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莫北说完那番话，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赵金虎第一个反应过来，把烟从嘴里拔出来，在烟灰缸里摁灭了，站起来走到地图前面，顺着沈莫北刚才划的路线又看了一遍，拍了一下桌子：“绕城转——这他娘的是在探路！”
“对。”沈莫北把铅笔从桌上拿起来，在地图上的四个红点旁边又添了几个圈，“你们看，第一起在朝阳门外，东边偏北，第二起在崇文门，南边偏东，第三起在海淀，西北边，第四起在东城，城中心偏东，把这个四个点连起来，再往外扩一圈，正好把整个燕京城绕了一大半，凶手每作一次案，换一个区，换一片胡同，换一种撬锁的手法，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在试。”东城分局局长接了一句，“在试哪一片好下手，哪一片有公安蹲守。”
“也在试时间。”沈莫北把铅笔搁下，靠在桌沿上，“第一起是后半夜两点多，第二起三点左右，第三起快四点，第四起又回到两点半，这说明他们把各个时段的作案都试了一遍，哪个时段胡同里人最少、哪片片警巡逻最稀松，他们摸清楚了，现在等于把燕京城划了一张图，上面标好了哪儿能进、哪儿能出、哪儿能藏。”
赵金虎把帽子往桌上一摔：“那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
沈莫北没有马上回答。他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往外看了一眼，天已经全黑了，院子里路灯亮着，光秃秃的梧桐树杈在风里轻轻晃。
“赵局，你刚才说市局现在掌握的唯一线索是‘至少两个人，可能有三个’。”沈莫北转过身来，“我建议从今天起，把四个分局的线索归拢到一块儿，不要各查各的，凶手在暗处绕圈子，咱们在明处也绕圈子，那永远追不上，得把网先收拢，再往外撒。”
“怎么收？”赵金虎问。
沈莫北走回地图前面，拿铅笔在四个红点中间画了一个圈，圈住了东四、朝阳门、崇文门、前门一带的老城区：“这四个案子虽然发生在四个区，可作案的手法、时间、选择的目标有共同点——都是平房独院，都是后半夜，都是先杀人后抢东西，都是挑轻便财物带走，这说明凶手对这一带非常熟悉，他们不是外地流窜来的，就是本地人，或者是在燕京住了很久、摸透了这一片胡同的老手。”
“本地人？”崇文分局的刑侦队长皱起了眉头，“可我们查了四个案的周边，前科人员筛了一遍，没有对得上的。”
“不一定是有前科的。”沈莫北说，“也可能是以前干过、但没被抓住的，或者是从外地流窜过来、在燕京扎了根的，我的意思是，把排查范围从‘有前科’扩大到‘有手艺’——撬锁的手艺、杀猪宰羊的手艺、屠宰场出来的、肉联厂干过的、以前在旧社会干过‘打闷棍’这一行的老手，都给我筛一遍。”
这话一出，底下几个分局局长互相看了看，海淀分局的局长先点了头：“这个范围是大了些，可听着有道理，凶手刀法利落，一刀下去不拖泥带水，要是没杀人又没杀过猪宰过羊的，下不去那个手。”
赵金虎把烟盒拿起来又放下，在屋里走了两圈，忽然停下来，看着沈莫北：“莫北，你刚才说‘旧社会干过打闷棍的老手’——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人？”
沈莫北没有马上接话。他确实想到了一个人，准确地说，是想到了谢老刚和跟他说的一桩旧事。
谢老知道赵金虎找他是因为这个连环杀人案以后，忽然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莫北，你听说过‘燕子李三’没有？”
沈莫北说听说过，民国时候燕京城里有名的大盗，专偷大户人家，飞檐走壁，来去无踪，后来被抓住了枪毙了。
谢老把茶杯放下，摇了摇头：“燕子李三是一路，还有一路，不偷大户，专找小门小户，一进门先把人杀了再抢东西，手法干脆利落，民国二十几年那会儿，燕京城里出过一串这样的案子，死了十几口子，后来查来查去，查到一帮人身上——都是以前在屠宰场干过的、在旧军队里当过刽子手的，手上沾过血，下得去刀。那案子后来破了，抓了五个人，毙了三个，剩下两个跑了，一个叫‘快刀刘’，一个叫‘闷葫芦’，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跑了以后就没了音信。”
谢老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淡，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没关系的旧事。
可沈莫北听进去了——谢老从不在闲聊的时候提不相干的事，他提这桩旧案，一定是有缘由的。
“谢老，”沈莫北当时就问了一句，“您跟我说这个，是觉得眼下这案子跟那桩旧案有关系？”
谢老把老花镜摘下来擦了擦，又戴回去，眯着眼看了看院子里那棵石榴树，才慢慢说：“我也说不准，可之前有人和我汇报那四起案子的手法，我就想起这事来了——先杀人后抢东西，刀刀利落，专挑轻便的拿，不碰大件，这是老手的做派，新出道的毛贼没有这么干的，新贼第一回杀人手会抖，刀口深浅不一，可你说的那四起案子里，刀口干净得像剁肉的，我琢磨着，要么是屠宰场出来的，要么是祖上传下来的手艺。”
“快刀刘、闷葫芦，这两个人要是还活着，现在多大岁数了？”沈莫北问。
“跟我差不多。”谢老说，“民国二十几年那会儿他们二十来岁，现在要活着，得六十多了，可这种人不一定活得长，要么早就被仇家做了，要么流窜到外地去了。”
沈莫北把谢老的话在心里过了一遍，觉得有几分道理，可证据不足，没有跟任何人提。现在赵金虎问起来，他才把这段旧事说了出来。
赵金虎听完，把帽子重新戴回头上，咂了咂嘴：“六十多？六十多的老头还能干出这种事来？四起案子，十八口人，一个晚上跑几十里地，这身子骨得多硬朗？”
“不一定是‘快刀刘’和‘闷葫芦’本人。”沈莫北说，“可他们要是还活着，就一定收了徒弟，把这套手艺传下来了，这种手艺不会带进棺材里，总会有人接着干。”
赵金虎想了想，把几个分局的局长叫到一块儿，把任务重新分了——朝阳、崇文、东城、海淀四个分局连夜把辖区内所有屠宰场、肉联厂、旧军队里当过刽子手的、旧社会干过屠户的，全部摸排一遍，重点查六十岁以上的老屠户、老师傅，看看谁家里有徒弟、有儿子，谁跟外地有联系。
散会之后，沈莫北没有回家，跟着赵金虎去了市局档案室。
档案室在地下室，铁皮柜子一溜排开，积了厚厚一层灰。赵金虎让管档案的老头把民国二十几年燕京市警察局的旧档案翻出来，找了半天，终于在一摞发黄的卷宗里翻到了那桩旧案的记录。
卷宗上写得简单——民国二十六年春，燕京城内连发七起入室杀人案，死者共计十九人，作案手法一致，均为利刃割喉，财物被劫。
后经侦缉队查办，抓获嫌疑人五名，其中三名执行枪决，两名越狱在逃，一名叫刘德贵，绰号“快刀刘”，一名叫王福顺，绰号“闷葫芦”，二人均在逃，下落不明。
卷宗后面附了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是当年抓到的五个人在审讯室拍的合影，前排三个人蹲着，后排两个人站着。沈莫北把照片凑到灯底下看了半天，后排右边那个个子矮些、脸瘦长、颧骨很高的年轻人，眉眼间有几分说不出来的阴鸷。
“这张照片能翻拍吗？”他问赵金虎。
“能，明天就让技术科翻拍放大。”赵金虎说。
从档案室出来，已经晚上十点多了。
沈莫北没有回月牙胡同，直接去了谢老家。
谢老还没睡，坐在堂屋里听收音机，见沈莫北进来，把收音机关了，指了指旁边的椅子。
沈莫北把旧档案的事说了，又把那张翻拍的照片搁在桌上，问谢老认不认得照片上的人。
谢老戴上老花镜，对着照片看了好一会儿，忽然把照片拿起来凑近了看，看了半天，放下照片，把老花镜摘了，揉了揉眼睛。
“这个瘦长脸的，”谢老的手指在照片上点了点，“有点印象。”
沈莫北把身子往前探了探。
“民国二十六年夏天，那案子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我在燕京做地下工作，当时组织上让我打听一件事——这帮人背后有没有人指使，我托了警察局里的内线，混进看守所看了他们一回，五个人关在一间号子里，这个瘦长脸的坐在墙角，不说话，别人给他递烟他也不接，就那么坐着，两只眼睛盯着地上，像在想什么事。”谢老把照片放下，声音低了些，“后来那三个人枪毙了，剩下两个跑了，我托人打听过他们的去向，有人说他们往北跑了，出了张家口，也有人说他们根本没跑出燕京，躲在郊区哪个村子里，改了名换了姓，老老实实种地了。”
“您觉得哪个说法靠谱？”沈莫北问。
“要按我的意思——”谢老把身子靠在椅背上，眯着眼想了一会儿，“都没跑远，这种人跑不远，他们干的是本地的活儿，摸的是本地的路，离了这一片他们就活不了，我猜他们就在燕京郊区猫着，或者猫在河北跟燕京搭界的地方，等风头过了，再换个身份回来，回城里干活。”
沈莫北把这话记在心里，从谢老家出来时已经快半夜了。他骑车回月牙胡同的路上，脑子里把谢老的话和卷宗上的记录翻来覆去地过了好几遍。
到家时已经过了半夜。
丁秋楠没睡，灶上温着一碗姜汤，见他推门进来，把汤端到桌上，也没问案子的事，只说了一句“喝了再睡”。沈莫北把姜汤灌下去，辣得嗓子眼发烫，可身上那股寒气总算压住了。
第二天一早，他先去了部里，把冯副部长堵在办公室门口，三言两语把案子接了，这个案子只靠燕京公安局已经破不了了，他必须得到公安部的支持。
“治安管理局牵头，市局配合，跨区办案的协调我来做。”冯副部长听完，把手里那份别的文件往桌上一搁，看了他两秒，点了头，“给你一个月，要人给人，要权给权，一个月破不了，你自个儿写检查。”
沈莫北从冯副部长办公室出来，直接给赵金虎打了电话，让他把四个分局抽上来的人拢到一块儿，在市公安局腾了间大屋子，挂上“11·25专案组”的牌子。
杜子腾从治安管理局带了三个人过去，加上王刚还有张建国、陆建川这些沈莫北的心腹，还有四个分局原来的班底，专案组凑了二十来号人，分成摸排、走访、蹲守、档案四个小组，昼夜轮班。
摸排组头三天就把全市屠宰场、肉联厂、国营副食加工厂的老工人筛了一遍。六十岁以上的屠户、老师傅拢共摸出来七十多个，挨个走访，有的已经退休在家带孙子，有的还在厂里上班，查来查去，没一个对得上。倒是走访组那边摸上来一条线索——东城分局有个老片警，姓孙，干了三十多年，对辖区里的老住户门儿清。
他提了一句，说东四牌楼往南有个胡同叫“弓箭大院”，早年住过一个姓刘的老头，解放前在屠宰场干过，刀法利落，后来不知怎么搬走了，搬走之前那几年，他家经常有生人来，都是晚上来，天亮前走，邻居问他，他说是老家来的亲戚。
“什么时候搬走的？”沈莫北问。
“去年秋天。”老孙说，“搬得挺急，家具都没怎么带，就拉走了几口箱子，房子是租的，房东到现在还念叨他欠了两个月房租。”
沈莫北把老孙说的这条线索记在本子上，当场拍板：“弓箭大院那个姓刘的老头，查，连根查。”
摸排组当天下午就去了弓箭大院。院子不大，一溜北房住了七八户，姓刘的那间早换了人家，新住户是个在煤铺上班的中年汉子，听说来意，把门让开，指着屋里说：“这屋我搬进来的时候，就剩一张破床和一个缺腿的柜子，别的啥也没留，房东说前头那户走得急，好多东西都没带。”
“他留下什么没有？”王刚问。
“有。”中年汉子从床底下拽出一个旧木箱，箱盖上落着厚灰，拿脚蹭了蹭才露出底下的铜扣，“这箱子搁在墙角，我搬进来的时候就这样，一直没动过，也不知道里头是啥。”
王刚把箱子拎到院子里，蹲下来拿螺丝刀撬开锁扣，掀开箱盖一看，里头搁着几件旧衣裳、一双千层底的布鞋、一把生了锈的剔骨刀，还有半本黄纸封面的旧账簿。
衣裳和鞋都没什么可看的，王刚把那把剔骨刀拿起来看了看——刀身窄长，刀刃磨得雪亮，刀柄缠着麻绳，缠法很讲究，一圈压一圈，不松不散，刀柄的木头被手汗浸得发黑发亮，一看就是常年使用的东西。王刚把刀搁在一边，又翻那本账簿。
账簿封面上用毛笔写着“刘记肉铺”四个字，翻开里头记的是些流水账——某月某日进了几斤猪肉、几斤羊肉，某月某日卖了多少、赊了多少，字迹潦草，可每一笔都记得清楚。翻到最后几页，账目停了，换成了一串名字和地址，字迹跟前面的不一样，写得歪歪扭扭，像是左手写的。
王刚把账簿和剔骨刀一并带回专案组。
沈莫北拿到手，先把账簿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那些流水账没什么价值，可最后那几页的名字和地址让他眼前一亮——其中有一个名字，叫“王福顺”，地址写的是“昌平县沙河镇东头”。
“王福顺。”沈莫北把这三个字念了一遍，抬头看着赵金虎，“民国二十六年越狱跑了的那个‘闷葫芦’，就叫王福顺。”
赵金虎把账簿接过去看了一遍，又翻回前面几页对了对笔迹，把账簿往桌上一拍：“这个姓刘的，可能就是‘快刀刘’刘德贵！”
“十有八九。”沈莫北把剔骨刀拿起来看了看，刀柄上的麻绳缠法跟账簿最后几页的笔迹一样，都是一个人的手笔，“这把刀是他使惯的，账是他记的，名字是他写的，他去年秋天跑的时候没来得及带走，说明他跑得急，也说明他还活着，还在干这一行。”
赵金虎立刻派人去昌平县沙河镇查王福顺的下落。摸排组当天下午就出发了，晚上九点多传回消息——沙河镇东头确实住过一个叫王福顺的老头，六十来岁，户口本上写的职业是“退休工人”，可镇上的人都不知道他以前在哪儿上班，只知道他搬来十几年了，平时不怎么跟人来往，独门独院住着，院墙砌得比别人家高出一截，大门常年闩着，偶尔出门买菜买面，也是天不亮就去，买完了就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