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开学第三天，三郎已经把班上每个人的底细摸了个大概。前世竞选团队有个“对手研究组”，专门分析竞争者的弱点、资金来源、投票记录。今世没有团队，但技能还在——只不过研究对象从参议员变成了十来个流鼻涕的农家孩子。课室比国会听证会小，但信息密度不低。每个人坐的位置、带的午饭、看人的眼神——都是一份没有写出来的财务申报表。
第一排靠门坐的是李文进。他家是佃农，每年交完租子剩不下多少。午饭从布包里掏出两个杂粮饼子，偶尔有一块咸菜。饼子是用手掰着吃的——不是掰一块咬一口，是掰成很小很碎的颗粒，一粒一粒放进嘴里。这样吃得更久。三郎注意到他每次掰饼子之前会用袖子擦一下手指——不是爱干净，是怕手上的泥蹭到饼子上，浪费了粮食。
有一天他的布包是空的。三郎把自己带的饼掰了一半放在他桌上，什么都没说。李文进看了那半张饼看了好一会儿——不是不好意思拿，是在做一道无声的算术题：如果今天吃了这半张饼，明天还不上怎么办。最后他把饼收下了。从那天起他把凳子挪到了三郎旁边。不是感激。是一种更实际的东西——他知道三郎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第二排中间是周明远。他爹是镇上最大的粮商，家底够买下整个私塾再盖一个新的。午饭是食盒——三菜一汤，丫鬟送到门口。但他上课时从来不抬头看赵先生。他把课本翻开，下面压一本自己手抄的册子——里面全是书名、刻书坊、版本号——偷偷翻看。赵先生叫他起来背书，他“呃”了半天，直到旁边的同学小声给他提词。坐下之后继续翻那个目录。他对《论语》的熟悉程度远不如他对苏州刻书坊书目表的熟悉程度。但三郎后来才发现他翻目录不全是为了玩——有一回翻到“医书类”那页停了很久，手指在纸上划来划去，划的是《本草纲目》。他祖母咳了一冬天，他爹请过三个郎中都治不好。全班没人知道这件事。周明远自己也从没提过。
三郎懂这种沉默。前世他见过太多——参议员在听证会上大谈国防预算，其实他儿子刚从阿富汗回来，少了半条腿。所有人都有一张桌面上的脸和一张桌面下的脸。区别只在于，在华盛顿这两张脸隔得远，在私塾里隔得近——近到你能在午饭的饼子里吃出区别。
后排坐的是马平川。地主家儿子，他爹马文忠在镇上有一百多亩地。穿的是绸衫——整个私塾唯一一个。带的毛笔是湖州产的，笔杆上刻着“平川”两个字——不是他自己刻的，是定制的。第一堂课就给三郎来了个下马威：在他的凳子上放了墨汁。
三郎进门前瞄到了。不是墨汁——是凳子上的反光不对。绸缎的反光是柔的、漫射的。墨汁的反光是亮的、像一小片静止的水面。前世在国会山见过无数类似的东西——演讲稿被人“不小心”删掉、话筒“碰巧”没声音、对手在他上台前临时更改发言顺序。放墨汁这种级别的试探，连初选都进不去。但手法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发信人想传达的信息：我看到了你。我不喜欢你在这里。
他侧身一让，坐到了旁边的空位上。凳子没事。
马平川的表情像吞了一只苍蝇。旁边几个等着看热闹的孩子集体发出失望的“切——”。那一瞬间三郎注意到了两个细节：李文进没有跟其他人一起“切”——他低头看着自己那块杂粮饼子，闷头嚼。周明远也没有——他的目光从马平川脸上扫到三郎脸上，然后翻了一页他的目录册。这两个人都在做了同一个选择：不站队。
不站队——在政治里，这叫“摇摆州”。谁也不得罪，等局势明朗了再下注。七岁的孩子当然不懂什么叫“摇摆州”，但生存本能让他们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在私塾这个小生态里，马平川是既得利益者，三郎是 newer（新来的）。老练的政客不会在第一周就站队——先看民意。
苏文卿在旁边看到了全过程。他用气声说了一句话：“那个凳子是马平川放的。别理他。他爹有钱，他有钱就应该有人怕他。”
“有人怕吗？”
“没有。”苏文卿蘸了墨，低头继续抄《千字文》。嘴角那个向上的弧度还在。“但没人告诉他。他没人反驳就等于默认。他爹就是这么成功的——做了很多没人反驳的事，就以为大家都同意。”
三郎看了苏文卿一眼。这话说得——七岁的小孩不该有这种洞察力。但苏文卿有。他穷，但穷得清醒。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当家当久了就学会了看人——因为看错人是要吃亏的。富人家的孩子不一样，他们看错人也能过日子，所以马平川永远学不会看人。
赵先生进来了。老头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袖口磨出了毛边。手里一摞毛边纸，一壶墨，一把戒尺。戒尺是旧的——竹面被手汗浸得发红，边角磨圆了。三郎估计这把戒尺的“服役年限”比他的年龄大两倍。
“今天讲『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赵先生的教书方式跟三郎想象的不一样。他不是照本宣科——他先把八个字写在毛边纸上，贴到墙上，然后坐下来，喝一口茶，开始讲故事。
“天——不是天上的天。是你抬头看见的那个最大的东西。你爹种地看天，你娘晒衣裳看天，皇帝打仗也看天。谁也躲不开天。所以天字排第一。”
“地——你脚踩的。你爹靠它吃饭。踩实了才能站稳。所以地排第二。”
三郎在心里翻译：天是外部环境，地是资源基础。这老头用最朴素的话讲了地缘政治学的基础课。
“玄——不是黑。是深。天深得看不见底。你夜里抬头看天，看到黑——那不是黑，是深。深到你眼力够不着。”
“黄——地是黄的。黄河的黄，黄土的黄。你脚下的土是黄的，你碗里粮食是黄土地上长出来的。”
他讲到“宇宙洪荒”时，停了一下。喝了口茶。目光扫过全班——马平川在下面偷偷用毛笔画马，李文进在认真用树枝在泥地上跟着写，周明远的目录册已经翻到了新的一页。
“宇——上下四方。宙——古往今来。合起来就是所有地方、所有时候。你们在这间屋子里坐着，以为这就是全部。其实你们坐的这把椅子、踩的这块地、看的这片天——只是『宇』里一小粒尘。”
三郎心里一震。前世他在乔治城大学旁听东亚研究课时，教授讲过“宇宙”这个词的语源。但教授讲得干巴巴的，ppt上几行字，学生昏昏欲睡。赵先生没有ppt，没有学位，没有tenure（终身教职）。他有的只是一把戒尺和一壶墨。但他讲出了“宇宙”的重量。
放学的时候，三郎收拾书本准备走。走到门口，余光扫到祠堂侧面的窗户外面有个人影。很矮。大概跟他差不多大。躲在窗框后面，只露出半个头。他走出去的时候放慢了脚步——窗台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几个字。字迹很细，用的是削尖的树枝蘸灶灰和水写的——不是墨。墨有松香味，这个没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第八个字写错了，“荒”少了一点。
他把那张纸拿起来，从自己书包里抽出一张毛边纸——今天赵先生教的《千字文》前十六个字。他把纸对折，压在窗台上。走了。没有回头。他不知道窗外那个女孩是谁。只知道她每天都来。站在窗外一个时辰。赵先生讲到哪，她就用树枝在泥地上跟着写。他以前没注意。现在注意了。话说回来，一个不能进学堂的女孩天天站在窗外听课——这份倔劲，比私塾里一半男生都强。也比马平川的墨汁高级。至少她的武器是树枝，不是陷阱。
第二天早上去私塾，窗台上的纸不见了。压在鹅卵石下面的换了一张新的。上面写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八个字。那个“荒”字少的一点补上了。纸的角落画了一朵小花。很小。四片花瓣。
三郎把花收进书包。苏文卿从背后走过来，看了一眼那个窗台。“你在跟窗外的人传纸条？”
“对。”
“谁？”
“不认识。一个女孩。”
苏文卿没有追问。他太了解这个朋友了——了解的程度已经足以让他知道哪些问题问了也不会有答案。他把书包放在桌上，抽出那本包了蓝色粗布书皮的《论语》。扉页上他爹写的那行字在早晨的阳光里发着淡墨色的光。
“今天赵先生要讲新的一段。你窗外那个朋友——她听得见吗？”
“听不见。但她会自己查。”
苏文卿蘸了墨，开始写今天的第一个字。
苏文卿蘸墨写下的是八股。三郎手里那支笔，最后写的不是八股——是一份要盖在新大陆上的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