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婶的鸡被人偷了。不是一只——三只。在这个时代，三只下蛋的母鸡等于小型养老金。三婶每天蹲在鸡圈旁数鸡蛋：三只母鸡，每天至少两个，有时候三个。一个月六七十个。换盐、腌咸蛋过年、送邻居做人情。鸡蛋壳上还粘着鸡屎，拿在手里温温的，有一种刚从鸡屁股底下掏出来的安全感。
现在没了。鸡没了，蛋没了。三婶蹲在空荡荡的鸡圈前——只剩几根鸡毛和两坨干鸡屎，还有一股鸡骚味混着干草味。瘪了整整一顿早饭。
然后她站起来。深吸一口气。开始骂。这是三郎第一次见识农村妇女的骂街艺术。前世美国政治圈有个学名叫negative campaigning，但三婶的版本比任何竞选广告都更有穿透力：每两句押一个韵脚，押的还是去声，听上去像有人用铡刀在剁东西。
“哪个手贱的偷了我的鸡——吃了烂嘴，拿回家死一窝，腌了蛋臭一缸——”
村里人三三两两站在远处嗑瓜子围观。没人上前劝。在这种时候劝一个正在骂街的农村妇女，跟冲进龙卷风里打伞是一样的。三郎坐在枣树下，膝盖上摊着《论语》，根本没在看。在观察——二婶站在自家门口，脸上的表情是“骂得好但我不能公开站队”；村长老三在远处挠头，脸上写满了“我管不了但不能不管”。
然后他看到了。村东头那片红泥地——只有大槐树附近有红泥——昨天下过雨，到现在还是湿的。三婶家门口有一串红泥脚印。干了之后变成介于砖红和赭石之间的颜色，在灰黄土路上格外扎眼。
合上《论语》。走到正换气的三婶旁边，拉她袖子。
“三婶。”
三婶低头看他。表情正在从“愤怒”往“困惑”过渡——大概这辈子第一次有人在骂街时打断她。“干嘛？”
“昨晚下雨了。偷鸡的人脚上沾了红泥。红泥只在村东头大槐树那边才有。”
三婶不骂了。低头看地上的脚印。沿着走了二十步。三郎跟在后面，身后跟了十来个看热闹的。脚印从鸡圈延伸进一条窄巷子——巷子里有股潮湿的霉味——最后在一户门口消失了。门缝里飘出热水烫鸡毛的腥气混着湿羽毛的特殊气味。门口地上散着几根新鲜白鸡毛，毛根还带着淡黄色的鸡油。
三婶一脚踹开门。村东头的老光棍刘二狗正蹲在灶台边拔鸡毛。三只。锅里水烧开了，灶台上放着一把沾鸡血的菜刀和半碗凝固成暗红色的鸡血。三婶一只手揪他耳朵，另一只手抄起铁锅铲，把刘二狗连踢带骂从屋里拖到村口——拖的过程中他一只草鞋蹬掉了——甩在老槐树下逼他跪着。用拔鸡毛的刀把自己上衣扒光，绕着打谷场跑了三圈，光着膀子露出两排肋骨，边跑边喊：“我再偷鸡我就不是人！”跑到第三圈声音已经劈了。
村长老三全程没干预。把烟袋锅子在鞋底磕了磕灰。“行了，三嫂。差不多了。”
当天晚上，饭桌上多了一大碗鸡汤。清炖，几片姜——三婶切姜时手还气得在抖，有一片厚得能当砧板。但那股鲜味从灶台飘出来，整条巷子都闻得到。
“三郎。”三婶端着汤碗站在门口，碗很烫，用围裙垫着。脸上的表情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对他出现的——不是刻薄，不是审视。是一种还不太习惯的、别别扭扭的感激。“这碗汤——是你的。”
转身走了。到门口又回头。“以后谁敢说你闲话，三婶帮你骂他。”
三郎喝了一口。很烫。但这是他喝过的最好喝的鸡汤——因为这个全家最刻薄的女人，第一次用看一个人的眼神看他。
那天晚上祖父在灯下看了他一眼。“你今天不该出去。太显眼了。”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出去。”
想了想。“她骂了半个时辰。太久了。”
祖父看他。沉默了很久。把灯芯拨亮，继续看书。没再说话。
三郎从那一刻知道了一件事：在这个家里最难争取的不是爷爷的信任——爷爷一开始就信他。不是父亲的认可——父亲不说话。不是二叔的欣赏——二叔用结果说话。最难争取的是三婶的那碗鸡汤。今天用一串红泥脚印换来了。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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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祖父房里出来，天已经黑透。穿过院子时闻到一股松木被削开的新鲜涩味。
三叔坐在柴房门口的石墩上。面前一盏快要烧干的油灯，手里一把短刀，正在削一根木头。地上散了一小堆木屑，在灯光下像一层薄雪。他削的是一只麻雀——翅膀还没刻完，嘴和眼睛已经能看出来了，头微微偏着往左，像在听什么声音。三叔的手不抖。跟白天靠在门框上那个吊儿郎当的样子完全不一样。此刻手是稳的，每一刀落在同一个位置，削掉的木片薄得能透光。这种刀法需要手劲、耐心、和一种白天不需要但晚上自己冒出来的东西——不是专注，是安静。
“你削得真好。”三郎说。不是寒暄。真觉得好。
三叔的手指停了一拍。没抬头。又削了一刀，比之前轻了一点。不是刚才那种稳而果断的削法。这一刀是犹豫了一下才落下去的。
“削木头比削人容易。”
这话不像是说给三郎听的。像是对着那只还没刻完翅膀的麻雀说的。三郎没接话。他站在旁边看三叔又削了三刀。一刀削出了麻雀的尾巴弧度。一刀削出了腹部绒毛的纹理——用的不是刀刃，是刀尖，轻轻地在木头表面划出一道道细密的平行线。第三刀削出了眼睛。不是刻的。是用刀尖轻轻转了一下，转出一个小凹坑。灯芯刚好爆了一下，凹坑里映了一点火光。麻雀活了。
他把刀放下，把麻雀举到灯前转了转，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木屑——这次膝盖上真的有木屑。把麻雀放在柴房门口的窗台上，和另外几只木头鸟排在一起。麻雀。燕子。还有一只认不出来——翅膀很大，脖子很长，大概是雁。那只雁被单独放在最右边。和其他几只中间隔了一个指头的距离。像是它不属于这个窗台，只是路过。
没有再说一句话。拿起油灯走进柴房。门合上了。松木味还在空气里飘。
三郎站在院子里。月光把窗台上那排木头鸟的影子投在泥地上。每只都不一样——麻雀偏头，燕子收翅，那只大雁仰着脖子，像要飞起来，又像是刚从什么地方飞回来。每只鸟的刀法都一样精准。那个人白天什么都不是。靠在门框上叼着空烟袋，用“哦”和“哼”表达所有情绪。到了晚上他的手才说实话。
他忽然想到一个从来没想过的问题：三叔年轻时想读书，家里供不起。他把唯一一本《论语》抄在草纸上，蹲在灶台边借着灶火的光看。后来他不看了。后来他的手学会了削木头。那些鸟是不是他唯一剩下的东西——他不确定。但他确定一件事：三叔在窗台上放了一只雁。那只雁跟麻雀燕子不一样。它脖子朝着村口的方向。三叔这辈子削得最多的是麻雀，但隔几天就会削一只雁。
那只雁朝村口——三叔不知道，村口那条路，二十年后会走出去一支船队，由一个叫唐逸的人带着，去往没有人叫过『美利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