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解旷在腊月二十六那天到的家。
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没戴帽子，头发剪得短短的，脸比以前黑了些，可整个人挺得笔直，走路带着一股子军人的利索劲儿。
三大妈在院门口老远看见他，小跑着迎上去，一把攥住他的胳膊，上上下下看了好几遍，嘴里念叨着“瘦了瘦了”，眼圈又红了。
闫埠贵站在堂屋门口，手里端着搪瓷缸子，等儿子走到跟前，才把缸子往窗台上一搁，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两下，说了句“回来就好”。
阎解旷在部队干了快一年，入了党，当了副班长。
他这次探亲假有二十天，是特意赶回来过年的。
当天晚上，棒梗和刘光福都来了闫家，三个人又坐到了那张旧方桌前。桌上摆着三大妈炖的肉、闫埠贵存的老酒，还有刘光福从铺子里带回来的一包花生米。
“部队怎么样？”棒梗给阎解旷倒上酒。
“比乡下强。”阎解旷端起杯子抿了一口，“有规律，有奔头，领导也正派，我在通讯连，每天跟电台打交道，学了不少东西。”
刘光福把花生米嚼得嘎嘣响：“你那个副班长，管几个人？”
“班里有十二个兵。”阎解旷说这话时语气很平，可嘴角微微往上弯了一下。
棒梗看着他那副样子，忽然笑了：“你当年在忻州的时候，连大队会计都当得战战兢兢的，现在带一个班，倒是稳当。”
阎解旷推了推眼镜——这副眼镜是新配的，不再是那副断了腿用胶布缠的旧货了——“带兵跟记账一个道理，你得知道每个人什么脾性、什么长处，把人放对位置，事儿就成了。”
三个人聊到半夜，说的都是各人的近况和打算。
阎解旷说他在部队准备考军校，如果考上了，以后就是职业军人。
棒梗说他在锻工车间站稳了，老赵有意让他年后带班组。刘光福说修车铺的生意比预想的好，他打算开春后租间大点的门面，添些工具，再多带个徒弟。
“你们仨，”闫埠贵不知什么时候站在门口，手里端着搪瓷缸子，老花镜架在鼻尖上，“都算是有着落了。”
他走进来，在桌边坐下，把缸子往桌上一搁，目光从三个人脸上一一扫过。
“解旷当兵，棒梗进厂，光福开店。三年前你们下乡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能有今天。”闫埠贵的声音不高，可每个字都像是从心里掏出来的，“我不是说你们现在就有多大多大出息了，我是说，你们仨都找到路走了。”
他端起缸子喝了一口水，放下之后又说：“这年头，能找到一条正路走，比什么都强。”
腊月二十九，四合院里又热闹起来。
沈莫北今年过年比往年松快了些——治安管理局的工作虽然忙，可到底不用再像前几年那样提心吊胆了。
腊月二十八那天，他把手头最后一份文件批完，把办公室的抽屉锁好，跟周保国打了个招呼，就骑车回了南锣鼓巷。
今年跨院的年货备得比往年丰盛——王美芬割了五斤肉，沈有德托人从乡下买了几只老母鸡，丁秋楠从医院同事那里换了几斤富强粉，连沈致远都分到了两挂小鞭和一只红灯笼。
沈莫南从学校回来过年，带回来一摞新书和满肚子的新鲜事。
她瘦了些，可精气神比在家时好了不知多少，说话的声音都比从前敞亮。
“妈，我们学校开了好多新课程，我选了中国文学史和现代汉语。”沈莫南一边帮王美芬包饺子一边说，“老师都是从各系抽调的，讲得特别好。”
王美芬把饺子皮擀得飞转，嘴里应着“那就好那就好”，脸上的笑压都压不住。
大年三十晚上，跨院堂屋里摆了一张大桌子。
今年沈家又和何家一起过的年，因为热闹。
菜是何雨柱下午就过来帮着做的——红烧肉、糖醋排骨、清蒸鱼、炸丸子，把桌子摆得满满当当。
何晓和沈致远两个小的坐不住，扒拉了两口饭就跑出去放鞭了。李小燕在门口喊了两声，见喊不住，也就由他们去了。
沈有德举杯提了个酒，说的是“日子安稳比什么都强”，话音一落，一桌人都站起来碰杯，连沈莫北都多喝了两盅。
正月里，四合院里走亲访友，热闹了好一阵。
沈莫北趁着过年休假，带丁秋楠和沈致远去逛了趟厂甸。
沈致远今年不要风车了，缠着他爸给他买了一个新书包和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沈莫北付钱的时候，丁秋楠在旁边笑，说“你儿子随你，爱看书”。
正月初八，阎解旷提前结束了探亲假，赶回部队参加集训。临
走那天，棒梗和刘光福去火车站送他。三个人站在站台上，跟去年送阎解旷参军时一样的位置，一样冷的风。
“这次回去，好好考军校。”棒梗说。
阎解旷点了点头，看了他一眼：“你在厂里也好好干。等我下次回来，没准就是军官了。”
刘光福在旁边插嘴：“等你当了军官，请我们吃馆子，我铺子旁边新开了一家，据说味道不错。”
阎解旷上了车，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身子，朝他们挥了挥手。火车开动时，他又喊了一句什么，被汽笛声盖住了，听不真切。棒梗猜他在说“好好干”，跟去年说的一样。
一九七九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都早。
刚进三月，胡同里的老槐树就迫不及待地抽了芽，嫩生生的叶子挂满枝头，远远望去像笼了一层淡绿的烟雾。
南锣鼓巷的灰墙上，不知谁用红漆刷了一条新标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字写得不算好，可漆是新刷的，在灰扑扑的墙面上格外扎眼。
沈莫北骑车路过时看了一眼，没有停。
他在治安管理局局长这个位置上坐了快一年，已经习惯了每天从这条胡同里穿行，看两边的墙面上新旧标语交替着出现，像翻一本永远也翻不完的旧杂志。
这天上午，周保国来了他办公室，进门就把一份文件搁在他桌上。
“中央要开个会，讨论经济工作。”周保国在椅子上坐下来，语气里带着一股子按捺不住的兴奋，“听说要搞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允许个体经营。部里让各局报意见，你这边管企业治安的，有没有什么想法？”
沈莫北拿起文件翻了翻，上面的话讲得很概括，但每一个字都像往水里扔了块石头，波纹一圈一圈地荡开。
他放下文件，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他等了很多年了。从前世到今生，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可他不能把那些都写在报告里，只能从治安管理这个口子切入。
“个体经营，意味着街头巷尾会冒出很多小商小贩。”沈莫北说，“这些人没有单位、没有组织，归属感弱，容易被地痞流氓盯上，也容易因为竞争产生纠纷。我建议在企业保卫之外，把街道治安联防的工作也抓起来，以派出所为核心，以街道办和居委会为依托，把治安网铺到最基层。”
周保国听了，想了想，点头道：“这个思路对路，你写一份东西，我带到部里去。”
沈莫北当天下午就把材料写好了，不长，三页纸，重点就讲一件事——治安工作要跟着时代走，企业保卫系统要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把工作重心从“防敌”转到“防乱”上来，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这份材料后来被部里采纳了，成为全国治安工作调整方向的一个参考。
可沈莫北自己没太在意这些。他真正在意的，是那些具体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