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后，三郎跟着老海商的船去了泉州。
不是坐船——是跟着货船走，帮老海商记账。老海商说他需要一个会写字的人记账——码头上那些账房先生都不愿意出海。“他们怕淹死。你不怕。”“你怎么知道我不怕。”“上次站在码头看我的船看了一下午的人——不会怕海。”三郎没反驳。他确实不怕。前世他坐过无数趟红眼航班，在万米高空想过比淹死更糟的事。海再大，大不过人心。
船从温州出发，先往南，过宁德、福州，再折向西南。头两天风平，三郎趴在舱里那张破桌上记账，墨汁被浪晃得在纸上洇开，字歪歪扭扭，像喝醉写的。到第三天起了风，船晃得他胃里的蜜枣直往上涌，他趴在船帮吐了半天，苦水混着海水，咸得发苦。老海商递给他一块酱姜：“含住，压一压。”姜味冲，把那点恶心压下去了。三郎含着眼泪想，这趟要是再吐，回去得跟娘说海不好看——可吐完他还是趴回桌上记账，账不能断。
泉州港比温州大三倍。船还没靠岸，三郎就看见密密麻麻的桅杆，像一片砍倒又立起来的树林，黑压压铺满水面。码头边停的船有福船、广船、还有几艘他叫不出名字的洋船——船型瘦长，桅杆更高，船头没有铜炮但船身吃水很深，大概是因为装了更重的货。岸上人声、号子声、铁器撞击声混成一团，比温州吵出一个量级。空气里一股怪味，不是鱼腥，是香料——丁香、胡椒、肉桂混在一起，甜里发冲，闻久了脑袋发涨。
老海商指着其中一艘洋船说那是弗朗机人的——从马六甲过来的，运的是南洋的香料和非洲的象牙。“弗朗机人的船比我们的福船快。但我们的福船能装更多的货。各有利弊。做生意不是比谁快——是比谁赚得多。”三郎记住了这话。前世竞选他也懂这个理：不是谁嗓门大谁赢，是谁能把手里的牌凑成最大的一把谁赢。
三郎在泉州港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国际贸易。不是他在村里看到的货郎挑担子、二叔杂货铺里老太太买盐——是整船整船的货物从海上运来，卸在码头仓库里，麻袋堆成小山，然后被骡车一车一车地拉到内陆去。每个环节都有一个人在记账、谈价、验货。这些人的工作跟他以前在私塾里背书、在考场里写八股文没什么不同——都是在处理信息。区别只在于，科举是用文字的形式重新排列圣人的话，而商业是用货币的形式重新排列世界的资源。他更擅长后者。后者不需要翻译工序，银子到哪儿都认。他前世在国会里，一句话要翻成好几国的利益才能过关；在这码头上，一筐货不用翻译，谁都认得值多少。
语言的墙，银子一推就倒；他这秀才的功名，在泉州港倒不如一筐好货管用。
他在码头站了小半个时辰，看一桩桩买卖在眼前过。有个缠头的胡商，肤色比大明人深，鼻子高，用生硬的汉话跟一个泉州本地的行商砍价，为三捆胡椒差了两文银子，两人你来我往，手比划得跟唱戏似的。三郎在旁边听着，觉出趣来——这砍价的节奏，跟他前世在议会走廊里跟同僚磨预算是一个道理：谁先松口谁吃亏，谁肯多磨一刻谁多赚一文。他前世靠这个磨过不少法案，这辈子靠这个能磨下整船香料的差价。
码头的仓库一间挨一间，门敞着，里头堆的货他大半叫不出名：圆的、长的、黑的、红的，有的闻着呛，有的闻着甜。一个伙计扛着麻袋从他身边过，麻袋漏了，撒出一把红皮的豆子，滚了一地，伙计骂了句什么，蹲下去捡。三郎帮着捡了两颗，豆子硬，表皮皱，他不认得，可他知道这东西从万里外运来，到他脚边不过是一粒被踩脏的豆。世界的资源就这么被人搬来搬去，搬的人赚搬运的钱，认得的人赚认得的钱。
他顺着仓库往里走，拐角处看见几个匠人在修补一艘广船的船底，桐油刷上去，亮得反光，味冲得人眼睛发酸。一个老匠人盘腿坐在船板上，手里挫着一根铁钉，见三郎站看，咧嘴一笑，露出缺牙：“后生，看船？”三郎点头。“这船跑过占城、满剌加，载过象牙香料，也载过人。”老匠人把铁钉举到眼前瞄了瞄，“船这东西，认主。你对它好，它带你去远地方；你对它差，它把你沉进海里。”三郎把这话记下了。前世他管团队叫“船”——带对了人，去得了白宫；带错了，翻在浅滩。老匠人不懂朝堂，可懂船，跟懂人是一回事。
他在泉州码头边的一个茶馆里坐下来，要了碗酽茶。茶馆临街，窗外就是卸货的码头，一抬眼全是汗津津的脊梁。他把随身本子摊在桌上，用英语写了一行字：“this is my kind of exam. the questions are real and the answers pay in silver.” 写罢自己看了两眼，笑了。这考试他乐意考一辈子。
茶是粗茶，碗边缺了个口，他喝了一口，苦，回甘慢。茶馆里人来人往，有挑担的脚夫，有穿绸的客商，都在谈钱——运费、保费、佣金，词儿他大半懂，有些是泉州土话，听个大概。他觉出，这满屋子的谈笑，跟他前世竞选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声是一个声——都是人在为资源奔走。只不过这边用算盘，那边用民调。他摸出本子，又写一行：*Everyones trading something. the ones who win are the ones who know what theyre selling.* 他合上本子，茶碗见底。老海商还没来，他也不急，就着窗看码头，看那些汗津津的脊梁把世界的货搬来搬去。
老海商坐在他对面，看他写英文。看不懂。但他看到了三郎写完之后的那个表情——嘴角松了，眼里有光，跟他在温州码头第一次看见海时一个样。“你写的什么。”“写的——这趟回去我要多带些货。”“你怎么每次都这么有干劲。”“因为每次出海都像去考一场试。只不过考卷上的分数是银子。”
老海商用那只独眼眯了他一下，半天没说话，把茶碗搁下，从兜里掏出一块更大的碎银放在桌上，银子比上回那块丁银大一圈，压得桌面一沉。“下趟日本航线——你出四成货，我出六成船费。赚了四六分。亏了——还是我全担。”三郎没接银子，手按在桌沿上，盯着老海商的独眼：“你是不是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对。”老海商把碎银推过来，“下趟去日本，我需要一个有秀才功名的人签字——日本那边海关认大明的秀才。你没中举人，但秀才对日本人来说够了。”他把碎银又往前推了半寸，“所以——这趟你以唐秀才的名义出海。不是以唐掌柜。以秀才。日本人认这个。”
三郎低头看那块碎银。他的秀才功名在明朝只能免跪和领廪膳银，顶多让税吏客气半分。在日本可以签字过海关。同样一张榜，在两个国家的分量不一样。他这次中秀才——值了。不是为了科举。是为了在日本的报关单上签自己的名字。前世他签过不少文件，没一个像这张报关单让那两个字的重量，是自己的。
“成。”三郎把碎银拿起来，在掌心掂了掂，“以唐秀才的名义。货我回去就备。”
老海商笑了，独眼弯成月牙，把烟斗叼回嘴里。码头的喧闹从窗外涌进来，混着香料的甜冲。三郎把碎银塞进怀里，跟那块丁银并排。两块银子，一块是回头客的定金，一块是出海的船费。从山上砍的竹子，到日本长崎的报关单，中间隔着的，就是他这个名字。
他摸了摸怀里那块船费银，独眼老海商把这么大一笔买卖交给他一个十六岁的秀才，图的不是银子，是信。信他编的竹子，信他写的字，信他这个人。前世他被人信过，也被人背过，信这种东西，一旦给错了人，能要命；给对了，能成事。老海商给对了。
当天下午他独自去了趟泉州城外的船坞。船坞里叮叮当当，几个赤膊的船匠在敲龙骨，木屑混着桐油味扑面。一艘新福船的骨架已经立起，粗大的杉木一根根拼成弧，像巨兽的肋骨。三郎站在骨架底下，仰头看，觉得自己渺小——这船造好能装他十辈子的竹器。老海商说再跑两趟他就能自己走日本航线。到时候他得找这样的船匠，造自己的船。不是租，是造。前世他懂一个理：掌握渠道的人，永远比用渠道的人赚得多。船就是海上最硬的渠道。
夜里他躺在客栈床上，听见窗外的海风一阵紧一阵松。他摸出怀里那两块银子，在黑暗里碰了碰，丁银凉，船费银沉。英文在脑子里浮上来：*From a scholars brush to a shipbuilders hammer. the pen and the hammer, same hand.* 笔和锤，同一双手。他闭上眼，海风把泉州港的喧闹一点点送远，像把一卷账本慢慢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