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听她说完，问道：“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
“有。”张焕英答道，忙从包里拿出一张《中原商报》递给她说：“你看，这事儿报纸上都登出来了。”
工作人员翻了翻，说道：“大姐，这个不是证据。”
张焕英一听，有点着急：“那什么才是证据？”
“比如法院的判决书。”
“他们没有把判决书给我。”
“那总给律师了吧？”
“律师是法院给请的，我都没有见过他。”
“他没有转交给你吗？”
“没有，我儿子被枪毙了他们都没有告诉我。”
“要把判决书拿来，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你说的这些是不是真的？”
“报纸上都登出来了，这还能有假吗？”
“报纸不能作为证据。”
不管张焕英怎么说，工作人员就是坚持要看判决书，张焕英又拿不出来，僵持了半天，她只好悻悻而去。
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才来到这里，莫非这次要白跑一趟吗？她不甘心，决定明天再来试试。
第二天上午，她又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
门口的警察看见她，问道：“你怎么又来了？”
张焕英说：“昨天事情没有办完，只好又来跑一趟。”
警察倒也没有疑心，放她进去了。
张焕英寻思昨天那人很固执，想换一个人反映情况，来到办公室门口，看见昨天那个工作人员坐在座位上，里面只有她一个人，心中暗暗叫苦。
见她又来了，那工作人员脸上掠过一丝不悦，口气生硬地问道：“判决书拿来了吗？”
张焕英惶恐地说道：“没有。能不能不要判决书啊？我从幽燕省来一趟也不容易，你就通融一下吧。”
“不行，这是规定，我也没有办法，你回去拿来再说吧。”
“要是回去也拿不到判决书怎么办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自己想办法吧。”
张焕英跟她说不通，从屋里退了出来，又去找别的工作人员反映情况，不料其他人还是要让她拿判决书，她没有办法，只好失望地离开了。
她到车站买了张回家的票，当天中午就坐车回去了。
到家的时候，已是晚上十点多了。
叶学生见老伴儿回来了，十分意外，惊讶地说：“你怎，怎么这么快就回，回来了，事情办得怎，怎么样了？”
“唉，别提了，气都气死人了。”张焕英愤恨不平地说。
“怎，怎么回事儿？”
“我到最高人民法院去反映树声的情况，接待我的工作人员问我说这些有什么证据，我就把周记者送来的报纸拿给她看。
“她说这个不是证据，要看法院的判决书，我说法院没有给我判决书，能不能通融一下，她死活也不答应。
“我以为是她故意刁难我，又去跟别的工作人员反映，不想他们还是问我要那个判决书，我拿不出来，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回来了。”
叶学生听了唏嘘不已，着急地问道：“那怎，怎么办啊？”
“我也不知道，明天我去问问赵律师吧。”
第二天上午，张焕英来到赵树亭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把这次进京上访的情况告诉了他。
赵树亭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说道：“他们不了解这个案子，要看判决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可是我没有，这可怎么办啊？”张焕英神色焦虑地问。
赵树亭思考了一会儿，说道：“找石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要。”
“他们肯给我吗？”张焕英怀疑地问道。
“去试试吧。”
两天后，张焕英来到石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索要儿子的判决书。
工作人员经过查询后告诉她：“那份判决书当年已经给了你儿子了。”
张焕英对此大为不解，“我儿子被判了死刑，你们给他干什么？为什么不给家属？”
工作人员解释道：“法律规定判决书不给家属，都是给当事人或者律师。”
“我儿子死了十年了，现在那份判决书在哪里？”张焕英焦急地问。
“不知道，你要判决书干什么？”
张焕英不敢说实话，掩饰道：“我想看看那上面是怎么写的。”
“看了又能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就是想看看。”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再纠结了。”
张焕英听了这话，心里涌起一股愤怒，暗想：“你们倒是过去了，我们这里可没过去。”
“可以再给我一份判决书吗？复印的也行。”
“判决书只有一份，给了就没有了。”
无论张焕英怎么说，对方就是不给她，没办法，她只好沮丧地离开了。
她把告诉了赵树亭，问他该怎么办。
赵树亭说：“判决书除了给当事人，死者的家属应该也会给，你去找他们要一下吧。”
张焕英知道这事儿难度很大，但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
几经打听，她找到了黄桂花的父亲黄保国的家。
见门关着，她走上前去，鼓足勇气敲了两下门。
过了一会儿，门后传来了一阵迟重的脚步声，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子来开了门，看见一个陌生的中年女人站在外面，诧异地问道：“你找谁？”
“您是黄桂花的爸爸吧？”张焕英客气地问。
“是的，你是谁？”
张焕英小心翼翼地说：“我是叶树声的妈妈。”
黄保国一听见叶树声这三个字，登时气不打一处来，满脸怒容地问道：“你有什么事？”
张焕英见他这样，心里有点慌，说道：“当年我儿子的判决书，您这儿有吧？”
黄保国并不回答，口气生硬地问：“你想干什么？”
“我想找您复印一份，我儿子申诉要用到那个东西。”
黄保国一听这话，情绪陡然激动起来，涨红了脸说：
“你儿子把我女儿害死了，你还好意思来找我要判决书给他申诉，你快走吧，我绝对不会给你的。”说完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