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七月闷热如蒸笼。雾不再是冬春的乳白，而是一种浑浊的灰黄色，黏糊糊地附着在皮肤上，混合着汗水和煤烟。
七星岗小院里，贾玉振正在写《雾重庆纪事》的第三章。
这一章写的是“希望基金”开办难童食堂的第一天。
他写那些瘦骨嶙峋的孩子如何怯生生地捧着粗瓷碗，写何三姐如何用大铁勺分粥时手在微微颤抖，写一个失去双亲的小女孩把第一口粥喂给怀里破旧的布娃娃。
文字平静，但笔力千钧。写的是粥，是孩子，是布娃娃，但每个读过的人都会想起这座城市正在承受的轰炸、饥荒、死亡，以及那些在绝境中依然固执地亮着的微光。
书房门被轻轻推开。
苏婉清端着一碗绿豆汤进来，脚步很轻，但脸色不对。
“玉振，”她放下碗，声音压得很低，“冯四爷说，杂货铺换了人。新来的‘老板’三十多岁，右手虎口没有茧子，但左手食指第二节有厚茧——是长期扣扳机留下的。而且他今天‘不经意’地向送菜的阿四打听，先生最近有没有写关于日本的新文章。”
贾玉振放下笔，没有回头：“擦鞋匠呢？”
“一个撤了，另一个还在。但今天多了一个修伞的，摊子摆在巷子口，眼睛却总往咱们院子瞟。”
苏婉清走到他身边，握住他的手，“军统盯得更紧了。张万财从市党部打听到消息，说上面开了会，讨论怎么‘安置’你。一派主张给个虚职‘供起来’，一派主张‘控制使用’，还有……”
“还有一派主张‘清除隐患’？”贾玉振替她说完了。
苏婉清的手一紧。
窗外传来卖报童拖长的叫卖声：“看报看报！《扫荡报》头条：文化界须统一思想，共赴国难……”《扫荡报》是军统控制的报纸，这标题意味深长。
“胡风先生托人带话，”苏婉清继续说，“让你最近无论如何不要发表任何关于日军暴行的新文章。他说……《昭和五分钱》的事，可能捂不住了。”
贾玉振沉默地看着桌上的稿纸。墨迹未干，字里行间是重庆的苦难与坚韧。
但他知道，有些文字的力量，不仅在于写了什么，更在于它激起了什么、改变了什么。
“婉清，”他忽然问，“你觉得，文字能阻止战争吗？”
苏婉清想了想：“不能。但文字能让一些人醒来，让一些人犹豫，让一些人开始问‘为什么’。而战争……需要的是沉睡的、盲从的、不问为什么的人。”
院子里传来学徒们下课的喧闹声。
今天“技术传习所”教的是简易无线电修理，几个少年兴奋地讨论着线圈和电容，声音透过窗纸，鲜活而蓬勃。
贾玉振重新提起笔，在《雾重庆纪事》第三章的末尾加了一段：
“粥分完了，孩子们捧着空碗，眼睛却亮晶晶的。何三姐抹了抹眼角，笑着说：‘明天还有。’明天还有粥，明天还有课，明天还有光。这就是希望——不是相信未来一定美好，而是相信还有争取美好的可能。哪怕明天警报会响，哪怕明天雾会更浓，但‘明天还有’这四个字，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抵抗。”
他搁下笔，对苏婉清说：“告诉冯四爷，最近所有进出院子的信件、包裹，都要经过他和阿四检查。学徒们尽量少外出。还有……”
他顿了顿，“如果……如果我真的出事，希望基金和传习所，交给你和张万财。账本在书架第三层《史记》的夹层里。”
“玉振！”
“只是以防万一。”他握住她的手，笑了笑。那笑容疲惫，但眼神依然清澈，“而且我相信，有些人，不会让我那么容易‘出事’。”
他说的是谁？是美国方面需要他继续写《清除日》续集？
是民间舆论已经形成的保护网？还是那些在战壕里读了他的书、在军营里传阅《昭和五分钱》的普通人？
或许都是。
东京，陆军省大楼，特高课课长办公室。
中村功大佐面前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
他刚刚听完来自华北、华中、华南三份“除草行动”的进度汇报，结论令人心惊：传播源头未能锁定，文章变异出数十个手抄版本，日军基层士气出现“系统性软化迹象”。
更可怕的是，从上海租界传来的情报显示，《昭和五分钱》的英文译本已经出现，很可能通过中立国外交渠道流向欧美。如果盟军将其作为宣传战材料……
“课长，”副官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刚破译的电文，“重庆线有突破。我们的人买通了军统内部一个中层官员，得到了关于贾玉振的初步调查报告。”
中村功一把抓过电文。上面罗列着贾玉振的基本信息：年龄、经历、作品、社会关系。而在“近期可疑活动”一栏，赫然写着：
“6月初，贾某曾与一日籍女子（化名林菊，实为前‘猎星计划’特工千代子）秘密会面。该女子此后失踪，疑似前往延安方向。
贾某交予其一叠手稿，内容不详。同期，中共控制区出现日文反战文书《一个老兵的手记》，内容与贾某文风高度相似。”
电文最后是结论：“高度怀疑《一个老兵的手记》（即《昭和五分钱》）为贾玉振所作。建议：一、对贾实施制裁；二、追捕千代子；三、全面清查日军内部接触过贾作品或相关思想人员。”
中村功盯着“制裁”两个字，手指在桌面上敲击。
作为一个老牌特工，他本能地怀疑：一个中国作家，怎么可能如此精准地写出日本士兵的内心？怎么可能知道“特攻饭”“吃草根部队”这些细节？除非……
“查贾玉振接触过的所有日军战俘名单，”他下令，“尤其是高级军官、参谋人员。还有，他在重庆接触过的日侨、浪人。这篇文章，一定有日本人的‘贡献’。”
“那制裁……”
“先不动。贾玉振现在是国际名人，动他会引起外交风波。但那个千代子……”中村功眼中闪过寒光，“她是叛国者。找到她，带回日本，公开审判。要让所有人知道，背叛皇国的下场。”
“如果她在中共控制区……”
“那就派特别行动队。”中村功拉开抽屉，取出一枚铜质令牌，上面刻着菊与刀的花纹，“启用‘影武者’小组。他们擅长敌后渗透和定点清除。任务：潜入晋西北，找到千代子，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副官立正：“是！”
他离开后，中村功走到窗前。外面是东京夏日午后的街道，热浪蒸腾，行人寥寥。
街角有一棵樱花树，在这个季节只剩下浓绿的叶子。
他想起青森老家，想起苹果花开的春天，想起父亲对他说：“功，记住，有些刀一旦拔出，就再也收不回去了。”
他现在拔出的，何尝不是一把刀？
办公桌上，那份《昭和五分钱》的复印件被风吹开一页，正好是最后一段：
“窗外的樱花还在飘。我想起青森的苹果园……是啊，真难。”
中村功闭上眼睛。再次睁开时，里面只剩下特工应有的冰冷。
追捕的罗网，正在向晋西北，向重庆，向每一个与这篇文章有关的人，悄然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