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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刚瞌睡、就有人递上一个枕头

吴佩孚当下最急需解决的其实是政府财政问题,由于中国目前依旧处于四方军阀割据的状态,各地方截留应该解付中央政府的资金很严重,吴佩孚自己在洛阳练兵时,就曾截留过铁路上的资金,也曾让宝德全把河南田赋税收交给自己。

以前吴佩孚属于“在野”地位,可以什么都不管不顾、只管向陆军部索饷,现在是任道远控制住他的中枢,那就不能眼看着北京政府财政状况继续恶化,所以,他先给了新内阁300万元,以维持政府正常运转,但这不过是杯水车薪,新内阁已经在搞“减员节流”,吴佩孚则必须想办法“开源”。

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呀!

自从甲午战败和庚子国变,清廷为偿还战争赔款、持续不断对外借钱,先是以江海关税为抵押,向外国银行大笔贷款,后来编练新军、修建铁路和兴办各种实业,不停的向外国银行求助,虽然欠债颇多,但因为有关税等活水资源补偿,所以清廷可以不断借新还旧,勉强维持了近20年时间。

1912年,清廷垮台、民国建立,可之前欠的债,袁世凯主导的民国政府是答应要还的,这是袁世凯让各国列强承认中华民国的先决条件。

甲午战后、清廷向外借赔款达三亿余两,庚子赔款中又添白银十亿两,虽说都是不平等条约,但孱弱的中华民国不得不认。

袁世凯通过南北和谈促成北京新政府的建立,其赖以维持北洋政府的主要资金,就只能从以下几个方面抽取:

首先是收入最稳定的海关税。

由于对外际贸易额的稳步增加,这笔钱的金额也就逐年上涨,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让交战各国都需要大量采购物资,海关税的涨幅也就更为明显。

可是,前清为了赔款,向国外借了大量外债,关税早就多次被充作外债的担保,且由于条约限制,列强还获取了对关税的管理和支配权,对于北洋政府来说,只能得小部分的“关余”,就是扣除外债本息及管理费之后、剩余的那极小的一部分关税。

其次就是盐税。

作为人类生活的必需品,食盐一直是重要税源,可抽税的盐关都设在各省内,北洋政府成立后,将盐税作为对外国借款的质押物,靠对方的帮助设置盐务署,收上来的盐税用于偿还利息和本金,算是看得见、却拿不到的钱。

田赋税收。

现在军阀割据,名义上的田赋大半要上缴中央,其实根本收不到,各地军阀还打着中央名义大肆增税,北洋政府没收到钱、还空背了一身骂名。

其中苛捐杂税繁多不说,以四川军阀为例,由于他们独创了“防区制”,军阀在“自己的地盘上”肆意征税,据史料记载:在1922年,四川南充的税被收到1936年、新繁县被收到1961年、灌县被收到1979年,成都被收到1966年、川北被收到2025年!

普通厘金。

这种税收主要是在交通枢纽上收取的货运过路费,理论上也是部分留存地方,大部分上缴中央,但经常被地方军阀随意截留,吴佩孚自己就曾截留过,当时“在野”、现在却不得不为新一届政府谋划了。

原来的北洋政府还收取契税、烟酒税和各种工商杂税,税率甚至普遍高于前清旧例,反过来遭限制了民间经济发展,可吴佩孚在短期内还不敢降低这些赋税。

吴佩孚提请新任交通部长施肇基批准,将李济臣新编练的11个团中,选出三个成立“税警团”,专门负责收取这项厘金,挟吴佩孚刚刚战胜奉军的余威,就连东三省、广东都不敢公开阻拦“税警团”入驻各个交通枢纽,不过做些花账、他们还是敢做的。

入不敷出是北洋政府的常态。

1912年民国建立,可国内各种矛盾频发,中国人开启了自己人折腾自己人的时代,中央和地方争端不止,战乱不息,1911-1922年的十年时间内,中国发生大大小小的战争数百次,仅四川一省就“贡献”了两百多场战争。

为了各自利益,北洋军、革命党、独立军阀都开始疯狂扩军,民国建立十年内,国内军队人数急剧增加,民国三年国内陆军约有45万人,民国七年军队增加到85万人,到民国八年达到了138万人,至1922年已经超过了150万。

军队数量的大幅增加,武器弹药的消耗也随之增加,军费开支也同时大幅度上涨,1910年清廷军费支出约为1.2亿元,到1918年为2.03亿元,1922年军费支出超过3亿元。

军费支出是所有财政支出中最大项目,1912年占34%,1919年占42%,1922年占61%,军事用费过于庞大是北京政府最大财政困境,也是一个巨大的财政危机。

可吴佩孚偏偏目前还不敢裁军,让交通部帮着养三个税警团,也是他自己“节流”的小九九,这是战时还是能征调的一支部队。

钱!

吴佩孚必须尽快解决钱的问题,否则,不要说发展军工、开发实业,就连维持北京政府的正常运转,维持自己的军队都成问题。

新内阁已经行文各省督军、省长,让他们即日开始向中央政府解款,虽然没用“否则后果自负”的威胁语气,但各省都知道新内阁背后有个狠人,目前绝大多数省份都还在观望,仅直隶、湖北、河南、热绥察特别区通电响应。

但这也不过是杯水车薪。

由于北京政府负债太多、还极为动荡,西方列强已经不愿再借款给中国了,但是,别有用心的日本,为了追讨“西原借款”、表示愿意贷款给新政府,条件是新贷款首先要归还“西原借款”,新政府根本不承认“西原借款”,所以双方根本谈不拢。

苏俄也向吴佩孚伸出了“橄榄枝”,但在外蒙及中长铁路路权问题上,吴佩孚坚决不肯让步,所以苏俄代表南下寻找新的目标了。

贷款无门,那就只能挖掘中国自身潜力了。

可任道远、吴佩孚都不擅长搞经济,于是,吴佩孚的另一个义弟张其煌、就成了他在这方面的主要幕僚,张其煌给吴佩孚提了一个建议,吴佩孚虽然认为可行,但要实行、就得进行一场规模不小的战争,这会让新任内阁很为难。

假如内阁不批准吴佩孚的计划,中央政府就会失去这项极为可观的财政收入,可已经公开承诺了要和平统一的,现在擅自发动战争,新政府如何取信于全国民众?

就在吴佩孚、张其煌、李济臣他们一筹莫展之际,一件“刚瞌睡就有人递上一个枕头”的大事儿发生了,吴佩孚马上就有了对南方开战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