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租界霞飞路天主教堂的后院在早晨八点钟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教堂的早弥撒刚刚结束，最后一个信徒的背影消失在教堂侧门的石阶尽头，穿黑色法衣的法国神父正在祭坛上收拾圣器，唱诗班的孩子们从后院穿过，嬉闹着跑向对面的教会学校。郑耀先坐在后院角落里一张铸铁长椅上，面前是一片修剪整齐的月季花坛，花坛里的月季开得正盛，深红色的花瓣上还挂着清晨的露水。
他提前了二十分钟到达约定地点。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任何一次接头，无论与谁，他都会比约定时间早到至少一刻钟。提前到达意味着可以完整观察接头地点的全部进出路线，确认周围没有异常人员，并且在对方到达之前占据最有利的观察位置。今天他选择的长椅位于后院东南角，背后是一道两人高的红砖围墙，墙上爬满了常春藤，左右两侧的视线通透无遮挡，可以同时看到教堂后院的三个入口——通往前院的拱门、通往教会学校的铁栅栏门、以及从厨房后门通往外面弄堂的小木门。
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布长衫，手里拿着一本黑皮封面的《圣经》——这是他从教堂长椅上顺手拿的，不是用来伪装身份，而是作为一个自然的道具。一个坐在教堂后院里读《圣经》的人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好奇，即便是巡捕房的便衣路过也只会把他当作一个虔诚的教友。他将《圣经》翻到《诗篇》第二十三篇，目光落在书页上，余光却像雷达一样持续扫描着三个入口的动静。
八点零三分，徐秋影从通往前院的拱门走了进来。她今天穿了一件素色的旗袍，月白色底子上绣着极细的暗纹，外罩一件浅灰色的开衫毛衣，手里拎着一只棕色的小皮包。她的步态不紧不慢，经过月季花坛时还停下来弯腰闻了闻一朵盛开的白月季，整个人的气质就像是一个在周末早晨来教堂做义工的女教师，与军统档案科科长的身份完全不沾边。
郑耀先从长椅上站起来朝她微微点了点头。徐秋影直起身子走过来在他对面的长椅上坐下，将皮包放在膝盖上，两只手交叠在皮包上，姿态端庄而自然。她没有急着开口，而是先用目光扫了一遍后院的环境——扫过通往前院的拱门、扫过教会学校的铁栅栏门、扫过厨房后门、又扫了一眼花坛对面的灌木丛。这套动作行云流水，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不会在坐下之后的第一时间做这样的环境扫描。徐秋影这么做要么是出于职业习惯，要么是因为她今天来这里之前就已经预料到这场谈话的敏感程度需要格外的安全保障。
郑耀先没有绕弯子。他用一种公事公办的语气开口说，有一件事需要徐科长帮忙确认。虹口区前几天发生了一起针对美华西餐厅的轻微爆炸案，情报处在案件排查中发现了一个需要核实的线索。美华西餐厅的老板约瑟夫·阿布拉莫维奇是俄裔犹太人，此前长期在哈尔滨经商，与关东军方面有过商业往来。更关键的是阿布拉莫维奇在哈尔滨期间曾经受聘担任过哈尔滨警察学校的商务课程客座讲师，授课时间恰好是康德六年到康德八年。而情报处近期接手的一份华北旧档中提到了警察学校在康德七年春季学期的一次外聘医生体检——这份体检记录关系到档案中被提及的“郑某”的真实身份。郑耀先说到这里时刻意用一种陈述客观事实的语调——他希望徐秋影能够从档案核查的角度出发，以核实警察学校历史档案的名义去接触阿布拉莫维奇，向他了解当年的客座讲师聘用制度、外聘人员的登记流程以及校务记录在档案室中的分类存放方式。这些信息对于判断华北旧档中那份体检名单的真伪至关重要，因为陆汉卿的回电已经明确证实康德七年春季学期因时疫流行，警察学校取消了全部外聘医生的体检计划，校务记录中应该有明确的记载。但校务记录的原件在哈尔滨的档案室里，短时间内拿不到。如果阿布拉莫维奇作为当年的客座讲师能够证实外聘医生体检确实被取消了这个事实，就等于在上海拿到了一份可以侧面印证陆汉卿证词的人证。
徐秋影听完之后沉默了大约半分钟。她低头看着自己放在皮包上的手指，像是在认真思考这个任务的风险和可行性。然后她抬起头来用一种极为平静的语气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郑耀先心里那根一直紧绷着的弦骤然拉到了最紧。
她说郑组长，你让我去找阿布拉莫维奇了解当年警察学校的档案制度，说白了是想找一个人证来证明陆汉卿没有在康德七年春天去过警察学校体检，进而证明马文忠的供述是假的。然后她停了一拍，接着用同样的平静语气补了一句——但如果马文忠的供述是假的，李士群为什么敢在宫本面前把这份档案亮出来？他手里是不是还有别的证据？
郑耀先没有立即回答。他看着徐秋影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质问的意味，也没有挑衅的神采，只有一种冷静到近乎冰冷的审视——像是一个档案工作者在审视一份来源不明的文件。但徐秋影问的这个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档案问题。她直接点出了华北旧档的核心矛盾——马文忠的供述与陆汉卿的证词之间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并且从这个对立关系中推导出了李士群行为逻辑上的疑点。这种分析能力远超出一个档案科科长的职业素养。徐秋影对华北旧档的了解程度远比他之前以为的要深，她对这份档案的关注也远比他之前以为的要主动。
郑耀先决定正面回应这个试探。他用同样平静的语速说徐科长对这份档案了解得很透彻，比他预想的要透彻。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他也不想绕弯子——这份档案是冲着他来的，档案里的“郑某”李士群虽然没有明说，但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听得出来指的就是他郑耀先。陆汉卿的供述和马文忠的供述互相矛盾，必有一份是假的。马文忠的供述是在哈尔滨特务机关的审讯中做出的，经历过什么样的刑讯逼供手段外人不得而知。陆汉卿的供述年代更久远、来源更模糊，但其中没有经过刑讯的痕迹。两份供述的可信度本来就存在明显的差异，而警察学校康德七年春季学期的校务记录就是判断真伪的关键证据。他让徐秋影去接触阿布拉莫维奇不是为了让她卷入这场政治调查，而是以一个档案科科长的专业身份去核实一份历史档案的真伪——这是档案科的正常工作范畴，任何人都挑不出毛病。如果徐秋影觉得这件事超出了她的职责范围或者存在安全顾虑，他完全可以理解，不会勉强。
他说这番话时语气坦荡眼神平静，把自己的处境和意图以一种半透明的姿态摆在徐秋影面前。这种半透明的姿态是他在军统内部生存多年练就的拿手好戏——在完全否认和完全承认之间找到一个精确的平衡点，让听者觉得你坦率真诚，但实际上你展露的只是你愿意展露的部分。他告诉徐秋影这件事是冲着他来的，这是在表达信任。他没有告诉徐秋影陆汉卿是他唯一的上线联系人，也没有告诉徐秋影马文忠的供述对他构成的威胁到底有多致命。
徐秋影的回应出乎他的意料。她打开皮包从里面取出一张折叠整齐的纸递给了郑耀先。郑耀先接过来展开——这是一份手写的档案查阅记录表，上面登记的是徐秋影在两天前从军统上海站档案室里调阅的一份档案。档案的名称是“哈尔滨警察学校康德六至八年学员花名册副本”，调阅理由是“核对上海站现役人员学历背景”。花名册中一页被折了角，折角的那一页上有一行字被人用铅笔轻轻圈了出来——那行字写的是“郑耀先，康德六年九月入学，康德八年七月毕业，刑事侦查科，学号零四七”。
徐秋影已经在他之前调阅过这份花名册。她不仅在郑耀先本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了调阅，还精确地找到了郑耀先在花名册中的记录，并且把这一页带到了今天这个约会上来。她做这一切的时候没有惊动任何人，包括郑耀先本人。
郑耀先将花名册副本仔细看了一遍。徐秋影圈出的那行字确实是他当年在警察学校的真实学籍信息——入学时间、毕业时间、学科、学号，每一项都准确无误。这份花名册证明了“郑耀先”与警察学校之间存在明确的历史关联，而这个关联本身并不构成任何罪行——警察学校培养的学员中有一大批后来都进入了伪满的各级政权机构，其中不少人在抗战爆发后又转而投奔重庆方面或者留在了沦陷区从事情报工作。李士群自己也曾经在警察学校受训过。光是“警察学校学员”这个身份不足以将郑耀先与陆汉卿或者任何地下党活动联系起来。
但徐秋影接下来做的事让郑耀先对她的评估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她从皮包里又拿出第二份文件——这是一份手写的名单，字迹工整，用钢笔誊写在泛黄的稿纸上。名单的标题是“康德七年春季学期外聘体检医师候选名单”，下面列出了三名候选医师的姓名和所在单位。第一名是哈尔滨市立医院的井上彦雄，日本人，外科主任。第二名是哈尔滨红十字会诊所的周慕莲，女医生，内科。第三名的名字被人用红笔划掉了，但划痕很轻，仔细看仍然能辨认出被划掉的字迹——陆汉卿，上海法租界济世堂药房，中医。
陆汉卿。上海法租界济世堂药房。中医。这三个词组被写在一份康德七年春季学期的外聘体检医师候选名单上，而这份名单的来源不可能是哈尔滨警察学校档案室——因为档案室的文件现在还锁在铁皮柜里，中岛诚一和毛人凤的特使正在冰天雪地里为它赛跑。徐秋影能在上海拿到这份名单只有一种可能——她通过军统的独立情报渠道直接获取了哈尔滨方面的档案信息。
徐秋影的真实身份绝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档案科科长。她背后有一条郑耀先尚未掌握的独立情报渠道，这条渠道能够绕过76号、特高课和关东军情报课三方的信息封锁直接触达哈尔滨方面的原始档案。她能拿到这份名单说明她在哈尔滨有可靠的情报关系，而这个关系的层级之高足以接触到警察学校的人事档案——这种层级的情报关系不可能是她一个档案科科长依靠正常工作关系建立起来的。
郑耀先将名单放在膝盖上，用指尖轻轻摩挲着被红笔划掉的那行字迹。徐秋影主动向他展示了这份名单，这个行为的性质是两个特工在互相交底。徐秋影用调阅花名册和出示候选名单两个动作向他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她知道华北旧档的全部内容，知道李士群的目标是证明郑耀先与陆汉卿之间有关联，也知道陆汉卿在这件事中的核心位置。但她没有把这些信息交给李士群或者陆中，而是原封不动地带到了郑耀先面前。这意味着她在选择站在哪一边。
徐秋影说自己再问一遍刚才问过的话——马文忠的供述如果是假的，李士群为什么敢在宫本面前亮出来？他手里是不是还有别的证据？郑耀先这次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直接回答说有，而且不止一份。马文忠的供述只是李士群手里的一张牌，他还有至少两张牌没有打出来。第一张是哈尔滨特务机关的马文忠审讯原始记录——那份记录比华北旧档中的摘抄版更加完整，里面可能包含了马文忠在被审讯时提供的更多细节，包括他对陆汉卿与某位学员之间交往的具体描述，比如时间、地点、在场证人等。第二张牌是关东军情报课的技术支持——藤田的人正在利用特高课的电磁测向系统追踪不明信号源，如果能在郑耀先的住所或者办公地点附近锁定一个信号源，就可以给他扣上一个“私设秘密电台”的罪名。通共加上私设电台，两个罪名叠加在一起，即便宫本再怎么谨慎也不会在证据面前无动于衷。
徐秋影听完之后微微皱了下眉头。这个细微的表情变化是她今天见面以来第一次表现出真正的不安——之前无论谈什么她的表情都维持着一种职业性的平静，但“关东军情报课的技术支持”这句话显然触动了她敏感神经中的某一根。她沉默了几秒然后开口说，关东军情报课在上海的活动最近明显增加了，而且他们的活动方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通过特高课，也不通过76号，而是直接利用关东军自己的后勤和通讯系统独立运作。
徐秋影问他有没有注意到虹口狄思威路上的公寓楼最近突然增加了电力负荷？郑耀先听到这句话时心里一动。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狄思威路是特高课的统一管理公寓楼，中村诚的四零三室就在那里。电力负荷增加意味着公寓楼里有人在大量使用高功率电气设备，而短波电台的功率放大器正是最典型的耗电设备之一。徐秋影能注意到公寓楼的电力负荷变化，说明她不仅有自己的情报渠道，还对无线电通讯技术有相当的了解。她以前在哈尔滨生活过三年——这三年的经历恐怕不只是“住过一段时间”那么简单。
郑耀先对徐秋影说狄思威路公寓楼的事情他略有耳闻，情报处的外勤组曾在四零三室门口发现过电线穿孔痕迹，但李士群下令不准扩大调查范围，理由是公寓楼归特高课管辖，76号的人无权擅入。不过李士群不让查不代表别人不能查。他说到这里时刻意停顿了一下观察徐秋影的反应。
徐秋影的反应很淡。她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然后说她可以找时间去一趟美华西餐厅，以案件后续走访的名义跟阿布拉莫维奇聊聊。阿布拉莫维奇最近因为爆炸案的事情对76号比较配合，应该不会拒绝一次常规的走访。她说她会在谈话中把话题自然引到哈尔滨警察学校的客座讲师经历上，尽量让阿布拉莫维奇在放松的状态下多回忆一些细节，包括当年外聘医生的体检是否真的因为时疫被取消了、校务记录在档案室中具体存放在哪个区域和档案柜里。她说她会把谈话内容整理成一份书面备忘录交给郑耀先，放在档案科常规的走访记录中，不单独归档，不引起任何人的特别注意。
郑耀先同意了这个方案。他补充说还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阿布拉莫维奇与关东军前合作伙伴的身份。他在哈尔滨期间与关东军参谋部的后勤部门有密切的商业往来，现在虽然搬到了上海但很可能还保持着某种联系。徐秋影在与他交谈时如果对方主动提起关东军方面的任何人事或活动，不要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也不要刻意回避，保持一种“正常公务走访”的中立态度即可。
徐秋影说她知道分寸。然后她站起来整理了一下开衫毛衣的下摆，说了句“那我先走了”便转身往通往前院的拱门走去。她的背影消失在拱门后面之后，后院重新恢复了安静。月季花坛上几只蜜蜂在花丛中嗡嗡飞舞，远处教会学校的上课铃声响了起来。
郑耀先坐在长椅上没有立即离开。他将刚才与徐秋影的对话在脑海中从头到尾复盘了一遍，每一个细节都被反复推敲和审视。徐秋影主动出示花名册和候选名单的行为，从表面上看是在向他表达信任和交底，但在情报工作中，信任和交底本身也可以是一种精心设计的伪装。如果徐秋影的真实身份是毛人凤或者李士群安插在他身边的暗探，她完全可以先用一部分真实的信息来换取他的信任，然后在他放松警惕的时候收集到更多致命的证据。
但他反复推敲之后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原因有三点。第一，如果徐秋影是李士群的人，她根本不需要向郑耀先展示候选名单——这份名单本身就足以证明陆汉卿的名字确实出现在警察学校的记录中，直接交给李士群比交给郑耀先对自己更有利。第二，如果徐秋影是毛人凤的人，她最合理的做法是将花名册和候选名单直接交给陆中，让陆中在军统内部对郑耀先发起正式调查，而不是私下约他在教堂里见面交换信息。第三，徐秋影提到了狄思威路公寓楼的电力负荷变化——这个细节涉及的是关东军情报课的秘密活动，与华北旧档的调查方向不完全重合。一个暗探不会主动向目标提供与调查主线无关的额外信息，因为每多提供一条信息就多一分暴露自己情报来源的风险。
郑耀先将《圣经》合上放在长椅上，站起来整理了一下长衫的衣襟。他决定暂时给予徐秋影有限的信任——有限到足以让她去接触阿布拉莫维奇，但不足以让她触及任何与中共地下党有关的实质信息。在徐秋影的真实身份彻底查清之前，她在郑耀先这里的定位是一枚尚未确定方向的棋子——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但不能用来承载核心机密。
从教堂出来之后郑耀先沿着霞飞路东行，在路上买了一份《申报》和两个葱油饼当早饭。他在吃葱油饼的时候注意到今天跟踪他的人又换了——不再是昨天的“小浙江”和中年妇女，而是一个之前从未见过的生面孔。此人二十多岁，穿着一件灰色的学生装，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腋下夹着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读本》，看上去就像是个光华大学或者大夏大学的普通学生。但郑耀先从他的步态中看出了破绽——这个人的重心压得很低，每一步落地都用前脚掌先触地而不是脚跟，这是经过格斗训练的人才会养成的步法习惯。而且他夹书的方式也不对——真正的大学生夹书是把书脊朝内贴着自己的肋骨，而他夹书时书脊朝外，腾出了腋下的空间，那里面如果藏着一把枪，拔出来的角度就刚好合适。
吴世宝不仅增加了跟踪的人手，还换上了专业的行动队员。从盯梢升级到监控再到行动队员的直接介入，这个递进序列说明李士群手中的倒计时表正在加速。郑耀先在心里估算了一下时间窗口——中岛诚一已经返回哈尔滨，按照正常的火车时刻表来计算，他在昨天深夜应该已经抵达了哈尔滨。如果他今天上午就开始调阅警察学校档案室的资料，最快今天傍晚就能拿到康德七年春季学期的原始校务记录。一旦校务记录证实陆汉卿的证词是真的——也就是说警察学校在康德七年春天确实取消了全部外聘医生的体检计划——李士群手中那份马文忠的供述就会被推翻。但反过来说，如果校务记录中没有提到取消体检的事，或者更糟糕的——如果校务记录中出现了陆汉卿的名字，那么郑耀先就完了。
上午九点郑耀先到达76号情报处办公室。冯德昌已经在工位上画了一个多小时的新天线阵列图，桌上还多了一份刚打印出来的英文技术资料。郑耀先走过去拿起那份资料翻了翻，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发表的一篇关于甚高频信号在城市建筑群中传播衰减模型的研究论文。冯德昌解释说这是他从光华大学物理系一个同学那里借来的，论文里的数学模型可以帮他优化天线阵列在城市环境中的架设角度，提高对弱信号的捕捉能力。他打算周末在天华大学女生宿舍楼顶做夜间复测时用这篇论文里的方法来调整天线的俯仰角，争取把之前捕捉到的那个不明信号的信噪比再提升几个分贝。
郑耀先将论文放回桌上，对冯德昌说技术上的事情他全权信任冯德昌的判断，但有一条原则必须遵守——安全永远比速度重要。这次夜间复测要在确保万无一失的前提下进行，设备架设和撤收的时间、电源线的走线方式、应急撤离的路线，每一项都要提前做好预案。冯德昌认真地点头说明白，他已经画好了女生宿舍楼顶的平面图，标好了三个可行的天线架设位置和两条应急撤离通道，一会儿就拿给郑组长过目。
郑耀先拍了拍冯德昌的肩膀以示鼓励，然后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处理今天的公务。桌上最上面的一份文件是情报处处长黄烈签发的一份通知，要求各组在今天下午三点之前提交本周的工作总结和下周的工作计划。郑耀先翻开笔记本开始草拟情报处的周报内容——圣母院路电磁环境勘测按计划推进、永昌贸易公司排查中发现未登记短波信号正在进一步确认、虹口反日传单案的排查范围已缩小至三家印刷所等待行动队的抓捕指令、顾长顺案的外围走访已完成百分之七十目前正在等待行动队的配合结果。写到最后一条时他刻意将“等待行动队的配合结果”这几个字写得比较重，以便在下午的会议上可以自然地引出对吴世宝工作进度的“关切”。
上午十一点宋孝安用货运暗语打来电话报告了一个紧急情况。哈尔滨方面传来消息，毛人凤的特使在昨天傍晚抵达哈尔滨后在中央大街的旅馆里住了一夜，今天早上七点就离开了旅馆前往警察学校档案室调阅档案。但他在档案室门口被关东军参谋部的人拦住了——对方出示了一份由关东军参谋长签署的“档案封存令”，声称警察学校的所有人事档案因为涉及关东军与伪满洲国之间的联合培训项目属于军事保密范畴，未经关东军参谋部批准任何人不得调阅。毛人凤的特使拿出了重庆军统局本部的调档公函试图与对方理论，但关东军的人根本不认重庆方面的文件，直接将档案室的门封了。
这个变故出乎郑耀先的预料。关东军动用“档案封存令”这种级别的行政手段封锁警察学校档案室，说明藤田已经提前一步将华北旧档的调查提升到了军事保密的高度。关东军情报课这么做有两个目的——第一是阻止任何第三方（包括毛人凤的人和东北抗联的人）抢先拿到原始档案，第二是为中岛诚一争取独占档案室的时间。一旦关东军的人独自控制了档案室，他们就可以从容地对全部档案进行审查、筛选、甚至篡改——如果校务记录对郑耀先有利，他们可以销毁它；如果校务记录对郑耀先不利，他们可以拿来做文章。
但宋孝安接下来的话让郑耀先稍稍松了一口气。老林子的人没有走正门进档案室。今天凌晨四点钟在关东军的人还没有到达档案室之前，老林子的人已经通过档案室地下供暖管道的检修口进入了档案室内部。他们在档案室里待了大约四十分钟，找到了那个标注着“康德六年至康德八年”标签的铁皮柜。铁皮柜里一共有四十二份文件，包括学员花名册、成绩单、奖惩记录、体检档案和外聘人员登记表。其中与康德七年春季学期外聘医生体检相关的文件有两份——一份是《康德七年春季学期外聘体检医师候选名单》，就是徐秋影从哈尔滨渠道拿到的同一份文件；另一份是《康德七年春季学期体检计划取消通知》，由警察学校教务长签发，通知的正文中明确写着“因校内流行性时疫尚未完全平息，为确保学员健康安全，经校务会议研究决定，取消本季原定聘请校外医师来校体检之计划，全体学员体检工作改由校医室在编医师王德仁、张克诚二人负责执行。此令。康德七年三月十□日。”
这份《体检计划取消通知》与陆汉卿在回电中提供的信息完全一致。警察学校在康德七年春季学期确实因时疫取消了外聘医生的体检计划，所有的体检工作都是由校医室的两名在编医师完成的。陆汉卿没有出现在体检现场，马文忠的供述在这一点上是虚假的——无论马文忠是屈打成招还是主动捏造，事实都是如此。
老林子的人已经将《体检计划取消通知》的原件用微缩胶卷翻拍下来，胶卷今天下午将由抗联的秘密交通员经沈阳转大连再走海路送往上海，预计三天后抵达。但老林子没有带走原件——他担心如果原件失踪，关东军的人会立刻意识到有人抢先一步进入了档案室，从而加大对东北抗联在哈尔滨活动的搜捕力度。所以他将原件放回了铁皮柜原处，只拍了照片。
郑耀先在电话里对宋孝安说这个消息暂时保密，胶卷到上海之后由宋孝安亲自接收，拿到后不要做任何停留直接送到他指定的安全地点。然后他用暗语追加了一条指令——让宋孝安派人去虹口狄思威路公寓楼周围查一下最近的电力公司电表读数记录，看四零三室和整栋公寓楼的用电量在过去两周内有没有异常的峰值变化。他需要确认徐秋影提到的电力负荷增加是否属实，以及这个变化的时间规律是否与中村诚的电台通讯规律相吻合。
挂了电话后郑耀先的心情并没有因为哈尔滨传来的好消息而变得轻松。胶卷需要三天才能到上海，而这三天里会发生什么他无法预测。关东军用档案封存令封锁了档案室，中岛诚一今天就可以独占档案室进行审查。如果中岛诚一在审查中发现了《体检计划取消通知》原件并意识到这份通知足以推翻马文忠的供述，他会不会如实上报给藤田？如果他如实上报，藤田会不会为了保住关东军情报课在华北旧档调查中的主导权而选择销毁这份通知？如果通知被销毁，老林子拍下的微缩胶卷就是唯一的证据——而这份证据在抵达上海之前随时可能在运输途中出意外。
中午郑耀先在食堂吃饭时吴世宝又端着餐盘在他对面坐下。这次吴世宝没有绕弯子，开门见山地问郑组长顾长顺的案子进展到哪一步了。他说李副主任今天早上专门问了他这个问题，他需要给上面一个明确的答复。
郑耀先放下筷子用毛巾擦了擦嘴，然后以一种公事公办的口吻说情报处这边已经完成了顾长顺案的全部外围走访和分析工作，走访记录和线索汇总已经整理好了，随时可以和行动队共享。不过根据情报组的走访记录，顾长顺在失踪当天下午曾在苏州河码头东段的“顺记”茶馆与一个戴金边眼镜、穿灰色西装的中年男子谈了半小时话，之后两人一起往闸北方向走了。情报处的外围走访已经确认了这个中年男子的体貌特征，现在需要行动队根据这个特征对闸北一带的旅馆、茶馆和公共娱乐场所做一次全面的走访排查，看是否有人见过这个人。他说这个建议他在上周的协调会上就已经提过了，但至今没有收到行动队方面的任何排查反馈。既然吴队长今天当面问起来了，那他也当面提一下——希望行动队能抓紧把这项工作落实，毕竟李副主任也在等着两边交结果。
吴世宝的脸色在郑耀先说话的过程中经历了微妙的变化。一开始他脸上还挂着惯常的那种阴阳怪气的笑容，但听到“戴金边眼镜、灰色西装的中年男子”这个描述时他的笑容僵了一瞬——虽然只有不到半秒的时间，但郑耀先捕捉到了。吴世宝对这个描述有反应，这意味着吴世宝很可能知道这个中年男子是谁，或者至少对这个人的身份有一个初步的判断。结合之前宋孝安查到的中村诚与重庆口音男子在松崎馆见面的情报，这个中年男子极有可能就是关东军情报课的人。
吴世宝很快恢复了常态，笑了笑说行动队这两天的精力主要放在配合特高课追查“海燕计划”上，人手有些紧张。不过他回去后会马上安排人去闸北做走访，争取在这两天之内给情报处一个答复。郑耀先点点头说了声“辛苦吴队长”，然后端起餐盘起身离开了。
下午三点情报处的周报会议在会议室召开。会议中途李士群接了一个电话，接完电话后他的表情明显变得严峻起来。他放下电话后对会议室里的人说宫本顾问刚才转来了山本课长的一份紧急通报——特高课的技术课在今天上午截获了一份从哈尔滨发往上海关东军情报课的秘密电报，电报内容已经被部分破译。电报中提到关东军情报课在今天早晨已经完成了对哈尔滨警察学校档案室的封锁和审查工作，在审查中“发现了一份对当前调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件”，文件的“具体内容将在进一步核实后通过安全渠道传递至上海”。
郑耀先听完这段话后面色如常，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但他握住茶杯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李士群说的“对当前调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件”，会是什么？中岛诚一封锁档案室后在里面待了将近半天，他有足够的时间把档案室里的每一份文件都仔细翻阅一遍。如果他发现了《体检计划取消通知》并且把它认定为“对当前调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件”，那这份通知的内容是对郑耀先有利还是不利？
这个问题只有等微缩胶卷到了上海之后才能得到答案。如果胶卷上的内容与陆汉卿的证词一致，那么无论关东军情报课如何解读这份文件，郑耀先都可以用自己的渠道在宫本面前拿出这份证据来证明马文忠的供述是假的。在证据面前宫本不可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宫本虽然心狠手辣，但他对情报工作的专业性有着日本人特有的较真。只要证据确凿，他不会为了给李士群或者藤田留面子而牺牲自己的专业判断。
会议结束后郑耀先回到办公室，关上门之后给宋孝安打了今天下午的第二通电话。他用货运暗语对宋孝安说了三个指令。第一，从今天起派人二十四小时监视狄思威路公寓楼四零三室，重点记录中村诚的电台通讯时间规律和通讯频段，如果条件允许用冯德昌的便携式探测仪在公寓楼周边做一次外围信号采样，看信号的特征是否与永昌贸易公司捕捉到的伪造信号有相似之处。第二，派人去美华西餐厅周围观察阿布拉莫维奇的日常活动规律，为徐秋影的走访做前期安全评估。第三，老林子拍下的微缩胶卷抵达上海后必须在第一时间通知他，胶卷的传递路线要避开所有已知的敌人监控点，由宋孝安亲自完成从接收点到安全地点的全程护送。
宋孝安在电话里用他惯常的低稳语调回答了“明白”，然后挂断了电话。
傍晚下班后郑耀先照常去了白俄餐厅。今天跟踪他的人又恢复了双人模式——“小浙江”和那个学生装的行动队员一左一右守在餐厅对面的街角。郑耀先在餐厅里吃了半个炸猪排和一份蔬菜沙拉，吃饭时他一直在用余光观察街角的动静。六点十五分，学生装年轻人走到街角的香烟摊买了一包烟，趁点烟的空档往餐厅方向看了一眼。他的目光在郑耀先身上停了不到一秒就移开了，但这个短暂的注视已经足够让郑耀先读出其中的含义——那不是跟踪者对目标的例行确认，而是一个行动队员在衡量目标与自己的相对位置和距离。这个人在计算从街角冲到餐厅桌边需要几步。
抓人的时间快到了，但还没有到。李士群还在等哈尔滨的确切消息——在那份“对当前调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件”传到上海之前，他不会贸然动手。郑耀先的判断是中岛诚一今天已经找到了某样东西，而这样东西的解读结果将直接决定李士群手中的逮捕令是签发还是销毁。他还有不到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内微缩胶卷必须到手，吴世宝与关东军情报课的秘密联系必须被山本发现，冯德昌的策反必须完成——三件事缺一不可。
从白俄餐厅出来后郑耀先用四十分钟完成了例行的反跟踪路线。这次他选择的路线比平时更加复杂——从霞飞路钻进法租界最密集的弄堂区，连续穿过七条岔路、两个菜市场和一所小学的后操场，在老城厢的废墟和石库门里弄之间绕了两个来回，最终从一条通往商行后巷的暗巷翻了进去。他在屋顶上蹲了整整十分钟观察弄堂里那个木箱子的动静——信号记录仪还在工作，但木箱旁边的煤球堆今天多了几个脚印。脚印是新的，鞋底的纹路压痕很深，不是弄堂里住户那种软底布鞋能踩出来的，而是硬底皮鞋的痕迹。有人今天来检查过这台设备，可能是更换电池，也可能是读取记录数据。
郑耀先从屋顶回到商行三楼内室后在黑暗中坐了很久。窗外的煤气路灯透过窗帘缝隙投射出一道细长的光带，光带落在木地板上随着窗帘的微动而轻轻摇曳。他闭上眼睛将今天发生的一切按照时间线在脑海中重排——清晨与徐秋影在教堂的见面、徐秋影出示的花名册和候选名单、她对狄思威路公寓楼的异常关注、宋孝安传来的哈尔滨捷报、吴世宝在食堂里的失态、下午会议上李士群宣布的神秘文件、弄堂里信号记录仪旁新出现的脚印——每一件事都精确地落入了它在整张拼图中应有的位置。
徐秋影在他脑海中的画像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她在哈尔滨生活过三年，有一条独立的哈尔滨情报渠道，能注意到狄思威路公寓楼的电力异常，对无线电技术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对华北旧档的内容烂熟于心。这些特征叠加在一起，指向一个郑耀先一直没有认真考虑过的可能性——徐秋影不是军统的人。至少不全是。军统内部没有人会把一个拥有独立情报渠道、精通俄语和无线电技术的人才安排在一个档案科科长的位置上虚度光阴，除非安排她的人另有更隐秘的目的。
她在哈尔滨生活的那三年里，遇到了什么人，加入了什么组织，接受了什么样的任务——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才是解读徐秋影全部行为逻辑的关键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