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和政治从来都是分不开的两种手段，就算再无耻的侵略也会找个政治上的借口加以粉饰。苏联的统治黑幕没被揭开之前，有多少人相信那里闹过大饥荒，有多少人相信几百万人遭到迫害，被杀害。虽然南洋联邦曾称北越是世界上最为暴戾的政权之一，但信服度并不大。
现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有意的推波助澜之下真的陷入了世界舆论的口诛笔伐之中。军事上的失利，轰炸的损失，本身经济的恶化，民众的厌战求平和，长期以来越南王国、泰国等广播电台的不断宣传，终于使北越不得不降低调子，向着求和道路迈去。
北越人失算了，他们没有想到，勃烈日涅夫同尼克松一样需要使自己的名字和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行动越是逼近美苏最高级会谈，就愈使苏联对打击北越的军事行动作出最小的反应。而北京和莫斯科互存戒心，各自考虑在对美关系中所下的赌注，也小心翼翼地与他们的北越盟友保持一段距离。
此次空前的大轰炸的最终目的是迫使北越人坐在谈判桌前，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制定出了从老挝的撤军计划，现在谈判比以后谈判要有利。随着美军在老挝人数的缩减，美国人将失去手中同河内打交道的筹码。
美国派出了基辛格，南洋联邦派出了国家安全顾问陈冲会，与北越的黎德寿在巴黎展开谈判。谈判是无情的，与当时的神话截然相反，北越以前一直将自己伪装成被人误解的可怜的改良派，但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们是死硬的派进派。威吓周围邻国，不惜使用武力来攫取法国殖民者在印度支那的殖民遗产，包括那个不切实际的印支联邦美梦。
这就使得北越人一旦认为自己拥有了强有力的军事地位，就会变得更强硬，死多少人，损失多少财产，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个数字，在中苏的援助下，他们早晚会恢复过来。但一旦在战场上陷于困境，特别是意识到要放弃传统优势游击战术，而被迫与南洋联邦和美国，以及他们支持下的国家进行正规战争时，他们就会变得软下去。
欺软怕硬是北越人的本性，狂妄自大被打掉便剩下了害怕和恐惧。对此，南洋联邦也只是乘美国人之便，付出了些许的代价，便达到了震慑北越的战略目的。对他们来说，任何谈判的协议都不会是长久不变的，最后取决于地区稳定的还是国力和军力的强大，以及坚定扞卫这种稳定的决心。
强大才有和平；坚定才有和平；让对手清楚地知道你的战略底线和你扞卫这种底线的意志和实力，才有和平。战争的规律是，不惜一战才能制止战争；准备一战才能避免战争。战，方能无战。这到底还是一个以实力说话的世界。
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是意志上的崛起，而一个国家的衰退首先是意志上的衰退。拥有扞卫自己国家利益的坚强意志和坚定的决心，提高国家动员实力资源扞卫自己利益的能力，这是南洋联邦一直以来奉行的对外宗旨。
而南洋联邦的敌人却在减少或者衰弱。印度，战争创伤未愈，饥荒又于七二年席卷而来，英迪拉甘地既要谈判解决克什米尔和几万名印度战俘的问题，又要寻求国际援助以使饥荒不蔓延。而且，她还时刻担心自己下台后会因为实行紧急状态而遭到政治起诉，可以说，内政外交都使英迪拉甘地处于困境之中举步维艰；北越，遭到了联军的沉重打击，不仅弱小的海军损失殆尽，而且几年来的建设成果基本上毁于一旦，国际名声也一落千丈。
特别要说说日本，琉球**是对他们最大的心理打击，国内政坛由此而陷于混乱，而美元的贬值，再加上亚共体各国的贸易壁垒依旧制约着日本经济的继续增长，外交的突破已成为了日本经济继续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面对着国力军力日益强大而又把持着日本输入原料输出产品重要通道的南洋联邦，日本人是打也打不过，翻脸也翻不起。尽管国内反对南洋联邦的呼声很高，但作为政治上层的日本人物，都开始明白，在美国实施附加税之后，与南洋联邦实现关系正常化，消除亚洲国家对日本的敌意才是大势所趋。
进入七十年代，影响日本发展的内外因素已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国际政治继续向多极化发展，美国终于放弃了长期以来推行的反对孤立中国的政策，一九七二年尼克松冲击，迫使一贯追随美国的日本政府必须在对华政策上作出新的选择。另一方面，一九五五年以来日本经济持续发展局面即将结束，公害、物价、交通、住宅、城乡问题的普遍化，已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刚刚成立的田中内阁，正处在这一历史性转折的十字路口。
田中角荣以积极态度迎接了时代的挑战，他在内阁成立的当天就发表谈话说，新政府“在内政方面，将灵活运用现已取得的经济增长成果，谋求国土的划时期性利用，为解决公害，住宅、土地等问题，果断推行以长期性展望为基础措施，充实国民的福利。”在外交方面，将继续加深与亚共体各国的交往和沟通，并促使中日两国的邦交正常化，在激荡的世界形势中，强力推进和平外交。”
南洋联邦官方对田中角荣的讲话并没有什么积极的反应，只是在个别民间媒体上刊登了不痛不痒的评论。而另一个相关国家——中国，则立即表示了欢迎。两国的复交工作开始走上了日时议程。
不要光听日本人怎么说的，南洋联邦注重的是实际，注重的是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发展，注重的是日本战后的反省行动，注重的是自己国家目前的和长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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