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在大门内侧的廊柱后面站定，身体半隐在阴影里，目光追着那辆黑色轿车缓缓驶过院子。轿车在办公楼前停稳，谭正则从后座迈出来的时候，右腿的跛态在午后的光线里格外明显——他的右脚落地时膝盖会向外侧微微撇一下，然后迅速收回，像是每一步都在克服某种隐痛。这种跛态不是伪装，是真伤，而且年头不短了。
谭正则站定之后拉了拉中山装的衣摆，抬头打量了一下76号办公楼的大门，表情平静而从容，丝毫没有一个中国情报官员进入日伪特工总部时应有的局促或紧张。这本身就不正常。一个中统特派员走进76号，就像一只猫走进狗窝——要么是被抓进来的，要么是来做交易的。谭正则显然不是被抓进来的，因为押送他的特高课特务对他很客气，还主动替他拉开了车门。
从副驾驶座下来的是宫本的机要秘书小林，一个戴金丝眼镜、会说流利中文的鬼子文官。小林引着谭正则走上办公楼前的台阶，两人边走边低声交谈，表情都很放松，像是在讨论一件已经谈妥了的事情。郑耀先从廊柱后面走出来，朝大门方向走去，正好与谭正则在办公楼前的台阶下迎面碰上。
这是两人第一次近距离照面。谭正则个子不高，大约一米六五左右，脸庞瘦削，颧骨微微突出，戴着一副黑框圆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大，但目光极为锐利，扫过郑耀先的脸时停留了不到一秒——这是一种职业性的打量，快速、精准、不留痕迹。他的嘴角挂着一丝礼节性的笑意，但笑意没有延伸到眼角，那双眼睛始终保持着一种审视的冷度。
“这位是？”谭正则偏过头问小林。
“76号情报处处长，郑耀先。”小林用流利的中文介绍道，语气里带着一种刻意的平淡，仿佛在介绍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郑耀先。”谭正则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语调微微上扬，像是在嘴里咀嚼这三个字的分量。他伸出手，手指瘦长而有力，掌心干燥，握手的力度不长不短，刚好三秒——这是一个老练情报人员之间的标准握手时长。“久仰大名。我在南京就听说过郑组长的事迹——关东军情报课的几个重要据点，据说都是郑组长的情报组挖出来的。”
郑耀先握住谭正则的手，嘴角同样浮起一丝礼节性的笑容：“谭专员过奖了。情报工作靠的是整个系统的配合，我一个人能做成的事很有限。”他松开手，目光扫了一眼小林，然后用一种公事公办的语气问道，“谭专员今天来76号，是有公务要跟宫本顾问谈？”
没等谭正则开口，小林就抢先回答了：“谭先生是山本课长请来的客人。具体事务由山本课长亲自接洽，我负责接送。”说完他便侧身做了个请的手势，引着谭正则绕过郑耀先，径直往宫本办公室的方向走去。
山本请来的客人。这几个字在郑耀先的脑子里炸开了。谭正则不是被特高课抓来的，也不是自己找上门来的，而是山本太郎亲自请来的。中统特派员是山本的座上宾——这意味着特高课和中统之间正在进行某种层面的合作，而这种合作的直接目标，很可能就是郑耀先自己。
郑耀先没有在原地多做停留，他继续朝大门走去，脑子里却在高速运转。中统和特高课一向是死敌——中统在沦陷区的首要任务就是刺杀汉奸和搜集日伪情报，特高课的首要任务则是清剿中统潜伏组织。两个水火不容的机构忽然坐在一起喝茶，只可能是因为一个共同的敌人。而这个共同的敌人，既不能是关东军情报课——因为中统跟关东军情报课也有勾连，否则陆中和谭正则不会一下火车就直奔关东军情报课的据点。也不能是军统——因为中统和军统虽然在重庆互相掐得你死我活，但在沦陷区还不至于公开配合鬼子打击对方。
那么山本和谭正则之间的共同敌人是谁？
只有一个答案：共产党。
山本反共，谭正则也反共。山本想挖出潜伏在76号和军统内部的共党卧底，谭正则想挖出潜伏在中统和军统内部的共党卧底。两个人的目标高度重合——而郑耀先的另一个身份，正是中共潜伏在军统内部的高级特工。如果山本和谭正则已经达成了某种情报共享协议，那郑耀先面临的风险就不是被军统内部调查那么简单了，而是特高课和中统从两个方向同时收紧绞索。
但他现在最迫切的不是担心这个，而是要弄清楚谭正则今天来76号具体谈了什么。郑耀先走出76号大门之后并没有走远，而是拐进了极司菲尔路斜对面的一家茶馆，在二楼临街的雅间里坐下来，要了一壶龙井。这个位置刚好能透过木格窗看到76号大门的全部进出情况——谭正则什么时候出来，跟谁一起出来，坐什么车走，走哪个方向，这些细节都能看到。
茶馆里客人不多，二楼雅间更是只有他一个人。伙计端上茶水和几碟瓜子之后就退下了，郑耀先端着茶杯，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76号的大门。他在心里默默地做着推演——谭正则到访76号的时间是下午四点半，这个时间山本通常已经处理完课内公务，有充裕的时间进行秘密会面。会面时间如果超过半小时，说明谈的内容不是简单的寒暄，而是在讨论具体的合作条款。如果会面结束后谭正则是由宫本亲自送出门的，说明山本对这次合作高度重视。如果谭正则走的时候手里多了什么东西——比如公文包明显鼓了起来——那就是山本向他提供了某种实质性的情报材料。
茶喝了小半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就在郑耀先准备续第二壶水的时候，一辆黄包车在茶馆楼下停了下来。车上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宋孝安。宋孝安穿着一件灰布棉袍，头上戴着一顶压得很低的毡帽，手里拎着一个布包袱，看上去就像个走街串巷的账房先生。他抬头扫了一眼茶馆二楼的窗户，和郑耀先的目光对上了不到半秒便移开，然后拎着布包袱上了楼。
宋孝安在郑耀先对面坐下来，把布包袱放在桌角，压低声音道：“六哥，三件事。”他一边说话一边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动作不紧不慢，像是在跟老熟人叙旧，“第一件，赵简之昨晚用的那支枪已经处理好了。枪管、弹夹和击针全部拆散，分别扔进了苏州河三个不同位置。就算有人把河底翻一遍，也拼不出一支完整的枪。现场的弹壳——”
“弹壳的事不急。”郑耀先打断了他，“宫本今天已经把追查方向引向了关东军情报课，短时间内不会翻出来。你先说第二件。”
“第二件，迈尔西爱路一百一十号永丰贸易公司那边，乔四的人盯了一整夜。今天上午十点左右，从大楼后门出来一个人，身形、步态和穿着都跟黑田高度吻合。这个人出了后门之后沿着迈尔西爱路往南走，在法租界边界处换乘了一辆黄包车，最后在虹口和闸北交界处下车，进了一家叫‘福田商社’的日本商行。乔四的人没敢跟太近，但可以确定那家商行里面有武装人员把守——门口有两个穿便衣但腰里鼓鼓囊囊的人来回巡逻，明显是关东军情报课的警戒人员。”
“福田商社。”郑耀先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号，脑子里快速调出相关的记忆。福田商社在战前是一家普通的日本贸易公司，主营生丝和棉布，在上海有几处仓库。战争爆发后这家商社表面上继续做着合法生意，但情报处之前截获过一份资料显示，福田商社的几个仓库被关东军司令部征用过，用来存放“特殊军需物资”。现在看来，这些“特殊军需物资”很可能包括了情报课的装备和人员。
“第三件，跟徐百川有关。”宋孝安的声音更低了，几乎只有郑耀先一个人能听见，“四哥今天中午发来紧急密电，说毛人凤又从南京派了一个人过来。这次不是特派员，是军统局本部督查室的人，名字叫钱国伟，军衔中校。此人三天前从重庆飞到南京，在南京跟毛人凤密谈了一晚上，昨天下午拿到了一份由毛人凤亲笔签署的‘军统上海站特别督查授权书’。今天中午他坐同一班火车到了上海，下车后直接去了张士超的安全屋。四哥在电报里说——钱国伟的外号叫‘剥皮匠’，在局本部专门负责内务清查，落到他手里的军统人员，不死也要脱层皮。四哥让我们做好一切准备。”
郑耀先端着茶杯的手停在半空中。钱国伟来了——这个名字他当然知道。钱国伟是毛人凤手下最得力的内务清查专家，在军统局本部督查室干了六年，经手过三十多起内部清洗案件，被他查出问题枪决的军统人员不下二十个。这个人审讯手段极其狠辣，而且有一个令所有潜伏者胆寒的本事——他能在看似毫无破绽的档案材料里找到蛛丝马迹，然后像剥皮一样一层一层地剥下去，直到把真相剥出来。“剥皮匠”这个外号不是白叫的。
陆中是来调查的，谭正则是来策应的，钱国伟是来执行清洗的。毛人凤这次下了血本——三路人马分别从军统、中统和局本部三个方向同时推进，目标直指郑耀先在军统上海站的根基。而且钱国伟直接去了张士超的安全屋，不是徐百川的安全屋。这意味着钱国伟不信任徐百川——他知道徐百川和郑耀先是生死兄弟，所以选择绕过徐百川，跟毛人凤的另一个心腹张士超单线联系。
“四哥在电报里还说了什么？”郑耀先把茶杯放下，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着。
“四哥说，他会尽量拖延钱国伟调阅军统上海站行动记录的速度，但拖延的时间不会太长——最多三天。三天之后，如果钱国伟拿着毛人凤的授权书直接找上门来，四哥也没有理由再挡着。所以四哥的意思是——如果有什么需要销毁的、修改的、或者处理的文件和线索，必须在三天之内全部搞定。”宋孝安说完，端起茶杯一饮而尽，用手背抹了一下嘴角的水渍。
三天。七十二个小时。在这七十二个小时里，郑耀先需要做的不只是清理可能引起怀疑的文件记录，还要应对丁默邨的暗中布局、弄清楚两个皮箱里的东西、破译从李士群那里缴获的第三份加密文件、处理黑田和关东军情报课的后续接触——以及，搞清楚谭正则和山本今天下午的会面内容。
“孝安，你现在去做四件事。”郑耀先将目光从窗户上移开，看着宋孝安的眼睛，“第一，让乔四从福田商社外围撤出两个弟兄，换成四个最能盯的人。商社的前门后门同时盯，只要黑田再出来，不惜一切代价咬住他。第二，派人去法租界警务处档案室，查一下福田商社在工部局的注册资料——法人代表是谁，经营范围是什么，仓库分布在哪些位置，这些都要搞清楚。第三，找到徐秋影。她在档案科待了三年，76号所有的旧档案她都经手过，让她查一下丁默邨在过去半年里有没有签过跟福田商社有关的经费审批单。第四——”郑耀先顿了一下，从怀里掏出那份从李士群公文包里拿到的加密文件，“想办法搞一本日文版《广辞苑》，昭和十年以后出版的版本。越快越好。”
宋孝安接过加密文件，翻了两页，眉头皱了起来：“日文加密？这得找懂日文的专家。咱们组里除了六哥你，别人都不会日语。”
“不用别人。字典拿来我自己破。”郑耀先把加密文件重新收好，然后又交代了几句关于陆中和钱国伟行踪监控的事。宋孝安一一记下之后便起身离开，拎着他那个布包袱下了楼，消失在暮色渐浓的极司菲尔路上。
郑耀先继续在茶馆雅间里坐着。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街道两侧的路灯陆续亮起来，昏黄的光照着湿漉漉的柏油路面。院子对面76号大铁栅栏门两侧的探照灯也亮了起来，两名站岗的便衣缩着脖子躲在岗亭里烤火，走廊和办公室的窗口一盏接一盏地亮起了灯光。整个76号大院在白天的压抑之后重新恢复到夜晚的戒备森严之中。
七点十五分，谭正则出来了。郑耀先透过木格窗看到他是由宫本的机要秘书小林亲自送下台阶的，身边多了一个人——佐佐木。佐佐木穿着一身便装，深灰色西装，外面罩了一件深色风衣，腰间鼓出的轮廓显示出他仍然携带武器。三个人在台阶下站了一会儿，交谈了几句，然后一起上了那辆挂着特高课牌照的黑色轿车。轿车发动后没有往公共租界方向开，而是拐了个弯，沿着极司菲尔路朝虹口方向驶去。
晚上七点多，谭正则和佐佐木一起去了虹口。虹口是特高课的地盘，也是关东军情报课残余势力还在活动的区域，而佐佐木的行动课正在虹口进行地毯式搜捕。谭正则跟着佐佐木去虹口，要么是去辨认什么人或东西，要么是去参加一次联合行动。
不管是哪种情况，这都不是什么好兆头。郑耀先结了茶钱，起身下楼，沿着极司菲尔路往法租界方向步行。他需要赶在钱国伟开始正式调查之前，先把手头的几件重要事情处理干净。第一件就是沈逸辰和杨先生——这两个人都躺在他商行楼下的地下室里，沈逸辰的伤已经稳定，杨先生的伤口在愈合中，但他们两个人都不能在上海久留。钱国伟一旦开始调查郑耀先的行动记录，必然会注意到沈逸辰失踪和营救行动之间的时间关联，而一旦钱国伟追查营救行动中使用的安全屋位置，郑耀先商行楼下的地下室就有暴露的风险。
回到商行三楼时已近晚上九点。宋孝安带着破译了一半的情报在楼梯口等他，赵简之则坐在客厅的藤椅上擦枪。看到郑耀先进门，两个人都站了起来。
“杨先生傍晚提出要求，说他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关东军情报课的情报，但条件是——必须送他去重庆，而且不是以俘虏的身份去，是以‘关东军情报课投诚人员’的身份去。”宋孝安把一份刚译好的电报递给郑耀先，“这是他通过沈逸辰转达的原话。沈逸辰说，杨先生知道的东西比他自己交代出来的多十倍都不止，但他有一个底线——不见戴老板不开口。”
“送他去重庆不是问题，问题是现在送不走。”赵简之擦着枪管，头也不抬地插了一句，“火车站、码头、出城的所有主要道路都有特高课的检查哨，钱国伟的人也在暗中盯着咱们的几条运输线。送一个受伤的外人出上海，风险太大了。”
郑耀先没有马上回应。他把电报内容从头到尾仔细读了两遍，然后坐在藤椅上沉默了片刻。杨先生的条件在他预料之内——关东军情报课的高层人员被俘后，最优选择就是投诚重庆，因为特高课不会放过叛徒，中共那边他又接不上头，只有重庆能给他安全庇护和战后出路。杨先生既然敢于提出“不见戴老板不开口”这种条件，说明他肚子里的情报确实值这个价。
“杨先生的事暂时不急。他的伤还需要至少一周才能勉强行动，这段时间足够了。”郑耀先放下电报，转向宋孝安，“《广辞苑》的事有着落吗？”
宋孝安从布包袱里取出一本厚得像砖头一样的精装书，放在茶几上。日文版《广辞苑》，昭和十一年第三版，纸页已经泛黄，边角磨出了毛边，但内页完整，没有任何缺页。扉页上盖着“上海日本侨民学校图书室”的蓝色藏书章。
“乔四手下有个外勤，他哥哥在侨民学校做杂役。今天下午从图书室借出来的，明天一早得还回去。”宋孝安说着又从布包袱里拿出一个小笔记本，“另外，徐秋影傍晚传回来口信——她查了过去一年半的财务档案，找到了一份跟福田商社有关的经费审批单，审批人确实是丁默邨。金额是三千大洋，名目是‘协办日侨商社情报合作项目’。时间是去年十月份。”
去年十月，丁默邨批了三千大洋给福田商社——而福田商社是关东军情报课的秘密据点。这笔钱和那笔汇往香港的一万两千大洋是同一个资金池里流出去的，丁默邨在同时向关东军情报课输送经费，只不过用了不同的名目和不同的收款方。这进一步印证了郑耀先之前的判断——丁默邨和关东军情报课之间的关系绝不只是“通过李士群间接接触”，而是有着直接的、持续的资金输送渠道。
但眼下他还顾不上丁默邨的事。今晚最重要的工作是破译第三份加密文件。郑耀先让赵简之在楼梯口守着，让宋孝安在客厅里协助，自己则把加密文件摊在茶几上，旁边放着那本《广辞苑》和一本日汉对照词典。密码本上记录的编码格式和前两份文件不同——这次的四位数字中，第一位始终是零，后三位数字的变化范围非常大，从001到999都有。按照常规的变位密码逻辑，第一位数代表卷号或者部首代码，但“零”在密码中通常意味着跳过第一层加密结构，直接进入第二层——也就是说，后三位数字直接指向字典的页码和词条顺序。
郑耀先把第一批数字代码按页码在《广辞苑》中逐条查找，找到对应的词条后，再把词条的第一个假名或首字母记录下来。这种加密方式在关东军情报课的操作手册中有专门的名称，叫“辞书链式索引密码”，属于中等偏高级别的加密手段。它的优点是即使敌人找到了参考辞书，如果不知道编码规则中“选择词条的第几个假名”，破译出来的内容也是错误的。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反复试错，郑耀先终于确定了编码规则——后三位数字的第一位是页码，第二和第三位合起来是词条在该页中的排序号，提取的词条信息不是假名，而是该词条对应汉字的中文发音的首个注音符号。把注音符号按顺序连起来再转换成对应的汉字，就是原文。
凌晨十二点半，当最后一行译文字迹在便签纸上被完整还原出来的时候，郑耀先握着钢笔的手停在半空中，久久没有落笔。宋孝安凑过来看了一眼译文的内容，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嘴唇翕动着，半天才挤出一句话：“六哥……这他妈是真的？”
译文不长，一共三句话。第一句：“经核实，军统上海站内部代号‘鼹鼠’之潜伏人员已与特高课建立定期情报交换渠道，交换内容包括军统上海站人员编制、行动部署及与中共地下党接触记录。”第二句：“‘鼹鼠’身份初步锁定为军统上海站副站长张士超，但未排除站长徐百川与行动组组长郑耀先之嫌疑，三人中至少一人为特高课内应。”第三句：“关东军情报课已通过第三方渠道将‘鼹鼠’存在之情报透露给中统特派员谭正则，预计军统内部清洗将于两周内启动。我方建议撤回所有与军统直接接触之外联人员，暂停一切以军统为对象的情报交换活动，等待清洗结束后重新评估风险。”
军统上海站内部有特高课的内应，代号“鼹鼠”。关东军情报课早就知道这只“鼹鼠”的存在，并且通过李士群的渠道把情报透露给了中统。陆中和谭正则来上海调查郑耀先，表面上是冲着“是不是共产党”来的，实际上他们的调查范围远比这个大——他们在找那只“鼹鼠”，而郑耀先、徐百川和张士超三个人都在嫌疑人名单上。
这才是陆中和谭正则真正的任务。他们不是来调查郑耀先一个人的，他们是来甄别整个军统上海站领导层的忠诚度。只不过在这三个人中，郑耀先面临的嫌疑是最重的——因为他跟关东军情报课有过情报交换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在关东军情报课透露给中统的“鼹鼠”情报中，很可能被描述成了“郑耀先与特高课之间存在秘密联系”。
关东军情报课这一手非常毒辣。他们故意把“鼹鼠”的情报泄露给中统，同时又故意把郑耀先和关东军情报课之间的情报交换信息掺杂进去，让中统和军统的调查人员产生混淆——到底“鼹鼠”是张士超，还是徐百川，还是郑耀先？三个人都有嫌疑，而其中嫌疑最大的是郑耀先，因为只有他跟关东军情报课有过真金白银的情报交易记录。关东军情报课用这种方式把水搅浑，一方面可以保护真正的“鼹鼠”，另一方面可以借军统的手清除掉跟自己有过节的对手。对黑田来说，郑耀先既是一个可以合作的情报伙伴，也是一个需要时刻提防的潜在威胁。如果军统自己把郑耀先清洗掉了，黑田不但没有任何损失，反而可以趁军统上海站混乱之际趁火打劫。
“这第三份文件，李士群带在身上是想干什么？”宋孝安问。
“保命。”郑耀先把译文放在煤油灯上烧掉，看着纸片在火焰中蜷曲成灰烬，“李士群拿着这份文件，就等于掌握了关东军情报课给中统下套的证据。如果他真的被特高课抓了，他可以用这份证据来证明关东军情报课在利用中统对付军统，从而把水搅得更浑，给自己争取活命的时间。只是他没想到，他在弄堂里第一个碰到的是我。”
译文烧完之后，郑耀先在茶几上摊开了宋孝安带来的那份上海地图。他的手指在虹口、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三个区域之间来回划过，脑子里快速重组着所有线索。福田商社是黑田的新据点，谭正则正在跟山本合作寻找“鼹鼠”，张士超是最大的“鼹鼠”嫌疑人但他的背后是毛人凤，陆中和钱国伟正在从内部分别调查军统上海站的三名领导人。这三股力量——关东军情报课、特高课加中统、军统内部清查——同时从三个方向挤压过来，而郑耀先就夹在中间。
他需要在军统内部清洗全面启动之前，抢先一步证明张士超是“鼹鼠”。如果能拿出铁证证明张士超在给特高课输送情报，那么陆中和钱国伟的调查方向就会从郑耀先身上转移到张士超身上。而证明张士超是鼹鼠的最直接途径，就是从特高课或者关东军情报课的档案中拿到张士超与特高课之间情报交换的原始记录。
这就必须跟黑田做交易。而且必须在黑田被佐佐木抓到或者撤离上海之前做成这笔交易。
“孝安，明天一早给黑田发一条消息。”郑耀先拿起钢笔，在一张空白便签纸上迅速写下了一段暗语，“用关东军情报课上次跟我们交换情报时留下的紧急联络频率。内容照这个写——‘近日上海阴雨，不宜外出。贵方渗透名单不慎落入我方手中，名单完好无损，暂时未被第三方知晓。如需归还，请于明日下午两点前在法租界霞飞路一百二十八号前门信箱中放入回复暗号。逾期将视作贵方放弃名单所有权。’”
宋孝安接过便签纸看了一遍，眉头微皱：“六哥，你要用渗透名单换‘鼹鼠’的证据？黑田会不会反过来把这个消息告诉张士超？”
“不会。渗透名单上的六个人是关东军情报课在鬼子内部整整经营了四年的全部成果。如果这份名单落到山本手里，关东军情报课在上海的情报根基就会被连根拔起。为了保住这份名单，黑田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包括出卖一个他本来就不在乎的军统内鬼。”郑耀先的语气平静而笃定，“更何况，‘鼹鼠’的存在早就不算是秘密了。关东军情报课自己都通过李士群把情报透露给了中统，说明他们已经不在乎‘鼹鼠’的死活了。对黑田来说，‘鼹鼠’不过是一个已经暴露或者即将暴露的弃子，用来换回六名潜伏在鬼子心脏里的顶级特工——这笔账怎么算都不亏。”
宋孝安想了想，点头收起了便签纸。郑耀先继续说道：“另外，明天让乔四的人从福田商社外围撤掉一半，只留两个最精干的弟兄盯住后门。不要跟太近，黑田现在是惊弓之鸟，外围盯梢太紧反而会让他缩在壳里不出来。让乔四把撤下来的弟兄分派去盯张士超的安全屋——张士超今天下午见了钱国伟，接下来必然会频繁活动，他跟什么人接触、去什么地方、传递什么消息，都要记下来。”
“还有一件事。”宋孝安从怀里摸出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放在茶几上，“四哥托人送来的，说里面是毛人凤和戴老板最近一次密谈的纪要。他费了很大周折才搞到手，让你仔细看看。”
郑耀先打开信封，抽出里面两张薄薄的信纸。信纸上的字迹是徐百川亲笔，内容记录了十天前戴笠和毛人凤在重庆曾家岩戴公馆的一次秘密谈话。纪要措辞简练，但信息量极大。戴笠在谈话中问了毛人凤一句话：“上海站那边，有人说老六有问题，你觉得呢？”毛人凤的回答是：“老六的能力毋庸置疑，对党国的忠诚也经受过多次考验。但是——他在上海的活动空间太大，经手的特殊经费太多，又长期跟关东军情报课保持着时断时续的联络，这些都构成了风险。建议对其行动范围做适度限制，同时安排可靠人员进行近距离观察。”
戴笠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话：“老六是我的人，就算要查，也得我亲自派人去查。别人查出来的结果我不认。”毛人凤没有反驳，只是回了一句：“那就让督查室的钱国伟去，他是局本部的人，不属于任何派系。”戴笠同意了。
这份纪要证实了郑耀先最担心的情况——戴笠和毛人凤已经就调查他达成了共识。虽然戴笠在主观上仍然想保他，但毛人凤用“客观调查”的名义成功地把钱国伟塞了进来。而钱国伟表面上是“不属于任何派系”的局本部督查官，实际上他到上海的第一站不是徐百川的安全屋，而是张士超的安全屋，这就说明他已经站在了毛人凤那一边。所谓的“公正调查”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针对郑耀先的有罪推定。
“戴老板还是想保我的。”郑耀先把纪要看了一遍后，在煤油灯上烧掉了信纸，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但保不保得住，要看我能不能在钱国伟拿出结论之前，先证明张士超有问题。”
“六哥，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宋孝安犹豫了一下，“张士超是毛人凤的人，咱们动他，就等于跟毛人凤撕破脸。就算咱们真的证明了他就是‘鼹鼠’，毛人凤也不会承认的——他会说这是戴老板派系在打击异己，到时候整个军统上海站就彻底分裂了。”
“不会。”郑耀先摇了摇头，“如果张士超真的是‘鼹鼠’，也就是特高课安插在军统内部的内应，那么毛人凤第一个要杀的就是张士超。因为毛人凤绝对不敢让戴笠发现他安插的心腹是个通敌的叛徒——那等于他自己把刀子递到了戴笠手里。毛人凤到时候不但不会保张士超，反而会比任何人都更急于灭他的口，以保全自己。”
宋孝安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不再多说什么。两人把明天的行动细节重新梳理了一遍，确认了联络频率、备用暗号和紧急撤离路线，然后各自去休息。郑耀先没有回卧室，而是靠在客厅的藤椅上，把那份来自李士群的加密文件译文重新在心里默念了一遍。
“军统上海站内部代号‘鼹鼠’之潜伏人员已与特高课建立定期情报交换渠道。”
这句话里有一个细节他一直没来得及仔细推敲——关东军情报课是怎么知道“鼹鼠”的存在的？如果“鼹鼠”是特高课安插的人，那他跟特高课之间的情报交换渠道应该是最核心的机密，关东军情报课凭什么能掌握这个情报？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关东军情报课在特高课内部有人，从特高课的档案中看到了“鼹鼠”的情报；要么关东军情报课自己就是“鼹鼠”的经手方之一——也就是说，“鼹鼠”不是特高课直接招募的，而是通过关东军情报课的中介渠道建立的联系。
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黑田对“鼹鼠”身份的了解程度远比文件里透露的要深得多。他故意在文件里说“初步锁定为张士超，但未排除徐百川与郑耀先之嫌疑”，就是为了制造混淆——让中统和军统的调查人员在三个人之间来回猜疑，从而掩护真正的“鼹鼠”不被抓到。
但如果“鼹鼠”真的就是张士超，那么整个局势就变得既复杂又简单。复杂的是，张士超是毛人凤的心腹，也是军统上海站的副站长，他手里掌握的军统潜伏人员名单和秘密据点分布，足够让特高课或者关东军情报课把整个军统上海站犁一遍。简单的是，如果郑耀先能找到证据证明张士超就是“鼹鼠”，那么钱国伟、陆中和谭正则的三路调查大军就会全部转向张士超，郑耀先面临的压力瞬间瓦解。
关键就是证据。黑田手里一定有证据——关东军情报课既然能如此精确地掌握“鼹鼠”的情报来源，说明黑田手里至少握着军统内部人员与关东军情报课之间的通讯记录，这些记录里会包含联络时间、联络地点、交换内容以及接头人的描述。如果能拿到其中哪怕一份，只要能证明接头人是张士超而不是郑耀先或徐百川，就足以定论。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黑田必须在明天下午两点前回复那个暗号。
第二天上午，郑耀先照常到76号情报处上班。周济民已经把丁默邨那三十七份文件的初步审查报告整理好了，放在他桌上。报告条理清晰，每一份文件的疑点都用红笔标注，附上了财务科存档的对照数据和相关人员的口述记录。郑耀先把报告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在丁默邨那笔“特别人员安置计划”的条目下重重画了一个圈，然后在旁边写了一行批示：“此计划涉及人员身份不明，请宫本顾问协调特高课人事课进行交叉比对。”
将报告交还给周济民让其呈递宫本办公室后，上午九点四十分，黄烈脚步匆匆地走进情报处办公室，脸上的表情既有兴奋又夹杂着某种焦虑。
“郑组长，山本课长刚下的通知——今天下午三点，特高课要在虹口的福田商社召开联合安全会议，76号情报处和行动队都要派人参加。这次会议的议题是协调各方情报资源清剿关东军情报课残余势力，与会方除了特高课和我们76号之外，还有中统驻上海联络处的人。”黄烈说到这里，特意加重了语气，“中统的人！咱们76号跟中统斗了这么多年，现在居然要坐在一张桌子上开会——这世道真是变了。”
福田商社。联合安全会议。中统驻上海联络处。
这三个信息组合在一起，像一把三齿鱼钩，每一个齿都精准地钩住了郑耀先的注意力。山本要在福田商社召开联合安全会议——福田商社是关东军情报课的秘密据点，山本选在这里开会是故意在关东军情报课的脑门上敲锣打鼓，既是示威也是在利用这个场地给与会的中统和76号人员施压。中统以“驻上海联络处”的名义正式参加特高课召集的情报协调会议则意味着中统和特高课之间不再只是谭正则个人的私下接触，而是已经上升到机构层面的公开合作。而这个“中统驻上海联络处”的负责人，十有八九就是谭正则或者李政。会议的议题是“协调各方情报资源清剿关东军情报课残余势力”——但关东军情报课的残余人马就在福田商社里窝着，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山本选在敌人的地盘上开“清剿敌人”的会，要么是真的不知情，要么是故意演戏给关东军情报课看。
“76号派谁去？”郑耀先合上审查报告问道。
“宫本顾问的意思是，情报处派你，行动队派马副队长。另外丁主任也受邀参加——他是76号名义上的最高负责人，这种跟中统公开接触的场合他必须露个脸，不然山本面子上过不去。”黄烈说完又补充了一句，“我个人觉得，山本搞这个会不单是为了清剿关东军情报课。关东军情报课被佐佐木打得七零八落，已经没有资格让山本这么大动干戈搞跨机构联合协调了。”
郑耀先看了黄烈一眼。黄烈这个人平时在76号不算起眼，但他能在情报处处长的位置上坐稳，靠的就是对政治风向的敏锐嗅觉。他刚才最后那句话没有说透，但郑耀先听出了言外之意——山本召开这次联合安全会议的真实目的，也许根本就不是针对关东军情报课，而是借此搭建一个特高课、76号和中统三方的常态化协作框架，用这个框架来对付比关东军情报课更难对付的目标。
至于那个目标是什么，郑耀先心里比谁都清楚。山本要的是潜伏在上海各机构内部的中共情报网。中统手里有中统掌握的共产党嫌疑名单，特高课手里有特高课通过技术手段截获的共党电台信号和可疑人员活动记录，而76号作为中国人组成的特务机构，最适合充当搜捕和审讯的前台执行者——三方联手，资源共享，目标就是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
郑耀先平静地应下黄烈的通报，心里已经开始盘算下午这次会议的多重价值。福田商社是黑田的据点——这个情报乔四的人昨天刚刚确认。如果今天下午山本要在福田商社开联合安全会议，说明山本已经知道福田商社是关东军情报课的地盘。以山本的性格，他选在这个地点开会只有一种可能——福田商社已经被特高课秘密控制或者渗透了，黑田以为的秘密据点早已不是秘密。如果福田商社真的被山本控制了，黑田此刻要么已经撤离，要么已落入山本之手。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意味着郑耀先给黑田发的那条交换情报的暗语可能永远等不到回复了。
下午两点四十五分，郑耀先、马大元和丁默邨三人乘坐76号的一辆黑色别克轿车前往虹口福田商社。一路上三个人各怀心思，车厢里安静得只有发动机的嗡鸣声。丁默邨坐在后座靠窗的位置，依旧端着他那只永不离手的茶杯，脸上的表情看不出任何波动的痕迹。当轿车在闸北和虹口交界处的特高课检查哨前停下来接受查验时，丁默邨忽然悠悠地开口说了一句话。
“郑组长，我听说中统的谭专员昨天下午去了宫本顾问的办公室，今天又要在福田商社跟咱们坐在一起开会。中统跟76号斗了这么多年，现在说合作就合作，你说这背后到底是谁在推动？”
郑耀先从副驾驶座上侧过头淡淡回应道，山本课长需要中统的反共情报，中统需要在沦陷区获得行动空间，各取所需而已，顺势将话锋一转，“丁主任去年批给福田商社那笔三千大洋的‘协办日侨商社情报合作项目’经费，当时是怎么跟山本课长报备的？”
丁默邨端茶杯的手指在杯沿上停了一下，只有极其短暂的半秒，随即恢复了正常。他抿了一口茶，语气依旧是那种不紧不慢的从容：“郑组长的情报工作做得很细致，连去年十月份的事都翻出来了。那笔钱是山本课长口头批准的，用于资助福田商社协助特高课搜集虹口日侨中的反战分子情报。你要是不信，今天开完会可以直接问山本课长。”
“不敢。我只是随口问问，毕竟安全甄别的账目审查要做到有据可查。”郑耀先将目光移向前方，没有继续追问。
轿车在福田商社门前停下来。这是一栋三层砖木结构的日式商社建筑，外墙刷着米黄色的涂料，门口挂着一块黑漆木牌，上面用日文和中文写着“福田商事株式会社”。从表面上看跟普通商社没有任何区别——透过玻璃窗能看到一楼堆着几摞生丝捆包，几个穿日式工作服的职员在搬运货物。但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异常：门口两个搬运工腰间都鼓起枪套的轮廓，二楼的窗帘全部拉得严严实实，三楼天台上有两个人在来回走动，他们的目光不是看风景，而是不停地扫视周边街道和对面建筑的窗口。
佐佐木从商社大门里走出来迎接。他今天穿着特高课行动队的正式军装，腰间佩着他那把从不离身的手枪，脚上蹬着锃亮的黑色军靴。他对丁默邨微微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然后引着三人穿过一楼仓库区，沿楼梯走上二楼会议室。会议室里已经坐了五个人。左边靠窗位置坐着谭正则，他今天换了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右腿不自然地弯曲着靠在椅子腿上，面前放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他旁边坐着一个郑耀先不认识的中年男人，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表情矜持而疏离——从座位距离和两人偶尔低声交谈的姿态来看，此人很可能是中统上海站主任李政的副手或李政本人。右边位置坐着三个特高课的人，两个穿着军装的参谋和一个穿着便装的翻译。郑耀先的目光在这些面孔上快速扫过之后，没有立刻落座，先对整个会议室做了一次无声的安全评估——两个窗户，一个朝南一个朝东，朝南的窗户正对着虹口老街，朝东的窗户对着商社后院和仓库。会议室只有一个门，门外走廊里站着两名特高课行动队员。如果突然发生交火，从正门撤出不现实，唯一的撤退路线是东侧窗户——翻窗跳到后院，穿过仓库后门进入虹口老街的人流中。
丁默邨、郑耀先和马大元在右侧空位上坐下。会议室正中央的主位空着——那是留给山本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上海地图，地图上用红色和蓝色图钉标注了密密麻麻的情报点，有些图钉之间连着细细的红线。下午三点整，山本太郎准时走进会议室。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山本身材不高但肩膀宽阔，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腰间配着将官刀，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像是用刀刻出来的。他的目光锐利而深沉，扫过全场的时候，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都凝滞了一下。他身后跟着宫本一郎和另一个郑耀先从未见过的年轻鬼子军官——此人戴着作战参谋的肩章，手里抱着一个用黑布盖着的方形物体，小心地将它放在会议桌中央。
山本在主位上坐下来，示意所有人落座，然后直接用日语开场，翻译同步进行中文口译：“诸位，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是为了成立一个临时性的联合情报协调机制。这个机制的代号为‘猎鸢行动’。”
他顿了一下，让翻译把“猎鸢行动”这四个字准确地传达到在场每一个中国人的耳朵里。郑耀先在听到“鸢”这个字的时候，心脏猛地收紧了一下。但他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握着钢笔的手指依然稳定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会议要点。
山本继续说了下去。他的措辞直接而冷酷，毫不掩饰这次行动的真实目标：“特高课过去三年的反间谍工作取得了很多成果，军统潜伏组织被我们打掉了七个，中统潜伏组织被我们打掉了五个。但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上海的活动始终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打击。他们的隐蔽性远超军统和中统，内部纪律极严，很少给我们留下可以利用的破绽。然而最近我们获得了关键性的突破。通过技术手段和人力情报的交叉验证，特高课已经确认中共上海地下党情报站的存在，并且初步锁定了该站负责人的活动区域——就在法租界范围内。这个负责人的代号——”山本的目光在会议室里缓缓扫过，“叫‘大夫’。”
听到“大夫”这个代号时，马大元和丁默邨同时微微皱了一下眉头，谭正则则迅速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而郑耀先握着钢笔的手指在纸面上多停了半秒才继续写下“大夫”两个字，笔迹平稳字迹清晰，没有一丝颤抖。“大夫”——这是陆汉卿在中共地下党内部的代号。山本已经知道了这个代号，并且知道“大夫”活动的区域在法租界。这意味着鬼子特高课对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渗透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但山本既然公开宣布这个情报，说明他们还没有掌握“大夫”的真实身份和具体住址，否则以山本的作风，他绝不会在会议上提前走漏风声，而是会直接下令抓捕然后拿着尸体来开会。然而即便如此，情况也已经极其危险。山本把这个情报拿到联合会议上公开，说明他有信心在短期内通过三方协作找到“大夫”，他需要76号的人力和中统的反共经验来完成最后的搜捕环节。
“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山本示意那个年轻参谋揭开桌上的黑布，下面是一个精致的桐木盒子。参谋打开盒子，里面整齐地排列着六枚铜质徽章，徽章正面刻着一只被利箭穿透的鸢鸟，“是为‘猎鸢行动’的联络官配发身份标识。这些徽章是我亲自设计的——‘鸢’，是一种飞得极高、极其难以捕捉的猛禽。但在大日本帝国的猎手面前，再高的飞行也逃不过利箭。”他拿起一枚徽章说道：“谭正则先生，中统驻上海联络处反共情报分析专员，担任‘猎鸢行动’情报共享组长。”谭正则站起来接过徽章微微鞠了一躬。山本拿起第二枚：“丁默邨先生，76号特工总部主任，担任行动支援组组长。”丁默邨站起来不紧不慢地走过去，双手接过徽章时嘴角挂着从容的微笑。第三枚，山本的目光落在了郑耀先身上。
“郑耀先先生，76号情报处处长。宫本顾问向我特别推荐了你——他说你在清剿关东军情报课的行动中展现了卓越的情报分析能力和临场指挥能力。根据宫本顾问的建议，我任命你为‘猎鸢行动’情报研判组组长，负责整合特高课、76号和中统三方的反共情报线索，从中找出‘大夫’的真实身份和藏身位置。”
郑耀先站起来走到山本面前，双手接过徽章。徽章不大，铜质表面打磨得光滑冰冷，那只被利箭穿透的鸢鸟在他的掌心里沉甸甸地躺着。山本在他接过徽章的时候忽然压低声音，用只有两个人能听见的音量问了一句中文：“郑组长，我听说你以前在军统的时候也跟共产党交过手。你对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方式应该比较了解。你觉得——‘大夫’这个人，会藏在法租界的什么地方？”
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郑耀先身上。谭正则透过镜片冷冷地盯着他，宫本嘴角微微上翘带着一种饶有兴味的审视表情，丁默邨端着茶杯遮住了半边脸但眼神明显在观察郑耀先的反应。郑耀先将徽章别在胸前口袋上方，抬起头平静地看着山本的眼睛说：“山本课长，中共地下党在法租界的活动有一个特点——他们从不把指挥机关设在外表看起来隐蔽的地方，比如那些冷僻弄堂深处的石库门房子，因为那样的位置一旦被包围就没有任何退路。他们更倾向于把指挥机关设在闹市区——比如大药房的坐堂诊室、报社的编辑部或者学校的教师宿舍。这些地方人来人往，进出的人多且杂，不容易被盯上。而且——”他顿了一下，像是在组织措辞，“如果‘大夫’真的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情报负责人，那他一定不会是一个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是共产党的人。他可能穿着体面、谈吐温和、在邻里面前名声很好。他从事的职业大概率是医生、教员或者商人——这些职业既有社会地位又能频繁接触各阶层人群，为情报活动提供天然掩护。我建议情报研判组的第一阶段工作从法租界的注册执业医生和药房经营者中开始排查，优先筛查那些在法租界执业超过三年、但非上海本地籍、且日常作息时间不规律的对象。”
山本听完翻译之后缓缓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神色。他拍了拍郑耀先的肩膀，用日语说了一句话，翻译翻出来是：“宫本说得没错，你确实是一个情报分析的人才。”
郑耀先回到座位上坐好，心脏的跳动在胸腔里沉重而缓慢地擂着。他刚才那番分析把陆汉卿的掩护身份和活动特征准确地描述了出来，但同时也给出了一个足够宽泛的排查范围——法租界的注册执业医生和药房经营者少说有两三百人，按他的建议一个一个筛下去至少需要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他可以边主导情报研判边给老陆争取转移时间。他用主动抛出真实情报的方式把主动权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没有人会怀疑一个主动说出真相的人，但这一次他亲手把绞索递到了山本手里，又亲手在那条绞索上打了一个活结。只要他能始终控制活结收紧的速度，陆汉卿就能在绞索彻底勒紧之前安全撤离。
会议在下午五点半结束。郑耀先走出福田商社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虹口老街的路灯在初冬的冷风里摇晃着投下昏黄的光。坐进轿车时马大元低声骂了一句“小鬼子真他妈会玩花样”，丁默邨依旧一言不发。而郑耀先透过车窗看着福田商社二楼那扇依然拉着窗帘的窗户，心里反复掂量着山本选在福田商社开会这件事的另一层深意。黑田如果已经撤离，福田商社就是一座空壳子，山本在空壳子里开“猎鸢行动”的成立会是故意给关东军情报课示威。但如果黑田没有撤离——或者说黑田的人仍然潜伏在福田商社内部——那么山本今天的举动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要把黑田从这个据点里逼出来。不管是哪种情况，郑耀先今天下午给黑田发的那条交换情报的暗语回复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他必须做好另一手准备——如果不能从黑田那里拿到“鼹鼠”的证据，就要用其他方式在钱国伟启动正式调查程序之前证明张士超才是真正的内鬼。
轿车在法租界边界处停下来接受例行检查。郑耀先从后视镜里看到一辆黄包车停在检查哨对面的路灯下，车上坐着的人戴着毡帽低垂着头，身形看起来很像宋孝安。他知道，福田商社会议的消息一定已经通过某种渠道传回了商行，而宋孝安此刻出现在边界检查哨附近，必然是有重要的情报需要当面汇报。
检查哨放行后，郑耀先让轿车在法租界内的第一个路口停下来，说自己要下车买点东西然后步行回去。丁默邨从后座看了他一眼，没有多问，只是微微点了点头。轿车开走后，郑耀先转身走进路边一家杂货铺，从后门穿出去拐进一条窄弄堂。弄堂里，宋孝安早已等在墙角阴影处，脸上的表情比昨晚更加凝重。
“六哥，两件事。”宋孝安压低声音语速极快，“第一，黑田回信了。他的回复今天下午一点五十分放进了一百二十八号信箱，用的是标准暗语。内容译出来是——‘名单归还可接受，交换条件已备妥。明日上午十时，苏州河北岸公共租界一侧旧日本纱厂三号仓库内，单人单线。来者须为郑耀先本人。’第二件事。”宋孝安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眼神里的平静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痕，“老陆今天下午通过紧急联络渠道发来了消息。他约你明天晚上七点，在法租界圣母院路一百一十六号济世堂药房后院接头。消息里没有说具体原因，但用的是——红色暗语。”
红色暗语。这是郑耀先和陆汉卿之间约定的最高级别紧急联络信号，代表着生死攸关的情报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当面交接。在上海潜伏这么多年，红色暗语只用过三次，每一次都意味着组织面临重大威胁或者郑耀先自身面临暴露风险。这一次，是老陆主动启用的，这意味着老陆已经察觉到了某种危险——也许就是山本今天在福田商社会议上宣布的“猎鸢行动”，也许比这更严重。而老陆把接头地点选在济世堂药房——他自己的坐堂诊所——这更不寻常。老陆从来不把接头地点设在自己工作的地方，这是地下工作的铁律。除非他已经做好了撤离的准备，这次接头就是撤离前的最后一次见面。
“孝安，回老陆的消息，确认明天晚上七点准时到。另外，”郑耀先从怀里掏出那枚“猎鸢行动”的铜质徽章放在宋孝安手心里，“把这个拿去给赵简之看，让他想办法找一家铜匠铺连夜仿制一枚。徽章上的图案细节必须一模一样——包括那只鸢鸟的羽毛纹路和箭杆上的刻痕。明天中午之前我要拿到仿品。”
宋孝安接过徽章借着弄堂深处透进来的微弱灯光仔细看了两眼图案，没有多问便把它包好揣进怀里。郑耀先随后下达了一连串指令，为明天上午与黑田的交易进行全面准备。针对苏州河北岸旧日本纱厂三号仓库的环境特点，他在脑海里迅速勾勒出仓库区域的平面图——周围全是废弃工厂和堆料场，视野开阔，狙击位置众多。他让赵简之明天凌晨四点带两个最精干的弟兄提前摸进纱厂外围，不进入仓库五百米范围内的核心区，只在远处用望远镜盯着所有通往仓库的道路和可能用来设伏的制高点。他特别强调如果发现特高课或关东军情报课的伏击人员不要惊动，只需记下位置和人数，他需要知道黑田是真心来做交易还是想借这个机会除掉他。同时他让宋孝安今晚通知乔四，把福田商社外围监视的弟兄全部撤回，因为福田商社已经被山本公开使用，继续盯梢意义不大，把人力转移到张士超的安全屋外围进行二十四小时轮班蹲守。
“黑田给的这个地址我今晚要去实地看一下，你跟我一起去，带上地图和指南针。”郑耀先最后说道，“如果仓库附近有适合伏击的位置，我们明天就要抢在黑田的人之前先占住。”
夜色浓得像墨，郑耀先和宋孝安一前一后消失在弄堂深处，身影很快便被旧上海冬夜的雾气和黑暗完全吞没。远处外滩方向的钟声敲了八下，沉郁而悠长。还有十个小时，他就要去赴黑田的约——一个人。而二十四小时后，他还将面对一个更危险的赴约——与老陆的红色暗语接头。这两个约，每一个都可能是陷阱，每一个都可能让他再也回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