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从二楼走廊转身下楼的时候，心里还在反复推敲丁默邨最后那句话的分量。
“昨晚给你的那一句话——关于黑田和虹口——你今晚回去之后，也许能品出更多的意思来。”
这句话里至少藏着三层含义。第一层，丁默邨承认那封匿名信确实出自他手，或者说至少经过他的手。第二层，信里的内容不全是丁默邨自己的情报，有其他人的授意。第三层，那个人——那个真正的消息来源——是丁默邨不愿意或者不敢直接说出口的人，而他希望通过郑耀先从信的细节里推测出来。
郑耀先一边往情报处办公室走，一边在脑子里把那封信的每一个字重新拆开揉碎。“吴世宝已死”——这个信息在信送达的时候是超前情报，因为吴世宝的死讯直到当天下午才在76号内部传开。能比76号内部人员更早知道吴世宝死讯的，只有三种可能：特高课内部的人、参与处决吴世宝的宪兵队人员、或者——下令处决吴世宝的山本本人。但山本不可能授意丁默邨给自己通风报信。那么消息来源就排除了山本。
“下一个是李士群”——这个判断比吴世宝的死讯更加精准。李士群被清洗的时间、方式和罪名，都在信送达之后的四十八小时内一一应验。能如此精确预判山本清洗行动节奏的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直接参与制定清洗计划的特高课高层，要么是能够接触到山本决策过程的机要人员。宫本？不太可能。宫本虽然参与了清洗计划的执行，但他对郑耀先一直保持着一种职业性的警惕，不太可能通过丁默邨给郑耀先传递情报。佐佐木？更加不可能，佐佐木是山本的鹰犬，从不与中国人做情报交换。
那就剩下一个人了——藤田。
特高课机要秘书藤田。那个被郑耀先用钱伯钧提供的关东军情报课账户流水胁迫、不得不向他提供特高课清剿行动情报的日本文官。藤田能接触到的情报层级极高——山本的办公文件、课内机密通讯、清剿行动部署——但他给郑耀先的情报从来都是单向的，是郑耀先用把柄逼出来的，藤田没有主动给他通风报信的动机。
除非藤田在特高课内部有自己的算计。
这个念头在郑耀先的脑子里只停留了几秒钟就被他暂时搁置了。不管丁默邨的消息来源是谁，眼下最重要的事不是追查消息来源，而是利用手里安全甄别的权限，在76号的档案堆里找到丁默邨和李士群之间的财务勾连证据。丁默邨今天在走廊里端茶杯时指节发白的细节告诉他，这条老狐狸害怕了——害怕郑耀先在翻账本的过程中翻出他的尾巴。而丁默邨害怕的东西，恰恰是郑耀先最需要攥在手里的东西。有了丁默邨的把柄，郑耀先在76号内部的回旋余地就会大得多。
但与此同时，他还得应对另一件事——今天中午要送到宫本手里的那卷胶卷冲印照片。
郑耀先走进情报处办公室的时候，周济民已经按照他之前的吩咐，把财务科老孙、行动队两个逃跑队员和档案室姓余的文员的详细名单整理好了，整整齐齐地放在郑耀先的办公桌上。郑耀先拿起名单看了一遍——老孙是昨天夜里十一点左右离开住所的，带走了两箱私人衣物和一本账簿，他老婆说他是接了“一个电话”之后匆匆出门的。行动队逃跑的两个队员，一个叫刘大彪，是吴世宝的远房表弟，在吴世宝被抓当天就请了病假，之后一直没露面；另一个叫王奎，是李士群亲自招进76号的，昨晚值夜班时借口去弄堂口买烟，一去不回。姓余的文员是在凌晨四点到五点之间死在自己宿舍里的，宪兵队在他房间里找到了遗书，内容写的是“对不起李副主任栽培，无颜面对同僚”，字迹经鉴定确实是本人笔迹。
“遗书是本人写的，但不代表是自愿写的。”郑耀先把名单放下，对周济民说，“余文员昨天下午还在档案室正常工作，钱伯钧失踪后他还主动找了丁主任汇报工作。一个刚汇报完工作就写遗书上吊的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被威胁后被迫自杀，要么是被人用枪顶着脑袋写了遗书之后再被弄死。宪兵队的调查结论你不用管，但情报处自己留一份详细的记录——余文员死前最后四小时的行踪、见过什么人、接过什么电话，能查多少查多少。”
周济民点了点头，犹豫了一下，然后压低声音说：“郑组长，今天早上丁主任的秘书来档案室调走过一批文件，说是丁主任要查阅过去半年人事任免的原始记录。但徐秋影说，那批文件里夹着一本财务科去年的特别支出账本——不是正式账册，是老孙私下记的那本。”
郑耀先的目光微微一凝。
老孙私下记的特别支出账本——这在76号内部是个公开的秘密。李士群经手的很多特殊经费不走正式财务流程，钱从山本特批的秘密账户里直接划拨，到76号后由老孙单独记账，不做入正式账册。这本私账记录的内容，包括了李士群给吴世宝行动队的额外津贴、给钱伯钧的秘密档案保管费、以及——丁默邨本人签字审批过的几笔“特殊协调费”。这些“特殊协调费”名义上是协调各方关系的开销，实际上很可能就是丁默邨和李士群之间分赃的凭证。
丁默邨调走这本私账，目的太明显了——销毁证据。
“徐秋影有没有说这批文件被送到了哪里？”
“丁主任的私人办公室。徐秋影说她亲眼看到秘书把文件搬进了丁主任的办公室，然后丁主任亲自锁了门，到现在还没出来。”
郑耀先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上午十点二十。距离宫本给丁默邨打电话要求调阅档案的那个时间点，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半小时。如果丁默邨在这两个半小时里已经把那本私账焚毁或者替换了，那郑耀先手里就失去了制衡丁默邨最重要的一张牌。
但他不能直接去丁默邨办公室要回那本私账。安全甄别的权限是宫本给的，但宫本给的是“档案审查”的权限，不是“搜查丁默邨办公室”的权限。如果他以档案审查的名义强行进入丁默邨办公室，丁默邨完全可以拒绝——理由很充分：主任办公室不属于档案保管范围，不在审查权限之内。如果他强行搜查，丁默邨就会立刻意识到郑耀先在针对他，而一旦丁默邨察觉到威胁，这条老狐狸有的是办法在郑耀先查到他之前反咬一口。
需要一个迂回的路径。
郑耀先坐在办公桌后面，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着，脑子里快速过滤着所有可以利用的人和渠道。徐秋影——档案科科长，心思细腻，身份成谜，但她昨天主动给他提供了钱伯钧办公室的秘密文件柜情报，今天又主动通过周济民向他透露丁默邨调走私账的消息。她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是倾向于配合他的。马大元——行动队副队长，跟丁默邨和李士群都保持着距离，在这次清洗中没有被牵连，而且宫本明确要求他配合郑耀先的安全甄别工作。马大元手里有行动队的武力，如果郑耀先需要用强制手段搜查丁默邨的办公室，马大元的人是可以调动的。
但最好的办法不是强攻，而是让丁默邨自己把那本私账交出来。
郑耀先想到这里，忽然想起了一个人——财务科那个新接任老孙位置的年轻会计。在刚才的紧急会议上，这个年轻会计听到宫本说“就地正法”时脸都白了。这种恐惧不是装出来的，他是真的怕——怕自己被当作李士群的余党被清洗。而他作为老孙的直属下属，一定知道老孙那本私账的存在，甚至可能知道私账里记录了哪些内容。如果郑耀先以安全甄别为由单独找他谈话，给他一个“主动交代问题从轻处理”的机会，他为了自保很可能会把私账的内容全盘托出。而一旦有了这个年轻会计的口供作为依据，郑耀先就可以正式向宫本申请扩大档案审查范围，把丁默邨的办公室纳入审查范围。
这个流程符合程序，宫本没有理由拒绝，丁默邨也没有办法阻挠。
“周副处长，你现在去财务科，把新接任老孙位置的那个会计叫到我办公室来。就说安全甄别的第一轮谈话——从财务科开始。”郑耀先交代完之后又补充了一句，“态度客气一点，不要让他在走廊里被其他人看见太紧张。但进来之后我要单独跟他谈，你在外面守着，任何人不许打扰。”
周济民应了一声便快步走了出去。郑耀先趁这个空当整理了一下办公桌上的文件——把跟沈逸辰营救行动有关的材料全部收进抽屉里锁好，把跟关东军情报课有关的电报译稿烧掉，桌面上只留下安全甄别相关的空表格和几份无关紧要的日常报告。他知道今天下午安全甄别的消息就会传遍整个76号，各科室的人员都会想办法自保，有的人会选择主动交代问题，有的人会选择销毁证据，还有的人——比如丁默邨——会选择反咬一口。他必须在这场混乱中保持主动权，不能让任何人抢在他前面。
十分钟后，财务科新会计被周济民带进了郑耀先的办公室。
这个年轻人看起来不到三十岁，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穿着藏青色的棉袍，手里拿着一个布包袱，里面大概装着他从财务科带出来的账本和单据。他进门的时候腿在微微发抖，眼镜片上蒙着一层雾气，连郑耀先的脸都看不清就赶紧鞠了一躬：“郑组长，我是财务科新……新接任的记账员，陈文彬。周副处长说您要找我谈安全甄别的事。”
“坐。”郑耀先指了一下办公桌对面的椅子，语气平淡而冷静，没有任何威胁的意味。陈文彬小心翼翼地坐下了，把布包袱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攥着包袱的系扣，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陈文彬，你在财务科干了多长时间了？”
“两年……两年零四个月。从民国二十八年秋天进76号的，一直在财务科做记账员。”
“两年零四个月。”郑耀先慢慢重复了一遍这个时间，然后拿起桌上的财务科人员名单看了一眼，“那你是老孙一手带出来的人。老孙从什么时候开始让你接触特殊账目之外的日常流水？”
陈文彬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声音变得更小了：“去年……去年中秋节之后。之前我只做行政经费的日常收支记账，去年中秋节老孙忽然把一部分……一部分不属于行政经费的账目也交给我做了。他说这些账目他一个人忙不过来，让我帮忙整理。但是这些账目的原始凭证和存根，老孙从不让我碰。他只是把数字报给我，让我记在另一本……另一本绿皮账册上。”
“绿皮账册。”郑耀先准确地抓住了这个关键词，“这本绿皮账册现在在什么地方？”
陈文彬沉默了几秒钟，手指在布包袱上捏得更紧了。郑耀先没有催他，只是安静地等着。他看得出来，陈文彬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这个决定关系到他的生死。如果他说出绿皮账册的下落，就等于出卖了老孙，而老孙虽然是逃犯，但毕竟是他的老上司。如果他不说，安全甄别的铡刀落下来，他可能会被当作老孙的同伙一并处理。
“在……在老孙的保险柜里。”陈文彬终于说了出来，声音小得像蚊子叫，“财务科办公室最里面的那个铁皮柜子，第三层抽屉后面有一个夹层。夹层里有三本绿皮账册——第一本是前年的，第二本是去年上半年的，第三本是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年初的。老孙走之前来不及带走，只带走了两箱衣物和一本他常用的记账单。那三本绿皮账册应该还在夹层里。”
郑耀先在听到“三本绿皮账册”的时候，心跳微微加快了半拍。三本——不是一本。这意味着丁默邨刚才调走的那批文件里可能并没有夹带全部的绿皮账册，或者更准确地说，丁默邨调走的只是老孙办公室里的常规档案，而那三本藏在夹层里的绿皮账册他根本没找到。老孙把账册藏在保险柜夹层里这件事，显然只告诉了自己的接班人陈文彬。
“陈文彬，你今天主动提供这条线索，我会在安全甄别的报告里写清楚——你配合审查，主动交代问题。只要你本人与李士群和关东军情报课的通敌行为无关，财务科新科长的位置你可以继续干。”郑耀先站起来，拿起电话拨通了马大元办公室的内线，“马副队长，麻烦你带两个人到财务科办公室，守住门口，任何人不得进入。我马上到。”
挂了电话之后，郑耀先对陈文彬说：“你现在跟我一起去财务科，当着马副队长的面打开保险柜夹层，取出绿皮账册。”
陈文彬站起来的时候腿还在抖，但脸上的表情已经比刚才镇定了许多——毕竟郑耀先给了他一条活路。他跟在郑耀先身后走出情报处办公室，走廊里几个正在低声议论的76号职员看到郑耀先便立刻闭上了嘴，贴着墙让开一条路。郑耀先一路走到财务科门口，马大元已经带着两个行动队队员守在那里了。马大元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在扫过陈文彬的时候，露出了一丝若有若无的了然。
“郑组长，财务科的门我已经让人封了。里面有你要查的东西？”马大元压低了声音问。
“保险柜夹层里有几本李士群特殊经费的私账。老孙走之前没带走。”郑耀先同样压低了声音回答，然后对陈文彬点了下头。
陈文彬走进财务科办公室，在靠墙的铁皮保险柜前蹲下来，从兜里掏出一把小钥匙打开保险柜，然后拉开第三层抽屉，把手伸进抽屉后面的暗格里摸索了几秒钟。一阵铁皮摩擦的声响过后，他从夹层里取出了三本绿色封面的厚账册——每一本都有砖头那么厚，用麻线装订，封面上没有任何字迹，只有年份的编号用铅笔写在扉页内侧。
郑耀先接过三本账册，随手翻开去年下半年那本。账页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日期、金额、经手人和审批人。金额那一栏的数字大得触目惊心——少则几百大洋，多则上万。经手人一栏签的是老孙和钱伯钧的名字，而审批人那一栏，他看到了两个交替出现的签名——“李”和“丁”。
“李”是李士群。“丁”就是丁默邨。
这些特殊经费的名目五花八门——有的是“特别行动费”，有的是“外围协调费”，有的是“情报收买费”。但郑耀先只扫了几页就看出了名堂：这些经费的实际去向根本不是名目上写的那样。比如去年九月的一笔“外围协调费”共计大洋八千元，审批人是丁默邨，但经手人只有老孙一个人，连钱伯钧都没有参与。这笔钱的名义用途是“协调特高课宪兵队巡逻路线调整”，但郑耀先知道，特高课的巡逻路线调整根本不需要76号出钱去协调——这是山本的职权范围，李士群和丁默邨管不着。这笔钱的真实去向，要么是进了丁默邨自己的腰包，要么是流向了某个需要重金收买的神秘渠道。
而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些账册一旦曝光，丁默邨就完蛋了。
“马副队长，这三本账册我要带回情报处保管。从现在起，财务科的所有账目和凭证一律封存，没有我的签字任何人不得调阅。”郑耀先把账册夹在腋下，对马大元交代道，“另外，陈文彬配合审查态度积极，我建议行动队在安全甄别期间不要限制他的人身自由。他的日常工作可以照常进行——但需要在情报处的监督下进行。”
马大元点了点头，对手下两个队员挥了挥手让他们继续守在财务科门口，然后跟着郑耀先一起走出了财务科。两人走到走廊拐角处的时候，马大元忽然停住了脚步。
“郑组长，有件事我得提醒你。”马大元的声音压得极低，只有两个人能听见，“丁主任今天上午不止调走了档案室的文件。他还让人去了吴世宝生前的宿舍——吴世宝死后宿舍一直贴着封条，今天早上封条被撕了，宪兵队的封条被换成了76号自己的封条。丁主任的人进去待了大概二十分钟，出来的时候带走了两个皮箱。我的人在不远处盯着，没敢靠太近，但带出来的东西分量不轻——两个行动队队员提着箱子下楼的时候，肩膀都是歪的。”
吴世宝的宿舍。丁默邨派人搜查一个死人住过的地方，带走两个沉甸甸的皮箱——箱子里的东西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吴世宝生前藏匿的贵重物品，要么是吴世宝掌握的证据材料。而能让丁默邨亲自派人去取的东西，显然不是几根金条那么简单。吴世宝生前是李士群的铁杆心腹，参与了李士群几乎所有见不得光的秘密行动，他的宿舍里很可能藏着李士群和丁默邨之间那些不能见光的勾当的记录。丁默邨抢在安全甄别之前把这些东西拿到手，就是为了堵住最后一个可能泄露他秘密的缺口。
但现在缺口又多了一个——郑耀先手里的三本绿皮账册。
“马副队长，吴世宝宿舍那两个皮箱的去向，你的人还在盯着吗？”
“盯着。两个队员提着箱子进了丁主任的办公室之后就没再出来。箱子还在丁主任办公室里。”
郑耀先沉吟了片刻。三本绿皮账册加上吴世宝宿舍搜出的两个皮箱——这些证据加起来的分量，已经足够让丁默邨死上两回了。但现在他还不能动丁默邨。不是因为丁默邨不该死，而是因为丁默邨还活着对他有利。丁默邨是76号的主任，虽然大权旁落但根基仍在，他和李士群的关系盘根错节，一旦丁默邨也倒了，宫本就会把76号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郑耀先一个人手里。表面上看这是好事——郑耀先在76号内部的地位将无人能及。但实际上，权力越集中，宫本对他的监控就会越严密，山本对他的警惕就会越深。一个被特高课时刻盯防的潜伏人员，是不可能自由活动的。
所以最好的策略不是扳倒丁默邨，而是用账册作为筹码，迫使丁默邨在关键时刻为他所用。就像今天丁默邨在走廊里对他说的那句话——丁默邨在用那封匿名信的来源作为筹码向郑耀先示好，郑耀先同样可以用绿皮账册作为筹码让丁默邨不敢轻举妄动。
“先不动他。”郑耀先对马大元说，“账册的事暂时保密。你让盯着丁主任办公室的人继续盯，只要箱子不出76号大门就不要拦。但如果箱子往外运——不管是运到哪里，立刻截住。”
马大元会意地点头离开了。郑耀先带着三本绿皮账册回到情报处办公室，把账册锁进了自己办公桌最下面一层抽屉里，然后在抽屉边缘夹了一根头发——如果有人在他不在的时候打开这个抽屉，头发就会掉落。做完这一切之后，他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上午十一点十分。距离宫本上午要求的下午送照片过去的时间还有不到一个小时，他必须先把大光明旅社那卷胶卷的事处理完。
郑耀先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昨天早上从大光明旅社302房间冲洗出来的十二张照片。这些照片拍的是李士群与关东军情报课联络员在旅社房间里的交易现场——从不同角度拍摄，清晰度极高，李士群的正面和侧脸都能辨认。这卷胶卷是钱伯钧秘密保存的证据，钱伯钧用它来保命的，现在钱伯钧在他手里，胶卷的冲印照片也该派上用场了。
但在把照片交给宫本之前，他需要留一份备份。
郑耀先挑出了最清晰的三张照片——一张是李士群与关东军情报课联络员握手的正面照，一张是两人交换文件时的侧面照，一张是联络员将一沓钞票递给李士群时的特写照。他把这三张照片装进一个单独的小信封，叫来了周济民。
“周副处长，麻烦你跑一趟法租界的飞达照相馆，把这三张照片各翻拍三份。找老板姓王的那个——你就说是老郑让你去的，他会知道怎么处理。翻拍完之后把底片和原片一起带回来，不要让任何人看见。”郑耀先叮嘱完之后又加了一句，“中午十二点半之前必须回来。”
周济民接过信封塞进棉袍的内兜里，快步走出了办公室。郑耀先则把剩下的九张照片重新装进牛皮纸信封，用蜡封好信封口，在上面写了一行字：“李士群通敌案补充证据，大光明旅社胶卷冲印件。呈宫本顾问。”
做完这些之后，郑耀先拿着信封走出了办公室。上楼的时候他在楼梯拐角遇到了丁默邨的秘书——一个瘦高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男人，正抱着一叠文件从丁默邨办公室里出来。两人对视的时候，秘书的眼神闪烁了一下，下意识地把文件往怀里搂了搂，然后侧身让郑耀先先走。
郑耀先停住了脚步。
“等一下。”他的声音很平静，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你手里这些文件，是丁主任今天上午从档案室调阅的那批？”
秘书的脸色变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镇定：“不是，郑组长。这是丁主任自己的日常文件，跟档案室的调阅没有关系。”
“拿过来我看一下。”
秘书犹豫了两秒钟，目光往丁默邨办公室的方向瞟了一眼，然后不太情愿地把手里的文件递给了郑耀先。郑耀先接过来翻了翻——前几份确实是丁默邨自己的日常行政文件，但翻到第五份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绿皮的封面。不是刚才从财务科保险柜夹层里找到的那三本绿皮账册的样式，但颜色、装订方式和厚度都很接近——这是第四本绿皮账册。封面上用钢笔写着“特别经费审批存根”，落款日期是民国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
第四本。老孙记的私账不止三本，还有第四本——而这第四本，现在就在丁默邨手里。
郑耀先翻开了账册的第一页。上面记录的同样是大额经费的审批记录，但跟财务科那三本不同，这本存根记录的是审批流程——每一笔特殊经费的申请单、审批单和拨款单的副本。申请人是老孙或者钱伯钧，审批人那一栏，出现了李士群的签字，也出现了丁默邨的签字——但和财务科那三本不同的是，这本存根里丁默邨签字的笔迹跟李士群的笔迹有细微的差异。郑耀先对笔迹有着异常敏锐的判断力——这种差异不是不同人签字的差异，而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情绪状态下签字的差异。李士群的签字笔迹稳定、有力、收笔干净；丁默邨的签字则有时工整有时潦草，尤其是在金额较大的审批单上，丁默邨的笔迹明显比平时更加用力，有些字甚至压破了纸张的纤维。
这说明丁默邨在签署那些大额经费审批单的时候，并不是心平气和的。他在紧张。而在76号里，审批一笔特殊经费根本不需要紧张——除非这笔钱的去处有问题，而且是足够让他掉脑袋的问题。
“这本存根，丁主任让您拿去哪里？”郑耀先把账册合上，还给秘书，语气依旧平淡得像在问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
“丁主任说这是过期文件，让我拿去锅炉房销毁。”秘书低着头不敢看郑耀先的眼睛。
“拿回去。告诉丁主任，就说郑耀先刚才在楼梯口碰到了您，建议您暂缓销毁这批文件——因为安全甄别期间所有文件未经审查不得销毁，这是宫本顾问今天上午会议上刚下的命令。如果丁主任想销毁，请他先跟宫本顾问打声招呼。”
秘书的嘴唇抖动了几下，最终还是没敢顶撞郑耀先，抱着文件灰溜溜地转身回丁默邨办公室了。郑耀先看着秘书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心里盘算着：丁默邨已经慌了。他急着销毁证据，急到连销毁的动作都漏出了破绽——让秘书大白天抱着文件穿过走廊去锅炉房，这在76号这个到处都是眼睛的地方，简直就是自投罗网。
不过这对他来说是好事。丁默邨越慌，露出的破绽就越多，郑耀先手里握住的把柄就越实。
他继续上楼，来到宫本办公室门口。门虚掩着，里面传来宫本用日语打电话的声音——语调急促而愤怒，中间夹杂着几个他能听懂的词：“黑田”、“狄思威路”、“尸体”、“逃走”。宫本正在和佐佐木或者山本通话，讨论清剿关东军情报课据点的最新进展。郑耀先站在门外等了一分多钟，直到里面的通话结束，才抬手敲了敲门。
“进。”
郑耀先推门进去，宫本正站在办公桌后面，一只手撑着桌面，另一只手还握着电话听筒没有放下。他面前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碾碎的烟蒂，整个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烟草味和压抑的怒气。宫本看到进来的人是郑耀先，脸上的表情稍稍缓和了一点，但眉头依旧紧锁。
“郑组长，你来得正好。”宫本把电话听筒重重地扣回机座上，手指在桌面上的一张上海地图上点了一点，“佐佐木在狄思威路三十七号击毙了四名关东军情报课行动人员，缴获了一台短波电台和一批加密文件，但黑田本人没有找到。那个老狐狸在行动开始前十分钟从后门逃脱了，佐佐木的人追了三条街，最后还是跟丢了。山本课长很恼火——这次清剿行动几乎动用了特高课在虹口部署的全部机动兵力，结果最大的目标还是溜了。”
郑耀先在脑子里快速过滤了一遍这个信息。黑田逃脱——这在他的预料之内。黑田能在上海潜伏这么久，跟特高课斗了这么久，绝对不可能轻易被佐佐木堵死在据点里。狄思威路三十七号被端掉对黑田来说是一个重创，但只要黑田本人还在，关东军情报课上海站的指挥核心就还在。问题是黑田逃到哪里去了——郑耀先掌握的那几个关东军情报课备用据点，迈尔西爱路一百一十二号后门和苏州河北岸仓库，都有可能成为黑田的临时藏身之处。
“宫本顾问，关于黑田的下一步去向，我建议重点关注法租界内几个关东军情报课可能的备用据点。”郑耀先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折叠的地图，在宫本面前展开，用手指在法租界的霞飞路、迈尔西爱路和公馆马路三个位置上各点了一下，“这三个地址都有可能是关东军情报课的备用安全屋。其中霞飞路一百二十八号是我的情报组一直在监控的据点，目前没有发现异常人员活动。另外两个据点的情报来源可以追溯到情报处之前截获的一份关东军情报课内部通讯——佐佐木队长如果能在这些地点布控蹲守，或许能抓到黑田的尾巴。”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措辞极其谨慎。迈尔西爱路一百一十二号后门和苏州河北岸仓库这两个地址，他不能直接说是从杨先生嘴里审出来的——因为杨先生现在正躺在他的地下室里，这个信息一旦泄露出去，宫本立刻就会追问情报来源，追到最后就会发现郑耀先在清剿行动前私藏了一名关东军情报课重要人员。所以他只说“情报来源可以追溯到截获的内部通讯”，这种模糊的说法在情报处日常报告里很常见，宫本不会深究。
宫本盯着地图看了几秒钟，然后拿起电话拨通了佐佐木的号码，用日语快速交代了一番，大意是让佐佐木立刻派人去郑耀先提供的几个地址布控蹲守。挂了电话之后，宫本转过头看向郑耀先，脸上的怒气稍微消散了一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有评估意味的审视。
“郑组长，你的情报能力在这次清剿行动中表现得很出色。山本课长今早还问我——情报处的新任组长是什么来路，我说你在到76号之前，在军统上海站干过三年行动组副组长。”宫本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用一种看似随意实则锐利的目光扫过郑耀先的表情，“山本课长听了之后只说了一句话——‘这个人，要继续用，也要继续看。’”
要继续用，也要继续看。
这句话从山本嘴里说出来，郑耀先一点也不意外。山本不是宫本，宫本只是一个驻76号的顾问，他的主要职责是监控76号内部的中国人，对郑耀先的怀疑和考验都集中在具体的情报操作层面。但山本是特高课的课长，他的视角是全局的，他在用郑耀先的同时也一定在防着郑耀先。郑耀先对这句话的回应必须恰到好处——既不能表现得过于坦然，也不能表现得过于紧张，最好的姿态是微微露出一丝被怀疑后应有的不安，但随即用实际的工作表现来冲淡这种不安。
“宫本顾问，我明白山本课长的意思。一个从军统过来的人，被怀疑是正常的，不被怀疑才不正常。”郑耀先的语气平静而坦诚，“我在军统的时候，军统也在时刻怀疑我是不是共产党的卧底。在76号，特高课怀疑我是不是军统的卧底。这种被怀疑的状态我早就习惯了——能证明自己清白的唯一方式，就是把该做的事做好。”
他说完从公文包里取出牛皮纸信封，拆开封口，把里面九张李士群通敌的照片整齐地放在宫本的办公桌上。
“这是李士群通敌案的另一份关键证据——大光明旅社胶卷的冲印照片。拍摄时间是两个月前，地点是大光明旅社302房间，画面中是李士群与关东军情报课联络员的交易现场。这个联络员的身份目前正在核实中，根据钱伯钧的初步口供，他是关东军情报课上海站副站长孟溪的直属手下。”
宫本拿起照片一张一张地仔细看过，当他看到李士群和联络员交换文件的侧面照时，嘴角勾起了一个冷酷的弧度。
“很好。这些照片加上钱伯钧的口供和财务科的账目证据，李士群通敌案的证据链就完整了。山本课长要的是铁证如山——他要用李士群这个案子，杀鸡儆猴，让整个76号和上海滩那些还存着二心的汉奸们都看清楚：帮日本人做事就得忠心耿耿，谁敢脚踏两只船，李士群就是下场。”
郑耀先听着宫本这番话，心里忽然闪过了一个更深层的判断。山本对李士群的清洗不只是为了肃清内鬼，而是为了借李士群的人头来震慑整个上海滩的汉奸势力。一九四一年的上海滩，各方势力交错，汉奸们大多数都存着“留条后路”的心思——一边给日本人办事拿钱，一边暗中跟重庆或延安眉来眼去。山本很清楚这一点，他要的不是这种两面三刀的走狗，而是死心塌地为皇军效命的奴才。李士群作为一个顶级汉奸，他的通敌行为一旦公之于众，对上海滩那些还在观望的汉奸们将是一次致命的震慑。
但同时，郑耀先也想到了另一个层面——李士群必须死，但不能死得不明不白。李士群如果死在特高课的审讯室里，他临死前的供词很可能把76号内部更多的秘密牵扯出来，包括丁默邨的秘密、李士群和重庆之间的秘密、甚至可能包括郑耀先自己的秘密。所以对郑耀先来说，李士群的最佳结局是在逃亡途中被击毙——就像宋孝安分析的那样，丁默邨也想让李士群永远闭嘴。在这一点上，郑耀先和丁默邨的目标是一致的。
“宫本顾问，关于李士群的追捕，我有个建议。”郑耀先把照片推到一边，指着地图上迈尔西爱路的位置说，“李士群如果躲在关东军情报课的安全屋里，他最有可能的位置就是迈尔西爱路一百一十二号后门。这个地址不在主街上，入口隐蔽，有两条退路——一条通往法租界内部，一条通往苏州河码头。关东军情报课选择这里作为安全屋是有道理的，李士群精通情报工作，他会选择这种多退路的据点藏身。佐佐木队长如果在迈尔西爱路外围布控，建议不要直接冲进去抓人——关东军情报课的安全屋大概率有销毁文件的燃烧装置，一旦强行突入，李士群可能会销毁身上的情报材料，包括他掌握的关东军情报课内部通讯密码和特高课的渗透人员名单。”
“你的意思是在李士群离开安全屋的时候动手？”
“对。”郑耀先的手指在地图上迈尔西爱路和苏州河码头之间的路段上划了一道弧线，“关东军情报课的安全屋不可能长期收留一个被全城通缉的人。黑田迟早会要求李士群转移——要么转移到苏州河北岸的备用仓库，要么直接送出上海。李士群在这条路上，就是最脆弱的时候。在安全屋里抓人，关东军情报课会销毁证据然后拼死抵抗；在路上抓人，主动权就在我们手里。”
宫本盯着地图思考了片刻，然后缓缓点头。他拿起电话拨通了佐佐木的号码，把郑耀先的建议转达了一遍——当然，他用的是自己的语气和判断，没有提郑耀先的名字。这正合郑耀先的心意——他不需要出风头，他只需要的李士群在最佳的时间点以最佳的方式被解决，然后他可以集中精力处理丁默邨、孟溪和那两个今天中午刚抵达上海的南京特派员。
宫本挂了电话之后，走到办公室角落的一个铁柜子前，用钥匙打开柜门，从里面取出一份文件递给了郑耀先。
“这是山本课长亲自签署的安全甄别授权书。你拿着这份授权书，可以在76号内部任意调阅任何档案、约谈任何人员、查封任何办公场所。但有一点你必须记住——安全甄别只针对李士群及其余党，不要扩大范围。76号是特高课手里的重要工具，我不希望这把工具因为内部清洗而变得无法使用。”
郑耀先接过授权书看了一眼——文件上盖着特高课的红色关防大印，右下角是山本太郎亲笔签名，左下角是宫本一郎的副署签名。这份文件的分量，足够让他在76号内部横着走。
“宫本顾问，安全甄别的第一阶段我计划在本周内完成，审查重点是财务科、行动队和档案室。审查方式为逐一约谈加账目核对，必要时采取强制隔离措施。审查结果我会在每阶段结束后以书面报告形式呈交你和山本课长。”
“可以。另外，关于你的保护问题。”宫本从抽屉里取出一把崭新的手枪，放在桌上推到郑耀先面前。那是一把德国造的瓦尔特p38，比郑耀先腋下那支ppK大了一圈，九毫米口径，弹容量八发。“李士群在逃，关东军情报课在上海的残余势力还在活动，你作为安全甄别的负责人很可能会成为他们的报复目标。这把枪你带着，宪兵队的巡逻路线我会让人调整，确保你的住所和76号之间的路段每天有至少两次巡逻经过。”
郑耀先拿起手枪检查了一下枪机和弹夹——枪是全新的，枪油还没擦干净，膛线清晰锋利。他把枪收进腋下的另一个备用枪套里，向宫本微微点头致谢。
“还有一件事。”宫本的语气忽然变得比刚才更加严肃，“山本课长对关东军情报课上海站的人员构成很感兴趣。尤其是那个孟溪——佐佐木在狄思威路的尸体中没有找到他，在满铁上海事务所周边布控也没有抓到他。这个人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如果他在安全甄别期间主动联系76号内部任何人员——不管是投诚还是交换情报——你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我。”
孟溪消失了。郑耀先在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心里的警报再次拉响了。孟溪是关东军情报课上海站副站长，知道所有据点地址、人员名单和秘密通讯方式。他在清剿行动中既没有被击毙也没有被抓捕，只能说明两种情况——要么他提前得到了预警及时逃离了，要么他本身就是山本安插在关东军情报课内部的内鬼，在行动开始前就被山本撤出了。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之前所有的推演都要推倒重来。如果孟溪真的是山本的人，那郑耀先和孟溪的三次会面就全部在山本的掌控之中——山本通过孟溪知道了郑耀先在跟关东军情报课做情报交换，知道了郑耀先从关东军情报课获取了哪些情报，甚至可能知道郑耀先在交换情报的过程中隐瞒了什么。而山本选择按兵不动，很可能是在用孟溪这条线钓更大的鱼——比如通过郑耀先摸清军统上海站的整体架构，或者通过郑耀先反向渗透到共产党地下组织。
这个念头让郑耀先感到后背一阵发凉，但他在宫本面前没有露出任何异样。他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表示自己如果遇到孟溪会第一时间汇报，然后拿着安全甄别授权书离开了宫本的办公室。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走廊里的光线因为外面天空飘来的几朵阴云而暗了几分。郑耀先下楼回到情报处，周济民已经从飞达照相馆回来了，三张翻拍的照片装在一个黑纸袋里放在他桌上。郑耀先把照片和底片分别收好，然后看了看墙上的钟——中午十二点十五分。距离那两个从南京来的特派员抵达上海，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小时。
他现在还不知道陆中和谭正则已经抵达上海这件事。宋孝安安排在火车站的眼线还没有把消息传回来——因为火车提前到达了十二点十分，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二十多分钟，而眼线是按照预定时间赶到月台的，错过了接站的最佳时机。直到下午一点钟，宋孝安才通过紧急联络渠道传回一条迟到的消息：南京来的列车提前到站，两名疑似南京方面人员在中午十二点二十分左右乘坐一辆挂有公共租界牌照的黑色轿车离开火车站，方向是法租界。轿车的牌照号码被一名眼线记了下来，经过查询后发现这辆车属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一位华人董事，这位董事和毛人凤有私交。
“两名人员”——不是一名。郑耀先在接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心里的警惕瞬间拉满。毛人凤派来的特派员只有陆中一个人，这是徐百川之前向他通报过的。现在突然多出一个人，说明毛人凤临时加派了人手——或者更糟，另一个人不是军统的人，而是中统的人。
宋孝安的后续调查证实了郑耀先的猜测。当天下午两点，宋孝安通过自己在法租界警务处的内线，查到了工部局那位华人董事的轿车使用记录——轿车是被一位自称“南京政府财政部专员”的人借用的，借车人登记的名字是谭正则。谭正则这个名字对郑耀先来说并不陌生——中统上海站内部安全调查专员，专门负责清查潜伏在中统和军统内部的共产党卧底。李政之前就在暗中调查郑耀先是不是共产党，谭正则的到来无疑是李政向南京申请的结果。
陆中和谭正则同时抵达上海，而且乘坐同一辆轿车离开火车站——这意味着军统特派员和中统特派员在来上海之前就已经有了某种默契或勾结。而他们的调查对象，极有可能就是郑耀先。
当天下午三点，郑耀先在商行三楼召开了紧急会议。与会的有宋孝安、赵简之和刚从苏州河北岸仓库蹲点回来的乔四。赵简之带回来一个消息：苏州河北岸仓库在今天下午一点左右出现过异常人员活动——一名身形瘦削、拄着拐杖的瘸腿男人在仓库门口徘徊了大约十分钟，随后被一辆黄包车接走，方向是闸北。赵简之的人跟了黄包车一段路，但黄包车拐进闸北棚户区之后就消失了。
“瘸腿男人？”郑耀先皱起了眉头。
“对，微跛，走路的时候右腿不太利索。个头不高，穿着灰布棉袍，戴一副黑框眼镜。他站在仓库门口的时候，一直在往仓库里面张望，没有敲门也没有喊人。后来那辆黄包车是从仓库侧面的巷子里出来的，车上原本就坐着一个戴礼帽的人——因为帽子压得低，看不清脸。瘸腿男人上了黄包车之后，两个人一起走了。”赵简之回忆着详细的细节。
郑耀先和宋孝安对视了一眼。微跛的瘸腿男人——这个体貌特征跟徐百川之前通报过的中统特派员谭正则完全吻合。谭正则在几年前的一次行动中被子弹打穿了右腿膝盖，落下终身微跛。而和谭正则一起乘黄包车离开的那个戴礼帽的人，很可能就是陆中。两个特派员在到达上海不到两个小时之后，就出现在了关东军情报课的备用安全屋外面——他们不是冲着郑耀先来的，或者说，不完全是冲着郑耀先来的。他们来上海的第一站，是关东军情报课的据点。
这个发现让郑耀先的神经绷得更紧了。陆中和谭正则来找关东军情报课的据点做什么？是调查郑耀先与关东军情报课之间的关系？还是另有所图？
“乔四，你继续盯着迈尔西爱路一百一十二号后门，有任何异常立刻回报。简之，苏州河北岸仓库加双岗盯守，黑田可能还在那一带活动。孝安，你通过法租界警务处的渠道，想办法摸清工部局那位华人董事跟毛人凤的具体关系，以及谭正则在法租界的落脚点。”郑耀先做出部署之后，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楼下弄堂里来来往往的人群。
外面的天空已经完全阴了下来，午后开始飘起的细雨到了傍晚时分转成了稀稀拉拉的雨夹雪，打在窗玻璃上沙沙作响。弄堂里的青石板路面被雨雪浸得湿滑反光，几个挑担子的小贩正在收拾摊位，一个卖糖炒栗子的老人推着炉车慢慢走过，炉膛里冒出的白烟在冷雨中格外显眼。
就在郑耀先准备离开商行返回76号之前，宋孝安忽然从暗室里快步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份刚译好的加密电报。电报是徐百川发来的，用的是军统内部最高级别的加密暗语，译出来只有寥寥几句：“陆中今日午间抵沪，同行者中统谭正则。二人已于南京秘密会面，具体内容不明。毛人凤已批准陆中调阅军统上海站近半年行动记录权限，请老六做好应对准备。四哥。”
军统上海站近半年的行动记录——这其中包括了郑耀先指挥的所有行动的详细报告。陆中要调阅这些记录，目的太明显了：找出郑耀先在行动中的“异常”之处，找到能够证明郑耀先是共产党卧底的蛛丝马迹。而郑耀先很清楚，自己在过去半年的行动中，确实做了一些“不太军统”的事情——比如在清剿行动中提前转移了三个目标安全屋，比如在追捕李士群的过程中多次为关东军情报课留出活口，比如在营救沈逸辰时调动了超出常规的兵力。这些行动在报告上都有合理解释，但如果陆中带着“怀疑郑耀先是共产党”的有色眼镜去看，每一处合理的解释都可以被解读为别有用心。
但郑耀先心里并没有慌乱。他在军统上海站潜伏了这么久，每一份行动报告都是他自己亲手写的，每一条行动理由都是他提前想好的。陆中能从报告里找到的“异常”，郑耀先自己早就找到了——而且他还针对每一条可能的质疑，都准备了至少两种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不需要完美，只需要合理——因为在军统内部的权力斗争中，真相从来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谁能说服戴笠和毛人凤相信自己的说法。
而郑耀先手里最大的底牌，就是戴笠本人对他的信任。戴笠把他派到上海来，既是考验也是重用。只要他在打击关东军情报课和鬼子特高课的行动中持续拿出过硬的情报成果，戴笠就不会轻易放弃他。毛人凤派陆中来调查他，从本质上讲不是针对郑耀先个人——而是针对戴笠的人。这是军统内部戴笠系和毛人凤系之间的权力斗争，郑耀先不过是被夹在中间的棋子。而作为一个棋子，最好的生存策略不是逃避，而是让自己成为不可或缺的棋子——一个让执棋的人舍不得丢弃的棋子。
“孝安，回电给四哥，内容照旧——‘已知晓，从容应对。另，陆中与谭正则今日下午出现在苏州河北岸仓库，疑为调查关东军情报课与我方接触事宜。请四哥查清二人此行真实目的。’”郑耀先说完之后，披上大衣走出了商行后门。
雨夹雪打在脸上冰冷刺骨，弄堂里已经没什么人了。郑耀先撑着伞走到弄堂口的时候，忽然停下了脚步——他看到一辆挂着公共租界牌照的黑色轿车，就停在弄堂口斜对面的路灯下。轿车的车窗是深色的，看不清里面有没有人，但车牌号码和他今天中午接到的消息中那辆接走陆中和谭正则的轿车完全一致。
郑耀先站在原地保持不动，目光扫过轿车的前挡风玻璃。雨夹雪在挡风玻璃上积了薄薄一层，没有雨刷刮过的痕迹——说明这辆车停在这里至少有一段时间了，而且车里的人没有发动引擎取暖。那么车里的人是专门在这里等他的。
他撑着伞，迈着平稳的步子从轿车旁边走过。在经过驾驶座一侧的时候，他用余光透过车窗往里面扫了一眼——驾驶座上坐着一个戴帽子的男人，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后座上一个身形微跛的人正在用一个笔记本写着什么，右腿不自然地弯曲着。
谭正则。
郑耀先没有任何反应，继续迈着平稳的步子走出弄堂，拐上了通往法租界方向的主路。他没有回头，因为回头就等于承认自己知道自己被跟踪了。一个正常的情报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是不会回头张望的。但他改变了原定返回76号的路线，转而在法租界里兜了一个大圈——先走进一家面馆吃了一碗阳春面，再绕到另一条街上找了一家茶楼喝了一壶茶，最后从茶楼后门出去，穿过三条弄堂，确认身后没有任何尾巴之后，才重新折返回到76号的方向。
当他走进76号大门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黑了。院子里的探照灯把湿漉漉的地面照得雪亮，卫兵在门岗里缩着脖子烤火，看到他进来便立正敬礼。郑耀先走进情报处办公室，周济民还在值班，正在整理财务科送来的日常流水账册。郑耀先简单交代了几句，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打开抽屉检查了一下早上夹在抽屉边缘的那根头发——头发还在原位，没有人动过抽屉。
他锁好办公室的门，打开抽屉取出那三本绿皮账册，翻到记录丁默邨签字审批的那几页，用钢笔把页码、日期、金额和经手人一一记录在一张单独的便签纸上。他需要从这些账目中找出一条最致命的证据——证明丁默邨的签字审批金额与实际支出之间存在巨大差额的异常账目。这种差额一旦被查实，就可以证明丁默邨在审批特殊经费时存在贪污行为，而贪污的金额如果大到一定程度，就足以让丁默邨在宫本和山本面前永远抬不起头来。
他并不打算现在就把这条证据交出去。他只需要让丁默邨知道——这些证据在他手里。
郑耀先把便签纸折好放进内衣口袋，然后把绿皮账册重新锁回抽屉里。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被探照灯照亮的大院。雨夹雪还在不停地下，院子角落里的那棵老槐树被风吹得枝条乱晃，枯叶混着冰碴噼里啪啦地打在屋檐上。天气冷得不像话，但郑耀先的思绪比天气更冷——陆中和谭正则的到访意味着来自内部的调查已经开始，丁默邨的财务把柄在他手里捏着但还没有到摊牌的时候，关东军情报课的网络正在被佐佐木清扫，黑田和孟溪下落不明，李士群在逃，沈逸辰和杨先生躺在他的地下室里。
这一切如同悬在钢丝上的筹码，他必须小心翼翼地平衡着——平衡军统的任务、组织的使命、敌人的清剿和同伴的猜忌，每一步都不能踏空，每一个决定都必须经过缜密的推演。而他唯一能倚仗的，只有自己的头脑和那颗在无尽黑暗里依然执着燃烧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