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指向窗外希望基金院子的方向。
那里，夜校刚刚下课，学徒们提着自制的灯笼鱼贯而出，昏黄的光点在夜色中连成一条蜿蜒的星河。
“你看，你写的每一个字，都没有白费。”
贾玉振顺着她的手指望去，久久凝视。那些光点很小，很微弱，在浓重的山城夜雾中随时可能被吞没。但它们固执地亮着，移动着，像一群不肯熄灭的萤火虫。
他回到书桌前，终于落笔。这一次，他写的不是虚构的未来，也不是遥远的他者，而是此刻、此地——1943年夏天，重庆的闷热、雾霭、警报、巷战、防空洞、难民、希望基金院子里不灭的灯火。
标题暂定：《雾重庆纪事》。
笔尖划过纸张，发出熟悉的沙沙声。而书房外，监视者的身影在巷口阴影里若隐若现，像这时代投下的一道沉重的阴影。
1943年6月下旬，东京，陆军省大楼。
宪兵队特高课课长中村功大佐——一个五十多岁、脸颊瘦削如刀削的男人——正对着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报告发呆。
这些报告来自华北、华中、华南各部队，内容大同小异：军营中发现“煽动性反战文书”，士兵士气出现“异常波动”，甚至出现数起士兵自杀事件，遗书中提到“不想变成中村一郎”。
“中村一郎……”他喃喃念着这个名字，手指敲打着报告中最常出现的这个虚构人物的名字。
报告附件里有收缴的印刷品片段，他读过，文字朴素得可怕，像一把钝刀慢慢锯着读者的神经。
副官小心翼翼地汇报：“课长，根据笔迹分析和纸张鉴定，这些印刷品应该来自中共控制区。纸张是边区土法制黄纸，油墨成分也符合八路军常用的配方。
但奇怪的是，内容完全不像中共以往的宣传风格——没有马列主义术语，没有阶级斗争号召，就是一个日本老兵的忏悔录。”
“这才是高明之处，”中村功冷冷地说，“直接的政治宣传会让士兵警惕。但这种个人叙事……它会钻进他们的梦里。”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外面是东京夏日午后沉闷的街道，行人匆匆，许多妇女穿着朴素的“国民服”，脸上带着战时特有的疲惫与麻木。
远处可以看到皇宫的屋顶，在阳光下反射着黯淡的光。
“查清楚作者了吗？”他问。
“还没有确切证据。但有一些线索，”副官打开另一个文件夹，“重庆方面有情报显示，这篇《昭和五分钱》可能出自一个叫贾玉振的中国作家之手。此人最近在美国出版了一本叫《清除日》的小说，描绘纳粹统治下的美国未来，在盟国引起巨大反响。”
“贾玉振……”中村功重复这个名字，“一个中国人，写日本士兵的内心？”
“而且写得……非常真实。课长，您看这段，”副官念道，“‘在南京的时候，我们吃过一种叫‘特攻饭’的东西。米饭里掺了碎肉，后来才知道那是人肉。’这种细节，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或极其深入的调查，不可能写得出来。”
中村功突然转身：“我们内部有叛徒。不是普通的士兵，是高级别军官，或者……情报人员。”
副官一惊：“课长是说……”
“这种细节，普通士兵可能听说过传闻，但不可能知道得这么具体。只有参与过高层决策、或者接触过绝密战报的人，才可能知道。”
中村功的眼神变得锐利，“查。从最近两年被俘或失踪的高级军官、特工名单开始查。还有，所有接触过南京事件档案的人。”
“那这些印刷品……”
“全面收缴，严厉追查传播者。对士气出现问题的部队，指挥官要负连带责任。”中村功顿了顿，声音更低，“但记住，动作要隐秘。不能让士兵觉得大本营在害怕几页纸。”
副官立正：“是！”
他退出去后，中村功重新坐回办公桌前，拿起一份印刷品复印件。他跳过了那些血腥的战场描写，直接翻到最后一段：
“窗外的樱花还在飘。我想起青森的苹果园，想起父亲说的话：‘一郎，苹果树四年才结果，人生啊，比果树还难。’是啊，真难。”
中村功的手指停在“青森”两个字上。他的家乡就是青森。他家也种苹果。
他闭上眼睛，仿佛能看见故乡春天苹果花开的景象，白茫茫一片，像雪，又像祭奠的纸钱。
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尖锐的铃声划破了办公室的寂静。中村功深吸一口气，接起电话。
风暴，即将来临。
而在遥远的重庆书房里，贾玉振刚刚写完《雾重庆纪事》的第一行：
“警报响起时，雾正浓。这城市像一艘正在沉没的巨轮，而我们是甲板上尚未放弃寻找救生艇的人。”
墨迹未干。而五分钱硬币引发的涟漪，正从延安的窑洞、华北的军营、东京的办公室，一圈圈荡开，终将汇成吞噬战争机器的巨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