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焕英活了这么大把年纪，还从来没有人给自己写信，她心里有些纳闷，将湿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把信接了过来。
拿在手上一看，封面上赫然写着“最高人民法院”几个字。
她惊喜不已，送走了邮递员，激动地跑进屋里，对老伴说道：“老头子，最高人民法院来信了！”
叶学生闻言大为欢喜，把那封信拿过来，迫不及待的拆开看了起来。
信里只写着寥寥几十个字：“张焕英，你反映的情况我院已收悉，现已将相关情况函转幽燕省高级人民法院，请速与该院联系。”
张焕英看得云里雾里，疑惑不解地问：“这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叶学生一脸茫然地说。
“咱问问赵律师吧。”张焕英说，立即给赵树亭打了个电话。
听她说了情况，赵树亭说：“既然最高人民法院让与幽燕省高级人民法院联系，那就按他们说的做。”
第二天，张焕英拿着最高人民法院的回信来到了幽燕省高级人民法院。
因为多次打交道，法院的人早就认识她了，见她又来了，知道准是为她儿子的事来的，说道：“大姐，你儿子那个案子还在调查呢，你又来干什么啊？”
张焕英说：“这事儿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回信了，让我跟你们联系，我儿子的案子，到底怎么处理？”说完把那封信给了他。
法院的人对此似乎早有准备，轻车熟路地说：“那个案子很复杂，还要再调查一段时间才能有结果呢，你先回去吧，有消息了我们会通知你的。”
张焕英暗想：“少来这一套，我都被这句话骗了好几次了。”
“我要求重审我儿子的案子，你们接不接？”
“现在还不行，要调查清楚了我们才能接。”
“要多久才能调查清楚？”
“快了，应该要不了多久了。”
张焕英怀疑地问：“你不会是忽悠我的吧？”
法院的人一本正经地说：“我忽悠你干什么？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们正在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加紧处理你儿子的案子，等有消息了，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你先回去吧。”
张焕英听了这话，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回去等消息。
谁想这一等就是几年都没有结果。
她每个月至少要去一次幽燕省高级人民法院询问情况，每次对方都答复称：“你要耐心等待，我们一直在做工作”。
因为对“叶树声案”的坚持和推动，邓成月承受了很大压力，他经常受到组织的调查，恐吓信、无端的举报等一直没有断过。
为了避免麻烦，他一直努力保持低调，但对推动解决这个案子的热情始终没有改变。
他的所作所为终于触怒了上级，2009年，49岁的邓成月从副局长的位置上被强行劝退，理由是“要给年轻人机会”。
邓成月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知道自己早晚会有这一天。
不当领导，做个普通警察也挺好的，至少压力没有那么大，还可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他给一家律师事务所做了刑事法律顾问。
此时周云龙也被撤掉了《中原商报》总顾问的职务。三年前因为一篇关于中原矿难中对记者蜂拥领取封口费的报道让他成为众矢之的，这位常爱顶风而上的新闻硬汉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被任何国内媒体正式聘用过。
后来他到海口安家，在海边写书，提前过上了半退休的生活。但他仍然关注着“叶树声案”的进展，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这个案子有着特殊的意义。
每次一有动静，他都会和郑成月、赵树亭、王爱民等人聚一聚，商讨下一步的对策。
但此案的沉寂和背后的掣肘让周云龙深感无力和自身的渺小，案子走到这一步，他已经没有办法了。
每逢春节，他会在海口打电话给张焕英，每次都只能这样劝慰她：“大姐，你咬着牙也要坚持下去，事情到了今天已经是最坏的结果，不能更坏了，你没有什么好顾虑的。”
赵树亭以为案子递交到幽燕省高级人民法院总算是跨出了一大步，应该很快就能得到纠正，只需要静静等待结果就行了，当年国庆节，为了纾缓两年来的抑郁和压力，他特意去湖江省黄峰市的一座山上隐居两个月。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案子再次陷入了泥潭，他和张焕英多次去幽燕省高级人民法院催问办理情况，都没有任何结果，事到如今，他已无能为力，2010年，心灰意冷的赵树亭退出了“叶树声案”的代理。
赵树亭退出后，张焕英的律师就像走马灯似的换。因为这个案子的特殊影响，她家从来不缺律师登门拜访，有时甚至是一拨拨的来，她家的院子都快成了各路律师斗法的舞台，张焕英招架不住，也不懂法，只好一个个都应承下来。
在解除委托协议后，赵树亭觉得自己终于可以以公众的身份介入刘书金的案子了，他来到太平县找邓成月，在他的带领下去村里走访个遍，从此两人的关系开始熟络。
2011年，全国60名律师和学者在石门市召开了一场“叶树声案”研讨会，会后联名写就了一份呈交最高人民法院和幽燕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呼吁书，敦促重审“叶树声案”，没有得到回应。
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后，刘书金就被转移到了慈县看守所。在那里，工作组的人警告刘书金，让他别蹚“叶树声案”的浑水，否则没有好果子吃。
刘书金不为所动，坚持实话实说。他倔强的态度惹怒了对方，有人拿木板狠抽他的脚板，将他脚心抽掉了一层皮。
把他拖到审讯室的铁凳上坐了半个月，坐得屁股都结痂了，使用各种残酷的法子折磨他，就为了让他闭嘴，还让他承认自己之所以招供，都是邓成月唆使的。
刘书金咬牙扛住了，始终没有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