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川带着报告离开商行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法租界的梧桐树在晨风里抖落叶片上的露水，滴在青石路面上，洇出一个个深色的小圆点。郑耀先站在二楼窗边，看着唐川的身影拐过街角，消失在一家刚开门的面包房后面。他没有立刻离开窗边，而是继续站了一会儿——这是他的习惯，每次送走重要文件之后，都会在原地停留三到五分钟，用眼睛和耳朵确认周围没有任何异常。
街对面那家五金店的伙计正在卸门板，动作麻利，嘴里哼着评弹小调。左边弄堂口有个老太太在生煤球炉，扇子扇出来的青烟顺着墙面往上爬。再远一点，一个穿灰布长衫的男人靠在电线杆上看报纸，报纸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头顶一顶旧礼帽。郑耀先的目光在那个人身上停了两秒——这个位置昨天早上没有人，前天早上也没有。他把这个细节存进脑子里，然后转身离开了窗边。
赵简之还在椅子上打鼾，仰着头张着嘴，一只手搭在腰间匕首的皮鞘上，即使在睡梦中也保持着随时能拔刀的姿态。宋孝安趴在桌上睡着了，眼镜摘下来放在手边，脸下压着那份没看完的频率监测报告。煤油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自己熄了，灯罩上凝着一层灰白色的油烟。
郑耀先没叫醒他们。他从柜子里拿出一条薄毯盖在宋孝安身上，又把赵简之搭在椅背上的外套往上拉了拉。然后他轻手轻脚地下了楼，从商行后门出去，沿着一条窄巷子往西走。
巷子尽头是一家叫“荣记”的粥铺，铺面不大，只摆得下四张方桌。老板姓荣，五十多岁，驼背，一只眼睛有白翳，说话慢吞吞的。郑耀先偶尔会来这家店吃早饭，不是因为粥熬得好，而是因为这家店的位置——它坐落在三条弄堂的交汇口，前后各有一个出口，视野能覆盖到所有接近的路线。这是情报人员的职业病，选座位先选退路。
他要了一碗白粥、一碟咸菜和一个咸鸭蛋，在靠墙角的桌子坐下。粥端上来的时候烫嘴，他用勺子一圈一圈地搅着，慢慢地吹。咸鸭蛋的蛋黄流着红油，他用筷子挑了一点抹在粥面上，看着红色的油花在白色的米汤里散开。
脑子里还在转昨晚那份报告的事。
那份报告交上去之后，戴笠一定会拿到全国外站安全工作会议上讨论。军统在全国有三十多个外站，从北平到广州，从武汉到兰州，每个站的站长都是手里有枪、手下有人的一方诸侯。这些人对局本部的态度历来是听调不听宣——你要钱要人要物资可以，你要查我的账、审我的人、插手我的地盘，那就另当别论了。
戴笠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他在军统内部推行过好几次整肃，每一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查到一定程度就收手，不是查不下去，是不能查下去。军统的战斗力是靠这些外站在敌后一线撑着的，把外站站长全得罪光了，谁来干活？所以戴笠需要一份能既加强内部控制、又不引起大规模反弹的制度方案。郑耀先那份报告里写的“效率与安全的矛盾”、“集中化与自主性的矛盾”、“制度化怀疑与组织凝聚力的矛盾”，每一个字都戳在戴笠的心坎上。
但问题是，军统内部不止戴笠一个人在看这份报告。
毛人凤也会看。
毛人凤现在是军统局主任秘书，名义上是戴笠的副手，实际上这些年在局本部经营了一套自己的人马。从人事处的副处长到机要室的一秘二秘，从总务科的采购组长到各地外站的副站长，毛人凤的人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进了军统的每一个关节。他不动声色地养了这么一张网，等的就是一个时机——一个能把戴笠架空、或者至少能与戴笠分庭抗礼的时机。
郑耀先很清楚，自己那份报告在戴笠眼里是一件工具，在毛人凤眼里则是另一件工具。戴笠要用它整顿外站，毛人凤就能用它对付戴笠——你戴老板推行的内部审查制度，如果查出来问题最大的不是你自己的亲信，而是我毛人凤的人，那是不是说明你戴老板用人有问题？如果查来查去，问题都出在毛人凤的人身上，毛人凤又可以反过来咬一口——这是戴笠借安全审查之名清洗异己。
所以这份报告一交上去，郑耀先就等于在军统的权力棋盘上同时动了戴笠和毛人凤两边的棋子。他写的每一个字都可能被两派人马拿去当武器使，而他作为执笔人，无论哪边占了上风，他都会被推到风口浪尖上。
这正是戴笠想要的效果。
戴笠把写报告的任务交给郑耀先，不是因为他找不到别人写——局本部情报处那些喝过洋墨水的参谋随便拎一个出来都能写。戴笠要的就是让郑耀先来写，因为郑耀先是他的“老六”，是他安插在上海的一把刀。这把刀不仅在对付鬼子和汉奸的时候好使，在军统内部的权力博弈中同样好使。郑耀先的名字出现在报告的执笔人位置上，就等于向所有人宣告——这是戴老板的人定的规矩。
郑耀先把最后一口粥喝完，筷子搁在碗沿上。咸鸭蛋还剩半个蛋黄，他用筷子夹起来放进嘴里，慢慢地嚼。咸蛋黄的油脂在舌尖化开，带着一股沙沙的口感。
他从粥铺出来，沿着原来的巷子往回走。走到巷子中段的时候，他忽然停下了脚步。
地面上有一小片碎玻璃，是从旁边一扇破窗户上掉下来的。昨天下午他走这条路的时候还没有这片碎玻璃。碎玻璃本身说明不了什么，但郑耀先注意到了另一个细节——碎玻璃旁边有一小截烟蒂，烟蒂的过滤嘴那头朝上，烟灰还保持着圆柱形，没有被风吹散。这说明抽烟的人离开的时间很短，可能就在他进粥铺之后。
他蹲下身，假装系鞋带，用眼角的余光扫了扫周围。巷子里空无一人，只有远处主街上传来黄包车的铃声。他把那截烟蒂捡起来翻了个面——烟身上印着“樱花”两个字，是日本货。
法租界抽日本烟的人不多。法国人抽自己的高卢烟，中国人抽老刀牌或者三炮台，只有日本人或者在日伪机构里做事的人才会抽这种樱花牌卷烟。而这条巷子不在特高课的日常巡逻路线上，也不是76号的人惯常活动的地段。
郑耀先站起来，把烟蒂在指间碾碎，碎末从指缝里漏下去。他不紧不慢地继续往前走，脚步没有变化，但右手已经解开了西装前襟的扣子，里面的枪套带子上别着一把勃朗宁m1910。
他没有直接回商行，而是绕了一个大圈子。从巷子穿出去到霞飞路，沿霞飞路往东走两百米，拐进国泰大戏院旁边的岔路，再从岔路绕回法租界菜市场后面的居民区。这一圈绕下来要二十分钟，但足以让任何跟在后面的人暴露出自己的行踪。他在菜市场门口的鱼摊前停了一会儿，借着摊位上挂着的镜子反光观察身后——没有人。
回到商行的时候，赵简之和宋孝安已经醒了。赵简之蹲在二楼楼梯口用毛巾擦脸，水珠子顺着脖子往下淌。宋孝安坐在桌前重新戴好眼镜，正把昨晚那张频率监测报告折起来收进文件夹里。
“六哥，你去哪了？”赵简之抬头问。
“吃早饭。”郑耀先脱下外套挂在门后的衣钩上，“巷子后面那家荣记。”
宋孝安的动作顿了一下。他注意到了郑耀先说话时的语气——太平静了，平静得不像是在说一碗粥和一碟咸菜。“六哥，有事？”
郑耀先从口袋里摸出那张记着地址的纸条，是昨天给唐川看过的南通交通站的地址。他把纸条放在桌上，却没有展开。“我早上在巷子里发现了一截烟蒂，樱花牌的。有人在那条巷子里等过我，或者跟踪过我。”
赵简之手里的毛巾掉进了脸盆里，溅出一片水花。他腾地站起来，脸上的水都没擦干，手已经按上了腰间的匕首：“人呢？”
“我没看到人。烟蒂还很新，人应该在我进粥铺之后离开的。”郑耀先在椅子上坐下，给自己倒了杯凉茶，“但问题不是那个人是谁——问题是，他怎么知道我会在那个时间走那条巷子？”
二楼的空气骤然绷紧了。宋孝安摘下刚戴好的眼镜，用衣角慢慢擦着镜片，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赵简之握紧匕首柄，指关节发白，但没再说话——他知道六哥问的这个问题才是关键。
郑耀先去荣记粥铺吃早饭这件事不是预先安排的。他是临时起意去的，走之前甚至没跟赵简之和宋孝安说。如果有人能提前在巷子里等他，只有两种可能：要么那个人一直在商行附近盯着，看到他出门就提前绕到巷子里去等；要么有人知道他的生活习惯，知道他偶尔会去荣记，所以在那条必经之路上守着。
第一种情况说明商行已经被盯上了。第二种情况更糟糕——说明自己人里面有漏洞。
“简之，你去查一件事。”郑耀先放下茶杯，“从今天早上往回倒三天，荣记粥铺那条巷子周围有没有出现过陌生人。问问巷子里的住户，问问粥铺老板，问问巷口修鞋的老头。记住，不要直接问，找由头——你说你有个亲戚在附近走丢了，拿照片给人看。照片用唐川的，反正他去了南通，这几天不会在上海露面。”
赵简之点了点头，抓起外套就往外走。他走到楼梯口又回过头来：“六哥，你刚才说你没看到那个人——你觉得他是冲着你来的，还是冲着咱们商行来的？”
“如果是冲着商行来的，他不会只在巷子里留一截烟蒂。”郑耀先的声音很冷静，“他会在商行对面找个位置，盯着咱们的人员进出。那条巷子是去粥铺的必经之路，但不在商行的直接视野范围内。选那个位置等，说明他知道我会一个人走那条路。所以这个人要么了解我的习惯，要么接到了针对我个人的指令。”
宋孝安把眼镜重新戴上，镜片后面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六哥，了解你习惯的人，无非就是咱们站里这些人。徐百川、张士超、徐秋影，还有行动组和情报组的几个老人。范围不大。”
“先把情况摸清楚再说。”郑耀先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上海本埠地图摊开在桌上，用红铅笔在荣记粥铺的位置画了个圈，又沿着他今天早上绕的路线画了一条曲折的红线，“孝安，你今天去一趟档案科，把最近一周法租界巡捕房的巡逻日志调出来。不是要看他们写了什么，是要看有没有哪天的日志被人为抽走过或者涂改过。如果有人盯上了商行，法租界的安南巡捕那边可能会留下痕迹——要么是有人提前买通了巡捕，要么是有人冒充巡捕在附近出没。”
宋孝安点头应下，又问：“六哥，要不要通知四哥？”
四哥就是徐百川，军统上海站站长。郑耀先沉吟了片刻，摇了摇头：“暂时不要。如果只是一般的跟踪，我们自己处理就够了，没必要惊动站里。如果是冲着我个人来的——”他顿了一下，“那就更不能让四哥卷进来了。”
宋孝安明白了他的意思。如果是针对郑耀先个人的行动，背后的主使者多半不是鬼子就是76号。但还有一种可能——军统内部的人。陆中虽然回了重庆，但他留在上海的眼线还在；毛人凤那条线上的人，比如张士超，一直和郑耀先面和心不和。如果这次的跟踪是来自军统内部，那把徐百川扯进来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徐百川是戴笠的人，他和郑耀先是过命的交情，但正因如此，他如果为了保郑耀先和毛人凤的人正面冲突起来，等于把戴笠和毛人凤的矛盾公开化了。在军统的权力格局中，公开站队的后果往往比暗中的对手更危险。
宋孝安走后，商行二楼就剩郑耀先一个人。他把桌上的地图收起来，然后从柜子里取出昨晚写报告用的草稿。草稿上有很多修改痕迹，有些段落被他用红笔划掉了，有些字句旁边打了问号。他用火柴把这些草稿一张一张地点燃，扔进炭盆里，看着火苗从纸边往上爬，把那些可能暴露他真实想法的文字一个一个地烧成灰。
烧到最后一张的时候，他的手停了一下。那张稿纸的背面有一段被他划掉的话，是他写到凌晨三点时写下又删掉的。那段话的内容是：“安全甄别制度一旦在军统内部推行，各外站将被迫将大量资源从对日情报工作转向内部互相防范。从抗战大局而言，这一制度对日军情报机构造成的损失远不如其对军统自身战斗力造成的损耗。”
他写这段话的时候脑子已经有些迷糊了，半夜三点正是人意志力最薄弱的时候，那个潜伏在心底的“风筝”不小心冒了一下头。好在他及时收住了笔，用红笔把整段话涂掉了。现在他把这张稿纸单独挑出来，没有扔进炭盆，而是用指甲把它撕成了极细的碎片，碎片小到连一个字的一角都拼不出来。然后他把这些碎片分成了三份，一份倒进了炭盆的灰堆里，一份包在废纸团里准备带出去扔掉，最后一份——最小的那一份——被他塞进了嘴里，就着一口凉茶吞了下去。
做完这些，他坐回桌前，开始拟那份发往重庆的加密电报稿。
电报稿要控制在两千字以内，这意味着他必须把昨晚写的一万两千字报告浓缩成精华。他用钢笔在草稿纸上写下电报稿的标题——《日军情报安全制度分析核心要点》，然后列出四个小标题：制度架构、执行漏洞、移植风险和改良建议。
写电报稿和写报告是不同的功夫。报告可以展开论述，可以引经据典，可以用案例佐证。但电报每一个字都要算着发报时间，多一个不必要的形容词，就多一份被鬼子无线电侦测车定位的风险。所以他写得很慢，每一个词都在脑子里过了好几遍，确保既要传达完整的意思，又要尽可能地精简。
用了将近两个小时，他才把电报稿定下来。正文一千九百八十二字，加上报头和加密标记，正好控制在安全发报的时限内。他把电报稿誊抄在一张薄得几乎透明的油纸上，折成指甲盖大小，塞进一个挖空了内芯的铜钮扣里。
铜钮扣是他自己做的，外表和普通的中山装钮扣一模一样，但中间有一个小暗格，刚好能塞进一张折好的油纸。钮扣边上有一道极细的螺纹，用针尖顶着逆时针拧两圈就能打开。这个设计是他从特高课的一本技术手册上学来的——鬼子情报人员用这种钮扣在上海传递微缩胶卷，他在安全甄别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技术细节，回头就给自己也做了一套。
赵简之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他满头大汗，外套搭在胳膊上，衬衫后背湿了一大片。他一进门就把桌上剩下的半壶凉茶端起来灌了个干净，然后用手背抹了抹嘴，拉过椅子坐到郑耀先对面。
“六哥，查到了些东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歪歪扭扭记着几行字，“荣记粥铺的荣老板说，今天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有个戴灰色鸭舌帽的人在巷子里站了大概半个钟头。荣老板五点半起来熬粥，从厨房后窗看到巷子里有个人影，还以为是捡破烂的。但那个人穿得挺干净，不像捡破烂的，荣老板就多看了一眼——那人抽着烟，烟头在黑暗里一亮一亮的。后来天蒙蒙亮的时候人就不见了。”
“时间对得上。”郑耀先点了点头，“我六点十分左右出门，那个人应该是在我离开商行之前就已经在巷子里等着了。”
“还不止。”赵简之把纸翻过来，背面还记着一些东西，“巷口修鞋的老孙头说，昨天下午也有个人在巷口转悠，也是戴鸭舌帽，但不是灰色的是深蓝色的。老孙头说他记得这个人，因为那人蹲在他鞋摊旁边假装看鞋，但他脚上穿的是一双九成新的日本军靴——穿军靴的人怎么可能找街边鞋摊修鞋？老孙头觉得奇怪就多看了两眼，那个人的左边眉骨上有一道疤，大概两厘米长。”
郑耀先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眉骨上有疤，这个特征太具体了。他在脑子里快速过滤了一遍自己掌握的所有敌方人员的体貌特征——特高课行动队的、76号情报处的、宪兵队的、甚至关东军情报课在上海的残余人员。但没有一个能对上号。
“不是鬼子的人。”他说，“至少不是特高课本部和76号的。这两边的人我都熟，有疤的不少，但左眉骨两厘米长的疤——这个特征如果出现在特高课或76号的在编人员身上，我在安全甄别的档案里一定见过。”
赵简之挠了挠下巴：“那会是谁的人？中统的？”
“李政手下的人我也都摸过底。中统潜伏站在上海的编制一共十二个人，老孙头描述的那个特征不在他们的档案里。”郑耀先站起身，走到墙边那面贴满了人物关系图的木板前。这张图是他自己画的，用不同颜色的线标注了上海滩上各方势力的关联。红色是日军和特高课，蓝色是76号，黄色是军统，绿色是中统，黑色是身份不明的疑似情报人员。
他在黑色区域里找了一会儿，摇了摇头，又把目光投向了黄色的军统区域。
“简之，你记不记得，陆中在上海的时候身边有没有一个眉骨上有疤的人？”
赵简之一愣，皱着眉头想了想：“陆中在上海的时候，住的是法租界愚园路的安全屋，平时进出都有人跟着。他带的两个人，一个是机要员姓马，脸上没有疤；另一个是行动组调过去的护卫，姓曹，右边太阳穴有一块胎记，但不在眉骨上。这两个人我都没见过有眉骨上的疤。”
“陆中走后，他留了几个眼线在上海？”
“这个...”赵简之有点犹豫，“六哥，陆中走之前确实跟张士超单独见过一面，谈了什么没人知道。如果要留眼线，张士超是最有可能知道的人。”
张士超。军统上海站副站长，毛人凤的人。他和郑耀先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微妙——表面上张士超对郑耀先客客气气，该配合的工作也配合，但所有人都能感觉到那种客气下面的疏远和提防。郑耀先是戴笠的亲信，张士超是毛人凤的棋子，这个格局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只是军统的规矩摆在那里，上下尊卑、内外有别，张士超再怎么想搞郑耀先，明面上也得维持团结。
但现在，如果有人正在暗地里盯着郑耀先的行踪，而且这个人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76号的，那最大的可能性就指向了军统内部——指向了毛人凤那条线。
“简之，这件事先别声张。”郑耀先坐回椅子上，手指在桌面上有节奏地敲着，发出沉闷的笃笃声，“明天我去一趟站里，跟张士超碰个面。不是为了问他这件事，而是让他有机会把这件事亮给我看。”
赵简之没太听懂：“六哥，什么意思？”
“如果盯我的人是张士超安排的，那他一定有目的。要么是想抓我的把柄，要么是想掌握我的活动规律。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他都需要知道我是否察觉了。如果我一直装作没察觉，他就会以为自己藏得很好，继续留人盯我。如果他发现我已经察觉了，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撤人，要么换人。”郑耀先的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那是一个几乎没有温度的笑意，“明天我去站里，如果张士超对我的态度有任何不正常的热情或者不正常的冷淡，都能侧面印证我的判断。”
赵简之恍然大悟，然后咧开嘴露出一个粗犷的笑容：“六哥，跟你们这些玩心眼的人打交道，真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所以你们跟着我，只能是我的人，不能是别人的棋子。”郑耀先的语气忽然变得很认真，“简之，今天查到的事，除了孝安之外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唐川回来之后。唐川刚从南通回来，很多事情还没对上面，我不希望他被卷进来。”
赵简之正色道：“六哥放心，我的嘴严实着呢。”
宋孝安下午四点才回来。他带回了法租界巡捕房最近十天的巡逻日志复印件。这些复印件是档案科的一个办事员偷偷帮他印的，那个办事员是徐秋影的人，而徐秋影是上海站档案科的科长，一个在军统内部身份成谜但能力极强的女人。
徐秋影在军统上海站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她不是行动人员，不参与任何外勤任务；她也不是情报分析员，不参与情报研判。她管的是一堆档案——人事档案、行动记录、经费账目、物资清单。这些东西看起来枯燥乏味，但郑耀先很清楚，谁掌握了档案，谁就掌握了所有人的底细。徐秋影手里的档案柜里锁着的，是整个上海站每一个人的秘密。
而徐秋影本人的秘密，也锁在某个人的档案柜里。郑耀先曾试图查阅她的背景档案，发现她的档案从1940年之前是一片空白——没有出身记录，没有人事调动，没有推荐人。她像是1940年某一天忽然出现在军统上海站的，一出现就接手了档案科，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戴笠对这件事的态度也值得玩味——有人曾在例会上提过徐秋影的档案不全，戴笠当场回了一句：“徐秋影的档案我亲自看过，没有问题。”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问。
郑耀先对徐秋影这个人一直保持着一种审视的警惕。不是因为他发现了什么，恰恰是因为他什么都没发现。一个能在军统上海站档案科科长的位置上坐这么久、经手过这么多机密文件、却让人完全找不到任何把柄的人——要么是真的干净到了极点，要么是藏得深到了极点。在情报这一行里，前者比后者更罕见。
宋孝安把巡逻日志复印件摊在桌上，十天的日志叠在一起有半寸厚。日志是用法文写的——法租界巡捕房的官方语言是法语——每一页都有值班巡捕的签名和当值时间。郑耀先懂一点法文，够看日常文件的水平。他一页一页地翻着，目光在那些潦草的法文字迹上扫过。
翻到第六天的时候，他的手指停在了一页日志上。
那一页记录了一次夜间盘查。时间是深夜十一点四十分，盘查地点是“霞飞路至荣记巷一带”，被盘查人自称是“日本侨民”，持有上海日本居留民团的证件，证件显示姓名叫“田中义雄”。巡捕在日志里注明，此人“在夜间于居民区徘徊，形迹可疑”，但查验证件后未发现异常，予以放行。
“田中义雄。”郑耀先把这个名字念了一遍，看向宋孝安，“你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
宋孝安推了推眼镜：“太普通了。日本人的名字里，‘田中’和‘义雄’都是最常见的姓和名，就像中国人的‘张建国’一样。但正因为太普通了，反而像假的。搞情报的人给自己编假名，一般会刻意避开太普通的名字，怕被别人随口叫错。但高明的人会用最普通的名字，因为普通到极致的名字反而不容易引起怀疑。这个人要么是个蠢货，要么是个高手。”
“还有一点。”郑耀先把日志翻到后一页，“法租界巡捕房对日本侨民的夜间盘查，正常情况下会在日志里注明居留民团证件的编号。这一页上，巡捕只写了‘证件查验无误’，没有编号。巡捕的盘查规程里明确规定，盘查外国人必须记录证件编号。这个巡捕要么当时疏忽了，要么他根本没看证件——他直接把一个可疑的日本人放走了。”
宋孝安的眉头皱了起来：“六哥的意思是，这个巡捕被收买了？”
“不确定。但可以查。”郑耀先看了看日志上的值班巡捕签名——是一个法文名字，“Antoine Girard”。“安托万·吉拉尔，这个人在法租界巡捕房干了多少年？”
宋孝安翻开自己的笔记本：“我在巡捕房打听过，吉拉尔是个老巡捕，在法租界干了十五年，平时没什么劣迹，也不好赌不好嫖，唯一的毛病是贪杯。他有个相好的在法大马路一家酒吧当女招待，每个月在这女人身上花不少钱。他的薪水养不起这个女人，但他似乎从来不为钱发愁。”
“多出来的钱从哪里来？”郑耀先问。
“没人知道。他对外说是他叔叔在里昂给他留了一笔遗产，但巡捕房里有人查过他叔叔的死讯——里昂那边根本没有讣告。”宋孝安合上笔记本，“这个吉拉尔，有问题。”
郑耀先把吉拉尔的名字记在了脑子里。他看了看窗外，天色已经开始暗下来了，法租界的路灯亮起了第一盏。橘黄色的光透过梧桐树叶洒在青石路面上，把路面上那些被车轮碾出来的凹槽照得一道明一道暗。
“今天先到这里。明天我去站里，孝安你继续跟巡捕房这条线，找机会接触一下吉拉尔。记住，不是盘问他，是观察他。知道有人盯着他之后，他的反应会告诉我们更多东西。”郑耀先站起身，拿起外套，“简之，你晚上去一趟档案科，把徐秋影请出来吃顿饭。不要说是我请的，就说是你想请她帮忙查一份老档案。”
赵简之愣了一下：“请徐秋影吃饭？六哥，我跟那女人没什么交情啊，她那个人你也知道，冷冰冰的，除了档案什么都不关心。”
“正因为她冷冰冰的，你去请她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郑耀先扣上外套的扣子，“你对她没交情，她对你也一样——这个组合在旁人眼里没有利害关系，就是一次普通的同事来往。换了我或者孝安去请她，别人会猜测我们在查什么。你不一样，你是行动组的人，档案科的人平时最不愿意打交道的就是行动组。你开口请她，她心里也会犯嘀咕——赵简之这是要干嘛？她一旦开始猜你的动机，就不会把这事跟我的事联系起来。”
赵简之挠了挠头，他听懂了郑耀先的意思，虽然他确实不太擅长这种拐弯抹角的活儿。“行，我去。见了面我跟她说什么？”
“就说你手头有一个旧案子需要查三年的行动记录，请她帮忙调档。这个理由合情合理，行动组翻旧案子是常有的事。你挑一个确有其事的案子，把案卷编号记熟，去了以后不要说任何多余的话，就事论事。但吃饭的时候注意观察她——看她对你提出调档要求的反应，看她对站里最近发生的事知道多少，看她对你的态度有没有什么异常。”
“异常？”赵简之想了想，“六哥，你说的异常是指什么？”
“任何跟平常不一样的地方。”郑耀先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铅笔，在一张空白纸上写下几个关键词：“反应速度、眼神飘忽、话题引导、追问动机”。他把纸递给赵简之，“这四个点你记住了。反应速度——你提出调档的时候她回答得是快是慢，快了说明她早有准备，慢了说明她在权衡；眼神飘忽——档案科科长对一个普通调档要求不会紧张，如果她的眼神开始回避你的目光，说明这个要求触动了她某根神经；话题引导——如果她在席间主动把话题引向站里的人事变动或者最近的内部风声，说明她想从你这里套话；追问动机——如果她反复追问你为什么需要这批档案，超出了正常的工作确认范畴，说明她对你的动机产生了怀疑。”
赵简之把纸条小心地收好，脸上的表情既是佩服又有点发怵：“六哥，跟你们这种人吃饭，每一句话都是坑啊。”
“所以你要少说话。你平时话就不多，继续保持这个风格就对了。徐秋影是个聪明人，跟聪明人打交道，话越少越安全。”郑耀先拍了拍他的肩膀，“去吧，约在法大马路那家西餐厅。那家餐厅人少，环境安静，适合观察。账单记在站里的经费上，这种工作餐不用自己掏钱。”
赵简之走后，郑耀先独自在商行二楼坐了一会儿。他把今天查到的所有信息在脑子里像拼图一样拼起来：戴灰色鸭舌帽在巷子里等他的陌生人，左眉骨有疤在巷口转悠的人，巡捕房日志里那个证件编号缺失的“田中义雄”，还有被怀疑收了黑钱的巡捕吉拉尔。这些碎片散落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看起来像是互不关联的孤立事件。但郑耀先的直觉告诉他，它们之间有一条线。
这条线的一头攥在某个看不见的人手里，另一头正在一点一点地往他身边收。
他需要找到这条线的中间部分。而徐秋影，这个掌握着军统上海站所有人档案的女人，可能是揭开这条线中段的关键。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徐秋影本人就是那条线的一部分。
郑耀先没有排除这个可能性。在他眼里，任何没有被完全证实的人，都存在着两种以上的可能身份。这是他活到现在的秘诀，也是他活得如此疲惫的根源。信任是一种奢侈品，而他付不起这个代价。
天色完全黑下来之后，郑耀先锁好商行的前后门，检查了所有窗户的插销。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皮质小药箱，打开后里面不是药品，而是一套简易的化学试剂和几张测试纸。他用棉签蘸了一点药水涂在办公室的门把手上，又用另一种药水涂在文件柜的拉手上。这两种药水混合后会变成淡淡的蓝色，如果有人碰过门把手或者文件柜，他回来之后用测试纸一擦就能发现。
这不是防贼的，是防自己人的。
做完这一切，他关了灯，坐在黑暗里。窗外的法租界夜色渐浓，霓虹灯的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片晃动的彩色光斑。远处隐隐约约传来百乐门舞厅的爵士乐，萨克斯风吹着一首他叫不上名字的曲子，调子懒洋洋的，像是一个喝醉了的人在午夜里自言自语。
第二天上午九点，郑耀先准时出现在军统上海站的办公地点。上海站的公开掩护身份是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办公地点设在公共租界九江路一栋不起眼的四层楼房里，门口挂的牌子是“华盛贸易行”。楼下是做正经生意的，茶叶、丝绸、瓷器，样样都有，账本经得起查，税单一分不少。楼上三层才是军统的办公区，从人事、档案到通讯、情报，各个科室都挤在这三层楼里，墙壁里夹着钢板，窗户上糊着防窃听的蜡纸。
郑耀先每次来这里，都会先在楼下贸易行的门市部里站一会儿，跟几个老伙计打个招呼，问问最近的生意，翻翻柜台上摆的样品。然后才不紧不慢地上楼——这是他的习惯，也是他的规矩：永远不要在第一时间直奔目的地，永远要让自己的行为模式看起来像是一个正常来上班的人。
他在楼梯上遇到了徐百川。
徐百川今天穿了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夹。他看到郑耀先，脸上立刻浮起笑容，快步走下两级台阶，用力拍了拍郑耀先的肩膀：“老六！你小子最近都在忙什么？我听说你在特高课那边搞了个安全审核，把李士群折腾得够呛？”
“四哥。”郑耀先也笑了笑，“安全审核的事差不多了，报告已经交上去了。今天过来是处理一些积压的站务。”
“站务？”徐百川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他了解郑耀先——老六说“处理站务”的时候，往往意味着有什么事要发生。但他没有追问，因为楼梯上不是说话的地方。“行，中午一起吃饭，我让楼下老赵叫几个菜上来。”
“好。”郑耀先点了点头，继续往楼上走。
张士超的办公室在三楼东头，和徐百川的站长室隔了一个走廊。郑耀先走到张士超办公室门口的时候，门半开着，里面有人在说话。他正要敲门，听见里面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是徐秋影。
“张副站长，上个月的物资领用账对不上。行动队领了三百发子弹，但行动记录上只用了不到两百发。剩下的一百发出入库没有登记，我去问赵简之，赵简之说子弹都交上去了，但仓库的入库单上没有人签字。”
张士超的声音有些不耐烦：“这种小事不用来找我。子弹的事可能是交接环节出了疏漏，让赵简之补签一下就行了。”
“张副站长，不是签字的问题。”徐秋影的声音很平静，但平静中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持，“三百发子弹有一百发下落不明，出入库记录有窟窿，仓库管理员说那批子弹根本没入库。这不是走个流程能解决的事——要么是子弹被人私吞了，要么是这些子弹根本没有被交回来，行动记录上写的‘已归还’是假的。”
郑耀先在门外听完这段话，伸出手在门框上敲了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