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在书店看了《清实录》辑要，读到康熙年间关于“朱三太子”的记载，就一直在脑海里根植下一个印象。从康熙十二年到四十七年，三四十年里，各地冒出好多个“朱三太子”，被抓住，被处决，然后过几年又出现，层出不穷。史书上的记录很简略，往往就一句话：“某年某月，获朱三太子，磔于市。”看得多了，我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很荒诞的念头：如果这些“朱三太子”里，有些根本就是同一个人——或者说，是同一个“模板”的不同副本呢？
这个念头扎了根。我开始想，在一个皇权达到顶峰的时代，如果有一种技术，能够“制作”出合乎需要的“历史人物”，用来钓鱼、演戏、完成某种仪式性的叙事，会怎样？
故事的核心设定——通过技术手段植入记忆、塑造人格、制造“副本”——在康熙年间只能依托于粗糙的药液和催眠术。但今天，当我们谈论脑机接口、数字永生、人格上传时，可能故事里的恐怖不再是天方夜谭。这让我想起《攻壳机动队》里那个经典的诘问：当记忆可以数字化存储、当身体可以随意更换，什么才是定义“我”的根据？是那些可以被随意删改的数据，还是那具可以被无限复制的义体？
这个设定让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发冷。它不是天马行空的幻想，而是顺着历史那条坚硬的逻辑线，往黑暗里多走了一步。康熙皇帝需要“朱三太子”这个符号，来证明前朝余孽的顽抗与当朝天威的浩荡；需要一个具体的、可被抓获并处决的“实体”，来为这个故事画上句号。如果找不到“真”的，那么，一个“合格”的替代品，或许也能满足需求。
于是，“摹形司”这个概念就诞生了。我不想把它写成玄幻的魔法，而是试图让它看起来像一种“不成熟的技术”。我查了不少资料，把古代方术里的“摄魂”、“造畜”，道教的内丹学说，甚至一些早期心理学概念混杂在一起，编造了一套看似能自圆其说的“理论”。它必须是有成功率的，有巨大代价的，是会出错的。完美的技术没有悲剧感，正是它的粗糙、残酷和不可控，才让身处其中的人显得更加无力。
主角定为张砚，是因为我不想写英雄。英雄改变世界的故事固然激动人心，但历史中更多的是张砚这样的普通人：有一点良知，但不多；想反抗，但更怕死；看懂了些许系统的荒谬，却也只能被齿轮裹挟着向前。他像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系统的冰冷。他的视角是有限的、困惑的、有时甚至是懦弱的，但这恰恰是大多数人在极端环境下的真实状态。通过他的眼睛去看“摹形司”，恐怖感不是来自突然跳出的怪物，而是来自日复一日的日常——那些签字画押，那些“技术改进”，那些对惨叫的逐渐麻木。
然后就是“玄黄一号”。它被灌输了完整的“朱慈焕”记忆，它背诵着崇祯皇帝的遗训，感受着国破家亡的悲痛，甚至产生了“反清复明”的抱负。但这一切情感和记忆，都来自外部植入。当它在夜深人静时抚摸自己的脸颊，试图在那些被赋予的往事中找到一丝一毫“属于自己”的体验时，那种无处着落的虚无感，与《攻壳机动队》中思考战车在雨夜里追问“我是谁”的场景何其相似。灵与肉的分离，在这里达到了极致：它拥有近乎完美的“灵”（记忆、人格、情感模式），却始终无法确认这“灵”是否真正属于这具“肉”。它越是完美，就离“真实”越远。它以为的反抗，或许只是制造程序中的一个意外涟漪。写到它最后站在刑场上，心里涌起那股奇怪的、不属于它的“悲壮”时，我感到的是一种深刻的悲哀。它连这份“就义”的悲情，都是被赋予的赝品。
我特意把故事的时间线，紧紧贴合真实的历史事件。康熙南巡、京师地震、博学鸿儒科，这些都不是背景板，而是故事发生的土壤。我想尝试一种写作：在历史的岩层缝隙里，虚构出另一个暗层。读者明知道“摹形司”是假的，但看到它与那些确凿史实严丝合缝地嵌在一起时，会产生一种微妙的不安。那种不安，或许就是我想传递的东西：我们所以为确定无疑的历史叙述，其形成过程本身，是否就是一种更精巧的“摹形”？
有时会想，张砚在故事结尾烧掉所有证据，选择沉默地度过余生，这是不是一种投降？但后来我渐渐觉得，这或许是他唯一能做的、微小的反抗。在能够篡改记忆和制造身份的系统面前，守护自己脑海里那一份或许也不那么可靠的记忆，并依据它去生活，这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气。他成了一座活着的、沉默的档案馆。
《影牍》写的是康熙年间一个虚构机构的故事，但它最终指向的，是一个大家都要好好想想的问题。当真实可以被有系统地塑造和取代，我们该如何自处，又该相信什么？希望读到这个故事的人，在合上书后，能对自己脑海中的记忆，多一分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