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霞飞路被一层薄雾笼罩着，法租界巡捕房的清洁工正拖着水管冲洗人行道上的隔夜尘土。郑耀先在白俄餐厅吃完早饭后没有直接去76号，而是沿着霞飞路向西多走了两个路口，在永昌贸易公司斜对面的法商电车公司调度室门口停了下来。他站在电车站的遮雨棚下，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折叠的报纸，倚着站牌做出等车的姿态。
这个位置是他精心计算过的。从遮雨棚的东南角望向永昌贸易公司的二楼窗户，视线恰好可以穿过梧桐树冠的一个自然缺口，清楚地看到那扇半开的木框玻璃窗和架在窗台上的双筒高倍望远镜。望远镜的镜筒正对着调度室的停车场方向，在晨光中反射出一道微弱的金属光泽。窗帘拉了一半，米黄色的布料在窗口轻轻晃动，说明房间里有人——不是风吹的，因为今天的风力不足以吹动那么厚重的棉麻窗帘。是人的身体经过窗帘时带起的气流。
郑耀先翻开报纸，用余光持续观察着二楼窗户的动静。大约过了三分钟，窗帘被一只手从内侧撩开了一角。那只手的手指细长，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手腕上戴着一只银色表带的方形腕表——不是普通的国产货，看起来像是瑞士造的中档款式。手的主人似乎在调整望远镜的角度，镜筒微微向左转了大约十五度，然后固定不动。郑耀先顺着望远镜的新角度估算了一下视野范围——向左转十五度之后镜筒不再正对着调度室的停车场，而是偏向了调度室隔壁的法商电车公司行政办公楼二楼东侧的窗户。那个窗户是电车公司财务总监的办公室。
财务总监的办公室。一个商人每天花大量时间监视电车公司财务总监的办公室——这件事的含义耐人寻味。如果周永昌是在为某个情报机构收集电车调度规律，他应该盯着停车场和调度室正门，观察电车的发车频率、路线排班和维修周期。但他今天却把望远镜对准了财务总监的办公室，说明他关注的重点不是电车本身，而是电车公司内部的某个人，或者说，是这个人在办公室里处理的某些信息。法商电车公司的财务总监掌握着公司所有的资金流动账目，包括法国维希政府通过上海法租界向各个方向流转的秘密款项，也包括某些不便通过银行系统的现金交易记录。这些账目对于重庆、延安和东京三方面来说都有各自不同的情报价值。
郑耀先在心里给周永昌的画像添加了新的笔触。这个人不是一个简单的为军统或者关东军做外围观察的底层耳目。他的观察目标具备高度的选择性——从总调度室切换到财务总监办公室，说明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也清楚地知道什么信息对谁有价值。这种专业水准不是街头探子能够具备的，至少受过系统化的情报训练。
一辆电车叮叮当当地从霞飞路东段驶来，遮住了郑耀先观察永昌公司的视线。电车停靠在站台前，几个乘客从车上下来。郑耀先收起报纸做出上车的姿势，但在车门关闭前的最后一秒退后一步留在了站台上。电车开走后他的目光重新投向二楼窗户——窗帘已经放下了，望远镜后面的观察者似乎完成了今天早上的第一轮观察。随后不到一分钟，永昌贸易公司一楼的门打开了，一个穿深灰色中山装的男人从里面走出来。此人四十岁出头，中等身材，体态偏瘦，留着一头整齐的偏分短发，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他的步态很快但很稳健，每一步的步幅几乎一致，双臂摆动的幅度很小——这种走路方式通常出现在受过军事训练的人身上。他从永昌公司出来后没有左右张望，直接右转往霞飞路西段走去，手里拎着一只棕色的公文包。
郑耀先将这个人的外貌特征与宋孝安报告中描述的张士超的会面对象进行了比对。年龄、身材、衣着风格——全部吻合。这个人就是周永昌。
郑耀先没有跟上去。尾巴有尾巴的工作，行动组长有行动组长的工作——他今天的任务是确认周永昌的活动规律和观察重点，为后续的深入接触做铺垫。直接跟踪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对象风险太大，尤其是在吴世宝的人还在盯他的情况下。他将报纸折好放回公文包，登上了下一班往东行驶的电车，在圣母院路下车后步行前往76号。
情报处的办公室里冯德昌已经在自己的工位上开始了今天的工作。他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日文技术手册和几张昨晚新画的电路图，正在研究如何给九八式探测仪的定向天线加装一个自制的信号差分放大模块。他看到郑耀先进来时照常抬头叫了声“郑组长”，然后继续埋头画图。郑耀先走到他身边看了一眼桌上的图纸，问他周末去光华大学架设天线的准备工作进展如何。
冯德昌放下铅笔认真地汇报说他昨天晚上已经把天线阵列拆卸成六个独立部件，每个部件都用旧报纸包好装在一只帆布工具包里，从外观上看像是建筑系学生常用的测绘器材。备用电源用的是四节干电池串联组，输出电压稳定在十二伏，可以支撑探测仪连续工作四个小时。他还给探测仪的外壳贴上了一层从无线电杂志上剪下来的英文标签，万一被学校的教职员工看到可以谎称这是一台“大气电场测量仪”——这是他专门查了光华大学物理系的实验设备目录后想出来的掩护说辞。
郑耀先听完之后在心里对冯德昌的评价又提高了一档。一个真正的技术天才不仅能把设备调得精准，还能给设备编出一套滴水不漏的掩护身份。冯德昌在这方面的天赋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他自动地、本能地在为自己的追踪行为构建掩护，而他自己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的本质是什么。他以为他只是在帮情报处查一个不明信号源，实际上他正在不自觉地运用全套间谍级的秘密行动技巧去追查他自己的上级。
郑耀先对冯德昌说准备工作做得不错，但今天下午他要去霞飞路永昌贸易公司做一个例行排查，让冯德昌带上便携式探测仪跟他一起去。他对冯德昌解释说永昌公司的周永昌在二楼窗口架了一台高倍望远镜正对着电车公司调度室，上次外勤排查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今天需要补充做一次电磁环境检测，看看永昌公司内部是否有未登记的无线电发射设备。
冯德昌听到有新的排查任务立刻放下手中的电路图开始收拾设备。郑耀先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翻开今天早上的情报简报。简报的头条是特高课昨夜在虹口又抓捕了三名涉嫌参与“海燕计划”的抗日分子，其中一人在审讯中供出“海燕计划”的执行日期就在本周六——也就是后天。特高课已经紧急增派了一个中队的宪兵进驻虹口日本海军设施周边，所有进出虹口的行人和车辆都开始接受严格的证件检查。简报下面附了一份宫本签发的通知，要求76号情报处和行动队在本周内取消全部人员的休假，所有外勤人员进入二十四小时待命状态。
郑耀先看着简报上“本周六”三个字，心里迅速判断着这个情报的真伪。被捕者供出的执行日期是后天——这个时间点来得太精确也太及时了，就好像敌人一直在等着被捕者开口说出这个日期，然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虹口布下天罗地网。真正的大型袭击行动计划通常不会被单个被捕者完整掌握，更不会在被捕后几天之内就被审讯出来。吴世宝审讯犯人的手段他很清楚——电刑、老虎凳、灌辣椒水，三套工具轮番上阵，大部分人在第一轮刑罚之后就会把审讯者想听的话说出来，至于说出来的内容是不是真实的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他判断这个“本周六”的日期大概率是被刑讯逼供出来的假情报，要么是特高课故意通过76号散播的烟雾弹，目的是让真正的军统行动人员误以为敌人已经掌握了行动时间从而调整计划露出破绽。但不管真假，虹口一带的警戒升级是真实发生的——一个中队的宪兵确实已经部署到位了。这意味着张士超的袭击行动如果要成功就必须在这个宪兵中队撤走之前找到他们的布防漏洞，否则任何贸然的行动都将面临被全歼的风险。
郑耀先将简报放回文件堆里，然后在一张空白稿纸上用钢笔写了几个字——“周六虹口布防情报”。他需要利用情报处副组长的身份在今天之内拿到虹口宪兵中队的具体布防位置和换岗时间表，然后将这些情报通过宋孝安传递给组织——一方面让中共地下党避开敌人的警戒高峰，另一方面也可以让组织在必要时通过间接渠道提醒军统方面注意规避风险。但后者的操作必须极为谨慎——如果军统知道是中共方面提供的日军布防情报，戴笠和毛人凤都会立刻怀疑军统内部有中共的潜伏人员，而郑耀先作为行动组组长将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
上午十点郑耀先带着冯德昌离开了76号。今天的跟踪阵容比昨天又多了一个——除了那个中年妇女之外还新增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穿着邮差的制服，车后座上绑着一个帆布邮包。郑耀先认得这个人，他是吴世宝手下外号“小浙江”的便衣，擅长骑自行车跟踪，能在法租界复杂的弄堂网络中死死咬住目标不放。吴世宝把跟踪队从单人盯梢升级到了双人交替跟踪，说明李士群对华北旧档的核实已经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昨天中岛诚一离开上海返回哈尔滨，今天就增加了对郑耀先的监控密度，这两件事在时间上的衔接过于紧密，不太可能是巧合。
郑耀先没有改变任何行为模式。他带着冯德昌沿着霞飞路正常步行，中间在面包房停下来给冯德昌买了一块奶油蛋糕，又跟面包房的老板娘闲聊了两句天气。他没有回头看尾巴，也不需要回头看——他知道“小浙江”会在哪个路口换到对街的人行道上，也知道那个中年妇女会在电车站假装等车以便随时跟上。这些跟踪模式他比跟踪者本人更熟悉，因为在被派到上海潜伏之前，他自己就是戴笠手下最出色的跟踪教官之一。
永昌贸易公司一楼的店面是一间约四十平方米的办公室，临街的玻璃橱窗上贴着“闽台土产专营”的广告字样。郑耀先推门进去时门框上的铜铃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办公室里摆着三张办公桌，其中两张空着，靠窗的那张坐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职员，正低头用算盘在核对着账本。女职员抬起头看到两个陌生人走进来，放下算盘站起来问他们找谁。
郑耀先掏出76号的工作证在她面前展开，用一种例行公事的语气说法租界警务处联合76号进行商业场所无线电设备登记核查，永昌公司在核查名单上，需要检查一下公司内部是否安装有短波收音机或者无线电报设备。他说这些话时语气平常，嘴角甚至挂着一丝职业性的礼貌微笑，但女职员显然被“76号”这三个字吓住了，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了大半，支支吾吾地说了句“我去叫周经理”。
郑耀先趁女职员上楼叫人的空档在一楼办公室里快速扫视了一圈。三张办公桌，每张桌上都有一个文件筐。最靠近门口的那张办公桌——从桌上的灰尘厚度和椅子的摆放位置来看平时不太有人用——文件筐里露出几份印着俄文的贸易合同，纸张的抬头是哈尔滨一家叫“亚布拉莫夫进出口公司”的企业。亚布拉莫夫——阿布拉莫维奇，这正是霞飞路美华西餐厅那个被袭击的俄裔犹太商人约瑟夫·阿布拉莫维奇的姓氏。周永昌和阿布拉莫维奇之间有贸易往来，而阿布拉莫维奇在哈尔滨时受聘担任过警察学校的客座讲师，与关东军参谋部有过密切合作。
这个发现如同一块拼图精准地嵌入了郑耀先正在构建的那张关系网中。周永昌从阿布拉莫维奇的公司进口货物，阿布拉莫维奇是关东军的前合作伙伴和警察学校的客座讲师，中岛诚一是关东军情报课派来上海调查警察学校档案的，顾长顺死前帮周永昌转过一批从苏北来的药材——五条线索现在全部汇聚到了周永昌这个点上。周永昌不是一个孤立的可疑商人，他是连接苏北、哈尔滨、关东军和警察学校档案这四个关键节点的一个枢纽。
周永昌从二楼下来时表情非常镇定。他穿着早上的那件深灰色中山装，金丝边眼镜后面的目光平静而礼貌，跟郑耀先握手时手掌干燥有力，没有紧张出汗的迹象。他用带着福建口音的普通话自我介绍说他叫周永昌，是永昌贸易公司的经理，公司经营南北货贸易已经有六年了，店里没有无线电发报设备，只有一台美国造的短波收音机，平时用来收听商业新闻和气象预报。
郑耀先对冯德昌使了个眼色。冯德昌打开探测仪的电源开关，一边调节频率旋钮一边在办公室里缓慢走动。探测仪的指针在短波波段出现了两个明显的信号反应——一个是短波收音机的调谐信号，特征明确，功率极低，符合民用收音机的标准规格。但第二个信号让冯德昌的眉头皱了起来。他在二楼楼梯口的位置测到了一个频率在短波通讯波段内的微弱脉冲信号，信号特征不是连续波而是带有明显的键控调制痕迹——这是人工拍发摩斯电码才会产生的信号特征。
冯德昌抬头看了郑耀先一眼。郑耀先从冯德昌的眼神中读懂了这个信号的性质，但他没有当场追问，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示意冯德昌继续记录。冯德昌沿着楼梯往二楼走，探测仪的指针在二楼走廊里晃动得更加明显。周永昌跟在冯德昌身后，脸上的表情依旧镇定，但他上楼的速度比正常稍快了一点，在到达二楼办公室门口时主动推开门介绍说这是他的私人办公室，平时不接待客人，里面堆了不少杂物。
郑耀先跟在冯德昌身后走进周永昌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大约有十五平方米，窗户正对着电车公司调度室，窗台上架着那架双筒高倍望远镜。望远镜旁边放着一本翻开的笔记本，本子上密密麻麻地用铅笔记录着一行行时间和数字。郑耀先仅用余光扫了一眼就看清楚了本子上的内容——记录的是法商电车公司财务总监办公室灯光的亮灭时间，每天早中晚各记录一次，已经连续记录了将近两周。
周永昌在监视电车公司财务总监的作息规律。这个发现让郑耀先对周永昌的身份判断再次发生了偏转。监视财务总监不是普通的商业情报收集——这是在为某个行动做前期踩点。要么是绑架，要么是暗杀，要么是窃取财务室里的某份特定文件。无论是哪种行动，周永昌都不是一个人在操作——他的背后一定有一个行动小组。
冯德昌在周永昌办公室里完成了全面扫描后朝郑耀先微微摇了摇头，意思是除了刚才捕捉到的那个不明脉冲信号之外没有发现其他异常。郑耀先对周永昌说核查结束了，感谢配合，然后带着冯德昌离开了永昌公司。他没有当场追问那个不明脉冲信号的来源——他不想在周永昌面前暴露出冯德昌这台设备能够捕捉到如此微弱的键控信号。如果周永昌知道76号的技术设备已经精密到了这个程度，他背后的组织就会立即改变通讯方式。
走出永昌公司后郑耀先和冯德昌沿着霞飞路往回走。冯德昌边走边翻看着探测仪的记录数据，困惑地自言自语说那个脉冲信号的频率和调制方式跟他在圣母院路东段捕捉到的那个不明信号几乎如出一辙，但信号强度弱得多，像是从同一个发射源漏出来的一小部分信号经过多次反射后的残留。郑耀先问他能不能确定信号源的具体位置，冯德昌摇头说不能——信号太弱了，只够判断调制方式相似，无法进行方位锁定。但如果这个信号再次出现而且强度稍高一点，他就能用一个简单的三角定位法把它所在的街区圈出来。
郑耀先听完之后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只说回去后把这个发现补充到圣母院路不明信号的排查档案里，暂时不做单独上报。他说这句话时语气很平淡，但心里已经在盘算另一件事——冯德昌在永昌公司也测到了与圣母院路不明信号特征相同的脉冲，而永昌公司和商行之间隔着将近两公里的城区。商行地下室的发报信号不可能传播到两公里外的永昌公司还能被便携式探测仪捕捉到——除非永昌公司里也有一台与商行电台型号相同或频段相同的发报设备，或者有一个信号中继器在商行和永昌公司之间转发信号。
商行电台的型号是德律风根——这是德国货，市面上极为罕见。如果永昌公司也有一台德律风根，那只能说明周永昌背后的组织与德国的情报系统存在某种关联——这在中日战争的格局下不太成立，因为德国是日本的盟国，德国情报系统在上海的活动通常会与特高课协调。更合理的解释是有一个信号中继器在工作——有人在商行和永昌公司之间的某个位置安装了一台自动转发设备，将商行发出的信号接收后通过另一个频段转播到永昌公司。但郑耀先从没在商行发出过任何信号——自从上次在商行地下室发报被发现后他就再也没有开过电台。那个中继器转发的信号是从哪里来的？
答案只有一个。有人在用与商行电台相同的频段和调制方式在另一个地点发报，而这个发报者故意将信号特征模仿得与郑耀先的秘密电台一模一样。这不是技术巧合，是人为设计的信号伪装。有人在伪造他的电台信号，而且已经伪造了足够多次，让冯德昌的探测仪在圣母院路和永昌公司两个地点都捕捉到了这个信号的特征。
谁会伪造他的电台信号？目的又是什么？
郑耀先的第一个反应是关东军情报课。藤田的人一直在试图从技术层面构建郑耀先使用秘密电台的证据，如果能在特高课的测向系统中植入伪造的发报信号，让测向仪的数据指向郑耀先，就能为华北旧档提供一份“电磁证据”作为补充。但伪造信号需要掌握郑耀先电台的准确频段和调制特征——这些参数只有在他曾经发报时被完整记录之后才能被复制。而唯一一次在商行地下室发报时被记录到的信号，只有冯德昌捕捉到的那三秒脉冲。
想到这里郑耀先停下了脚步。他站在霞飞路的人行道上看着前方不远处正在摆弄探测仪的冯德昌的背影，一个极其冰冷的事实在他的脑海中成形。冯德昌捕捉到的那个三秒信号脉冲是真实的——那确实是他在商行地下室发报时留下的尾迹。但之后冯德昌在圣母院路和永昌公司两次捕捉到的“相似信号”就未必是真实的——那三秒脉冲的特征参数已经被完整记录在了冯德昌的探测仪数据存储单元里，任何人只要能接触到这台探测仪就能提取出这些参数，然后用一台信号发生器在另一个地点伪造出完全相同的信号特征。
冯德昌的探测仪是特高课配发的设备，特高课的技术课有权限接触和使用这种设备的所有存储数据。如果藤田通过关东军情报课的渠道让特高课技术课的某个人提取了冯德昌探测仪中存储的信号参数，然后伪造了一系列“相似信号”逐步将信号源的方位引导到郑耀先的住所或者办公地点附近——那么李士群手中就多了一份独立于华北旧档之外的全新证据，一份能够在宫本面前彻底坐实郑耀先“私设秘密电台”罪名的技术证据。
郑耀先对冯德昌说了一句话，语气平常，但话里的每个字都经过了反复斟酌。他说技术工作做得很好，但以后这台探测仪存储的数据必须由他亲自保管——每次勘测结束后将数据记录本和存储单元一并交到他办公室统一归档，不得私自留存也不得向技术组以外的任何人提供数据拷贝。这是情报处的标准保密程序，之前没有严格执行是他疏忽了，从今天开始必须落实。
冯德昌没有任何怀疑，点头说明白，以后每次勘测结束就把全部数据直接交给郑组长。他不知道他刚刚交出的不仅仅是几组信号参数——他交出的是关东军情报课可能正在利用的数据链条中的关键一环。郑耀先决定今天回去后立刻对冯德昌探测仪的存储单元做一次全面的数据检查，查出每一次信号记录的准确时间、地点和信号特征，看是否有明显的伪造痕迹。
下午三点郑耀先在办公室里接到了宋孝安用货运暗语打来的电话。宋孝安在电话里报告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永昌贸易公司的工商注册档案已经查到了——周永昌确实是福建人，但他的贸易公司最初的注册资金中有百分之四十来自哈尔滨亚布拉莫夫进出口公司，注册时间是两年前的夏天。第二件事是今天上午周永昌离开永昌公司后去了虹口四川北路的一家日本人开的洋行——正是吴世宝的人之前看到张士超出入过的那家洋行。周永昌在洋行里待了将近五十分钟，出来时身边多了一个人——宋孝安的人认出那个人就是军统上海站副站长张士超。两人在洋行门口分手，张士超往南去了法租界方向，周永昌独自回到了永昌公司。第三件事是今天下午两点有人在苏州河码头附近看到了顾长顺案中的第二个重庆口音男子——就是宋孝安之前确认过的那个与中岛诚一在松崎馆外会面的男人。这个人今天没有去虹口方向，而是沿着苏州河往西走，在苏州河和公共租界交界处的一家茶馆里和另一个男人见了面。那个男人的体貌特征与永昌贸易公司的周永昌完全吻合。
周永昌同时与张士超和重庆口音男子见面。这个人一天之内见了军统副站长和关东军情报课的行动人员。这意味着他要么是同时为军统和关东军服务的双面间谍，要么是用不同的身份忽悠两方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无论哪种情况，周永昌都已经成为了一张连接军统、关东军和顾长顺之死三条线索的核心牌面。
郑耀先在电话里对宋孝安说永昌公司这条线继续跟，但不准接触周永昌本人，任何行动都不准惊动他。他说完后用暗语追加了一条指令——让赵简之今晚到商行见他。
傍晚六点郑耀先在白俄餐厅用晚饭时注意到今天跟踪他的人换班了。“小浙江”和中年妇女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穿着短打的年轻男人，一前一后守在餐厅斜对面的街角。他们的站位和姿势暴露了他们的意图——两人之间互相可以看到对方，保证任何一个方向上的目标移动都至少有一个人能跟上。这是典型的抓捕前盯梢队形，不是一般的跟踪，而是为了确保目标在抓捕时机到来时不会从眼皮底下溜走。
吴世宝的人已经从跟踪升级为监控——监控意味着行动权已经下放到了盯梢人员手中，只要李士群一声令下，街角的两个人随时可以冲进餐厅把他按在桌上。郑耀先不动声色地吃完晚饭，用和往常完全相同的速度结账、穿外套、走出餐厅。他没有甩掉尾巴，而是直接走向商行的方向，任由两个盯梢者一前一后地跟在他身后。他知道今天晚上不是甩尾巴的时候——如果他表现出任何试图摆脱盯梢的迹象，李士群就会认为他要跑，从而加快抓捕的时间表。
他需要在李士群动手之前完成一件事——让李士群不敢动手。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一张能在宫本或者山本面前翻盘的王牌。吴世宝与关东军情报课的秘密联系就是这张牌，但牌不能由他打出去，而需要一个山本绝对信任的人替他打。他再次想到了佐佐木——通过佐佐木这个渠道将吴世宝的背叛行为送上山本的案头是最理想的方式，但接近佐佐木本身就是一项危险的任务。佐佐木是山本的鹰犬，剑道高手，杀人如麻，警觉性极高。想要在他面前不着痕迹地种下一颗怀疑的种子，需要一场滴水不漏的演出。
回到商行后郑耀先在地下室的夹层里取出了之前为备用发报点准备的那套便携式电台部件。他不需要用这套设备发报——他只需要让吴世宝的人“发现”这套设备的存在，并且让吴世宝错误地认为这是他从76号外勤仓库里秘密转移出来的特高课配发设备，型号与关东军情报课在中村诚公寓里使用的那台相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让吴世宝自己发现中村诚的秘密电台，第二步是将中村诚的电台型号与郑耀先“拥有”的电台型号制造出某种关联，第三步是让这个关联通过山本的渠道暴露出吴世宝与关东军情报课之间不可告人的秘密。
但这个计划存在一个前提——宋孝安的人能够在不惊动中村诚的前提下完整记录他的电台通讯频段和通讯时间规律，并在恰当的时机将这些信息匿名传递给佐佐木手下的特高课行动队员。这个前提的实现需要精准到分钟的时间配合，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将导致整个计划的失败。
晚上九点赵简之从商行后门进入了三楼内室。他带来了一份虹口宪兵中队的布防简图——这是赵简之通过虹口一个码头工会的内线用一整天时间摸查出来的。图上用红笔标注了宪兵岗哨的准确位置、换岗时间、以及夜间巡逻路线。宪兵在虹口的布防重点集中在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部的正门和两个侧门，但对司令部后方的物资仓库和燃料储存区布防相对薄弱——那里只有两个固定岗哨，夜间巡逻每两小时一次，换岗时有大约五分钟的间隙。赵简之说如果他带队行动，他会选择从物资仓库方向潜入，利用换岗间隙穿过仓库区接近司令部主楼，而不是正面硬攻。
郑耀先将布防简图看了三遍之后在蜡烛上烧毁了。他让赵简之立刻将这份布防情报抄送两份，一份通过宋孝安的渠道发给徐百川，让徐百川转给张士超——如果张士超真的是“海燕计划”的执行负责人，他需要这份布防情报来调整行动方案。另一份通过郑耀先自己的地下交通线发给苏北根据地，让组织掌握鬼子在上海的海军布防动态，以备将来策应新四军的作战需求。
赵简之走后郑耀先独自坐在三楼内室里将今天一天收集到的全部信息进行了一次系统化的整理。他在纸上画出了一张新的关系图——以周永昌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出五条线。第一条线通向张士超，代表周永昌与军统副站长之间的秘密会面。第二条线通向重庆口音男子，代表周永昌与关东军情报课行动人员之间的接触。第三条线通向阿布拉莫维奇，代表永昌公司与哈尔滨警察学校之间的历史联系。第四条线通向顾长顺，代表苏北药品转运渠道与码头外勤人员之间的致命交集。第五条线通向永昌公司二楼的那架高倍望远镜，代表周永昌正在为某个行动方案做前期踩点——而这个行动极有可能就是张士超手中的“海燕计划”。
但周永昌到底是什么人？他今天上午见张士超，下午见关东军的人——如果他是军统的卧底，他见关东军的人就是为了渗透敌方。如果他是关东军的暗线，他见张士超就是为了套取军统的情报。如果他两者都不是而是某个独立的第三方——比如中统或者某个周永昌自己组织的独立情报网——那他在三方之间周旋的目的就更复杂了。
郑耀先决定明天上午派人秘密接触阿布拉莫维奇，以美华西餐厅爆炸案的后续调查为由，从阿布拉莫维奇口中侧面了解周永昌的背景和他与哈尔滨警察学校的关系。但接触阿布拉莫维奇的人不能是他自己，也不能是宋孝安或赵简之——阿布拉莫维奇是关东军的前合作伙伴，一旦他意识到76号有人在追查周永昌的关系网，他极有可能通过自己的渠道向关东军通风报信。最理想的接触人选是徐秋影——她俄语流利，对哈尔滨俄裔社区熟悉，而且身份中立，不会引起阿布拉莫维奇的过度警觉。
郑耀先在深夜通过秘密投递渠道给徐秋影留了一条暗语信息，约她明天上午在法租界霞飞路天主教堂后院的公共长椅上见面。信息的措辞刻意模糊——他没有提周永昌，也没有提阿布拉莫维奇，只说有一份涉及到档案核实的“哈尔滨方向”事宜需要她帮忙确认。这个措辞恰好在徐秋影的专业范围内——档案科科长核实档案信息是分内工作，任何外人看到这条信息都挑不出毛病。
凌晨时分郑耀先在木板床上躺下。弄堂对面煤球堆旁那个伪装成木箱的信号记录仪还在悄无声息地工作着，每隔十五分钟自动记录一次周围五百米范围内的电磁波动数据。郑耀先闭着眼睛在心中默算着明天一天的行动时间表。上午与徐秋影在天主教堂见面布置接触阿布拉莫维奇的任务，中午去76号处理日常公务，下午去情报处参加关于虹口警戒升级的紧急协调会，傍晚去白俄餐厅应付吴世宝的盯梢，晚上回到商行接收冯德昌的探测仪数据做全面核查，午夜过后去济世堂附近的备用发报点尝试与苏北进行一次简短的无线电联络——所有行动都必须像齿轮一样严丝合缝地咬合在一起，任何一个齿的错位都会导致整台机器的卡顿甚至碎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