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25日，晨，白市驿机场
晨雾如纱，将机场笼罩在一片朦胧的灰白中。远处跑道尽头的山峦若隐若现，像水墨画里淡去的远山。
但今天的机场没有往日的喧嚣——军警戒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持枪的士兵背对跑道，面朝外围，眼神警惕地扫视着雾气中的每一个动静。
两辆黑色轿车在四辆军用吉普的护卫下驶入停机坪。
车门打开，贾玉振走下车。他穿着那身灰色长衫，手里只提着一个旧皮箱，里面装着手稿的抄本和几件换洗衣物。除此之外，身无长物。
严襄儒从另一辆车上下来，脸上挂着公式化的微笑：“贾先生，一路顺风。到了美国，记得常写信回来，党国上下都惦记着您。”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但贾玉振听出了弦外之音：记得你妻子还在我们手里。
他没有回应，目光越过严襄儒，望向机场外围的铁丝网。
在那里，隔着三十米的距离，苏婉清站在警戒线外。
军统的人没有让她进来，她只能站在那里，穿着一身素净的蓝布旗袍，晨风吹动她的发梢。
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相遇。
没有挥手，没有呼喊，只是静静地看着。
然后，几乎同时，两人的嘴唇轻轻动了动，做出同样的口型：
“等我。”
苏婉清的“等我”是嘱咐，是期盼。
贾玉振的“等我”是承诺，是谎言——他知道自己可能永远不会回来，但他必须让她相信。
“贾。”玛丽·温斯洛走上前来。她今天穿了一套利落的飞行夹克，金发扎在脑后，神色凝重，“飞机已经准备好了。c-47运输机，改装过，增加了油箱，能直飞昆明。机组成员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这条航线他们飞了上百次。”
她顿了顿，压低声音：“上了飞机就安全了。
日本人再疯狂，也不敢在驼峰航线上拦截美国军机。”
贾玉振点点头，目光却再次飘向铁丝网外的苏婉清。
她正努力对他微笑，但眼泪已经滑落。
“走吧，”严襄儒催促道，“飞机不能等太久。”
美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卡特也来了，他和两名武官站在舷梯旁，正在做最后的交接。
看到贾玉振，卡特上前握手：“贾先生，到了夏威夷会有人接您。哥伦比亚大学的聘书、洛克菲勒基金的协议，都已经准备好了。”
一切安排得妥帖周到。安全、荣誉、财富、自由——所有他留在重庆无法得到的东西，都在大洋彼岸等着他。
贾玉振最后看了一眼苏婉清，转身走向舷梯。
c-47运输机舱内
机舱里很空，除了贾玉振，只有两个负责护送的美军士兵。
士兵很年轻，一个来自德克萨斯，一个来自俄亥俄，他们好奇地打量着这位让罗斯福总统亲自特批签证的中国文人，但很克制地没有多问。
飞机引擎开始轰鸣。
螺旋桨搅动雾气，发出沉闷的嗡嗡声。
贾玉振在靠窗的位置坐下，系好安全带。
透过小小的舷窗，他能看到停机坪上的人正在变小：严襄儒在挥手，玛丽在仰头看着飞机，卡特参赞在和武官说话。
而铁丝网外，苏婉清的身影已经模糊成一个蓝色的点。
飞机开始滑行。速度越来越快，跑道两旁的景物飞速后退。
然后，一阵轻微的失重感——起飞了。
重庆在脚下缓缓展开。
晨雾中的山城像一头沉睡的巨兽，长江如带，嘉陵如练，那些密密麻麻的房屋、街道、防空洞，都变成了微缩的模型。
贾玉振看到了七星岗所在的方向，看到了那片熟悉的街区，看到了小院的轮廓——虽然看不清，但他知道在那里。
飞机爬升。五百米，一千米，两千米。地面的景物越来越小，雾气越来越浓，重庆渐渐消失在云海之下。
贾玉振闭上眼睛，手伸进衣领，握住那枚玉坠。玉是温的，带着苏婉清的体温，也带着她的泪。
他的脑海里开始闪过画面：
北平琉璃厂，他站在街心痛斥王揖唐，民众的掌声如潮水。
京西赵家峪，耿大勇牺牲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先生，要写下去。”
重庆防空洞，孩子们在轰炸间隙读书认字，眼睛亮如星辰。
七星岗小院，苏婉清在灯下作画，笔尖流淌出山城的灯火。
还有那些字。《清除日》里马克·陈在泵房点灯，《昭和五分钱》里中村一郎在码头扛包，《未来之书》里那些平凡而坚韧的人们……
这些画面像胶片一样在眼前飞速掠过，越来越快，越来越清晰。
然后他听到一个声音——不是真实的声音，是心里的声音，是他自己的声音在问：
“你真的要走吗？”
“走了，就安全了。”
“走了，就能继续写。”
“走了，苏婉清怎么办？”
“她说了，她留下，是为了让你走。”
“可是……”
“可是什么？”
贾玉振猛地睁开眼睛。他看向舷窗外，下面是翻滚的云海，上面是无垠的蓝天。
飞机正在平稳飞行，再有半个小时，就会飞出重庆空域，进入相对安全的航线。
然后呢？
去美国，住进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公寓，在洛克菲勒基金的支持下写作，和海明威、爱因斯坦、赛珍珠们谈笑风生。
文章会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读者遍布全球，他会成为世界级的文化符号，会成为反法西斯的旗帜。
这一切都很好。
可是……
可是《清除日》是在重庆防空洞里构思的，《昭和五分钱》是在听闻日军暴行后写的，这些字，都沾着这片土地的血和泪，都带着这座城市的呼吸和心跳。
如果离开了这片土地，这些字还会活着吗？
还是说，它们会变成精致的标本，被陈列在文学的博物馆里，供人欣赏，却不再有温度？
贾玉振的手紧紧攥着玉坠。玉的边缘硌着掌心，微微发疼。
他想起了离开前夜，苏婉清说的那句话：“你在美国好好写，我在这里好好守着。我们……分工合作。”
分工合作。多么轻巧的四个字。可这意味着，从此他的笔要戴着镣铐跳舞，每一行字都要先想想会不会给远在重庆的妻子招祸。
这意味着，他写下的每一个字，都不再完全属于自己。
这样的写作，还是写作吗？
飞机突然颠簸了一下，穿过一片气流。
年轻的德克萨斯士兵转过头，用生硬的中文说：“先生，没事，正常。”
贾玉振对他笑了笑，然后解开安全带，站起身。
“先生？”士兵有些疑惑。
“我去后面看看。”贾玉振说，声音平静。
他走向机舱后部。那里堆放着一些货物箱，还有应急设备。
他的目光落在舱门上——那扇厚重的金属门，门外是五千米的高空，是冰冷的空气，是死亡。
也是……回去的路。
他的手按在舱门的把手上。金属冰凉刺骨。
“先生，不能开那个！”俄亥俄士兵喊道，站起身想过来阻拦。
但已经晚了。
贾玉振猛地拉动把手！舱门锁扣发出金属摩擦的刺耳声响，然后——开了！
狂暴的气流瞬间涌入机舱！文件、杂物被卷起，两个士兵被吹得站立不稳。警报声凄厉地响起，驾驶舱传来飞行员的怒吼：“谁开了舱门？！关上！快关上！”
贾玉振站在舱门口，狂风撕扯着他的长衫，头发在风中狂舞。
他低头看了一眼——下面是翻滚的云海，云隙间隐约可见苍茫的大地。
“先生！回来！”德克萨斯士兵扑过来想拉他。
贾玉振回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歉意，有决绝，还有一种近乎疯狂的平静。
然后，他纵身一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