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韦伯果然准时出现在会议室，连领带都打好了，深灰色的，配着那件深蓝色的冲锋衣，看起来不伦不类，但他自己似乎很满意。曼因斯坦坐在他对面，把昨晚整理好的数据又摊开了一遍。韦伯戴上老花镜，一张一张地看，看得很慢，偶尔用铅笔在纸边上写几个德文单词。
“这个，”他指着一张免疫荧光的照片，“这是m7的脊髓切片？”
“对，损伤后八周。”
“原细胞的标记？”
“Nestin和Sox2双阳性，还有这个，”曼因斯坦递过去另一张，“这是三维重建，你看，它们集中在损伤中心到尾侧过渡区，形成一个梯度。”
韦伯把两张图并排放在一起，对着光看了一会儿，然后放下，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
“曼因斯坦，我们做了五十年的干细胞研究，一直在找‘种子’。移植种子，培养种子，保护种子。你们现在告诉我，种子本来就在土里，只是需要一场雨。”
“不是雨，”杨平从门口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杯茶，“是唤醒。原细胞一直存在，在成年脊髓的室管膜区。损伤后它们被激活，但微环境不对，它们走错了路，变成星形胶质细胞，变成瘢痕的一部分。我们要做的不是种新种子，是让原来的种子发芽。其实种子无处不在，我只是唤醒它，让它变成我们想要的细胞。”
韦伯沉默了很久，然后点了点头：“所以你们的工作，是园丁，不是播种者。”
“可以这么说。”
“我喜欢这个比喻。”韦伯重新戴上眼镜，“那么，我的团队能做什么？在干细胞研究方面，我们可以世界一流水准。”
杨平坐下来，把茶杯放在桌上：“韦伯教授，您在干细胞定向分化方面的经验，没有人比得上。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原细胞被激活后，怎么引导它们向神经元方向分化，而不是胶质细胞。您的三维培养体系，您的诱导方案，可能正是我们需要的。”
“你想让我把外源性干细胞和原细胞激活结合起来？”
“对！外源性干细胞提供即时的结构支持和营养微环境，原细胞激活提供内源性的长期修复，两条腿走路，看会不会好一点。”
韦伯的眼睛亮了起来。他拿起铅笔，在纸的空白处画了一个草图，一个损伤的脊髓横截面，中间是瘢痕，周围标注着“外源性干细胞移植区”和“原细胞激活区”。
“这里，”他用铅笔尖点了点两个区域的交界处，“这是关键。两个系统怎么对话？外源性的细胞会不会抑制内源性的激活？或者反过来？”
“我们不知道，”杨平坦诚地说，“所以我们需要您，需要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韦伯放下铅笔，看着杨平，看了很久。然后他突然笑起来，那个笑容让他脸上的皱纹全部挤在一起，像一张被揉皱又展开的纸。
“杨教授，你知道吗，在来之前，我就有给你打工的想法。我的朋友劝我不要来。他们说，一个诺奖得主，去中国给一个年轻人‘打工’，尽管这个年轻人也是诺奖得主，传出去不好听。我说，你们不懂，科学没有年龄，没有国界，也没有面子，只有对和错。”
他伸出手，杨平握住他的手。
“合作愉快。”
“打工愉快，”曼因斯坦在旁边纠正，“韦伯教授坚持这个说法。”
拍摄在第三天结束。制片人把一份粗剪的片段给杨平看，问他有没有需要删除的内容。杨平看了一遍，画面很克制，没有煽情，没有渲染，只有数据、实验、背影，和一只猴子伸出的手。
“可以。”
“谢谢您的信任，”制片人说，“这部片子预计明年春天在德国电视二台播出，我们会提前把最终版本发给您确认。”
韦伯临走前，去康复训练室看了陈建国最后一眼。陈建国正在做步态训练，扶着助行器，一步一步地挪。韦伯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他走了多远？”
“从门口到窗户，大概十五米，”李姐在旁边说，“用了二十分钟。”
韦伯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走到走廊尽头，他又回头望了一眼。陈建国还在挪，一步，两步，三步，背影坚定。
很快，韦伯给杨平发了一封邮件，附件是一份合作备忘录的草案，中文和英文双语。杨平打印出来，放在桌上，看了很久。
备忘录的标题很简单：《关于联合开展原细胞激活与外源性干细胞协同修复脊髓损伤的合作研究计划》。
他把备忘录递给曼因斯坦：“你看看，有没有问题。”
曼因斯坦接过去，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翻到最后一页，看着韦伯的签名。
“没有问题，”他说，“这很韦伯。”
“什么意思？”
“很严谨，很实事求是。”
杨平拿起笔，在韦伯的名字旁边，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接下来的一个月，研究所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忙碌状态。
韦伯的德国团队来了三个人：一个做干细胞培养的博士后，叫汉斯；一个做电生理的副教授，叫伊娃；还有一个做生物信息学的博士生，叫莉娜。他们带来了两箱试剂、一台便携式电生理记录设备，以及一整套韦伯实验室建立的三维培养protocol。
汉斯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金发，戴着眼镜，说话很快，英语带着浓重的巴伐利亚口音。他第一天到实验室，就把自己关在细胞房里，待了六个小时，出来时对曼因斯坦说：“你们的co?培养箱温度波动有点大，我调了一下，现在稳定在37.2度了。”
曼因斯坦愣了一下：“你调了我们的培养箱？”
“对，我看了一下记录，过去两周温度在36.8到37.5之间波动，对干细胞不好。我换了一个温控模块，旧的放在桌上了，你们可以留着备用。”
曼因斯坦看着桌上那个拆下来的旧温控模块，哭笑不得。
伊娃则完全不同。她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短发，不苟言笑，说话慢条斯理。她负责电生理记录，每天下午准时出现在动物房，给m7做运动诱发电位测试。她从不跟m7说话，但会给它带一颗葡萄，放在笼子旁边，测试完就走。m7似乎很喜欢她，每次她一来，就把手伸出来，但她从不握。
“我不跟实验动物建立情感联系，”她解释说，“这是原则。”
但曼因斯坦注意到，她每次测试完，都会把m7的笼子整理一下，把垫料铺平，把食盆摆正。这些动作很细微，但她做得很认真。
莉娜是最年轻的，二十六岁，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总是背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她负责整合中德双方的数据，建立一个统一的数据库。她花了两周时间，把杨平团队过去三年的实验数据全部数字化，标注了时间、批次、操作人和质控标准。
“你们的原始数据保存得很好，”她对奥古斯特说，“但metadata不够完整。比如这张western blot，我知道是哪天做的，但不知道胶的浓度、电泳条件和显影时间。这些对可重复性很重要。”
奥古斯特挠了挠头：“我们以前没注意这些。”
“没关系，从现在开始，每一项实验都按这个模板记录。”她递过来一个Excel表格，里面有三十多个字段，从“实验日期”到“室温湿度”，一应俱全。
奥古斯特看着那个表格，不错，很认真。
“数据是科学的根基，”莉娜推了推眼镜，“根基不牢，上面盖什么都没用。”
第一个月的合作，摩擦不断。
最大的分歧出在实验设计上。韦伯团队习惯先做大量预实验，摸索条件，再正式开展；负责这个项目的中国团队则倾向于快速推进，边做边调整。两种风格碰撞在一起，会议室里经常吵得不可开交。
“你们这个方案，预实验不够，正式实验失败的风险太高，”汉斯指着投影上的流程图说。
“我们没时间做三个月预实验，”中国团队组长反驳，“病人等不起。”
“但失败的正式实验浪费的时间和资源更多。”
“我们过去三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成功率并不低。”
“那是运气，不是方法。”
杨平坐在旁边，没有说话。等他们吵完了，他才开口：“汉斯，你们的预实验，最短需要多久？”
“两个月，如果一切顺利。”
“能不能压缩到一个月？我们提供双倍的人手和设备。”
汉斯想了想：“可以，但条件是我要完全控制实验设计，你们只负责执行。”
“不行，”杨平摇头，“实验设计必须双方共同决定。但执行上，你可以全权负责，我们配合。”
汉斯看了看韦伯，韦伯点了点头。
“好，一个月。”
类似的谈判每天都在发生。伊娃要求所有电生理测试必须在固定时间进行，因为动物的昼夜节律会影响结果；但动物房的排班是固定的，无法为她单独调整。最后双方各退一步：伊娃把测试时间改到上午十点，动物房把m7的喂食时间提前到八点半，确保测试时m7处于活跃状态。
一个月后，第一批联合实验的数据出来了。
结果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好。
在联合处理组，先激活原细胞，再移植外源性神经干细胞，小鼠的运动功能恢复评分比单独激活组高出百分之四十，比单独移植组高出百分之六十。更重要的是，组织学分析显示，损伤区域的神经元再生数量显着增加，胶质瘢痕面积明显缩小。
韦伯看着那张柱状图，手指又在桌面上收紧了。
“这是协同效应，”他说，“一加一大于二。”
“不只是大于二，”曼因斯坦补充，“是大于三。你看这个，联合组的轴突再生距离比单独移植组远了一倍，说明原细胞激活改变了微环境，让外源性干细胞更容易存活和分化。”
“反过来也成立，”伊娃指着电生理数据，“外源性干细胞提供了即时的神经营养支持，让原细胞在激活后的关键窗口期内不至于凋亡，两个系统互相支撑。”
会议室里安静了很久。然后韦伯突然站起来，走到白板前，画了一个图，两个圆圈，一部分重叠，重叠的区域写着“协同”。
“我们过去五十年，一直在争论，到底是内源性修复重要，还是外源性移植重要。干细胞派说移植是王道，神经营养派说保护是核心，基因治疗派说调控是关键。我们吵了几十年，各说各的，谁也不服谁。”
他转过身，看着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
“现在我知道了。答案不是‘哪个更重要’，是‘怎么让它们一起工作’。就像一支乐队，不是哪个乐器最好听，是所有乐器怎么配合。其中的奥秘就在杨教授假设的那个统一理论。”
杨平点了点头：“韦伯教授说得对。但这个‘配合’的机制，我们还远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联合处理的效果这么好？原细胞和外源性干细胞之间，到底在交换什么信号？是细胞因子？是外泌体？还是直接的细胞接触？”
“这就是下一步的工作，”韦伯说，“汉斯，你负责分离联合处理组的条件培养基，做蛋白质组学。伊娃，你继续做电生理，看看联合组的神经环路重建有什么特点。莉娜，你把所有的组学数据整合起来，找通路。”
他顿了顿，看向杨平：“杨教授，你们的团队呢？”
“我们继续优化原细胞激活的方案，”杨平说，“同时，我想启动一个前瞻性观察，在灵长类动物上验证这个联合方案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m7？”
“对，m7。它已经等了够久了。”
紧接着，研究所开了一次全体会议，中德双方所有人参加。杨平把联合实验的结果投影在墙上，一条一条地讲解。讲到激动处，他的声音有些发抖。
“同志们，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可能找到了一条全新的路。不是替换，是唤醒；不是移植，是协同，是某种更高级的机制，之前我们所有理论只不过是看到细小的局部。这条路能不能走通，我们还不知道。但至少，我们证明了，两个看起来矛盾的方向，可以走到一起。”
韦伯站起来，用德语说了一段话，曼因斯坦翻译：“韦伯教授说，他做了五十年研究，拿过诺贝尔奖，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激动。因为今天，他看到了科学的未来，不是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国家的未来，是所有愿意放下成见、真诚合作的人的未来。”
会议室里响起了掌声，先是稀稀拉拉的，然后越来越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