。
这些从中获利者，便是改革最大的阻力。
如今太平世道，不适合拿屠刀在他们身上滚，同样碍于朝廷本身的体面和力量，都只能互相给面子。但这些人也是吃素的，要推行新法，当然可以，他们也愿意配合。只不过能得到多少有效消息，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经裴皎然推行的自通手实，朝廷是掌握了一些基本人口，但是最根本的问题仍旧没有解决彻底。那便是地方豪强和官府勾连，欺压百姓。
这次的新令，武绫迦和裴皎然二人将地方和官府做了分割。看上去地方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好处，但实际上只要地方愿意配合朝廷新政，那么以后多出来的钱，都是由地方自由支配，且是作为福利划拨出去。州府有了这笔钱，不再用去和豪强们勾连。因为对朝廷缴纳的钱少了，压力也就小了。最关键的是，这一笔钱是明账，是合法的。
而至于富户，也不用再拘泥于田产上。可以正大光明的从事分销盐，替朝廷承担冶炼之责。
“这个新法好！”褚恒忍不住拍手叫好，也顾不得是否御前失仪，“赋税减轻了，百姓们看到了也会心向朝廷。富户们想要避免高额的赋税，就必须去配合朝廷的限蓄钱令。本地豪强们，也不会再去和当地官府纠缠。双方间利益分割清楚，对肃清吏治，也大有好处。”
适当放下利益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权力回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