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猪肉呢？”何雨树问，“公社不是有一批猪肉要送到北京吗？”
那男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目光里有同情，也有一种说不清的嘲讽。他指了指远处的一片空地，说：“猪？哪还有猪？你看看，这方圆几十里，还有猪吗？人都没吃的了，还养猪？”
何雨树站起身，顺着那男人指的方向看去。远处是一片一片的荒草地，以前那里是养猪场、养鸡场，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风吹过荒草，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什么东西在低声哭泣。
他没有再问。他回到车上，发动引擎，在镇子里转了一圈。供销社的门关着，门上贴着一张封条，已经褪色了。粮站的门也关着，门口堆着一些碎瓦砾。学校的门开着，可里面空荡荡的，操场上长满了草，旗杆歪倒在一边。
他把车停在路边，下了车，走进学校。教室里没有课桌，没有椅子，黑板上写着几个大字，已经模糊不清了。他走到最后一排，看见墙角有一个破旧的布书包，上面绣着一朵小红花，已经脏得看不出颜色了。他蹲下来，捡起那个书包，看了看，又放下了。
他出了学校，在街上又碰见了一个老太太。老太太佝偻着背，手里拄着一根棍子，正在慢慢地走着。何雨树走过去，问：“大娘，这镇上的人都去哪儿了？”
老太太停下脚步，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她的眼睛浑浊，可里面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悲伤，不是愤怒，只是一种深深的、无力的疲惫。
“走的走，散的散。”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年轻人进城了，能跑的都跑了。剩下的，都是我们这些老不死的。”
“那地呢？地还种吗？”
老太太摇摇头，苦笑了一下：“种？种了给谁吃？上面要征粮，征了又不给钱。种了一年，到头来什么都没有。谁还种？”
何雨树沉默了很久。他看着老太太那张布满皱纹的脸，看着她那件打着补丁的衣裳，看着她那双干枯的、像树皮一样的手，心里忽然涌起一阵说不清的酸楚。
“大娘，”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粮票，塞到老太太手里，“您拿着。”
老太太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粮票，又抬头看了看他，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可又说不出来。她的眼眶红了，可眼泪没有掉下来。她只是用力握了握何雨树的手，然后转身，慢慢走了。
何雨树站在街上，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尽头，站了很久。
他回到车上，发动引擎，掉头往回开。车厢是空的，什么都没有。他来的时候拉了半车货，回去的时候空车。这不是他第一次空车回去，可这一次，他心里特别沉。
一路上，他开得很慢。不是因为路不好，是因为他在想事情。想那个蹲在墙根的男人，想那个拄着棍子的老太太，想那间空荡荡的教室，想那个破旧的书包。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地不种了，猪不养了，人走了，村子空了。那以后呢？以后吃什么？喝什么？
他摇了摇头，把这些念头压下去。他不能想太多，想太多会出问题。他现在要做的，是平安地回去，交差，然后回家。
回到肉联厂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夕阳将整个厂区染成一片暗红，高耸的烟囱冒着滚滚白烟，在暮色里像一根巨大的蜡烛。何雨树把车停在车棚里，熄了火，在驾驶座上坐了一会儿。他看着空荡荡的车厢，看着后视镜里自己那张疲惫的脸，然后推开车门，跳了下去。
他拿着单子，往办公室走。走廊里的灯已经亮了，昏黄的光晕在白色的墙壁上散开，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走到周正的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
“进来。”
他推门进去。周正正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钢笔，面前摊着一堆文件。他抬起头，看见是何雨树，放下钢笔，靠在椅背上，脸上没什么表情。
“回来了？货呢？”
何雨树把单子放在桌上，声音平稳：“没拉到。柳河公社那边没有猪肉。公社的人说，下面已经不养猪了，连地都不种了。”
周正的脸色沉了下来。他拿起单子看了一眼，又放下，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何雨树。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将他的影子投在地上，又长又黑。他沉默了几秒，然后转过身，看着何雨树，目光很冷。
“何雨树，你说没拉到就没拉到？你去了没有？你认真找了没有？”
何雨树看着他，声音依旧平稳：“我去了。柳河公社，跑了三个多小时。镇上一个人都没有，公社的办公室都空了。我问了几个老乡，都说没有猪，没有粮。”
周正哼了一声，走回办公桌后面坐下，拿起钢笔在桌上敲了敲，发出“笃笃”的声响。他盯着何雨树，目光里有不满，有怀疑，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恼怒。
“何雨树，你跟我说这些没用。厂里要的是猪肉，不是你的理由。你跑了一趟，空车回来，这叫什么事？别人都能拉到，就你拉不到？是你能力不行，还是你根本就不想干？”
何雨树没有说话。他知道周正是什么意思——不是他能力不行，是周正想找茬。这个人，自从当上队长以后，就一直在找机会整他。上次让他一个人带两个实习生去天津，这次让他一个人去偏远公社拉货，都是故意的。他要的不是货，是何雨树犯错。
周正继续说，声音越来越高：“何雨树，你在车队也干了这么久了，技术是有的，可你的态度呢？你认真对待过厂里的任务吗？上次去东北，你拉了一部分回来，说是那边闹事。这次去柳河，你又空车回来，说是没有猪。你到底有没有能力完成任务？你要是没能力，就别留在车队了。厂里不养闲人，更不养吃白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