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国际电信联盟（ItU）的6G标准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何叶作为中国代表团特邀专家出席。
会议第一天，美国代表就发难：“6G的泛在连接场景，必须优先考虑‘可信供应链’。某些国家的企业，不应参与核心标准制定。”
话没点名，但全场都看向何叶。
中国代表反驳：“ItU的规则是技术中立。”
“技术可以中立，但数据不能。”美国代表调出大屏幕，“这是京潮过去三年，在全球的数据流量图——中国境内的数据枢纽，接收了全球78%的智能面料数据。”
“因为京潮的服务器在中国。”何叶平静回应，“正如苹果的数据在美国，西门子的数据在德国。这有问题吗？”
“有。”美国代表冷笑，“当数据集中到某一个司法管辖区，就可能被用于非商业目的。”
“证据呢？”
“斯诺登已经证明过。”
会场哗然。把十年前美国监听全球的丑闻翻出来，这招够狠。
何叶站起来：“既然提到斯诺登，我正好有问题：美国情报机构通过苹果、谷歌、微软的后门收集全球数据，ItU是否应该禁止美国企业参与标准制定？”
“你这是污蔑！”
“不，我是用你的逻辑。”何叶调出文件，“这是德国法院2023年的判决，确认美国情报机构通过跨国企业收集数据。需要我念判决书编号吗？”
美国代表脸色铁青。
第一天会议不欢而散。
当晚，何叶在酒店收到恐吓信。信封里只有一张照片：他女儿在北京学校门口的背影。
没有文字，但意思明确。
何叶把照片烧了，没报警。他打给学校，让女儿这周住校。然后联系陈默：“神经织造项目的演示，提前到明天。”
“可样品还不稳定……”
“要的就是不稳定。”
第二天会议，何叶没提恐吓的事。他要求临时增加演示环节。
工作人员推上来一个瘫痪病人——瑞士人，三年前车祸导致脊髓损伤。病人穿着京潮的神经织造背心。
“这是第一代脑机接口服装。”何叶解释，“通过捕捉颈部残留神经信号，控制外骨骼。”
他示意病人尝试。病人额头冒汗，但手指真的动了。虽然只是轻微颤抖，但全场寂静。
“6G的意义是什么？”何叶看向全场，“是让瘫痪的人重新行走，是让盲人‘看见’图像，是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人。”
“而不是用来讨论哪个国家更可信。”
演示视频当晚传遍全球。ItU秘书长亲自表态：“6G标准应优先考虑人道主义应用。”
美国代表团的“可信供应链”提案，被无限期搁置。
但反击来得更快。
十月初，京潮在美国的临床试验被FdA突然叫停。理由是“数据收集不符合美国隐私保护标准”。
“我们的试验完全合规！”负责临床试验的博士急哭了，“他们就是要拖，拖到我们资金链断裂。”
这款治疗帕金森病的智能手套，是京潮进入美国医疗市场的关键。前期投入已经超过两亿美元。
何叶直接飞往华盛顿。他见的不是FdA官员，而是帕金森病患协会——美国最大的患者组织。
“这款手套可以让晚期患者自己吃饭。”何叶在现场演示，“FdA每拖延一天，就有三百个美国人失去这个希望。”
协会当场组织千人请愿。有患者坐着轮椅到FdA门口抗议。
压力下，FdA同意加急复审。但条件苛刻：必须在美国重做一期临床试验，且主要研究者必须是美国医生。
“这意味着再花一年，再烧一亿美元。”秦京茹声音发抖。
“那就烧。”何叶签字，“但这次，我们要全程直播。”
直播第一天就出事了。
试验用的智能手套，在第三位患者手上突然失效。直播画面里，患者的手颤抖着，怎么也握不住勺子。
“技术故障！”现场医生紧急处理。
但视频已经被截取传播。标题刺眼：《中国医疗产品的真实水平》。
调查结果第二天出来：患者家属私自更换了手套的充电器，电压不匹配烧坏了芯片。
“为什么不早说？”何叶问。
“患者家属收了钱。”调查组汇报，“是《纽约邮报》的记者给的，五千美元。”
“记者哪来的钱？”
追踪到一家名为“美国医疗安全联盟”的NGo，背后金主是三家美国医疗器械公司——都是智能手套的竞争对手。
何叶把证据打包，没发给媒体，而是发给了那三家公司的董事会。
附言：“如果明天这些证据见报，贵公司的股价会跌多少？”
当天下午，三家公司联名发表声明：“谴责任何不道德的竞争行为。”《纽约邮报》撤稿。
但伤害已经造成。试验的志愿者少了三分之一。
十一月，真正的杀招从欧洲袭来。
欧盟最高法院裁定：京潮的“联邦学习”系统违反GdpR，因为“参数更新可能隐含个人身份信息”。
判决立即生效。这意味着京潮在欧洲的所有AI服务必须下线——包括疾病预警、健康管理、甚至自适应面料的智能调节。
“这是要我们的命。”欧洲区总裁声音绝望，“下线容易，再上线就难了。”
何叶让技术团队紧急开发“差分隐私”版本——在参数更新时加入随机噪声，彻底消除个人信息风险。
“但这样模型准确率会下降15%。”
“先上线，再优化。”
新系统三天内部署完毕。但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又说要“重新评估”。
明显是在拖时间。拖到圣诞节销售季结束，京潮的欧洲业务就完了。
何叶这次没去布鲁塞尔。他去了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
演讲只有三分钟：“欧盟用最严格的标准要求中国企业，却允许美国企业收集数据。这是公平竞争吗？”
他调出对比图：京潮的差分隐私系统，和谷歌、苹果在欧洲使用的系统——京潮的隐私保护强度，是对方的三倍。
“如果欧盟真的重视隐私，就应该一视同仁。”何叶最后说，“否则，这只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保护主义。”
演讲视频在欧洲各国议会播放。年轻议员们开始质疑：“为什么只针对京潮？”
压力下，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加快了评估。新系统在黑色星期五前三天通过。
京潮欧洲销量，创历史新高。
但代价是惨重的。
为了应对全球围剿，京潮今年的研发费用超支120%，营销费用翻倍。全年净利润，上市后首次转负。
财报发布当天，股价暴跌30%。
做空机构卷土重来。这次他们学聪明了，不攻击财务，攻击愿景：“京潮的宏大叙事，只是烧钱的无底洞。”
股东大会上，有机构投资者拍桌子：“我们要回报！不是要听你讲改变世界！”
何叶看着台下：“三年前京潮上市时，我说过：我们要做的是长期价值。今天我还是这句话。”
“如果你们想要短期回报，现在可以退场。京潮会回购股份。”
台下寂静。然后有人起身离开——是对冲基金的代表。
但更多的手举起来：“我们跟。”
举手的，是社保基金、养老基金、大学捐赠基金。他们的投资周期，是十年、二十年。
那天晚上，京潮核心团队聚餐。大家都喝多了。
陈默红着眼睛说：“何总，有时候我真觉得……我们是不是太理想主义了？”
何叶给他倒酒：“如果你觉得难，说明方向对了。”
“为什么？”
“因为容易的路，早就挤满了人。”
十二月，转机以一种意外的方式到来。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年度报告，专门用一章感谢京潮：智能面料在非洲、南亚的天气数据收集，帮助改进了气候模型。
“这是公民科学的典范。”报告写道。
基于这份报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邀请京潮参与“全球气候适应计划”。预算：五十亿美元。
消息传出，做空报告成了废纸。京潮股价单日暴涨40%，收复全部失地。
但何叶在庆功会上说：“这不是胜利，是责任。”
“五十亿美元的项目，意味着我们要在最艰苦的地区，建最坚固的网络。那里的战争、疫情、贫困，都可能让一切归零。”
“但我们得去。”
“因为技术如果只在硅谷、在中关村、在发达国家，那它就没有完成使命。”
全场安静。然后掌声雷动。
新年夜，何叶收到山本雄一的讣告。
葬礼后，山本的律师送来一个盒子。里面是山本一生的研究笔记，最后一页写着：
“我一生都在追赶。追赶杜邦，追赶巴斯夫，追赶美国。直到最后才发现，真正的对手不是别人，是时代的浪潮。”
“京潮赶上了浪潮。但记住：浪潮会退去。唯有建在基石上的，才能留下。”
何叶合上笔记。
窗外，北京开始放烟花。
他想起京潮的第一间厂房，想起第一个订单，想起第一次被国际巨头嘲笑“山寨”。
那时没人相信，中国能做原创技术。
现在，他们定义了智能纺织品的标准，改写了6G的议程，拿下了联合国的项目。
但代价呢？
是无数次通宵，是头发变白，是女儿说“爸爸你又失约了”，是妻子的叹息，是朋友的疏远。
是那些离去的战友，是那些暗处的刀，是那些必须咽下的委屈。
但这就是定义的代价。
你要制定规则，就要承受规则的重量。
你要照亮前路，就要燃烧自己。
烟花在夜空绽放，短暂而绚烂。
何叶拿起手机，给团队群发了一条消息：
“新年快乐。明年，我们去定义更多不可能。”
发送。
然后他关掉手机，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
那里，有无数个家庭，穿着京潮的智能内衣，监测着健康；用着京潮的自适应外套，抵御寒冷；等着京潮的医疗手套，重获希望。
这就是意义。
哪怕代价沉重。
哪怕前路艰难。
因为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
而京潮，已经走在了最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