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外债一直是深受传统量入为出思想影响的大明官员最抵触的。
如此大规模的发行外债，可以说陈芝廷政府真的已经没有办法才不得已为之。
大明政府已经通过各种方法去筹钱了，比如增加了各种税收，茶叶和生丝的出口退税终结了，茶叶出口税提高到了10%，生丝出口税达到了15%，而且过去一直提供优惠税率的工业企业也开始征收经营税，高达10%，加上交易税等税收项目，大明工业企业所承担的税赋已经达到了销售额的30%。
在工业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情况下，这种做法让深陷国际经济不景气影响的缫丝业，更加的难以为继，投资办厂的热情早就停止了，甚至出现了工厂大量停工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增加税收，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只能通过其他方式愁钱，募捐是成本最低的，各种行会、商会是募捐的主力。
大明政府号召，各行各业都出现了募捐行动，但这种募捐却还是不能跟政府行为相比，去年一年也只筹集到了两千万的善款。
政府还通过压缩开支节约资金，陈芝廷带头捐出俸禄的一半，直到灾荒结束。
朱敬伦对此表示了支持，他也宣布皇宫压缩一半的开支，之前每年政府给皇帝三十万两的供养费，这笔钱除用于皇宫中各种设施的维护，支付五百多男女仆役的开支外，只有十万两是用在了朱敬伦一家人的花销上的，对普通人这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但是对于一个八千万人口的皇帝来说，这已经相当节俭了，跟慈禧太后根本就没法比。
朱敬伦不但压缩皇宫开支，用于支援救灾之外，在今年还开始了拍卖皇室物品来筹集善款。
各种各样的皇宫用品被拿了出来，一大批当年从紫禁城转移到大明的古玩字画，出现在了各地举办的各种拍卖会上，这已经是最后一批清宫藏品了，那些价值高的金银珠玉早就在这些年分批变卖了。
而这些古玩字画则是因为担心被破坏，才一直没有出卖，现在通过大明皇家转手，这就不单单是清宫秘藏，也是大明皇帝的御用之物了，随着这些年大明政府的统治越来越稳固，朱敬伦在大明的声望也与日俱增，他又一直小心的营造自己的威望，不但在大明，甚至在西方也博得了一个开明的名声，所以他头上是顶着明君的头衔的。
现在他的威望，给这些藏品以巨大的增值，经过这么多年开放，工业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外，其实商业领域的积累更多，毕竟是一个八千万人的大国，而且是相对富庶的南方，光是打开门做生意，就给了无数商人巨大的商机，因此这几年的巨富出现了不少，这些人作为新国家的得利者，同时爆发户身份又渴求地位和心理上的提升，在没什么比收藏文玩更能彰显他们品味的方式了，在此时购入，还能相应官府的号召，博取一个仁善之名，何乐而不为。
于是这批藏品卖出了一个好价钱，给政府的救灾资金中增加了三千万两银子。
但朱敬伦还在继续支持慈善救灾，为了救灾，他又一次过起了亲耕的生活，这可不是什么作秀，也不是为了什么野趣，纯粹是为了筹集善款，因为皇帝亲自种出来的大米，可以拍卖到一个天价，几乎跟黄金等值。
有的是富商买来孝敬父母，或者是给人送礼。
于是皇宫的花园算是遭了秧，被朱敬伦带人给铲平了，土地翻耕再次种上了大米，还养起了鸭子和鱼，皇帝鸭子可是一个流传了很久的品牌，当年从朱敬伦手里流出去的鸭苗，得到了各种吹捧，但其实就是普通的鸭子，因此除了保持一个名字，被商人利用之外，没有任何的特殊。
因为民间的鸭子无法分辨，可是再次由朱敬伦亲自养殖的鸭子，那就是绝对正宗的皇帝鸭子了，能够换取不费的资金。
皇帝开始种地之后，在后宫中常年明争暗斗的两个妃子，也先后有了自己的主意，二妃子高媛先向朱敬伦表示，男耕女织，皇帝是男人，为了挣钱可以去种地，她是女人，也可以做点纺织的工作，于是她率先表示要在宫里进行纺丝织稠，织出来的料子都拿去卖钱救灾。
大妃子后知后觉，既然高媛要纺纱织布，她就织布，高媛买蚕茧来缫丝织稠，她就买棉花来纺纱织布。
于是二人分别在后宫里买来了手工织机，开始了男耕女织的作秀行动。
还别说，经她们的手织出来的棉布和丝绸，尽管质量上只能用勉强能用来形容，但热捧的人却不少，有的是人愿意花钱收藏这种皇妃做出来的料子，能让皇妃为自己服务，这可是皇帝待遇了，虽然碍于皇权思想没人敢说出来，但心里偶尔出现的犯禁思想，更让人感到刺激。
当然，皇帝一家的行为，也让一些老夫子感到很难受，这是认可皇帝，爱戴皇帝的大明文人，他们觉得皇帝都要用这种方式愁钱，实在是太难为皇帝一家了，而那些始终不接受朱家王朝的老顽固们，反而要讽刺大明皇家没有规矩，皇帝给小民服务，完全没有上下尊卑，简直就是遗笑大方。
在皇帝一家的鼓励下，今年民间募集的善款更多，很多普通的老百姓也开始了捐献，一个子，两个子的，积少成多，竟然也有三千万两的巨款。
至于朱敬伦一家的努力，其实也只卖了几百万两而已，但是通过这种方式造成的影响，却是上亿两银子都换不来的。
朱敬伦在用这种方式证明，为了拯救北方同胞的性命，大明的百姓尽力了，大明的官府尽力了，大明的皇帝也尽力了。
朱敬伦救灾最大的目的当然是拯救生命本身，可如果说他在其中掺杂了政治目的的话，那就是要通过这种举动，向满清治下的广大百姓，文人士大夫和商贾们表达一个意思，那就是大明的政府和皇帝，是将满清治下的百姓也当作自己的子民在爱护的。
而对于大明的百姓，则要通过发动这一场全民参与的救灾行动，让大家切身感觉到，大明的百姓，跟满清的百姓，依然是同胞兄弟，血脉相连，应该同舟共济。
其实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北方百姓跟南方百姓互相认同以及提升整个中国民族的凝聚力的目的。
朱敬伦始终担心，如果国际形势不许可，大明可能很长时间都无法一统全国，那样的话，随着大明跟满清经济差距，教育文化差距渐渐拉开，那样很容易在明清之家的同一民族中产生隔阂感，当这种隔阂感持续的时间足够长，一个民族也就分裂成两个民族了。
东西德时期，东德人长期遭受歧视。朝鲜半岛，甚至出现了一批不将北方朝鲜人看作一个民族的声音。中国台湾同胞跟大陆的隔阂，香港人对内陆人的各种排斥心态，这些都是因为隔阂引起的。
如果能够通过一次救灾行动，极大的弥补一次隔阂造成的疏离感，无论如何都是非常划算的，至于代价，财政负担算什么，经济困难算什么，背负的巨额外债又算什么？
将来每当大家回忆起这个困难时期的时候，官员们会感叹当年大家为了北方的同胞多么辛苦，商人们会回忆说当年为了北方的同胞，赋税多么沉重，而那账面上的几亿美元债务，更是一次次在诉说着大明政府为了帮助同胞所做的努力有多么大，进一步在西方世界树立起大明这个东亚大陆唯一负责政府的形象，让大明将来统一国家得到舆论上更大的支持力量。
总之任何代价，一旦跟拯救生命，跟团结民族，统一国家挂上关系的时候，也就不会显得多么昂贵了，跟未来可能的收益相比，这个代价无论怎么看都不算大。
当然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如果大明将来不能一统全国，这笔投资就算失败了，血本无归，一旦完成了统一，这笔投资带来的潜在收益，将会极其丰厚。而一统天下，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在大明君臣心中从来没有怀疑过。
甚至这些年来，北伐的呼声从来都没有断绝过，很多人都认为大明已经具备了一统天下的力量，而这次北方天灾，让大家觉得机会也来了，所以在救灾的舆论中，那股子中国特有的分久必合的观念，也发出了强大的舆论呼声。
其中尤其是以少壮派主持的大明軍队，对北伐的热情最为高涨，军方刊发的期刊、报纸上，连篇累牍的进行各种北伐的军事渲染，在軍队中凝聚了一股北伐统一天下的强大意志。
这种现象让朱敬伦极为担忧，19世纪各国軍队中的通病，对战争的盲目乐观主义情绪，竟然在大明軍队中也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