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口宪兵队本部坐落在北四川路与狄思威路交汇处，是一栋四层砖石结构的德式建筑，战前原是德国洋行的办公楼，鬼子占领上海后被宪兵队征用，外墙刷成了沉闷的灰绿色，楼顶架着两挺九二式重机枪，探照灯的光柱在夜空中交叉扫过，将周围的街道照得如同白昼。
郑耀先乘坐一辆挂有特高课牌照的黑色轿车抵达时已是晚上九点四十分。开车的是乔四手下的一个外勤，化装成鬼子司机的模样，车技娴熟，一路上穿过三道宪兵队的移动哨卡，每一道哨卡看到车牌和郑耀先递出的证件便立正敬礼放行。轿车在宪兵队本部大门前停稳，郑耀先整了整少佐军装的领口，推开车门迈步下车。军靴踩在花岗岩台阶上发出清脆的咔咔声，他摘下军帽夹在腋下，露出梳得一丝不苟的短发，脸上那副平光眼镜在探照灯的强光下反射出冷白色的光斑。
门岗的宪兵曹长验过他的证件——“特高课特别调查室嘱托，田中秀夫少佐”——啪地立正敬礼，用日语大声通报：“田中少佐到！”铁栅栏门轰隆隆地拉开，郑耀先微微点头算是回礼，迈着不快不慢的步子走进宪兵队本部的大堂。
大堂里灯火通明，地板是磨得发亮的水磨石，墙上挂着大幅的上海地图和天皇御照。值班的宪兵中尉从勤务台后面站起来，郑耀先用流利的日语说明了来意：“特高课特别调查室，受山本课长之命前来查阅‘鼹鼠’案件审讯记录。请通报山本课长，田中秀夫求见。”他的日语带着标准的东京口音，这是在潜伏训练中花了两千多个小时反复打磨出来的，连大阪出身的人都不容易分辨出他是外国人。
中尉拿起内线电话拨通了山本办公室的号码，低声通报了几句，然后放下电话恭敬地回答：“山本课长在二楼审讯观察室等候少佐阁下。请走左侧楼梯，二楼走廊尽头右侧第三间。”
郑耀先沿着楼梯拾级而上。走廊两侧的墙壁上每隔几步就挂着一盏壁灯，灯光昏黄，照得走廊显得格外幽深。二楼走廊尽头的审讯观察室是一间不大的房间，墙上装着一面单向玻璃，透过玻璃可以看到隔壁审讯室里的一切。郑耀先推门进去的时候，山本正站在单向玻璃前，双手背在身后，军装的肩章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暗淡的金色光泽。他身旁站着佐佐木，两人正低声交谈着什么，看到郑耀先进来便同时转过身来。
“田中君，来得正好。”山本用日语招呼他，语气比平时在76号开会时要随意一些——这是对“自己人”的态度。山本对郑耀先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他只知道面前这个人是特高课特别调查室的嘱托军官，今晚奉命来查阅审讯记录。“我们刚才从张士超嘴里撬出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供认军统上海站内部有一名中共卧底，代号他也不知道，但他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这个卧底在过去半年里通过某个秘密渠道向中共上海地下党传递了大量特高课和关东军情报课的机密情报。而这个秘密渠道，跟法租界一个代号叫‘大夫’的人有关。”
郑耀先的心脏在胸腔里猛地缩紧了，但他的表情纹丝未动。他走到单向玻璃前透过玻璃看着隔壁审讯室里的张士超——张士超被铐在一把铁椅上，囚衣上沾着斑斑点点的血迹，脸上有明显的淤青和肿胀，但眼神仍然带着一种垂死挣扎的狡黠。他在供出中共卧底的同时却故意隐去了卧底的代号，这说明他并不是一次性把所有情报都交出来，而是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往外挤，以此拖延审讯时间、换取活命的机会。
“他有没有说这个卧底在军统担任什么职务？”郑耀先用日语问道，语气保持着一个特高课军官应有的专业冷静。
“没有。他说只有见到山本课长本人、并且获得书面赦免承诺之后，才会供出具体职务和相关证据。”佐佐木插话道，语气里压抑着明显的焦躁，“他在跟我们玩心理战。他知道自己手里握着我们最想要的情报，所以不惜一切代价拖延时间。我已经建议课长对他使用更直接的审讯手段——药物或者持续剥夺睡眠——但课长认为暂时还不需要，因为他还握有军统上海站的完整潜伏人员名单，过早对他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可能会影响后续审讯效果。”
郑耀先在佐佐木说话的同时快速观察了审讯观察室里的陈设。墙角有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台录音设备和几份文件夹，文件夹的封面贴着日文标签。其中一份标签上写着“鼹鼠案件——审讯记录（机密）”，另一份写着“军统上海站潜伏人员线索——待核实”。桌子旁边的文件柜半开着，里面整齐地码放着更多档案。他的目光在文件柜上停了一瞬，然后不动声色地收回来。
“课长，我从情报研判组的角度提一个建议。”郑耀先转向山本，措辞谨慎而专业，“张士超供出的关于中共卧底和‘大夫’的线索，与我们‘猎鸢行动’第一阶段排查的方向高度吻合。如果能把张士超的审讯记录与情报研判组的排查数据进行交叉比对，很可能在短时间内锁定‘大夫’的具体身份。我请求课长授权我查阅‘鼹鼠’案件的全部审讯记录，今晚就在这里完成交叉比对工作。”
山本转过身来，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郑耀先。这个鬼子头子的眼神锐利而深沉，盯着人看的时候仿佛能把人的心思从眼睛里挖出来。郑耀先迎着他的目光，表情坦然，呼吸平稳，整个人的姿态完全符合一个专业情报军官在被上级审视时应有的从容——不卑不亢，不急不躁，微微挺直腰板保持军人的仪态。
“可以。”山本终于开了口，“佐佐木，把‘鼹鼠’案件的审讯记录副本交给田中少佐。田中君，你今晚就在这里工作，审讯观察室隔壁有一间空置的分析室，里面配有文件审查所需的全部设备。需要什么资料直接告诉佐佐木——他会协调。”他顿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你完成交叉比对之后，明天早上我要看到一份初步分析报告。重点是：中共卧底最有可能潜伏在军统上海站的哪个部门，以及——他跟‘大夫’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性质的。”
郑耀先立正敬礼，用日语简洁有力地回答了一句“是”。佐佐木从文件柜里取出那份标注着“鼹鼠案件——审讯记录（机密）”的文件夹递给他，同时叫来一名宪兵曹长把走廊尽头那间分析室的钥匙交给了他。分析室不大，大约十平方米左右，里面有一张铁桌、一把椅子、一盏台灯和一个装有铁栅栏的窗户。桌上放着电话机、钢笔和几沓空白记录纸，墙角有一个小型的铁制文件柜。
佐佐木把审讯记录交给他之后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站在分析室门口，用一种含义不明的目光打量了他几眼。“田中少佐——你以前在特别调查室负责哪个方向？”
“反中共情报分析。”郑耀先翻开审讯记录的第一页，用钢笔在页脚做了一个标注，动作自然而熟练，“去年在满洲国哈尔滨特高课本部做过一段时间的满洲共党案件，今年年初被调到上海。这几个月一直在做中共地下党的外围情报收集工作——山本课长组建‘猎鸢行动’时从哈尔滨特高课借调过来的人里就有我一个。”
这段履历是精心编织的。哈尔滨特高课本部确实有一个“特别调查室”，特别调查室里确实有几个负责反共情报分析的嘱托军官，其中一个人的名字确实叫田中秀夫，年纪和相貌跟郑耀先有几分相似。真正的田中秀夫已经在三个月前的一场车祸中死于非命，而他的身份档案被秘密转移到了上海，成为郑耀先备用身份之一。这件事是通过陆汉卿联系哈尔滨地下党的同志配合完成的，整个过程严格保密，连宋孝安和赵简之都不知道。
佐佐木显然知道哈尔滨特高课确实有田中秀夫这个人，他微微点了点头便转身离开了分析室，顺手带上了门。郑耀先等到佐佐木的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才在桌前坐下来把审讯记录一页一页地摊开。台灯的光圈照亮了文件上密密麻麻的日文记录，审讯时间精确到分钟，问题和回答都用速记的方式逐字记录，旁边还有山本和佐佐木手写的批注。
他快速翻阅着，目光在一页一页的记录之间快速扫描，像一台高速运转的筛选机，把所有无关的信息过滤掉，只锁定几个关键信息点。第三次审讯记录中张士超供出了军统上海站潜伏人员的部分名单，共七个名字，其中包括几个郑耀先认识的中层骨干，这几个人的身份一旦暴露，特高课和76号联合出动的话，一周之内就能全部捕获。张士超为了保命已经不惜出卖所有他掌握的人。
翻到第六次审讯记录时，郑耀先的手指在一行日文速记上停住了。记录上写着——审讯官佐佐木问：“军统内部的中共卧底，你知道多少？”张士超答：“我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我现在不会说。除非山本课长亲自来见我，给我一份书面的赦免和战后安全保障承诺。否则你们就算打死我，这个人的名字也会跟我一起烂在棺材里。”
他在审讯中提到“他”的存在时，特意用了“这个人”和“他”的表述，却没有说出名字或代号。但他说“这个人的名字会跟我一起烂在棺材里”时，眼中的神情被佐佐木在批注中描述为“绝望而笃定”。一个绝望的人说出来的话，往往是真的。张士超真的知道军统内部有中共卧底——但他不知道这个卧底就是郑耀先。如果他真的知道，他早就说出来了。一个已经供出七名潜伏人员的叛徒，不会为一个不相干的共党分子守口如瓶。
郑耀先的判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张士超在之前的审讯中提到“七月名单”，也就是他交给关东军情报课的那份“军统上海站疑似中共潜伏人员名单”，名单上有郑耀先的名字——但那是“疑似”，而且黑田在备注中明确写了“信息来源单一，无法交叉验证，暂不采取行动”。张士超只是怀疑郑耀先是共党，但并不确信。他现在在审讯室里的表现，不过是把这份怀疑包装成了“我知道这个人是谁”的筹码，用来跟山本谈条件。
郑耀先继续翻阅到第七次审讯记录。这份记录的内容跟军统无关，跟关东军情报课有关。张士超供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他在担任“鼹鼠”期间，曾经向特高课提供过关东军情报课在上海的部分据点情报，这些情报是佐佐木清剿狄思威路和满铁事务所的主要线索来源之一。他还供述关东军情报课在特高课内部有一个渗透网络，代号“水手”，但他不知道具体人员名单。山本在听完这段供述之后在审讯记录上批注了四个字：“黑田必死。”
黑田的处境比郑耀先之前判断的更加危险。山本已经掌握了关东军情报课在特高课内部有渗透网络的事实，而郑耀先手里正好握着一份渗透名单——六个名字，每一个都价值连城。如果山本从其他渠道得到了这份名单，黑田的所有卧底都会在短时间内被清除干净。
郑耀先翻到审讯记录的最后一页，目光落在佐佐木亲笔写的一份补充说明上。内容是关于张士超与76号内部人员的接触记录。张士超在被捕前曾与丁默邨的秘书有过至少三次秘密会面，其中最后一次发生在张士超被捕前四天。会面地点是公共租界南京路一家叫“清心茶社”的二楼雅间——这个地点让郑耀先的目光猛地停住了。清心茶社——这正是关东军情报课提供的照片证据中张士超与关东军情报课联络员接头的地点。丁默邨的秘书也选了同一个地点跟张士超会面，这绝不是巧合。丁默邨和关东军情报课之间的联系，比他之前发现的资金输送还要深得多。
他将这份审讯记录中所有关键页面逐一拍摄下来，然后合上文件夹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让脑子里飞速运转的逻辑链条慢慢地沉淀下来。张士超不知道郑耀先是共党，他手里只有一份未经证实的“疑似名单”；他还没有供出这份名单，因为这是他跟山本谈判的最大筹码；陆中投靠了工部局警务处，但他手里没有张士超掌握的那些证据，他只能从外围对郑耀先施压；丁默邨的秘书跟张士超秘密会面，丁默邨和关东军情报课之间存在深层勾连，这件事一旦被山本知道，丁默邨的下场不会比李士群更好；张士超已经供出了七名军统潜伏人员，这些人的生命安全已经进入倒计时——郑耀先必须尽快通过军统渠道通知这七个人紧急撤离，这是他现在就要做的事，不能等到天亮。
他拿起分析室的电话拨了一个外线号码。电话响了三声之后被接起，对方没有说话，只是在话筒上轻轻敲了两下——这是约定的安全信号。郑耀先压低声音用暗语将张士超在第三次审讯中供出的潜伏人员名单说了一遍，让对方立即用最快的速度发报至重庆并通知所有涉及人员紧急撤离。虽然有些名字涉及的人可能已经不在原联络地址，但哪怕能多救出一个，这条情报就没有白白送出。
挂下电话后郑耀先把审讯记录里有关这些潜伏人员线索的具体细节重新整理了一下，用自己的专业术语写成了一份简短的审讯要点分析，抹掉了名字用字母代号替代，打乱了顺序，让整体内容看起来只是一份对已知旧情报的书面整理，而不是审讯最新进展的实时记录。就算这份记录事后被山本翻阅，也看不出他在第一时间向外传递了情报。
此时距离他离开商行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小时。他必须尽快完成另一项任务——进入审讯区近距离接触张士超，面对面确认这个叛徒到底还知道多少东西。他收拾好文件夹走出分析室，沿着走廊回到审讯观察室门口轻轻叩了两下门。山本在里面应了一声，他推门进去，将刚刚整理完毕的审讯要点分析呈交给山本，同时再次以从情报研判角度锁定中共卧底具体身份为由，请求得到授权允许他进入审讯室当面询问张士超几个问题，声称有些细节只有亲耳听到对方的回答才能判断其真实性。山本沉吟了片刻，最终点了点头。
佐佐木亲自陪同郑耀先走下楼梯进入一楼审讯区的走廊。走廊尽头是一扇厚重的铁门，铁门上有窥视孔，里面隐约透出昏暗的光线。门口的宪兵打开铁锁推开铁门，一股混合着血腥味和霉味的湿冷空气扑面而来。张士超被铐在铁椅上，双手反剪，脚腕上戴着铁镣，囚衣上血迹斑斑。审讯室没有窗户，只有天花板上吊着一盏裸灯泡，光线惨白刺目。灯泡外围着一圈铁网，网上粘着几只被烫死的飞蛾。墙角放着一桶水和一根橡胶警棍，地砖上有一滩深色的水渍，看不出是水还是血。
张士超听到门响抬起肿胀的眼皮，看到走进来的是一个鬼子少佐，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僵硬而戒备。郑耀先在审讯桌前坐下来将文件夹摊开，用流利的日语命令宪兵退下关上门。审讯室里只剩下他和佐佐木，以及铐在铁椅上的张士超。
“张士超，我是特高课特别调查室田中秀夫。”郑耀先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日语，但他随即切换成了流利的中文，目光透过平光眼镜的镜片直直地钉在张士超脸上，“山本课长让我来确认一件事——你在之前的审讯中声称知道军统内部中共卧底的真实身份，但你拒绝说出名字。课长对此已经失去了耐心，他让我来问你最后一次：你要么现在说出那个人的名字和职务，要么审讯到此结束，明天一早移交宪兵队执行死刑。”
张士超肿胀的嘴角抽动了一下。他抬起被铐住的双手擦了擦嘴角的血沫，用一种嘶哑的声音问了一句：“你是谁？”
“我的身份不重要。”郑耀先的手指在文件夹上轻轻叩着，节奏平稳，“重要的是你的时间不多了。佐佐木队长已经建议课长对你使用药物审讯，你应该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一旦药物注入你的血管，你会在极度的痛苦中说出一切——然后被扔进宪兵队后院的垃圾堆里。到那时候，你连谈判的机会都没有。”
“谈判？”张士超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血沫随着哼声溅出来落在囚衣上，眼神里闪烁着某种疯狂的光芒，“你们日本人说话跟放屁一样。李士群当年也是你们的人，他给山本当牛做马这么多年，到头来被你们追了四条街打死在弄堂里。下一个就是我。我说与不说，都是死。既然都是死，我为什么要让你们痛快？”
“因为你还有一条活路。”郑耀先将身体微微前倾压低了声音，“你虽然没有见过我，但你也许听说过我——特高课特别调查室有一项秘密计划，代号‘换羽’，专门针对愿意与特高课深度合作的前军统和中统人员。你如果愿意成为‘换羽’计划的一员，我可以向山本课长申请将你的死刑暂缓执行，将你转移到特别调查室的秘密设施中，用新的身份继续为特高课工作。你只需要做一件事——说出中共卧底的名字。”
佐佐木在旁边用一种冷冽的目光注视着这场审讯，没有插话。他以为田中少佐使用的是一种标准的审讯策略——先用死亡威胁施压，再抛出活命的诱饵，让对方在极度的恐惧和侥幸之间做出有利于己方的供述。这在特高课审讯课程里是最基础的手法。但他没有看出来，郑耀先真正在做的是评估张士超到底知道多少。如果张士超真的知道郑耀先是共党，那么他在听到“特别调查室”和“换羽计划”这两个虚构的名词之后，第一反应应该是盯着郑耀先的脸仔细辨认，因为他会觉得这个声音和说话方式很熟悉。但张士超没有。他只是用一只手挡住头顶裸灯泡的强光，眯着眼睛用一种纯粹的敌对和警惕打量着面前这个人——像是在看一个从未见过的陌生人。他不认识化了装的郑耀先。
“换羽计划？”张士超喃喃重复了一遍这个词，“丁默邨跟我说过，山本有一个专门收容叛逃者的秘密项目。但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诈我？”
丁默邨说过。郑耀先的大脑在捕捉到这个信息的瞬间，像一台精密的计算机在毫秒之间完成了一次高速的逻辑推演。丁默邨对山本的秘密项目知道得这么清楚，说明他跟特高课高层之间存在极为深入的情报交换。而丁默邨把这些信息告诉张士超，是在试探张士超是否已经动了叛逃的心思——还是丁默邨自己也在盘算着同样的退路？这个线索暂时搁置，但已经存入了他记忆中最重要的那个档案格里。
他压下心中翻涌的思绪，冷峻地继续对张士超施压：“你知道谁的名字，职务是什么，军统上海站的潜伏人员名单上有多少中共秘密党员——这是你今天晚上要回答的三个问题。每回答一个，我就给你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先告诉我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张士超沉默了很长时间。审讯室里只剩下灯泡发出的嗡嗡电流声和墙角水龙头滴答的水声。就在佐佐木不耐烦地挪了一下脚正准备开口呵斥的时候，张士超终于用嘶哑的声音说出了郑耀先最不想听到——但又早有心理准备的答案。
“军统上海站行动组组长郑耀先。我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我手里有一份名单——关东军情报课转给我的疑似中共潜伏人员名单——郑耀先的名字排在第一位。我调查了他半年，他在好几次行动中的行为模式都跟普通军统特工不一致。清剿行动前他转移了三个安全屋，理由是‘防范关东军情报课袭击’，但转移的时间点巧合到了极致——恰恰在特高课发起清剿前的几个小时。还有营救沈逸辰那次，他投入了超过常规的兵力，行动规模远超必要限度，完全不符合军统行动组的一贯原则。他如果不是共党，那就是有别的秘密——也许同时给关东军情报课和中共两边卖命。至于他是不是，我没有最终结论，但我已经把这份名单交给了陆中。陆中现在应该已经在工部局警务处备案了。”
郑耀先从审讯室出来沿走廊回到分析室，关上门，在铁桌前坐下来，摘下军帽解开领口的第一个扣子。他的手指仍然稳定，呼吸仍然均匀，但后背上已经渗出了一层薄汗，冷冰冰地贴着皮肤。张士超没有认出他，但他已经把所有能说的都说了。那份名单现在在陆中手里，陆中已经把它带到了工部局警务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陆中走得那么急——他不是为了躲避军统，而是要把名单交给警务处的外国情报官，通过警务处的渠道将名单扩散到特高课之外的情报圈子里。一旦名单进入公共租界的档案体系，那就不再是军统内部的怀疑，而是所有与工部局有情报合作关系的国际力量都可以查阅的公开材料了。军统、中统、特高课、关东军情报课、公共租界警务处——五个机构都将知道郑耀先被列为中共嫌疑。
但反过来看，张士超亲口承认了名单只是一份“疑似”名单，不是证据；他对郑耀先的怀疑在审讯中也暴露出了他最致命的弱点——“我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这说明张士超对郑耀先的指控从根本上就是建立在推断和巧合之上的，没有任何一份文件、任何一段录音、任何一个证人能够直接证明郑耀先是中共卧底；而陆中之所以投靠警务处，正是因为他也清楚这份名单缺乏最关键的直接证据，所以必须借用外部力量继续深挖。
郑耀先在分析室里快速翻阅了审讯记录中涉及丁默邨秘书与张士超秘密会面的那几页，将相关页脚做了标记。然后他再次拿起分析室的电话拨了一个内线，要求接宪兵队值班室。他用日语要求值班军官核查宪兵队监区近期的临时羁押记录，查询过去四十八小时内所有身份待确认的中国籍女性被捕人员，声称这与“鼹鼠”案件中一名可能的女性交通员有关。几分钟后值班军官回电告知，过去二十四小时内宪兵队确实逮捕了三名中国籍女性，其中一人是在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交界处被佐佐木的行动队抓获的，被捕时身上携带了军统上海站档案科的工作证件——证件上的名字是徐秋影。
徐秋影在佐佐木手里。这意味着她的被捕不是丁默邨或者陆中在背后搞鬼，而是特高课行动队在某个例行检查或者预伏抓捕中直接抓住了她。郑耀先指示值班军官继续查问这名女性被捕人员的具体羁押位置和审讯状态，然后挂断电话。他必须尽快把徐秋影被捕的消息传出去，同时必须抢在特高课的审讯深入之前找到营救她的可能性。但眼下他还不能离开宪兵队——他还有最后一项也是最危险的一项任务没有完成。
他走出分析室重新回到审讯观察室门口，向山本汇报说交叉比对工作已经完成了大半，但还需要两份补充资料：一份是关东军情报课在上海活动期间的据点分布详图，存放在特高课本部档案室的资料内；另一份是宪兵队通信课保存的“鼹鼠”与特高课之间的近期通讯记录，存放在宪兵队地下室档案库里，是受控查阅资料，需要课长本人签批。山本皱着眉问了一句要这些旧资料做什么，郑耀先以审讯记录中张士超提到了关东军情报课的渗透网络为由，表示与这份通讯记录进行交叉比对可以核实张士超是否隐瞒了与关东军情报课之间的秘密联系。山本听后没有多说，在调阅申请单上签了字。
地下室档案库在宪兵队大楼地下一层走廊尽头，厚重的钢制防火门常年上锁，空气里弥漫着防虫樟脑和旧纸张的味道。负责管理档案库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军曹，戴着老花镜在值班室里打盹。郑耀先将山本签字的调阅单递过去，老军曹揉了揉眼睛便从抽屉里取出一把铜钥匙，颤颤巍巍地打开了钢门。档案库里一排排铁制档案架从地面顶到天花板，架上密密麻麻地塞满了发黄的档案盒，每个盒子上都贴着编号和密级标签。老军曹按编号领着他找到关东军情报课据点分布详图的档案盒之后便回到值班室继续打盹。郑耀先独自站在档案架的阴影里，迅速扫视了周围环境确认没有其他人后，找到了通讯记录档案区。通讯记录按月份和联络代号排列，“鼹鼠”的通讯档案盒标注的时间范围是今年三月至十一月，与黑田提供的情报交换记录完全吻合。
他翻开档案盒将里面的通讯记录逐页快速翻阅，找到了张士超与特高课之间的全部电台通讯底稿——包括发报时间、频率、加密方式和内容摘要。这些通讯记录与关东军情报课提供的“鼹鼠”档案完美吻合，可以相互印证，但他今晚来档案库不是为了找这些东西。他继续往档案盒的深处翻，在最底层发现了几份被单独放置、标注着“绝密—课长亲启”字样的文件。文件的封皮上盖着特高课和军部宪兵司令部的双层火漆封印，封面上用日文写着：“关于76号特工总部内部人员与关东军情报课秘密资金往来之调查报告——绝密。”
打开报告的第一页时，郑耀先的目光在昏暗的灯光下冷得像是凝固的冰。报告详细列出了76号特工总部主任丁默邨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通过特殊经费渠道向关东军情报课秘密输送资金的全部证据。内容比郑耀先从老孙私账里找到的多出十倍不止，包括多笔大额银行汇款的底单复印件、丁默邨与关东军情报课财务联络人的秘密会面记录，以及一份丁默邨与关东军情报课签署的秘密合作协议的全文副本。协议的核心条款是：丁默邨每月向关东军情报课提供固定数额的秘密经费，关东军情报课则以“战后保障”的名义在日本占领区为丁默邨及其家属预留安全居所和政治庇护资格。
这份调查报告的完成日期是两天前。山本两天前就已经掌握了丁默邨通敌的全部证据，但他没有动手——他把这份报告锁在地下室的档案库里，这说明山本不急于清洗丁默邨，而要用这份证据继续控制丁默邨，逼迫他在76号内部替特高课做更多的事。丁默邨现在还能坐在76号主任的位置上，不是因为他隐藏得好，而是因为山本还没到收网的时候。
郑耀先将这份调查报告的每一页都仔细翻拍下来。相机快门细微的咔咔声在空旷的档案库里显得格外清晰，但在厚厚的钢门外老军曹的鼾声中，这点声响完全被淹没了。这份报告将成为他手中又一把悬在丁默邨头顶的利剑——当丁默邨发现郑耀先不仅握有绿皮账册和银行汇款凭证，还握有特高课内部对他的完整调查报告时，他将别无选择，只能与郑耀先达成某种程度的同盟。
拍完调查报告后他将所有文件按原样归位，把通讯记录档案盒的系带重新系好放回架子上，然后带着关东军情报课据点分布图的档案盒走出了地下室档案库，将铜钥匙还给老军曹，在老军曹的调阅登记簿上签了字，沿着楼梯回到了一楼。在楼梯拐角处他停下脚步摘下军帽，用袖口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这是他今晚第一次让自己流露出片刻的真实情绪。徐秋影被关在宪兵队监区，张士超的供词虽然缺乏实证但已经指向了他，丁默邨的秘密调查报告就在他的相机胶卷里，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这栋被探照灯和重机枪层层包裹的灰绿色大楼里。他像一个孤身走入狼窝的人，在狼群的注视下翻检着它们的秘密，每一秒钟都在刀尖上行走。
天色快要亮了。东边的天际线已经从深黑色变成了一种极淡的青灰色，宪兵队院子里的探照灯仍然在缓缓转动，但光柱的亮度已经被晨曦稀释了不少。郑耀先回到分析室将审讯记录和据点分布图摊在桌上，花费最后四十分钟完成了一份形式完整但实质内容经过周密过滤的交叉比对分析报告，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审讯记录与情报研判数据之间的技术性联系，唯独完全不触及其中涉及的所有敏感情报的人员去向，也没有对张士超的个人行为做任何不利于军统内部的情报关联补充。他用专业术语构建了一份在军事文书格式上无懈可击、但在情报实战价值上被精心掏空的文件。
早上六点整，他将报告呈交给山本办公室值夜班的机要参谋，申请了正式的公文递送登记后，以“特别调查室另有任务”为由离开了宪兵队本部。当挂着特高课牌照的黑色轿车驶出宪兵队大门拐上狄思威路时，郑耀先从后视镜里看着那栋灰绿色的大楼渐渐隐没在晨雾中，将后脑勺靠在座椅头枕上。轿车在清晨空旷的街道上疾驰，穿过苏州河上的四川路桥进入法租界，最终在商行后门对面的巷口缓缓停下。郑耀先脱下鬼子少佐的军装换上自己的便服，用湿毛巾擦掉脸上的肤色蜡，将平光眼镜和假证件收进公文包的夹层里。在商行三楼的楼梯口，一夜未睡的宋孝安正握着一份刚译出的电报纸，手微微发抖。他说张士超供出的七名潜伏人员中，有五人已经确认安全撤离原住所，但另外两人——军统上海站闸北情报组的正副组长——于今天凌晨四点被特高课行动队同时破门逮捕，其中一人在抵抗中当场中弹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