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顿皱了皱眉。
他按下呼叫铃，秘书很快进来。
“这份简报里提到的‘修仙辩论’，有更详细的资料吗？”卡顿问。
“有的，先生。”秘书递上另一份文件，“这是驻华大使馆发回的补充材料，包括几篇辩论文章的英文摘要。”
卡顿花十分钟看完了。看完后，他笑了——那是一种混合着轻蔑和困惑的笑。
“所以，”他对办公室里的另一位官员说，“中国人在讨论，该怎么看待我们？”
那位官员耸耸肩：“听起来是这样。”
“用……‘修仙’这样的比喻？”
“东方人喜欢用隐喻，先生。”
卡顿摇摇头，把文件扔到桌上：“国家一半在日本人手里，重庆天天被轰炸，他们却在报纸上讨论——该怎么看待美国？这就像……就像一个人快淹死了，还在研究救生圈是什么材质做的！”
办公室里几个官员都笑起来。
“不过，”卡顿收敛笑容，“这个胡风……还有那个贾玉振，我们之前关注过。贾玉振的‘未来之书’系列，在民间影响力不小。高斯大使的报告里提到过，他的文章甚至在前线士兵中传阅。”
“需要进一步评估吗？”秘书问。
卡顿想了想：“不用专门评估。但告诉高斯，下次报告时，可以多提一句——如果中国战后的领导人，是这种‘既要学我们，又要批判我们’的思想，那我们援助他们，会不会养出一头不听话的……嗯，怎么说呢，不听话的学生？”
“明白了。”
卡顿站起身，走到窗边。
窗外是白宫草坪，绿草如茵，几个工作人员正在修剪花坛。
他想起自己大学时读过一点中国历史。
这个国家曾经是“中央帝国”，视所有外国为蛮夷。
后来被西方打趴下了，开始跪着学习。
现在……他们似乎想站起来学了？
站着学，和跪着学，可大不一样。
跪着学的人，会全盘接受老师的一切。
站着学的人，会挑挑拣拣，还会问：老师，你教我的这些东西，你自己做到了吗？
卡顿忽然有些不安。但这种不安转瞬即逝。
毕竟，中国还在生死线上挣扎，谈什么“站着学习”，还为时过早。
“对了，”他转身问秘书，“贾玉振的《阿甘传》新稿件，到了吗？”
“还没有，先生。高斯大使说，贾玉振最近在写一篇叫《建仙者宣言》的文章，可能是在回应这场辩论。”
“《建仙者宣言》？”卡顿挑眉，“又在玩隐喻。算了，等稿件到了，送一份给我看看。我倒想瞧瞧，这个中国人，想‘建造’一个什么样的‘仙界’。”
“是，先生。”
卡顿坐回办公桌，开始处理其他文件。那份关于中国“修仙辩论”的报告，被他随手塞进档案夹里，和其他不太重要的情报放在一起。
在他心里，这只是战争中的一个小插曲。
一群东方文人，在绝境中玩的思想游戏。
有趣，但无关紧要。
至少现在，他这么认为。
一周后，上海。
艾米丽终于完成了她的长篇报道。她把它发电报回纽约总部，还附上一封信给主编：
“亲爱的约翰：
“随信是我关于中国‘仙界辩论’的报道。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个古怪的话题，但我恳请您认真对待它。
“这场辩论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正在从盲目的‘西方崇拜’中觉醒。他们开始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我们，开始思考——哪些该学，哪些不该学；哪些是真正的进步，哪些是裹着糖衣的剥削。
“这在短期内不会改变战争进程，但长期来看，可能塑造战后中国的国家性格。一个拥有独立思想、不盲目追随任何大国的中国，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值得我们深思。
“此外，这场辩论的源头人物贾玉振，是个值得关注的思想者。他的‘未来之书’描绘的愿景，与我们的‘美国梦’既有相似，又有根本不同。我建议派记者对他进行深度专访。
“期待您的反馈。
“艾米丽”
发电报时，艾米丽心里没底。她知道报社的偏好——更愿意登载那些有直接新闻价值的内容：战役、政要动态、外交突破。
一篇关于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辩论的深度报道，很可能被扔进废稿堆。
但她还是发了。
因为作为一名记者，她相信有些故事的价值，不在当下，而在未来。
发完电报，她走出记者站。
外滩的晚风吹来，带着黄浦江特有的腥味。
她看见江对岸的浦东，一片漆黑，只有零星几点灯火。
而身后的租界，灯火通明，霓虹闪烁。
这一明一暗，就像中国现在的处境——一半在战火中沉沦，一半在夹缝中喘息。
而那些讨论“修仙”的人，那些用“两只眼睛”看世界的人，他们想要的，大概是一个既不明得刺眼、也不暗得绝望的世界吧。
艾米丽忽然想起采访一位中国老教授时，对方说的一句话：
“我们不是反对学习西方，我们是反对跪着学习。跪着学，学来的都是皮毛；站着学，才能学到精髓——并且知道，哪些精髓适合我们，哪些不适合。”
当时她问：“那你们找到答案了吗？”
老教授笑了：“找答案的过程，就是答案本身。”
此刻，站在外滩的晚风中，艾米丽似乎有点懂了。
这场“修仙辩论”，不是为了得出一个标准答案。
而是为了让一个民族，在绝境中，依然保持思考的能力。
思考，就不会迷失。
思考，就有希望。
她深吸一口气，转身走回记者站。
还有更多故事要写。
而这个世界，正等待着被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