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试前三天，赵先生把十三个学生叫到私塾，一人发了一张“亲供单”。上面要填三代履历——曾祖、祖父、父亲的姓名和职业。填错了作废，涂改了作废，墨迹晕开也作废。三郎接过那张纸时手指在发抖——不是紧张，是这副十六岁的身体还没磨出握笔的茧，握久了就不听使唤。他备考练了三年，每次练字都要比常人多花一倍的力气控制笔锋。苏文卿的手指也小，但苏文卿的手指从小在纺车和毛笔之间磨出来，已经能写出字迹工整的蝇头小楷。他的手指还在学如何不抖。
“唐逸——你的字有骨，但肉不够。”赵先生站在他身后，看他填完最后一行。“县试考卷上，字迹潦草直接淘汰。考官一天要看成百上千份卷子，你的字不值得他多看一秒，你的文章就永远到不了他眼前。”
三郎把“祖：唐守田，务农”六个字重写了三遍。第一遍“守”字的点歪了，第二遍“田”字的横不平，第三遍过了。赵先生站在旁边没有催他，只是用手指在“守田”两个字上轻轻敲了一下。这是祖父的名字。三郎写完这一行时后背上已经出了一层汗。
然后是“五童互结”——五个同村考生互相签字画押，一人作弊五人连坐。担保人是赵先生。他是廪生，有资格替学生作保，在担保书上签了“赵秉文”三个字，端正得像印刷出来的。胖男孩在名字旁边画了只小乌龟，被赵先生瞪了一眼，拿墨涂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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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场考试在清晨寅时三刻。天还没亮，县学门口已经排了上百个考生。每人提着一个考篮——笔墨砚台、干粮、水、便桶。正月里的风从巷子里灌进来，吹得灯笼左右晃。有人在跺脚取暖，有人在低声背书，有人蹲在地上用指头在泥地上写字——临阵磨枪。
三郎被分到三排左号。号房窄得像一口竖起来的棺材，三面砖墙，前面敞着没有门。两块木板，一高一低，架在墙砖的缝里——高的是桌，低的是座。墙角有老鼠啃过的干粮渣，木板边缘用指甲刻了一行小字：“太难了，明年不来了。”下面刻着回应——“我也不来了。”再下面——“我去年也这么说。”三行字，三个不同的人，同一间号房。角落里放着一只小木桶——便桶，桶底还有半指深的陈尿，被太阳晒过，气味凝在号房里散不出去。他把干粮搁在离便桶最远的墙角。
隔壁号房里有个四十来岁的考生，正低头默书，嘴里不出声地动着。三郎瞥了一眼——那人右手虎口有一层厚厚的茧，是常年握笔磨出来的，跟他父亲手上的锄头茧是同一个位置，不同的工具。那人注意到三郎在看他，停了停，从怀里摸出半块干粮递过来。三郎摇头。那人也不尴尬，把干粮收回去，用指甲在墙上又刻了一道——不是字，是一道横杠，大概是第几次来考的计数。三郎后来在院试放榜那天又碰到他，才明白那道横杠刻了十几道。一个考生的青春，全在墙上的横杠里。
考题发下来：四书文两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
第一篇《不怨天，不尤人》。三郎把朱熹的注解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股格式他背了三年，直到能在梦里写出来。起讲写到一半时手指开始酸了——十六岁的少年，握笔的手还没练出耐久，每次写到超过两百字手指就会抖。他把左手垫在右手腕下面，稳住了笔锋。
第二篇《见贤思齐焉》。中股写了一句“贤非一道，各因其才而至于善”——在程朱框架里不违规，但角度偏了一点。他写完犹豫了片刻，没有改。
试帖诗——“赋得春风扇微和”，限“微”韵。他写了一联：“柳眼初开日，梅心欲放时。”格式全对，押韵准确。
交卷时差役扫了一眼卷面——每个字都在它该在的位置，没有涂改，没有墨迹晕开。这张卷面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十六岁少年用三年备考时间磨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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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几场——经文、诗赋、策论——他一路写下来了。每场考完之后都在号房里把手指泡在冷水里，关节肿了。隔壁那中年人看他泡手指，说了句：“你年纪太小，手劲不够。”三郎说“对”。泡完继续写下一场。
几场考试中间的空当，三郎端着冷饭团出号房透风。县学外的槐树下站着几个人在说话，其中一个穿绸衫，手指上反着一点光——玉扳指。三郎只看清了背影，那人正侧身跟一个穿公服的人低声交代什么，公服袖口露出一角淡青，像是学官的衣服。三郎没听清内容，只记得那玉扳指转了一圈，停在太阳光里亮了一下。他当时没多想——直到后来乡试放榜，马平川中了，他才想起县试这天槐树下这一幕。话说回来，有些伏笔埋的时候，当事人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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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总榜那天没有下雨。大红纸上六个名字。
苏文卿第一——县案首。赵先生站在榜前看了一会儿，对苏文卿说：“案首是县试的头名，府试、院试还得一场场考。你急什么。”苏文卿笑了笑：“不急。跟他们一起走。”赵先生没再劝——苏文卿母亲病着，他大概不想一个人先领了什么排场，把兄弟甩在后面。案首不是秀才，案首只是过了第一关的人里排第一的那个。
三郎第六。祖父当年也是第六。六十多年前同一个考场、同一块砚台、同一个排名。祖父考完就去种地了，他还要继续考。他把肿了三天的手指在袖子里握了一下——疼，但能动。府试见。
李文进——备取最后一名。他在杂粮饼子布兜上又加了一行字：“县试：备取。”旁边画了个小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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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考场那天傍晚，三郎一个人在号房里多坐了一会儿。不是舍不得——是手指还肿着，想等肿消一点再走。号房里的便桶已经被差役收走了，墙角那三行刻字还在——“太难了，明年不来了”“我也不来了”“我去年也这么说”。他看了一会儿，从考篮里摸出半截炭条，在最下面加了一行：“我今年过了。你们明年也别来了——去府试。”
写完自己笑了。炭条写上去的字蹭一下就会花掉，大概明天就看不见了。但他知道它在那里。就像隔壁那中年人刻在墙上的十几道横杠——别人看不见，刻的人自己知道每一道是哪一年。
走出县学大门时天已经灰了。门口的槐树下还有几个考生蹲在地上对答案——“你破题用什么”“我用的『贤不贤在心』”“完了完了我写了『贤在迹』”。三郎从他们身边走过，没有停。答案对不对，三天后就知道了。现在他只想回家，把手指泡在冷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