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天，一个摇着拨浪鼓的老头会准时出现在唐家村村口。
老顾头。没人知道他多大岁数——自己说“六十有三”，但这句话已经说了至少十年。背有点驮，左边膝盖下雨天隐隐作痛，走路时左边那一步比右边短两寸。肩上那根扁担挑的两个大竹筐，装的东西够开一家小型杂货铺——针线、花布、糖人、泥哨、发簪、铜镜、胭脂水粉、剪子菜刀、竹蜻蜓。扁担中间那段被肩膀磨得比竹子本色浅了好几个色号，亮得像上了清漆。
人还没进村，拨浪鼓的声音先从田埂那边传过来。梆梆梆，梆梆梆。不急。有一种“我不赶时间你们也别赶”的从容。
全村的妇女和孩子准时出现在村口。这是唐家村一年里最热闹的两个时刻之一——另一个是过年。但过年是跟自家人在一起，货郎是跟外面的人有联系。三郎后来花了很久才找到一个准确的词——对一个到不了的世界，隔着货郎担子做橱窗购物。
六岁那年春天，三郎第一次被允许自己拿着三文铜钱去买东西。三文钱从母亲手心里滑到他手心，还带着体温。购买力大概相当于前世的三美元。
站在老顾头的担子前面，踮着脚。两个大竹筐散发着复合气味——花布染料味、麦芽糖焦甜味、竹篾被晒过之后的清苦味、旧木头翻了很多遍之后的干燥气息。混在一起就是“远方”的味道。
同龄人们在抢糖人。熬化的麦芽糖从锅里舀出来时拉着长长的金丝，在大理石板上浇出孙悟空、猪八戒、小鸟。唐康已经抢到了大鹏展翅，高举过头顶跟旁边小孩炫耀。
三郎没看糖人。在看老顾头。
老顾头正跟一个老太太讨价还价。老太太想用两个鸡蛋换一卷白线。老顾头说至少要三个。老太太把鸡蛋举到他面前：“我家的鸡下的蛋比别家的大一圈。”老顾头拿起来掂了掂——手背上的青筋鼓了一下，那是货郎掂了几十年东西的手。
“确实大一圈——行，两个就两个。”
老太太笑呵呵走了。老顾头把那两个蛋小心翼翼放进筐子角落——那个角落垫了旧棉花，上面已经有十来个蛋了，每个蛋之间塞着碎布条防磕碰。放的时候手指轻轻按了一下棉花，像按婴儿的襁褓。
他转过身。看到了蹲在旁边盯着他算盘看的三郎。
“小子，你盯着我算盘看了老半天了——想学？”
三郎点头。实际上已经会了，二叔教过。但想学老顾头的版本——那算盘珠子被翻了三十年，每一颗都沾着不知道多少个村的尘土。木头边框被手指磨得凹下去了一圈，正好是左手拇指按住的位置。那圈凹槽的深度，大概就是三十年。
“你看——”老顾头把算盘转过来，手指噼里啪啦打了一串数字。珠子碰撞的声音比二叔那把更脆——珠子更干，被风吹日晒了三十年，水分早走光了。“一卷白线三文，两卷四文，三卷五文。知道为什么三卷更便宜吗？”
“因为你买得多——拿货也是这个规矩，量大价低。”
老顾头的手指停在算盘上。一颗珠子悬在横梁上方没归位。低下头，从老花镜上方看这个六岁孩子。镜片边上有一道裂纹，用黑线缠着固定。
“谁教你的？”
“看到的。你的针线比镇上便宜一文，但每次卖针线都会顺带卖出去别的东西。刚才那个老太太本来只想要一卷白线，你多给了她一根针。她回去跟邻居说了，下次邻居也来找你。少收一个鸡蛋，多卖一根针——还多了一个客户。”
老顾头把老花镜摘下来。用那块擦汗的破布擦了擦镜片。破布上有股汗味和灰尘混在一起的酸味。重新戴上，重新打量这个六岁孩子。那眼神不像在看一个孩子——像在辨认一种很久以前在别的地方见过的东西。
“小子——你爹是做生意的？”
“种地的。我二叔做买卖。”
“你二叔有你帮忙——”老顾头把算盘归位，珠子哗啦一声全部归位，“他运气好。”
收摊时所有小孩都散了——糖人吃完，竹蜻蜓飞走，地上留下糖纸和踩碎的麦芽糖渣。三郎还蹲在旁边。看老顾头按固定顺序把东西往筐子里码。最上面放不怕压的针线包、布匹。最底下放容易碎的瓷瓶、泥人。中间垫旧布——旧布上有股樟脑丸味，大概为了防虫。这个顺序是三十年的物流经验沉淀出来的最优解。没有任何运筹学公式，全靠肩膀上的老茧和扁担上的弯度。
“老顾头——你一年来两次，剩下的时间干嘛？”
老顾头抬头看了他一眼。把扁担往肩膀上一搁——左肩比右肩肥厚了整整一圈，常年单肩挑担留下的。站起来，左边膝盖咔嗒响了一声。
“剩下的时间——在来的路上。”
摇了摇拨浪鼓。梆梆。挑起担子，一步一步走出村口。背影在田埂上越来越小，扁担随着步伐上下弹跳，两个竹筐轻轻晃悠。
三郎站了很久。终于理解了一件事：这个老人不是商人——真正意义上的商人不会一年只来两次。他是一条河。每年两次经过他们的岸，留下一些外面的东西，带走一些村里的东西。那个拨浪鼓的声音，是河的流水声。
那天晚上在沙土地上画了一幅图。不是货郎担子的结构图——是他的路线图。从县城出发，经过几个镇几个村子，再绕回来。树枝在地上画出的线条在月光下像一条歪歪扭扭的蛇。画了几个圈——如果有不止一个货郎呢？如果他们交换货物呢？不用一个人挑着所有东西走一整圈——
剩下时间在来的路上。不是在赚钱——是在路上。一个点跟另一个点之间，就是商业。
那碗饭凉了他才想起来去吃。不重要了。脑子里那条路一直在往前延伸。不是老顾头的路——是他自己的。话说回来，老顾头大概也不会介意。他一年来两次，剩下的时间都在路上。应该早就知道有人会接着走下去。
那天夜里他睡下时，脑子里还是拨浪鼓的响声——梆梆梆，梆梆梆，不紧不慢，像一条河在床底下流过去。他翻了个身，觉得自己也听见了那条河的方向。
老顾头一年走两趟的那条路，三郎后来一直往前走：走出村口，走出温州，走到陆地没有了，还在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