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秀才后没几天，赵先生又把三郎单独留下了。这次没喝酒——桌上放着一壶茶，两个杯子。茶是新泡的，茶叶还没完全沉下去，在水面上转着圈。
“你中了秀才。全县第六。比我想的好——我以为你会继续控分。”赵先生把茶杯推过来。“但你这次没有控。你写的『切磋者非独治玉也』——不是书上的。是你自己的。这种东西在院试考场上放进去，是我当年不敢做的事。”
三郎端起茶杯。茶是粗茶，叶子大，苦味重。但比酒好喝。
“唐逸——你心里有东西。科举装不下。你有能力走这条路，但你不是为这条路生的人。”赵先生看窗外那棵歪脖子柳树。柳树被风吹得轻轻晃，影子在地上晃得更厉害。“我教了二十年书。有些学生是天生适合科举的——会考试，会背书，会把别人的观点重新排列组合成考官想看的答案。苏文卿不是这种人——苏文卿是自己想东西然后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你就更远了一步——你想的东西跟这个体系有根本的矛盾。『为国取士，不在乎出身贵贱』——这句话本身没问题，但你把它写在七岁的考卷上，它就不是八股了。它在问这个体系本身对不对。考官不会喜欢这种问题。”
赵先生把茶杯搁下。“我给你一个忠告。以后写文章——你要想清楚一件事。你是想赢考场，还是想写真的。两者不矛盾，但顺序有讲究。如果你决定先赢了再去写真的——那就先赢。如果你发现赢的过程让你忘了真的长什么样——那就别考了。”他停了一下，手指在茶杯边缘慢慢转了一圈——跟马文忠转玉扳指是同一个动作，但方向相反。马文忠转扳指是在算损失，赵先生转茶杯是在算时间。“我花了三十年才学会这件事。结果还是没学会——我只是在喝醉的时候能说清楚，清醒的时候又忘了。”
三郎把这段话记在了脑子里。赵先生大概不知道他刚说的这段话，比院试出题官写的任何一道题都更有价值。一个花了三十年才搞明白自己不适合这个体系的人，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没有一杯酒的情况下，告诉一个刚考上的少年：你可以走，也可以留，但不准忘了真的长什么样。
“赵先生——你自己呢。你当年为什么没放弃。”
赵先生愣了一下。看窗外那棵柳树，停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他从没对任何学生说过的话。
“因为我怕。不是怕考不上——是怕不考了之后，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我二十岁中秀才。三十岁开始考举人。考到五十岁。中间三十年——除了教书和赶考，我没做过别的事。我不认识码头上那些跑船的人。不认识镇上那些开铺子的人。不认识田里那些种地的人。我只认识考生、考官和柳树底下的黄酒。不考了，我去干嘛。”他把茶杯端起来，没喝，只是端着。“所以不是我不想放弃。是我放弃了之后不知道往哪走。你不一样——你考不上可以去帮二叔做生意。可以去温州看船。可以去我没听说过的地方。你有路可走。我没有。”
三郎把这句话也记下了。赵先生不是坚持——是没路可退。他坚持的不是科举，是坚持本身。因为一旦停下来，三十年就是一个空洞。这个空洞里没有温州港，没有福船，没有老海商叼着烟斗说的“一个竹篮翻三倍”。只有柳树下的黄酒。
走出祠堂门口，祖父又站在田埂上。今天没有穿浆洗过的长衫——是平常的灰色短褐，手里没拿拐杖。大概刚才在菜地里拔草，听到赵先生叫三郎就过来了。裤腿上沾着泥，手指上还有青草汁。
“赵秀才今天喝了什么。”
“没喝酒。喝的茶。”
祖父看了他一眼。“那是清醒的。清醒的话比醉话更值得听。”他用沾着泥的手指在田埂上画了一条线——不是圈，是线。一头在私塾方向，一头在官道方向。“他说了——你可以选。他说了——他有路可退还是没路可退。”
“他说他没路可退。”
“所以他选了继续考。不是因为他信科举——是因为他没有别的选项。你有。你知道这个区别就够了。”祖父拄着拐杖走了。裤腿上的泥点子被晚风吹干了，变成浅褐色的印子。
三郎在田埂上站了一会儿。远处私塾的灯光还亮着——赵先生大概在改明天要发的作业。
第二天，三郎去私塾帮赵先生搬书——乡试的备考书要换了，旧版得搬去祠堂仓库。推开赵先生的书房门时他愣了一下。房间不大，四面墙上钉满了书架——不是正经木匠打的，是赵先生自己拿碎木板拼的，钉子长短不一，有的书架已经往下斜了两指宽。书架上的书没有一本是新的，每本书脊都翻得起了毛边，有些裂了用麻线重新缝过。
最靠近书桌的那一格放着三本一模一样的《乡试题名录》——万历十二年、万历十五年、万历十八年。每本的扉页上都有一个被墨涂掉的名字。墨是浓墨，涂得很彻底。但三郎知道那个被涂掉的名字是谁。
书桌上摊着一叠还没改完的学生作业，旁边摞着三叠毛边纸——一叠白的，一叠泛黄的，一叠已经发脆了，边角碎成锯齿状。白的上面有字，黄的上面也有字，脆的那叠字迹已经模糊了——墨褪了色，有些笔画只剩一半。三郎凑近看了一眼那叠发脆的纸。最上面一张是八股文——《见贤思齐焉》。破题：“贤者人皆可至，思则近之。”落款：赵守拙。万历九年。三十年前。
这张纸旁边还有一张——万历十二年的，同一个题目，同样的破题，只是中间的起讲部分多了两行。万历十五年那张也是同一道题，起讲又改了一处——“贤非一道”改成了“贤者非一道”。三个字变成了四个字。花了三年改出来的。
万历十八年的那张——最接近现在的那张——被撕掉了一半。不是撕纸的脆响，是被手揉过，揉成团，又展开，再揉，再展开。纸面上布满了细密的褶皱，像干涸的河床上的裂纹。后来终于撕了，撕掉的那一半大概扔进了灶膛。剩下这一半——只有破题和承题两行——还放在桌上。旁边有一行潦草的批注，是赵先生自己的字：“三十年只学到这一层。不怪考官，怪我。”
三郎把书搬起来。走出书房时回头看了一眼桌上的摆布——白纸、黄纸、脆纸，三代毛边纸在灯下叠成一个阶梯。从新鲜的白色到腐朽的褐色，中间横着三十年。赵先生大概每天坐在这个位置上改作业，抬头就能看到这三十年。不是怀念，是提醒。提醒自己如果不停下，下一张纸会是什么颜色。
他把书搬到祠堂仓库。出来时经过私塾窗口，往里看了一眼——赵先生正弯着腰在讲台上铺开一卷新买的《乡试策论集》，书页崭新，墨香隔着窗户都能闻到。新书。新的学生。新的三十年被墨涂掉的名字。但那个画乌龟的胖男孩今年大概不会再画了——他已经能从“天地玄黄”默到“律吕调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