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太郎在特高课大楼的办公室里独自坐了将近半个小时，面前的烟灰缸里堆了四五个烟蒂，青灰色的烟雾在天花板下缓缓盘旋。墙上挂着一幅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军事地图，上面用红色图钉标注着近期清剿行动的战果——虹口七个物资储备点全部标记了红叉，杨树浦“樱花台”据点被圈了一个粗重的红圈，李士群和藤田的名字分别被用黑笔打了叉。这张地图上的红色标记在过去两周里迅速增加，任何一个人看到这张地图都会认为特高课正在取得一场压倒性的胜利。但山本心里很清楚，这些胜利的表象之下隐藏着太多他没有解开的谜团。
他将烟蒂在烟灰缸里按灭，拿起桌上那份宫本早上送来的建议书又看了一遍。宫本的建议写得很克制，措辞经过了精心的修饰，但核心意思再明确不过——宫本认为郑耀先在近期一系列事件中的表现过于完美，完美到了一种让人本能地产生警觉的程度。每一个关键时刻郑耀先都恰好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上，每一份调查报告都恰好指向最有利于他的结论，每一个对手——藤田、李士群、吴世宝——都恰好在他面前栽了跟头。宫本在建议书末尾写道：“此人之能力与运气均已超出常规范围，建议在将其纳入核心信任圈之前，进行一次不预先通知的考验，以确认其真实立场。”
山本将建议书放进抽屉里锁好，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虹口区的街道，阳光透过梧桐树叶在人行道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的目光穿过街道落在远处76号大楼的方向，脑海中反复权衡着宫本的建议。郑耀先确实帮特高课解决了很多棘手的问题——华北旧档的真相是他查出来的，吴世宝和藤田之间的联系是他识破的，横浜桥爆炸案的调查报告是他写的，杨树浦不明信号的追踪也是他的技术组长冯德昌完成的。如果把郑耀先从76号情报处拿掉，所有这些正在推进的工作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正是因为郑耀先太有用了，一旦此人真的有问题，他造成的破坏也将是无可估量的。
山本最终做出了决定。他回到办公桌前拿起电话拨通了宫本的号码，用一种公事公办的语气下达了指令：同意宫本的建议，由宫本亲自设计和执行针对郑耀先的秘密考验。考验的内容必须绝对保密，除了他和宫本之外任何人不得知道详情，包括佐佐木在内。考验的方式不能是常规的审讯或谈话，必须是一场郑耀先在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动参与的真实情景模拟，让他以为自己正面临着某个真实的危机，然后观察他在危机中的本能反应。如果他在考验中表现出了任何可疑的行为——比如试图向外界传递某种信息、销毁某些特定物品、或者与某些特定人员秘密接触——宫本必须立即向山本报告。如果他在考验中表现得坦然自若没有任何异常，那么之前的怀疑可以从他的档案中暂时删除。
宫本在电话那端听完后说他已经有了一套初步的考验方案，需要一个晚上的时间来完善细节，最迟后天就可以实施。山本说可以，但只叮嘱了一件事——考验必须确保郑耀先不会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不可逆的伤害。郑耀先目前依然是特高课对抗关东军残余势力和军统抗日组织的重要武器，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能因为一场考验就毁掉这把刀的刃。
与此同时，军统上海站特派员陆中正坐在他那间临时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刚刚打印出来的审查报告草稿。这份报告是他对郑耀先及行动组进行全面审查的阶段性成果，按照军统内部审查的标准格式分成了四个部分：审查背景与目的、审查范围与方法、发现的问题与疑点、初步结论与建议。前三个部分他写得都很顺畅——审查的背景是“海燕计划”失败后对上海站各组成员的例行忠诚审查，审查的范围涵盖了行动组过去半年的全部任务记录和人事档案，发现的问题部分他如实记录了政审档案中政审意见书为替代打印件的程序瑕疵以及两份涉共行动中情报产出与投入资源不成比例的现象。但在“初步结论与建议”这一部分，他卡住了。
他的笔在纸上停了很久，最终只写下了“经审查，未发现郑耀先同志存在通共通敌的确凿证据”这句话，然后烦躁地将笔扔在桌上。这个结论不是他想要写的——他的直觉在反复告诉他郑耀先身上有某种不对劲的地方，这不是证据层面的不对劲，而是一个老牌审讯员在与无数叛徒和间谍打交道之后磨练出来的那种本能的感觉。但审查报告不是小说，不能靠直觉下结论，没有证据，一切怀疑都只能是怀疑。徐秋影今天上午送来的政审档案他逐页翻过了，政审意见书确实是替代打印件，但档案科保存的内部备注和机要室存档的原始电报都证实了意见书的内容完全属实，替代打印只是当时因战乱交通封锁而采取的临时变通，程序上虽有瑕疵但不影响内容的真实性。郑耀先提交的行动组报告他逐项与站内备份档案进行了交叉比对，所有任务的时间、地点、人员和经费都没有任何矛盾之处。他找了两个行动组的老队员进行单独谈话，问的内容涵盖了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两个老队员对郑耀先的评价出奇地一致——六哥做事滴水不漏，对鬼子下手狠，对兄弟讲义气，是个值得把命托付给他的人。
没有任何破绽。郑耀先在这次审查中构筑的防线就像一面没有任何缝隙的墙，陆中找不到任何可以攻进去的地方。
但陆中不是一个会轻易放弃的人。他将审查报告草稿合上锁进了抽屉里，然后从另一个抽屉里拿出了孙秘书按照他的要求整理的另一份材料——军统上海站内部全部涉共行动的任务清单和人员分配表。这份材料显示，在过去半年里军统上海站共执行了十一次涉共行动，其中五次由行动组负责执行，六次由其他组分别执行。陆中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由行动组执行的五次涉共行动中，有三次是由郑耀先本人亲自带队执行的，而这三项行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发生在距离上海较远的郊区或周边县城，每次行动持续的时间都比预计的时间多出至少一天。郑耀先在报告中给出的理由是执行任务区域的日军巡逻密度突然加大需要等待合适的行动窗口，这个理由在单项任务中完全合理，但如果三次任务都出现了同样的延迟，其叠加概率就不禁让人产生某种联想——这些额外的延迟时间，会不会被用于执行了某些在军统任务报告中没有记录的其他活动？
陆中将这份材料上的关键数据用红笔圈了出来，在旁边的空白处写下了“需进一步核实每次延迟期间的具体行踪及可印证的人证物证”一行批注。然后他将材料放回抽屉里锁好，从衣架上取下外套走出了办公室。他需要约谈档案科的徐秋影——政审档案的事情虽然已经澄清，但他隐约觉得徐秋影在对待郑耀先的问题上有某种不易察觉的偏袒倾向。他要当面问问徐秋影，当初张士超让人用替代打印件顶替原始政审意见书入档的时候，档案科内部对这件事有没有不同意见。
徐秋影接到陆中电话的时候正在档案科整理一批新到的重庆发来的文件。她的声音在电话里一如既往地平稳，说明天下午的时间可以空出来配合陆特派员的谈话。挂了电话后她将话筒放回桌上，手指在话筒上停了几秒。陆中在政审档案这件事上没有找到郑耀先的破绽，现在转而要找她谈话，这说明陆中还没有放弃对郑耀先的调查，他只是换了一个进攻的角度。档案科科长在政审档案程序瑕疵中的角色和立场，完全可以成为新的审查重点——如果陆中能够证明她徐秋影在政审档案的问题上有意偏袒或包庇郑耀先，那么他就可以将这个结论作为重新启动对郑耀先审查的依据。
她决定在明天下午的谈话之前先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陆中在谈话中问到政审意见书替代件的问题，她会如实说明当时的实际情况——她刚接手档案科不久，张士超以副站长身份直接下令办理，档案科的内部备注是她坚持要求留下的，因为她也认为程序上有瑕疵需要保留记录。如果陆中追问她对郑耀先个人的看法，她会用一种职业化的语气回答说郑组长工作能力出众，档案科与行动组之间的业务配合一切正常。她不能表现出任何对郑耀先的特别关切，任何一丝主观倾向都可能被陆中抓住并放大。如果陆中突然问一个她完全没想到的问题，她会先停顿三秒——停顿是思考的正常表现，不会引起怀疑——然后在三秒内快速评估问题的潜在意图再做出回答。
她在脑子里将陆中可能问到的每一个问题都预演了一遍后，从抽屉里取出了一个小纸包。纸包里是几片西洋参含片，是昨天一个同事从法租界的药材铺给她带的，说熬夜加班的时候含一片可以提神。她将纸包放进随身带的布包里，准备明天早上带到办公室。陆中的谈话不会轻松，她需要保持最好的精神状态。
郑耀先在苏州河北岸一座废弃修船厂的船坞里约见了赵简之。船坞里到处堆着锈迹斑斑的船用零件和腐烂的木料，空气中弥漫着铁锈和河泥混合的气味，阳光从破损的顶棚缝隙中射下来形成一道道明暗交替的光柱。赵简之坐在一个翻倒的旧木船上，嘴里叼着一根没有点燃的纸烟，看到郑耀先猫着腰从船坞侧面的破洞钻进来后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铁锈。
郑耀先将昨晚从刘振邦嘴里审出的关于“樱花台”的全部信息——尤其是那个被关押在“樱花台”里的重要人物的相关细节——告诉了赵简之。他说谢安之是重庆军统局电讯处的少校工程师，三周前在法租界被关东军情报课秘密绑架，藤田绑架他的目的是强迫他为关东军情报课破解盟军新型加密通讯系统。这个人目前已经被特高课救出来了，正在特高课医疗室里接受治疗。他对军统来说是一笔极其重要的技术资产，山本虽然救了他，但特高课绝不会轻易将他交还给军统——山本一定会利用谢安之作为与军统谈判的筹码，换取某种政治或情报上的利益。郑耀先需要赵简之在特高课医疗室内部通过军统的渠道尽快确认谢安之目前的身体状况，以便重庆方面能够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制定下一步的应对方案。
赵简之听完后把嘴里叼着的纸烟拿下来别在耳朵上，说这件事交给他去办。说完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放在船板上打开——里面是一把崭新的美制m1911手枪和两盒配套的子弹。他说这是他托人从滇缅公路那边搞来的新货，比军统标配的勃朗宁威力大多了，近距离一枪能撂倒一头牛。六哥那把老枪用了好几年枪管都快磨秃了，该换一把新的了。郑耀先拿起手枪在手里掂了掂，m1911的份量确实比勃朗宁沉得多，握把的防滑纹路清晰而锐利，套筒拉起来顺滑无声，是一把保养精良的好枪。他将手枪插进腰间枪套里扣好扣带，没说谢谢，只是在赵简之肩膀上拍了一下。
接着他问了赵简之一个让赵简之有些意外的问题——行动组有没有关于徐秋影在哈尔滨期间经历的更多情报，尤其是她在一九三九年冬天那次拒绝执行处决命令之后的事情。赵简之想了想说他知道的跟之前告诉六哥的差不多——徐秋影在哈尔滨警察学校当反间谍教官，后来因为违抗命令被调离，具体细节不清楚。但他有个老关系在满铁调查部当过档案员，退休后住在公共租界，如果六哥需要更详细的信息，他可以试着通过这个老关系再挖一挖。
郑耀先说不用挖了。他现在已经基本可以肯定，徐秋影脱离关东军情报课的真实原因与她良心觉醒拒绝执行处决命令有关，这一点与组织从内部渠道获取的情报是一致的。至于老教员说在半年前在哈尔滨茶馆里看到徐秋影与关东军参谋部军官会面的那件事，这里面很可能有一个解释不清但并非恶意的误会——也许是有人看到了一个长得像徐秋影的女人，也许是徐秋影确实在哈尔滨见过某人但那个人并不代表她仍忠于关东军。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她是威胁之前，他决定维持对她的现有态度——信任但保持警觉。赵简之点了点头，他向来不在六哥做了决定的事情上多嘴。
郑耀先从船坞出来后步行穿过了苏州河上那座废弃的石桥，在桥下的下水涵洞里换了一身藏青色长衫，将软底布鞋换成了一双半旧的皮鞋，头发往后梳得整整齐齐，戴上那副金丝边平光眼镜。他从涵洞另一端出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文质彬彬的大学教授，夹着一个旧皮包，走路时目光略低着地面，每一步都透着一股无害的书生气。
他今天下午要去公共租界南京路上的荣昌茶楼——就是陆中几天前约他谈话的那家茶楼——与中统上海站的一名情报贩子接头。这个情报贩子姓钱，外号“钱串子”，是中统情报网络中专门负责倒卖灰色情报的外围人员，不属于中统正式编制，但能在第一时间接触到大量中统内部流转的情报碎片。宋孝安通过情报组的关系以间接的方式——经过了两层中间人和一个假身份——联系上了钱串子，开出了一个足以让对方动心的价码：一份关于特高课即将在公共租界开展新一轮反间谍行动的内部通报，用以换取中统上海站近期对军统上海站重要人员的调查动向。
接头时间定在下午两点，钱串子会戴一顶灰色鸭舌帽坐在荣昌茶楼一楼靠窗的第三个位置。郑耀先在一点四十分到达茶楼对面先施百货公司的三楼咖啡座，从窗口往下观察了将近二十分钟，确认茶楼周围没有任何可疑的便衣或监视人员后才下了楼穿过南京路走进了茶楼。
钱串子是个四十出头的瘦高个，灰色鸭舌帽的帽檐压得很低，面前摆着一壶铁观音和一碟瓜子。他看到郑耀先在对面的空位坐下来时右手不自觉地摸了摸帽檐，那是宋孝安在接头约定中设定的身份确认暗号。郑耀先点了一壶龙井后将特高课内部通报的副本从皮包里取出来放在桌上，钱串子拿起通报用极快的速度浏览了一遍后满意地点了点头，说这份东西的情报等级比他预期的要高，值一个好价钱。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油纸信封放在桌上推到郑耀先面前。
郑耀先打开信封取出里面的纸张——是几页从中统上海站内部工作日志中撕下来的复印件，上面记录了中统主任李政在过去两周内签批的全部档案调阅申请。每一条申请都标注了档案编号、调阅日期和负责分析员的名字，其中至少有六条直接涉及郑耀先——包括对郑耀先在法租界公董局纳税记录的调阅、对永昌贸易公司在上海至哈尔滨铁路货运记录中发货单据的调阅、对警察学校学员政治审查表纸张生产批号的调阅以及对郑耀先名下全部房产登记信息的调阅。这些调阅记录与宋孝安之前通过“老猫”获取的情报完全吻合，但更加详细和系统——每一条记录后面都附了分析员的批注，其中一条批注用红笔写道：“该对象在军统、76号、关东军及俄裔商圈之间形成的交叉节点超出常规特工的人际网络范围，怀疑其可能存在尚未被识别的深层身份，建议进一步深挖其哈尔滨时期的俄裔社会关系。”
郑耀先看完后将材料放回信封里揣进怀中，两人在茶馆里各自喝完了面前的茶后一前一后地离开了茶楼——钱串子往东去了公共租界外滩方向，郑耀先往西沿着南京路步行了一段后拐进了一条窄弄堂，在弄堂尽头翻过一道矮墙穿过隔壁街的一片居民区后从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回到了法租界。
回到商行后他将信封里的材料摊在办公桌上仔细研究了将近一个小时。李政的调查体系果然如同他一直担心的那样——覆盖面广、信息量大、跨区域整合能力强。中统从纳税记录、货运单据、房产登记和旧档案纸张这些看似枯燥无味的行政文书入手，一块一块地拼凑着他的活动轨迹。这种调查不需要线人不需要盯梢，只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就能将一个人的全部社会关系和活动范围还原得七七八八。尤其让他警惕的是那条红笔批注——李政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他的俄裔社会关系上，而那里确实有一个如果被深入挖掘就可能暴露重大线索的关键节点：阿布拉莫维奇。
阿布拉莫维奇是郑耀先在哈尔滨警察学校时期就认识的老关系，在商界一直以他为担保人，永昌贸易公司在名义上也是阿布拉莫维奇投资的。之前虽然通过宫本的渠道对阿布拉莫维奇与关东军情报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切割——阿布拉莫维奇向宫本如实说明了他的妻子是日本人、他的日本岳父与关东军有些联系，但他本人从未参与过关东军情报课的任何间谍活动——但“与关东军有些联系”这个表述本身就蕴含着很大的模糊空间。如果李政的人找到那个岳父，或者在满铁调查部的旧档案里翻出了阿布拉莫维奇与关东军之间更具体的联系记录，郑耀先通过阿布拉莫维奇这条线就有可能被反向关联到关东军情报课的网络中——尽管他是以军统身份潜伏进76号的，但一旦被中统抓到任何“与关东军情报课有间接联系”的把柄，李政就可以在戴笠面前将这件事包装成“军统上海站行动组组长与日军情报系统关系暧昧”的政治丑闻，从而在军统中统的权力博弈中占据主动。
他决定让宋孝安通过“老猫”这条线继续密切关注李政调查的后续进展，尤其是任何涉及俄裔商圈和哈尔滨旧关系的调阅申请。同时他也在考虑是否需要在适当的时候主动向陆中或戴笠提交一份关于自己与阿布拉莫维奇关系的历史说明——用主动坦白的态度来提前化解李政可能发起的攻击。
与此同时，山本办公室的密室里正在进行一场小范围的最高机密会议。参会的人只有三个——山本太郎、宫本一郎和刚从东京飞来的陆军省军务局特派专员竹下浩二大佐。竹下是关东军参谋本部与陆军省军务局之间协调情报事务的高级官员，军衔是大佐，属于日军情报系统中的实权派人物。他此行的公开任务是监督对藤田及其“霜月”项目的全面调查，但山本从竹下到达上海后的一系列举动中敏锐地察觉到，竹下的真实目的恐怕远不止调查藤田这么简单。
竹下要求特高课在一个月之内彻底完成对关东军情报课残余势力的清剿工作，并暗示山本可以将缴获的部分关东军秘密档案选择性地上报给军部，但那些涉及关东军高级将领私下讨论在满洲扩张军事区域的敏感记录——正是藤田秘密档案中保存的那部分——需要由军务局先行审核。山本当时反问了一句，意思是军务局是不是想让特高课把缴获的档案中有价值的部分留下，没价值的部分销毁，让藤田一个人把所有的罪名都扛下来，关东军高级将领该升官的照样升官。竹下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有些事情的尺度需要拿捏得当，过犹不及。
山本没有再追问，但他在心里已经将竹下此行的真实意图勾画出了一个清晰的轮廓。陆军省军务局想要的不是全面彻查关东军情报课的罪行，而是用最小的政治代价将这件事压下去——藤田会作为替罪羊被牺牲掉，“霜月”项目的所有责任都会被归咎于他个人的越权和失控，而关东军高级将领们仍然可以保全他们的职务和荣誉继续在南进战略上大展拳脚。至于李士群和76号，在军务局的眼里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陪葬品——藤田倒了，总需要几个中国人来给这场闹剧画上句号，李士群正好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散会后山本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街道，在心中重新评估了谢安之的重要性。谢安之是关东军情报课非法秘密关押的军统技术人员，他的获救是特高课在这次行动中最有价值的收获之一。竹下刚才在会议中明确表示军务局希望谢安之的相关信息在短期内不要对外公开，理由是需要先核实其掌握的密码技术是否已经泄露给关东军。但山本判断，竹下不让公开谢安之信息的真正原因不是担心密码泄露，而是担心谢安之这个人的存在一旦被公开，将坐实关东军情报课在法租界非法绑架和秘密关押军统人员的事实——这违反了日军与法租界当局之间关于引渡和逮捕程序的默契协议，在外交上会给关东军带来麻烦。如果军务局因为政治原因在谢安之这件事上设置障碍，山本就需要找到一个能够让谢安之在不被军务局完全控制的情况下发挥其价值的渠道——而这个渠道的最佳人选，就是郑耀先。
傍晚时分，郑耀先在茂源货栈二楼那间窄小的办公室里与陆汉卿进行了一次关键的秘密接头。陆汉卿今天没有穿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而是换了一件深灰色的旧棉袍，鼻梁上也没戴老花镜。郑耀先进来时他正坐在桌前就着一盏煤油灯看一本线装的《金匮要略》，听到脚步声后将书合上放到一边。
郑耀先将装在药方里的密信递给了老陆。这封密信是他在行动日志上用简写符号整理出来的，内容包括了近期最重要的情报汇总和需要组织协调的事项：刘振邦关于顾长顺命案的完整口供，包括顾长顺无意中接触到的关东军参谋部秘密会议记录的性质和藤田下令灭口的决策过程；关东军情报课“樱花台”据点被特高课端掉后从中缴获的档案中涉及关东军高级将领秘密讨论在满洲扩张军事区域的敏感记录的情报价值评估；藤田与李士群之间秘密交易档案被山本掌握后对日伪特务系统内部权力格局的影响；山本从“樱花台”中救出的谢安之目前的状况及其作为密码技术专家对盟军密码安全的重要性；以及中统上海站主任李政对郑耀先进行全面档案调查的最新进展和可能的风险点。
老陆借着煤油灯的光芒仔细读完了密信上的每一个字。他将密信放在煤油灯上烧成灰烬后问郑耀先，关东军参谋部秘密讨论在满洲扩张军事区域的会议记录——这份东西如果能拿到手，对于揭露关东军在东北的扩张野心、配合国际反法西斯舆论斗争将具有巨大的政治价值。郑耀先说他已经在想办法了。藤田的“樱花台”档案现在全部封存在特高课技术课的保密库房里，由佐佐木的行动队二十四小时看守，正常情况下任何人想要接近这批档案都需要山本和宫本的双重签字授权，短期内要把原件弄出来是不可能的。但冯德昌作为技术顾问可以凭借分析不明信号的技术理由进入保密库房的附属工作区查看部分非核心档案，他可以借此机会摸清这批敏感档案在库房中的具体存放位置和编号。如果能拿到档案编号和存放位置，他就可以寻找合适的时机——比如特高课内部对藤田调查正式启动时需要将这批档案调出库房进行司法审查——趁机翻拍或抄录其中的关键内容。
老陆听完后沉思了片刻，然后告诉郑耀先组织上近期在上海地下工作中也遇到了两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两件事都需要郑耀先的协助。
第一件事是上海地下党的一名交通员上周在法租界被76号的人跟踪了。这名交通员代号“老猫”——不是宋孝安在中统发展的那个线人，而是地下党内部负责法租界片区情报传递的老交通员。老猫发现被跟踪后及时甩掉了尾巴，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暴露联络点，但跟踪他的人看得很清楚——对方穿的是便衣，动作很专业，跟踪手法带有明显的76号特征。老陆需要郑耀先查清这次跟踪是76号内部哪个部门安排的，是一次偶然的街头盘查还是有针对性的监视行动，幕后主使是谁。如果是李士群残留在76号内部的人还在活动，那就必须尽快将这些人挖出来，不能让他们继续威胁地下党的安全。
郑耀先说这件事他明天就查。李士群虽然被逮捕了，但他在76号经营多年的网络不会在一夜之间全部消失，行动队和情报处里仍然有不少李士群的旧部。他可以通过黄烈这条线先确认近期情报处有没有安排过针对法租界交通员的跟踪行动，如果没有，那就要往周济生的行动队那边查了。
第二件事让郑耀先的表情变得更加凝重。老陆说苏北根据地方面刚刚传来一份紧急情报——中统苏北调查室近期在根据地外围地区开展了代号为“清淤”的秘密行动，目标是渗透和策反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基层干部。中统的人伪装成商人和郎中，在根据地周边的几个村子里接触了一些家属背景比较复杂、本人又遇到一些暂时困难的地方干部，以提供金钱和药品为诱饵拉拢这些人加入中统的秘密情报网。这些渗透活动对根据地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如果内部防线被中统从基层打开缺口，后果将不堪设想。老陆需要郑耀先利用自己在军统和中统双方面的情报渠道，尽快查清“清淤”行动的具体规模、参与人员和目标对象，以便根据地采取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
郑耀先将这两个任务全部记在了脑子里。老陆又告诉他一个消息——延安方面已经正式批准了他建议的关于通过苏军情报局渠道间接获取关东军在东北军事部署情报的中长期计划。组织上对这个计划寄予厚望，认为如果能够通过周永昌这条线与苏军情报局建立稳定的非正式情报交换机制，将有助于拓宽中共获取国际情报的渠道，为延安制定抗日战略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参考信息。老陆将这个计划行动代号定名为“融冰”。
接头结束后郑耀先从货栈后门沿着苏州河边的货运通道往回走。河风冰凉，吹在脸上有种刀割般的钝痛，但却能让他的头脑保持清醒。他边走边将今晚需要处理的事情排了个序——首先要查清76号跟踪老猫的人是谁，其次要通过“老猫”这条线摸清李政“清淤”行动的情报，然后要安排冯德昌以技术分析的名义进入特高课保密库房摸清藤田档案的存放情况，最后还要盯着赵简之那边确认谢安之的身体状况。军统的事、中共的事、苏军的事、76号的事、特高课的事，所有事情都在他这里交汇，像一座巨大的立交桥盘根错节层层叠叠，而他一个人站在桥的中心，双手同时握着好几个方向盘，稍一松手就可能全盘倾覆。
李士群被关进特高课审讯室已经有三天了。他的单人牢房比吴世宝之前住的那间更加狭小，没有窗户没有桌椅，只有一张焊死在墙上的铁床和一床薄得透光的棉被。墙角的水泥地面上有一片深色的水渍，不知道是之前哪个囚犯留下的尿迹还是渗下来的冷凝水。白炽灯一天二十四小时亮着，没有开关，李士群只能在永远不熄灭的灯光下吃饭、睡觉和发呆。
审讯开始得比李士群预想的要早。他被带进审讯室时，山本已经坐在了铁桌后面的椅子上，面前放着一份从“樱花台”档案中抽出来的文件——那是藤田秘密保存的李士群与关东军情报课之间全部秘密交易的原始记录，每一页都有李士群亲笔签字的资金收条和情报交接清单。山本在审讯中全程没有拍桌子也没有提高嗓门，只是用一种极其冷静的语气一条一条地念着文件上记录的每一次秘密交易的时间、金额和情报内容，然后问李士群“属实否”。李士群每听到一条，脸色就白一分。他知道藤田留着这些记录是为了牵制他，但他没想到藤田做得这么细致——连每一次交易的日期都精确到了年月日，金额精确到了日元，情报内容列出了具体的文件和电文编号。
但他没有完全崩溃。多年的特务生涯让他在绝境中仍然保留着一丝求生的本能，在被连续审讯了将近三个小时后他忽然抬起头用沙哑的嗓子说他要见宫本顾问——他手里还有宫本可能感兴趣的关于76号内部更大人物的秘密情报，如果宫本愿意听，他可以把这些事全部说出来。山本听完后没有立即回应，只是让宪兵将李士群带回了牢房。他回到办公室后对宫本说，李士群这是在垂死挣扎，他说的“更大人物”可能是确有其人，也可能是编出来的拖延战术。但不管真假，先听听他到底能说出什么来。宫本说他明天上午去见李士群。
深夜，徐百川在法租界杜美路古董店二楼收到了一份从重庆发来的加急密电。密电的内容很短，但每一个字都像是铁锤一样砸在他的心上——毛人凤在今天的军统局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一项动议：鉴于军统上海站近期连续出现“海燕计划”失败、张士超被停职、站内高层人事动荡等问题，建议将上海站站长徐百川调回重庆军统局本部担任训练处处长一职，上海站站长一职由特派员陆中兼任。毛人凤在动议中列举了一长串理由，大意是上海站在徐百川的领导下近期工作成效不佳，缺乏对日伪的有力打击，站内管理也存在漏洞，需要一位更有经验和手段的站长来稳定局面。戴笠在会议上没有当场表决，只是说需要再议一议。
徐百川对着密电破口大骂——毛人凤这是明摆着要釜底抽薪！把张士超这条狼弄走了，现在又想把陆中这条虎推上来，一旦陆中兼任站长，上海站的人事任免权、财务审批权和情报调阅权全部落入毛人凤手里，戴笠派在上海站的所有人——包括老六——都将成为陆中的砧板之肉任人宰割。
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连夜给戴老板发一封措辞强硬的回电，把毛人凤的算计和陆中的调查一一陈述清楚，但他拿起笔后又强迫自己冷静了下来。戴笠在会议上没有当场表决，这说明戴笠本人对这个动议也持有保留意见，否则以戴笠的风格早就当场否决了。戴笠之所以说“再议一议”，是因为他在等——等上海站拿出足以证明自身价值的战果来回击毛人凤的质疑。政治博弈靠的不是诉苦而是实力，如果上海站能在这个关键时刻拿出一份漂亮的对日作战成绩单，毛人凤的动议就会变成一纸空文。
他连夜通过密电向郑耀先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在电文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形势已经逼到了悬崖边上，他需要郑耀先在近期策划并执行一次针对鬼子高价值目标的重大行动，用一枚沉甸甸的勋章把军统上海站从内斗的泥潭里拉出来，让毛人凤的动议在重庆没有任何市场。目标是让全上海都知道军统上海站还活着，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战斗力。
郑耀先收到徐百川的密电时正在商行三楼的房间里翻阅一份地图。他将电文读完后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毛人凤的动议不是临时起意，这是一盘精心策划的棋——张士超被停职是这盘棋的第一步，陆中代理副站长并启动对郑耀先的审查是第二步，现在动议将徐百川调离上海让陆中全面掌控上海站就是第三步。每一步都在稳步推进，每一个环节都环环相扣。戴笠虽然在会上没有当场表决，但毛人凤敢在局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动议，说明他在背后已经拉拢了足够的支持者，戴笠的“再议一议”只能拖延一时不能无限期地拖下去。
他需要给徐百川一个答复——一个能让四哥放心的答复。他铺开电报纸开始起草回电。在回电中他表示完全理解并赞同徐百川的建议，军统上海站确实需要在这个关键时刻用一次成功的行动来证明自身的价值和战斗力。他将立即着手策划针对鬼子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袭击行动——这个目标的高价值足以引起全上海的关注——行动计划成熟后将向徐百川报告。同时他也在密电的末尾附了一段个人的表态：陆中的调查他扛得住，只要四哥在站长的位子上坐一天，他老六就是四哥手下的兵，天塌下来一起扛。
电文发出后他将密码本和电报纸收好锁进铁皮柜子里，然后重新摊开地图开始研究鬼子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周边地形和防卫部署。从地图上看，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坐落在虹口四川北路与吴淞路的交汇处，占据了一整片街区，周围五百米范围内有三个宪兵检查站和两个固定巡逻哨，正门外设有沙袋掩体和机枪哨位，后院围墙有两米高，墙上装着碎玻璃和铁丝网。这样的防卫等级常规的正面攻击无异于自杀，但任何堡垒都有其脆弱之处——司令部的供水和供电来自后墙外两条独立的市政管道，只要切断这两条管道中的一个关键节点，整个司令部就会陷入至少几个小时的瘫痪。而瘫痪的司令部就是一个无法有效指挥下属部队的瞎子，在这几个小时之内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
他拿起笔在地图上标注了几个关键位置——司令部后墙外两条市政管道的走向和接口位置、最近的宪兵检查站距离后墙的直线距离和反应时间、附近几条可以用于撤离的弄堂的通行情况。一个大胆而精确的行动方案正在他脑海中逐渐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