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人会见的一应礼仪完成后，求贤若渴的叶公向孔子请教治国理政之道。
孔子捋了捋须，对叶公道：“近者悦，远者来。”
叶公听了连连点头，“近者悦，远者来”，孔子一句话，道出了治国理政所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以及实现此基本目标的必要措施。
唯有想方设法增强国力民力，极大提升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这才能使国内民众内心喜悦。
也唯有国力增强了，民众喜悦了，就可以吸引国外的人们不断前来投奔。如此一来，国力更强。
民心，才是最根本的治国理政。为政之道，在于民心，得民心者，必能得天下！
孔子言简意赅道出了治国理政的精要，同时也暗示自己之所以来叶邑，正是因为你叶公治理有方，百姓安居乐业，自己才慕名前来。
孔子，当然也懂得何为情商。向你叶公示个好，拍点小马屁，这不失什么面子。
叶公非常感慨，他与孔子分析了一下春秋诸侯列国局势，叹了口气道：“不管如何，欲使近者悦远者来，极为不易。”
孔子当然知道叶公之所以感叹，在这个春秋江湖，礼崩乐坏的年代，无论是周王室，还是诸侯列国，哪个不是着眼于眼前利益，为所谓的富国强兵而不择手段？
为了自身的利益，礼仪道德皆可抛。
从内心上讲，叶公是赞同孔子的以礼教治国理政的，但时代在变，孔子在这个时候推行德治礼教，并不能在一些国家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其他的不说，单说楚国好了，楚国刚经历了一场几同于灭国的惨剧，想要真正实现对吴国的复仇，靠德治？
见叶公叹着气，孔子想了想，轻声道：“德不孤，必有邻。”
孔子想要表达的是，叶公呐叶公，你也别叹气了，只要坚持德治，必定会得到支持。
现在，我孔丘就愿意支持你。
但是，叶公真的会践行孔子想象中的德治吗？叶公是一个有德的人，但他深知，此时的楚国，包括他治理下的叶邑，靠德治是不行的。
叶公，走的是一条法治的道路。
叶公毫不掩饰自己的治国理念，他已经委婉向孔子表示了德治在这个时候太难了，因为人们都不讲德，而讲实际。
讲实际，那就不能靠讲讲道理就可以使人们接受。人们更愿意接受的，是清清楚楚的约束，一是一，二是二，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是正当的。
正如叶公所表扬的那个张小三一样，偷了羊的父亲，就应该被问罪，所以他应该去告官，这就是张小三所知道的正义，也是他的正直。
而这种正义和正直，源于法制的约束。
这种约束，与道德无关。
在叶公看来，德治是在礼未崩乐未坏的前提下，人人才可以发自内心去遵守那些礼义仁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耻勇，人们才会自觉去践行。
但如今礼已崩乐已坏，要规范人们的言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法治。
法治到了一定的阶段，当人们将遵守法律成为一种自觉，这便是开创了德治的基础。
叶公与孔子，两位那个时代的大贤，就为此而辩论了起来。
围绕着张小三向官府告密父亲张大三偷羊一事，孔子很直接地向叶公表示，那天叶公断案存在很大的问题。
孔子的理由还是那天对众弟子所讲的，子告父，此乃大逆不道，是最大的不孝。
叶公认真听着，末了他谦虚地对孔子道：“夫子所言，确实有道理，礼仪之基础，确实在于孝道。但吾认为，治理一地，首推法度。法不明，人不直，民不安。
张小三举恶不避亲，告发其父盗羊，此乃守法有信，貌似不遵孝道，实乃正直之举。若一国上下皆正直之辈，何愁国家不治？”
孔子连连摇头，对叶公道：“叶公差矣。张小三虽正直之举，然以直犯孝，实不可取。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应在其中。”
在孔子看来，孝是德治的基础。张大三偷羊，固然有错，但作为儿子，张小三完全可以通过另外的途径去引导父亲纠正自己的错误。
如张小三应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向父亲张大三说明偷盗他人财物是可耻的，是非义的。然后，动员父亲张大三将羊还给人家，或者赔偿给人家，再向人家道歉。
只要心够诚，且人家没有损失，相信一定会得到人家的谅解。
那又何必非得让父亲被问罪呢？
叶公听着，不禁对孔子失望起来。法治的要义在于确定了一个准则，违反了这个准则就意味着非法，就要受到惩处。在乱象环生的这个时代，无疑这是治国理政最直接有效的办法。
而孔子坚持认为，正是因为许多国家的国君或执政大夫，如叶公一样，只看到了法治立竿见影的效果，从而忽略了德治在长治久安中的作用。
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治理手段。
虽然，孔子与叶公彼此尊重，但因为治国理政理念的不同，使两人互相都失望了。
告别了叶公，闷闷不乐的孔子回到了叶邑驿馆。当天晚上，驿馆大树下，仲由等人点起了篝火，整了点酒，意欲为老师解解闷。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见众弟子如此有心，孔子心甚宽慰。他也从房间出来，与大家团团围坐。
一开始，谁也没说话，毕竟满怀希望来到叶邑，结果孔子与叶公治政理念不一致，孔子意欲在叶邑辅助叶公一展才能的梦想被击得粉碎。
仲由实在压不住心中不快，率先发起了话题。
今晚的话题，就是如何治国理政的问题。
这也是今天孔子与叶公会面时谈话的话题。到底是应该以德治政，还是该以法治政？
孔子很欣慰，他再次亮出了观点：“为政以德！”
春秋走到了这个时候，通过严明律法来治国理政且取得丰硕成果的国家越来越多，如郑国执政大夫子产在世时，直接推出了刑鼎。
具体就是将法律条文铸于鼎上，置于郑宫前。公布了律法，让百姓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什么是犯罪，使郑国实现了中兴迹象。
超级大国晋国，也在二十多年后采纳了郑国子产之策，将刑法公布于众。
郑国、晋国这样的中原诸侯，通过刑鼎，将法律公布于众，开创了中国成文法历史。
在残酷的春秋后期，许多诸侯国开始变革图强。这种变革图强，当时称变法，其实就是法治的理念。
甚至孔子在鲁国担任大司寇时，也强调了法治的重要性。
依法治国，貌似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但这与孔子的儒家礼教思想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