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在门框上敲了两下，里面的说话声立刻停了。
大约过了三四秒钟，张士超的声音才传出来：“进来。”
郑耀先推门进去。张士超坐在办公桌后面，桌面上摊着一份《中华日报》，旁边搁着半杯已经凉透的咖啡。徐秋影站在办公桌对面，一只手按在摊开的账本上，另一只手里捏着一支红铅笔。她今天穿了一件藏青色的旗袍，袖口和下摆都滚着素白色的边，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紧致的髻，整个人干净利落得像一把刚从刀鞘里抽出来的刀。
“郑组长。”徐秋影朝他微微点了一下头，语气不冷不热。
“徐科长。”郑耀先回了个点头，目光在她脸上只停了半秒就转向了张士超，“张副站长，我来汇报一下安全审核组那边的工作收尾情况。”
张士超把报纸往旁边推了推，脸上挂出一个恰到好处的笑容——既不过分热情也不显得冷淡，分寸拿捏得像是用尺子量过。“耀先兄，你来得正好。徐科长正在跟我说一件事，跟你们行动组有关。你也听听。”
郑耀先在靠墙的沙发上坐下，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支在盒盖上磕了磕，没有急着点。他的动作从容而随意，像一个刚刚结束了一场大活、正准备歇口气的行动组长。
“什么事？”
徐秋影把账本转过来，红铅笔的笔尖点在账本上的一行条目上。那条条目写得清清楚楚——十一月十七日，行动组领用7.63毫米手枪弹三百发，领用人赵简之，批准人郑耀先。
“郑组长，这三百发子弹是你在十一月十七日签批的。”徐秋影的声音平淡得像是在念一份天气预报，“根据行动组的任务记录，这批子弹用于十一月十九日对虹口日军宪兵队巡逻车的伏击行动。行动报告上写的是消耗一百七十二发，剩余一百二十八发在十一月二十日归还仓库。”
“没错。”郑耀先划燃火柴，把烟点上，吸了一口，“那次伏击是我带队的。打完以后简之清点了剩余弹药，当天晚上就送回仓库了。”
徐秋影没有接他的话，而是从账本下面抽出另一张纸。那是一张仓库入库单的存根联，纸质粗糙，上面印着红色的表格线。她在“经手人签字”那一栏上指了指——那个位置是空白的。
“入库单上没有人签字。仓库管理员老方说，十一月二十日当晚他值夜班，确实有人来还过一批物资，但不是子弹，是四副用过的绑腿和两盏损坏的煤油灯。他说没有人来还过子弹。”
办公室里的空气忽然变了一个质地。张士超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目光从杯沿上方越过，落在郑耀先脸上。那个目光里有探究，有审视，还有一种不易察觉的幸灾乐祸。
郑耀先没有看张士超。他的目光停留在徐秋影手里那张入库单上，像是在认真回忆什么细节。烟雾从他指间的香烟上升起来，在午后的光线里拉出一条笔直的灰白色线。
“老方记错了。”他把烟灰弹进茶几上的烟灰缸里，“十一月二十号晚上还子弹的不是简之，是行动组的刘大柱。那天晚上下了雨，简之在半路上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就先走了，让我安排刘大柱把子弹送回仓库。入库单上没签字，可能是老方和刘大柱交接的时候漏了。这种事在行动组不是第一次——仓库那边值夜班的人经常犯困，有时候物资还回去，他们随手往架子上一搁，第二天就忘了补签。”
这个解释在逻辑上是完整的。军统上海站的仓库管理确实不严谨，夜班管理员在值班室睡觉是公开的秘密，物资交接漏签也时有发生。郑耀先说的每一句话都找不出明显的破绽。
但徐秋影显然不是一个容易被逻辑说服的人。她没有反驳郑耀先，而是翻开账本的另一页，用红铅笔指向另一条记录。
“十二月三日，行动组又领了一批子弹。这次是两百发，领用人还是赵简之，批准人还是你。任务记录上写的是用于十二月五日在苏州河码头对76号情报处车辆的袭击行动。消耗一百四十三发，剩余五十七发于十二月六日归还。但同样的问题——入库单上没有人签字。”
她合上账本，抬起头来直视郑耀先的眼睛。她的眼睛很特别，颜色比一般人浅一些，像是泡过水的茶叶，看人的时候有一种不带任何情绪的专注。“两批子弹，一共四百四十三发，账面剩余一百八十五发应归还入库。但仓库的实际库存显示，这两批子弹的归还数量是零。郑组长，一百八十五发手枪弹不是个小数目。这些子弹现在在哪里？”
张士超把咖啡杯放回托盘里，瓷杯碰在瓷盘上发出一声清脆的轻响。他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叠在腹前，一副等待好戏登场的神情。
郑耀先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动作很慢，慢到烟蒂在缸底被碾了好几下才彻底熄灭。他抬起头，目光从徐秋影脸上扫过，最后落在张士超身上。
“张副站长，这件事我来跟徐科长单独沟通吧。子弹是我签批的，责任在我。如果仓库那边确实少了库存，我负责查清楚，给站里一个交代。”
张士超笑了笑，笑容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耀先兄言重了。一百多发子弹嘛，在敌后作战损耗大、统计难，谁也不会为了这点小事追究一个行动组组长的责任。不过嘛——”他拖长了尾音，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徐科长既然发现了账目上的窟窿，按规矩还是要补上。这是站里的制度，不是针对你个人。这样吧，给你三天时间，把子弹的去向理清楚，该补签的补签，该补报的补报。三天后给我和徐科长一份书面说明。”
“行。”郑耀先站起身，“三天就三天。”
他从张士超的办公室出来，沿着走廊往东走。经过茶水间的时候，他停下来倒了杯热水，端着杯子站在窗边，看着楼下九江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一辆黑色的福特轿车正从东往西开，车顶上落着几片梧桐叶，在风里打了几个旋又飘走了。
他在想徐秋影刚才说的每一句话。
徐秋影查的不是子弹——至少不只是子弹。一个档案科的科长，按职责只管文档账册，物资库存的盈亏不归她管。仓库里少了东西，第一个该查的是仓库管理员老方，然后是行动组的经手人刘大柱或赵简之，怎么轮也轮不到她一个管档案的人来追查。但她不仅查了，还查到张士超面前，等于把这件事从后勤条线捅到了站领导层面。
这说明两件事。第一，徐秋影在主动出击，她的目标不是子弹，而是子弹背后的人——也就是他郑耀先。第二，她选择在张士超面前摊开这件事，说明她很清楚张士超和郑耀先之间的微妙关系，她想借张士超的力来压郑耀先。
但她的动机是什么？
如果她是为了站里的规章制度秉公办事，完全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先跟行动组核实，核实不了再上报徐百川。她没有这么做，而是直接找到了毛人凤那条线上的张士超。这不像秉公办事，更像是在选边站队。
如果她是奉命行事——奉张士超的命，或者更上层毛人凤的命——那她的目的就不是查子弹，而是找茬。通过放大行动组的物资管理漏洞，给郑耀先制造麻烦，削弱他在上海站的地位和话语权。陆中虽然回了重庆，但毛人凤对郑耀先的怀疑和打压并没有停止。张士超作为毛人凤在上海站的代理人，需要不断积累对郑耀先不利的材料，为将来可能出现的正面冲突做准备。
但如果徐秋影的动机既不是秉公办事也不是奉命行事呢？如果她是自己在查什么东西呢？
郑耀先喝了一口热水，让滚烫的液体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他想起昨晚让赵简之约徐秋影吃饭的安排，现在看来那个安排的方向是对的——他需要搞清楚这个女人到底在做什么。
他在茶水间站了大约五分钟，然后端着杯子继续往东走。经过徐百川的办公室时，门开着，徐百川正趴在桌上写着什么。郑耀先在门口停了一步，犹豫了一秒，然后继续往前走，没有进去。
子弹的事他还不想惊动徐百川。不是因为信不过四哥，而是因为他还没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摸清楚。在没有完全掌握情况之前就把问题捅到站长那里，既显得他郑耀先处理不了手下的麻烦，也会让徐百川陷入两难——查吧，伤兄弟和气；不查吧，坏了站里规矩。徐百川是个讲义气的人，郑耀先不能让他为难。
他走到走廊尽头，推开行动组办公室的门。
赵简之正蹲在墙角擦枪，桌上摊着一块油布，上面拆了一堆零件——枪管、套筒、复进簧、击针，整整齐齐地排成一排。旁边还有几个弹匣，弹簧拆下来正在用通条捅里面的油泥。
“六哥。”赵简之抬头看了一眼，手上的活没停。他擦枪的手法很利索，手指在零件之间来回穿梭，显然已经做过几百遍了。
“门关上。”郑耀先说。
赵简之听出了他语气里的分量，把枪零件搁下，站起来去把门关上，顺手还把门上的插销也推上了。
“六哥，出什么事了？”
郑耀先在赵简之对面坐下，把刚才在张士超办公室里发生的事说了一遍。他说的过程中赵简之的脸色变了好几次——先是困惑，然后是愤怒，最后是紧张。
“刘大柱？”赵简之压低声音，“六哥，十一月那批子弹是我亲手交到仓库的，不是什么刘大柱。那天晚上没下雨，我也没有接到什么紧急电话。入库单的事我当时就发现了，老方那天喝多了酒在值班室睡觉，我把子弹箱子搁在仓库货架上，叫了他两声没叫醒，就想第二天补签。结果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后来也没想起来这茬。”
“我知道。”郑耀先的声音很平静，“张士超面前说的那些话，是先把事情压下来用的。现在这个房间里只有你和我，告诉我——那两批子弹到底还了多少？”
赵简之把桌上的手枪零件推到一边，在油布上擦了擦手上的枪油。他沉默了几秒钟，那张粗犷的脸上罕见地露出了纠结的神色。
“六哥，十一月那批一百二十八发都还了。但是十二月那批——”他咬了咬牙，“五十七发子弹我没还。”
“没还的子弹在哪里？”
“在我宿舍床底下。一个铁皮盒子里。”赵简之的声音闷闷的，“六哥，这批子弹不是我私吞的。我是准备给行动组的弟兄们做备用弹药。上个月咱们在闸北跟76号的人撞上，老周的枪打了一半就没子弹了，差点被吴世宝的人活捉。回来以后我就想，不能把所有的备用子弹都放在仓库里——哪天接到紧急任务，仓库那边一时半会提不出来，弟兄们就得拿着空枪上阵。”
郑耀先听完了赵简之的解释，没有发火。他从烟盒里又抽出一支烟，这次没急着点，而是用烟的一头在桌面上轻轻磕着，发出沉闷的嘟嘟声。
“简之，我信你。”他把烟叼在嘴里，划燃火柴，“但不是因为你说的话，而是因为我认识你这些年，知道你的为人。你贪财不好色，贪杯不误事，从来没在物资上动过一分一毫的手脚。这批子弹你留下来给弟兄们做备用，出发点是好的。”
赵简之松了一口气，肩膀刚刚往下塌了半寸，郑耀先的下一句话又让他的肩膀绷紧了。
“但你犯了一个错误——你没有跟我说。如果我知道你留了备用子弹，在张士超和徐秋影面前我就会用另一套说辞，而不是临时编一个刘大柱送子弹的故事。现在徐秋影已经查到了入库单的窟窿，她下一步就会查刘大柱。刘大柱在十一月二十号那天晚上到底在哪里？有没有不在场证明？如果有人去找刘大柱核实，他怎么回答？”
赵简之的脸色沉了下来。刘大柱是行动组的老队员，跟了他三年，嘴严手硬，是信得过的兄弟。但正因为他信得过，他在张士超面前才顺口用了刘大柱的名字。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徐秋影或者张士超的人去找刘大柱问十一月二十号晚上的事，而刘大柱说那晚他在家睡觉没去过仓库——那郑耀先在张士超面前说的就全成了假话。
一份关于子弹去向的假话也许不是大事，但郑耀先在安全甄别规程里亲手写的每一个字都在说一件事：对组织的欺骗行为本身就是最大的安全漏洞。一个亲手为帝国陆军情报机构设计了安全制度的人，如果在自己站里被证实说了谎——哪怕只是一个关于子弹的小谎——他在戴笠心中的信誉就会像一块被敲过的瓷器，表面上还是完整的样子，但拿起来对着光一看，裂纹全都在。
“简之，两件事。”郑耀先把烟点上，吸了一口，然后伸出两根手指，“第一，你马上去找刘大柱，把入库单的事跟他交代清楚。口径是这样的——十一月二十号晚上，刘大柱替你把子弹送回了仓库。到了仓库发现老方在睡觉，他就把子弹箱子搁在了货架上，因为他不识字不会填入库单，所以没有签字。这句话里有真有假，刘大柱确实不识字，这个细节是真的，所以经得起查。”
“第二。”他弹了弹烟灰，“把你床底下那五十七发子弹全部拿出来，今天下午送回仓库。不要一次性还，分三批。第一批二十发，你找老方当面点验入库，这次一定要让他签字。第二批二十发，让刘大柱去还，也签字。剩下的十七发，找一个平时跟行动组没有直接往来的人去还——最好是情报组或者机要室的人——让仓库那边觉得这批子弹是从不同渠道汇集回来的。这样入库单上会有三个不同的经手人签名，看上去像是确实有零散归还的情况，而不是一次性补窟窿。”
赵简之听得很认真，一边听一边用手指在油布上画着路线图。“六哥，为什么要分三批？”
“因为如果你一次性把五十七发全部还回去，入库单上的数字跟应还的数字正好对上，那就等于不打自招——这五十七发子弹之前确实没有入库。分三批还，数量有零有整，经手人各不相同，看起来就像是之前归还的时候因为交接混乱，有些子弹入了库没签字，现在陆续补回来。这不是在堵窟窿，是在把窟窿变成一笔正常的糊涂账。”
赵简之恍然大悟。他用力点了下头，抓起外套就要往外走，又被郑耀先叫住了。
“等一下。还有一件事，比子弹更重要。”
赵简之转过身来。
“昨晚你跟徐秋影约了吃饭，她答应了吗？”
“答应了。”赵简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今晚七点，法大马路红房子西餐厅。她说正好也想找我聊聊。”
“正好也想找你聊聊。”郑耀先重复了一遍这句话，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看来徐秋影想聊的，不止是子弹。”
赵简之挠了挠头：“六哥，今晚我跟她见了面，到底该聊到什么程度？你昨天给我的那四个点——反应速度、眼神飘忽、话题引导、追问动机——我都记住了。但说实话，我老赵不是干这种精细活的料。万一她聊到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接的话，我怎么办？”
郑耀先从烟盒里又抽出一支烟，但没有急着给赵简之答案。他把烟在指间转了两圈，然后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一个狭窄的天井，对面是另一栋楼的背面墙壁，墙上爬满了暗绿色的常春藤。午后的阳光只能照到天井的上半截，下半截常年不见光，砖缝里长着一层薄薄的青苔。
“徐秋影是个什么样的人？”郑耀先忽然问了一个看似不相关的问题。
赵简之想了想：“冷。对谁都不冷不热的。档案科那间屋子一年四季拉着窗帘，她坐在里面翻那些泛黄的卷宗，活像个守着墓地的老姑婆。站里的老人说，从来没见过她笑。但也有人说，她笑起来挺好看的。”
“她对谁笑过？”
“这我就不知道了。”赵简之挠了挠头，“反正我没见过。六哥，你问这个干嘛？”
“一个人在什么时候会笑？”郑耀先转过身来，“一个从来不笑的人，如果对某个人笑了，说明这个人在她心里跟别人不一样。反过来也一样——徐秋影对所有人都保持距离，说明她不信任任何人。一个不信任任何人的人，在军统上海站档案科科长的位置上坐了两年，经手了所有人的秘密，却从来没出过事——你觉得她靠的是什么？”
赵简之被问住了，想了半天才挤出一句：“靠的是...不站队？”
“恰恰相反。她不站任何人的队，就是最大的站队——她站的，是戴老板的队。”郑耀先把烟点上，烟雾在午后的光影里拉出一缕淡蓝，“徐秋影的档案在1940年之前是空白，戴老板亲自过问过她的档案，说没有问题。你想想，什么人能让戴老板亲自看档案？一个普通的档案科科长，档案却有一年的空白，戴老板不但不追查，反而亲自替她背书——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徐秋影的身份，不是我们能问的。”
赵简之瞪大了眼睛：“六哥，你的意思是——她是戴老板的人？直接向戴老板汇报的那种？”
“不一定直接汇报。但她一定有一条直达重庆的渠道。这条渠道不用经过上海站，甚至不用经过局本部的情报处。”郑耀先弹了弹烟灰，“她在上海站这两年，表面上是管档案，实际上是在替戴老板盯着上海站的每一个人。四哥的、我的、张士超的、你的——所有人的档案她都看过，所有人的秘密她都掌握。她平时不显山不露水，但一旦有人出了格，她的报告就会直接出现在戴老板的桌上。”
赵简之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想起自己这些年跟徐秋影打过的所有交道——每次都是公事公办，每次都是冷冰冰的几句话，每次她都用那双浅色的眼睛看着他，像是在看一页已经翻完了的档案。他以前以为那是她的性格使然，现在才知道，那是一个监视者的目光。
“那我今晚还跟她吃什么饭？”赵简之有些烦躁地把外套往椅子上一摔，“六哥，你说她的身份这么特殊，我坐在她面前，连筷子都不知道该往哪边摆。”
“正因为她的身份特殊，你才要去。”郑耀先在赵简之对面坐下，声音放得很平，“徐秋影主动约你吃饭，不是为了跟你拉家常。她手里一定有东西，而她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把这些东西亮给你——或者通过你亮给我——说明她有自己的盘算。也许是戴老板那边有了新的指示，也许是她在上海站发现了什么需要行动组配合的事。不管是什么，这顿饭你必须去吃，而且要认真吃。”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子，翻到空白页，用铅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字，然后撕下来递给赵简之。
赵简之接过来一看，纸上写着三行字：
“她说，你就听。多听少说。
她问，你就答。答七分留三分。
她不说，你也不问。沉默是今晚最好的武器。”
赵简之把纸条看了一遍，折好放进口袋里。“六哥，那子弹的事她要是问起来呢？”
“子弹的事，不要主动提。如果她问——你就把刚才我编的那套说法用上。刘大柱送子弹，老方值夜班睡着了，入库单漏签。记住，不要说太多细节。谎言最容易从细节里露出马脚，所以你的回答要模糊、要简短、要带着一种‘这种小事你也值得问’的不耐烦。越是做出不在乎的样子，她越不会深究。”
赵简之点了点头，把这三条又默念了一遍，然后穿上外套推门出去了。
郑耀先一个人坐在行动组办公室里，把赵简之拆开的那堆枪零件一个一个地装回去。他的手很稳，每一个零件都准确地落在它应该在的位置——复进簧入槽，套筒上轨，击针归位，弹匣卡榫扣紧。三十秒后，一支完整的勃朗宁手枪重新出现在油布上，像是从来没有被拆开过一样。他从桌上捡起一个弹匣推进握把，拉了一下套筒，空仓挂机“咔哒”一声卡住。然后他按下空仓挂机释放钮，套筒复位，击锤落下，发出一声沉闷的金属撞击。
手枪被他装进了腋下的枪套里。他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西装的前襟，确保枪套的轮廓不会印在衣料上。
下午三点，宋孝安回来了。
他带回了关于法租界巡捕吉拉尔的最新情报。他去了法大马路那家酒吧，找到了吉拉尔的那个相好——一个叫玛丽的法国女人。玛丽三十出头，金发碧眼，在酒吧做女招待兼卖唱，每天晚上唱三首法国香颂，赚的钱不够她买一双好丝袜。但她手上戴着一块瑞士梅花表，脖子上挂着一条珍珠项链，在酒吧昏黄的灯光下也能看出是真货。
“吉拉尔的工资养不起这块表和这条项链。”宋孝安坐在郑耀先对面，掏出一张折叠的纸条，“我让情报组的人查了玛丽的银行账户——她在法商汇理银行有一个私人户头，过去半年里一共存入了四千法币。存钱的时间很有规律，每个月的五号，准时存入六百到八百不等。存钱人是吉拉尔本人，柜台的存款单上有他的签名。”
“巡捕的月薪是多少？”
“法租界巡捕房的华捕月薪大概在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法币之间。吉拉尔是法国人，薪水高一些，但也不会超过三百。他每个月在玛丽身上花六百到八百，相当于他月薪的两到三倍——还不算他自己的日常开销。”宋孝安把纸条推过来，“六哥，这笔钱的来源只有一个解释。”
“有人用钱养着吉拉尔。”郑耀先拿起纸条看了一眼上面的数字，“每个月固定存入，金额在六百到八百之间波动。这个波动幅度不大，说明给钱的人不是按单次任务结算，而是长期包养。他在法租界巡捕房的位置对谁最有价值？”
宋孝安推了推眼镜：“吉拉尔负责的片区正好覆盖了荣记巷和咱们商行所在的这一片。他的职责包括夜间巡逻、盘查可疑人员和登记外来人口。如果有人想长期监视这一带而不被巡捕房干扰，买通吉拉尔是最直接的办法。而且吉拉尔在巡捕房干了十五年，对法租界的每一条弄堂、每一个门牌号都了如指掌，他本身就是一个活地图。买通他，等于买通了这一整片区域的眼睛。”
“能查出给钱的人是谁吗？”
宋孝安摇了摇头：“存款单上只写存钱人的名字，不会写钱的来源。吉拉尔本人不会主动交代——一旦承认了，他的饭碗就砸了，可能还要吃牢饭。”
“那就让他自己把钱吐出来。”郑耀先从桌上拿起一份空白的行动报告表格，翻到背面，用铅笔在上面画了一张简图——法大马路酒吧的位置、吉拉尔巡逻路线的起止点、玛丽租住的公寓地址。他在三个地点之间画了两条连线，交叉在一个点上面。“吉拉尔每个月的五号存钱，说明他在月初拿到钱。那给钱的人一定是在月底或月初跟他接头。接头的地点不会在巡捕房，也不会在玛丽的公寓——这两个地方都有其他人的眼睛。最可能的地点是在他夜间巡逻的路上，找个没人的巷子，一两分钟就能完成交接。”
宋孝安盯着那张简图看了一会儿，忽然说：“六哥，你画的这个交叉点，跟昨晚荣记粥铺老荣头说的那个戴鸭舌帽的人出现的位置很近。都在这一片。”
郑耀先低头看了看自己画的地图，那个交叉点恰好就在荣记巷北口往西大约五十米的地方，一栋废弃的货栈后面。那里白天没什么人，晚上更是漆黑一片，是个交接情报或现金的好地方。
“今晚赵简之去跟徐秋影吃饭。你跟我去这个地方蹲一晚。”郑耀先在交叉点上画了一个圈，“吉拉尔昨晚值了夜班，按巡捕房的排班规律，他今晚应该是休息。但我们在酒吧那边安排一个眼线，如果吉拉尔出现在酒吧，说明他今晚确实没事。如果他不去酒吧，那就说明他有别的事——比如，见一个不该见的人。”
宋孝安点头答应。他看了看表，时针指向下午四点。“六哥，还有一件事。关于你说的那个眉骨上有疤的人。”
“有线索了？”
“不算线索，算一条死胡同。”宋孝安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左边眉骨上确实有一道大约两厘米的疤痕。但照片背面盖着一个蓝色的章——“死亡注销”。“这个人叫马德胜，以前是76号行动队的，去年十月在闸北跟咱们的人交火时被打死了。尸体是徐百川亲自确认的，错不了。老孙头看到的那个眉骨有疤的人，不是马德胜。”
郑耀先接过照片仔细看了看。马德胜眉骨上的那道疤又粗又深，像是被钝器砸出来的，边缘不规整。这种疤痕的辨识度很高，修鞋老孙头的视力没问题的话，不会看错。所以那个在巷口转悠的人，确实不是76号的马德胜。
但也可能是另一个眉骨上有疤的人。上海滩几百万人口，脸上带疤的人数不胜数，但能让人专门记住、并且出现在敏感地段的人，绝不会是普通路人。
“马德胜这条线先放着。今晚的重点是吉拉尔。”郑耀先把照片还给宋孝安，“你安排一个兄弟去酒吧蹲守，找脸生的人，不要用情报组的熟面孔。吉拉尔在巡捕房干了十五年，对法租界的熟面孔都门儿清。”
宋孝安应了一声，转身出去安排了。
郑耀先在办公室里又坐了一会儿。他从抽屉里拿出那枚装着电报稿的铜钮扣，在指间翻来覆去地转着。这份关于日军情报安全制度的加密电报稿今晚就要发出去，发报地点安排在了法租界霞飞路上一家白俄人开的电料行后院。那家电料行的老板是个白俄流亡者，跟军统有一份默契——他的电料行后院有一部电台，军统的人偶尔会去借用，每次用完给他二十块大洋。这不是军统的常规发报点，而是宋孝安在两年前发展的一条备用电台线，除了郑耀先、宋孝安和那个白俄老板，没有第四个人知道。
发报员是军统上海站的通讯组长林育之，一个学无线电出身的广东人，手指修长，发报速度极快，一分钟能拍出一百二十个码。但今晚的发报，郑耀先不打算让林育之来拍。
他决定自己拍。
不是因为信不过林育之——林育之是通讯组的人，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忠诚度也经过了多次考验。但这份电报稿的内容涉及日军情报安全制度的全面分析，其中的细节如果被通讯组的人看到，就等于在上海站内部又多了一个知道郑耀先“对日军情报系统了如指掌”的人。每多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就多一分暴露的风险。
郑耀先会发报。他在特高课的通讯培训中学过标准的日式发报手法，每分钟可以稳定拍发八十个码，够用但不快。白俄电料行的电台是一部德国造的德律风根短波机，功率足够覆盖到重庆。他需要做的只是在约定的时间到达约定的地点，用约定的频率把电报发出去。
傍晚六点半，郑耀先离开商行，坐了一辆黄包车去霞飞路。临行前，他在西装内袋里多放了一把备用手枪——一支德国造的瓦尔特ppK，体积比勃朗宁小一圈，但精度更高，近距离射击的散布不超过五厘米。今晚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发电报、蹲守吉拉尔、等赵简之从徐秋影那边带回来的消息。在多重任务交织的夜晚，多一把枪比少一把枪要好。
黄包车在霞飞路上停下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郑耀先付了车钱，沿着人行道走了大约一百米，拐进了一条窄巷子。电料行的后门就在巷子深处，门上没挂牌子，只有一个褪了色的门牌号码。
他用三长两短的节奏敲了门。半分钟后，门从里面打开了一条缝，门缝里露出一张苍白瘦削的脸和一头乱蓬蓬的白发。白俄老板用带着浓重斯拉夫口音的英语说了句“请进”，然后把门拉开刚好够一个人侧身通过的宽度。
后院是一间堆满了电子管和线圈的工作间，空气中弥漫着松香和焊锡的气味。角落里用帆布盖着一部电台，帆布揭开来，露出发亮的黑色机箱和黄铜旋钮。郑耀先检查了电台的电源线和天线接头，确认一切正常，然后坐在电台前，戴上耳机，把频率调到约定的波长。他从铜钮扣里取出那张油纸电报稿，摊开在桌上，用一支小铅笔在稿纸上标注了每一段之间的拍发间隔。
他的手指按在电键上，开始发报。
滴答滴答的声音在后院的空间里回荡，白俄老板已经退到了前店后门的位置，背对着工作间抽烟。这是他们之间的规矩——发报的时候，他从不靠近。
一千九百八十二字的电报稿，郑耀先用了将近四十分钟才发完。中间因为手法不够熟练，有两个地方重复拍了一次。发完最后一个字符后，他摘下耳机，把油纸稿折回铜钮扣里，用桌上的酒精棉球擦了擦电键上的手指印，又把电台恢复到原来的位置，重新盖上帆布。
他从后院出来的时候，白俄老板递给他一杯热茶。他接过茶杯，没喝，道了声谢就从后门离开了。
晚八点，郑耀先回到商行，换了一身深色的便衣，把勃朗宁和瓦尔特都检查了一遍弹药，然后和宋孝安一起出了门。两人一前一后，沿着事先踩好的路线摸到了荣记巷北口那栋废弃货栈的后面。
货栈已经废弃了三年，大门用铁链锁着，但侧墙有一扇窗户的玻璃早就碎了，木窗框也朽了一半。郑耀先和宋孝安从窗户翻进去，落脚的地方堆着一些霉烂的麻袋，踩上去软绵绵的。货栈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几根粗大的木柱子撑着房梁，月光从破了洞的屋顶上漏下来，在地面上画出一块块不规则的亮斑。
两人选了一个靠墙角的位置，这里可以看到窗外巷子里的动静，同时也能从另一边的窗户观察到货栈大门口的情况。郑耀先靠墙坐下，把瓦尔特ppK从枪套里抽出来，放在膝盖上。宋孝安蹲在他旁边，手里握着一把军用匕首，刀身涂了黑漆，不会反光。
等了大约四十分钟，巷子里没有任何动静。偶尔有一只野猫从墙头上走过，爪子在青苔上留下细碎的声响。远处传来巡捕换岗的哨声，尖锐而短促，像是有人在黑暗里吹了一下哨子然后又立刻捂住了。
“六哥，”宋孝安压低声音，“吉拉尔今晚会不会不来？”
“耐心等。”郑耀先的声音更轻，像是只动了嘴唇没动声带，“他每个月的五号存钱，现在是月中，不一定会在今晚交接。但那个眉骨上有疤的人在附近出没过两次，他不会无缘无故来这一带。如果他是来见吉拉尔的，那他们见面的频率可能会比我们预想的更密。”
话音刚落，巷子的另一头传来脚步声。
脚步声很轻，鞋底和青石路面接触的节奏很慢——不是巡捕那种有规律的巡逻步，也不是路人那种匆匆赶路的步。这个脚步声停顿了两次，每次停顿大约三到四秒，像是在听周围的动静。
郑耀先把瓦尔特握紧，右手拇指按在保险上，做好了随时推开保险的准备。宋孝安已经屏住了呼吸，他的身体贴在墙壁上，像是融进了墙体的阴影里。
脚步声越来越近，已经走到了货栈窗外大约五六米的地方。郑耀先从墙角的一个缝隙里往外看，看到一个男人的轮廓——中等身材，穿着深色衣服，头上戴着一顶帽子，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
那个人在货栈门口停了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什么东西——应该是一支烟和一盒火柴。火柴划燃的瞬间，橘色的火光照亮了他的脸。
郑耀先看到了他的左眉骨。
一道大约两厘米长的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