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息藩镇
削藩战争的挫折，特别是“奉天之难”的爆发，使唐德宗对藩镇的态度由最初的强硬转为了后来的姑息。从而使得地方割据势力逐渐增强。据说，在朱泚反叛后，德宗曾考虑逃亡成都，这也暴露了他对局势的绝望。但最终在李晟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的劝阻之下，德宗才选择留在了长安。唐德宗对藩镇态度的转变，也让原本解决藩镇问题的良好机遇被错过，此号藩镇割据的局面愈发难以收拾，最终成为积重难返的问题。
依重宦官
在遭遇“泾师之变”出逃避难的过程中，唐德宗李适逐渐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原因在于他在东宫时的内侍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等人，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对他的忠诚和支持，远超过那些本应效忠于他的禁军将领。这也给德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他最终将统领禁军的重任交给了宦官。
兴元元年（784年），唐德宗重返京师三个月后，便决定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并任命窦文场和霍仙鸣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典禁军的先河。随着神策军地位的提升，逐渐成为比羽林军、龙武军更为重要的中央禁军和精锐机动部队。
贞元二年（786年），唐德宗李适进一步扩建神策军为左、右神策军，并继续由宦官担任监军。至贞元十二年（796年），李适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场和霍仙鸣担任，直接授予他们高于神策军大将军的地位，成为实际的统帅。
从此，神策军的指挥权落入宦官手中。此外，德宗还通过设立监军使印信的方式，固定了宦官担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做法，提高了监军的地位并使之制度化。这一系列举措表明，宦官已从昔日的卑微角色上升为政治中枢的重要力量，对后续唐朝皇帝的影响深远，甚至出现了两位皇帝亡于宦官之手的情况。史学家普遍认为，宦官专权是唐代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表现之一，而这一状况的形成，与德宗对宦官态度的改变密切相关。
宠信奸臣
在建中年间（780年－783年），唐德宗对奸相卢杞的崇信达到了顶峰。卢杞为人阴险狡诈，善于迎合圣意，嫉妒贤能，党同伐异，陷害了许多忠良之士，如颜真卿等，使得朝政更加混乱，加剧了建中年间的动荡局势。卢杞的专权不仅破坏了朝廷内部的和谐，也削弱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为后来的叛乱埋下了隐患。
进入贞元年间，德宗又宠信了另一位奸臣——裴延龄，任命他掌管国家财政。裴延龄为人奸诈，欺君罔上，为了迎合李适的贪欲，不顾百姓的贫困和疾苦，大肆聚敛财物。他的政策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引发了社会不满，进一步加深了国家的财政危机和社会矛盾。宰相陆贽曾上奏书，极力揭露裴延龄的奸诈欺妄，指出其“侵削兆民，为天子取怨于下”，警告这样终将会招致祸乱。陆贽的谏言极为深切，直指问题的核心，但他忠直的声音未能打动唐德宗李适。相反，唐德宗不仅不听忠告，反而贬斥了陆贽等人，使得正直的大臣们受到打压，进一步恶化了政治环境。
唐德宗李适对卢杞和裴延龄等人的信任，反映了他在用人上的重大失误。这些奸臣的存在不仅破坏了朝廷的政治生态，也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尤其是裴延龄的财政政策，直接导致了民生困苦和社会动荡，动摇了唐朝的根基。李适未能采纳贤臣的建议，反而将他们排挤出权力中心，这不仅削弱了他的统治基础，也为后续的历史进程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文体革新运动与古文运动
大历至贞元年间（766年－805年），唐朝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随着复古主义思潮的兴起，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文体革新运动逐渐形成广泛的社会思想运动。这一运动旨在打破骈文的空洞华美，追求更加自然自由的表达方式，以适应社会现实的需求。古文不仅语言简洁、抒写自由，更便于表达复杂的思想，因此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支持。
唐德宗李适本人擅长文章与诗歌创作，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的支持之下，古文运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和发展。德宗重视科举制度，广纳贤才，鼓励文学创作，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了文化繁荣的重要阶段。在此影响下，“唐传奇”小说创作也进入了兴盛期，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亮点。
“开元礼”科的设立
贞元二年（786年），为了选拔更多具备实际才能的人才，唐德宗在科举考试中增设了“开元礼”科，其考试形式包括问义与试策两部分。这项改革不仅拓宽了人才选拔的渠道，也为国家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这种方式，唐德宗希望培养出一批既懂经典又具有实务能力的官员，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促进儒释道调和
贞元年间，唐德宗每逢寿诞之时，便会组织儒释道三教代表人物进行“三教论衡”。这些讨论会不仅是一个展示学术风采的平台，更是德宗倡导辩难切磋、求同存异理念的具体体现。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活动，促进三教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和谐共存，进而达到社会思想的融合与统一。
唐德宗提倡的“三教论衡”不仅是宗教与哲学领域的交流，也是政治统治策略的一部分。通过对不同思想流派的支持和引导，唐德宗试图构建一个多元包容的文化环境，以此巩固其统治合法性，并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提供思想保障。
总之，大历、贞元年间是唐朝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唐德宗通过支持古文运动、改革科举制度以及组织三教论衡，展现了他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远见卓识。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也为唐朝的政治和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唐德宗时期的外交活动
唐德宗统治期间，为了维持和平、促进贸易以及展示帝国的威严，唐朝与周边国家和民族进行了广泛的外交互动。
与吐蕃的关系
- 大历十四年（779年）：德宗允许外国商旅按本国传统着装入京，显示了对多元文化的尊重。
- 建中元年（780年）：唐朝派遣韦伦出使吐蕃，并成功带回了吐蕃使者及礼物，象征两国友好关系的建立。
- 建中二年（781年）：唐德宗采取平等姿态，调整诏书中用词以体现与吐蕃的对等地位。
- 建中四年（783年）：凤翔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大相尚结赞会盟，确定边界。同年，发生平凉川会盟事件，吐蕃设伏企图劫持唐使浑瑊，未遂。
- 贞元三年至二十年（787-804年）：双方经历了从频繁交流到因平凉川事件而冷淡，再到逐步恢复接触的过程。
与回纥\/回鹘的关系
- 建中三年（782年）：李涵被任命为吊祭使前往回纥。
- 贞元三年（787年）：回纥再次表示臣服于唐朝。
- 贞元四年（788年）：咸安公主下嫁回纥可汗，加强了两国之间的联系。次年，新任可汗获得唐廷正式册封。
- 贞元十二年（796年）：回鹘可汗亲自朝贺，体现了两国关系的密切。
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往来
- 南诏：自贞元四年开始，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积极修复与南诏的关系，最终于贞元十年在点苍山神祠会盟，结束双方长期敌对的状态。
- 日本：建中元年和贞元二十年，日本两次派遣使者前来朝贡。
- 黑衣大食：贞元年间，双方互派使者，加深了了解与合作。
- 其他少数民族：包括东僰、乌蛮、牂柯、室韦、靺鞨等也纷纷遣使朝贡，表明唐朝对外交的吸引力。
特别事件
- 贞元十六年（800年）：南诏进献《奉圣乐舞曲》，展示了文化交流的一面；同年内，李适任命金俊邕为新罗国王。
- 骠国：贞元十八年，骠国国王派遣使者携乐曲与乐工来华，促进了音乐艺术的交流。
这些外交行动反映了德宗时期唐朝试图通过和平手段巩固其国际地位的努力，同时也揭示了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尽管存在挑战，如平凉川事件导致的短暂紧张，但总体上，这一时期见证了唐朝与邻国之间较为活跃且富有成果的互动。
患病离世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初一，按照传统，各宗室与外戚齐聚宫中向唐德宗李适祝贺新年。然而，太子李诵因病未能前来，他的缺席令唐德宗深感悲痛，不禁流泪哀叹。自此之后，唐德宗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内宫与外廷之间的讯息完全中断。
正月二十三日（2月25日），唐德宗李适在长安会宁殿离世，享年六十四岁。同年九月一日，群臣为德宗上谥号“神武孝文皇帝”，庙号“德宗”，以表彰其一生的功绩和对国家的贡献。十月十四日，唐德宗被安葬于崇陵，结束了这位曾力图振兴唐朝的君主的最后一程。
关于李适的一些逸事
玄宗预言
根据《隋唐嘉话》的记载，当李适出生仅三天的时候，他的曾祖父——唐玄宗李隆基前来探视。当时，太子李亨（即后来的唐肃宗）和他的儿子李豫（即唐代宗）依次站在一旁陪同。保姆用婴儿的衣服包裹着李适，将他展示给在场的人看。李适的肤色并不白皙，而且身体微微前倾，这样的外貌并未得到李亨和李豫的喜爱。然而，当他们轮流将李适呈现在玄宗面前时，玄宗一眼便称赞道：“这才是真正的皇家子弟啊！”并对李亨说：“你比不上他。”接着又对李豫说：“你也比不上他，他真是与我相似。”
这段描述不仅体现了玄宗对幼年李适的特殊青睐，还似乎预示了李适未来的命运。确实，历史证明李适——也就是后来的唐德宗，在位时间较长，统治时期也比他的父亲李亨和哥哥李豫更为长久。此外，据说在安史之乱期间，当玄宗被迫避难至四川的路上，他曾预言道：
“我的小孙子迢郎（李适的小名）将来也要走过这里。”而历史的发展正如玄宗所言，李适日后的确到访过陕西韩城，这个地方正是玄宗当年避乱途中经过之处。
追寻生母
李适的生母沈氏，即后来被追尊为睿真皇后的她，在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再度攻陷洛阳之际不幸失踪。代宗李豫登基后，尽管派出使者四处寻访，历经十余年仍未能找到她的踪迹。到了李适即位成为唐德宗之后，他于建中元年（780年）遥尊沈氏为“睿贞皇太后”，并在含元殿举行了庄重的册立仪式，李适亲自奉上册书，朝服加身，伏拜痛哭，场面感人至深，左右群臣亦为之动容落泪。为了寻找失散多年的生母，李适采纳了中书舍人高参的建议，任命睦王李述为奉迎使，并指派四位沈氏族人为判官，派遣多路使者分赴全国各地进行寻访。同时，对沈氏家族成员进行了大范围的封赠，以期能够借此线索实现母子团聚的愿望。
建中二年（781年），终于传来了在洛阳发现沈氏的消息，整个长安城都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然而，很快便查明这位所谓的“沈太后”实际上是高力士的一位养女，由于其年龄和外貌与沈氏极为相似且曾在宫中有过接触，受名利驱使而冒充了沈氏。面对这一情况，李适身边的官员们无不感到愤怒，纷纷要求追究责任，但思念母亲心切的李适不仅没有治罪于她，反而表示：“只要能找到真正的生母，即便我受到一百次欺骗也无妨。”此后，冒名者层出不穷，但遗憾的是，直至德宗去世，真正的沈氏依然下落不明，成为了他心中永远的遗憾。
只复一家
在一次前往辛店打猎的过程中，唐德宗李适来到了农民赵光奇的家中。他询问赵光奇：“百姓们的生活是否安乐？”赵光奇直言不讳地回答：“并不快乐。”面对李适提到当年庄稼丰收，赵光奇解释道：
“国家政策朝令夕改，失去了公信力。起初承诺除了两税之外不再征收其他徭役，但事实上额外的强制性收费远超过两税本身。所谓的‘和籴’（政府向百姓购买粮食）也变成了对百姓的巧取豪夺，并且没有给予相应的补偿。原本说官府会上门收取粮食，现在却要求百姓将粮食运送到几百里外的京西行营，路途遥远，不仅使家中的牲畜累死、车辆损坏，还导致家庭破产，生活困苦不堪。因此，国家发布的优恤政策对于百姓来说不过是空文罢了！圣上居住在深宫之中，难以了解民间疾苦。”
听了赵光奇的一席话后，李适当即决定免除赵光奇家的赋税和徭役。
司马光对此事有深刻的评点，他认为李适此举未能体现出真正的治国之道。并指出，李适应当彻查并惩处相关部门的贪官污吏以及身边的小人，深入了解民情，改革现存的问题，推行新的政令，摒弃浮华的形式主义。然而，李适仅免除了一户人家的徭役，这显然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司马光最后评论道：“天下如此之广，百姓如此之多，怎么可能让每个人都直接向天子陈情，每户都免除徭役赋税呢？”
这段历史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底层民众所面临的困境，也揭示了统治者与普通百姓之间的隔阂，以及治理国家时需要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考虑。
历史评价
崔宁曾评价德宗：“圣上聪明英迈，接纳良言如同转动圆规般迅速，然而不幸被卢杞所迷惑，以至于此。”
杜黄裳则指出：“德宗经历忧患之后，行事趋于姑息，不愿直接任命节度使。每当有节度使去世，他总是先派遣宦官中使去考察军心所向，然后将职位授予得军心者。有时，这些中使私下接受了大将的贿赂，在回朝后便极力推荐这些人，结果朝廷往往不加甄别地授予他们权力，从未真正出于朝廷的战略考虑。”
李吉甫这样评价唐德宗道：“德宗自恃其圣明智慧，却不信任宰相而更倾向于听信他人，这使得奸佞之人得以乘虚而入，玩弄权术。”
三位大臣从不同角度对唐德宗的统治风格提出了批评，既认可了他的某些优点，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他在用人和决策上的不足。这些观点反映了当时政治环境中的复杂性和挑战，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教训。
苏辙的评价:唐德宗即位之初，心怀好名之志，急于建立功业。面对河朔三镇长期的叛乱——这些势力父子相传，盘踞已达三十年之久——德宗决意以全国之力平定此乱。田悦因惊疑而起兵，朱滔与王武俊随之响应。德宗派遣马燧、李抱真、李芃三位将领迎战，但胜负未分之际，他急切求胜，又调遣李晟率领禁卫军，李怀光带领朔方军队加入战斗，使得五路大军齐聚魏博附近。
然而，淮西的李希烈趁机崛起，战争连绵不断，常规赋税已无法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为了筹集资金，德宗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如抽取贯算、向商人借贷，甚至掏空国库以支持外部军事行动。关中的局势逐渐失控，而德宗对此却浑然不觉。泾原兵变突然爆发，德宗被迫仓皇逃离长安，历经半年才得以重返。
这次经历让他心力交瘁，对战争产生了深深的厌倦。从此以后，他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安抚政策，特别是对于藩镇的处理上转向了极端的姑息态度。每当有节度使去世，德宗总是任命那些得人心的地方将领为留后，即使这些人是通过篡夺手段获得权力的也不例外。
苏辙认为，正是因为德宗常常持有无常之心，所以前期勇猛，后期却变得怯懦；而陆贽则始终持有一颗恒常之心，因此在勇敢和谨慎之间找到了恰当的平衡。由此观之，德宗的态度前后反差巨大，从最初的急功近利到后来的过度姑息，最终导致了一系列不良后果。而真正明智的领导者应当保持一贯且稳定的治理原则，避免因个人情绪或一时冲动而改变国家的大政方针。
爱新觉罗·弘历在评价唐德宗时，深刻分析了其统治期间的得失，并指出了导致国家动荡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世人普遍认为德宗有三大失误：一是过于姑息，二是任用宦官，三是喜好聚敛财富。然而，弘历指出这些表象背后的真正问题是“用小人而忌君子”
- 即位之初的清明：德宗初登基时，重用贤相崔佑甫，天下因此得以安宁，政绩斐然。他拒绝李正己的贿赂，将其赏赐给军队，显示出不务姑息的态度；杖责中使邵光超，表明他对宦官的控制；下诏停止各地贡品，体现了他并不贪婪。这一时期的治理成就几乎可以媲美贞观之治。
- 卢杞的影响：然而，随着卢杞的上台，上述优点被一一逆转，最终导致了泾原之乱的发生。这成为治乱兴衰的一个显着例证。
- 朱泚围城与陆贽的作用：在奉天被朱泚围困时，德宗开始信任陆贽，言听计从，并发布罪己诏书，使得士兵感动落泪。当怀光再次叛乱，德宗逃往梁州途中失去陆贽时，甚至痛哭流涕。正是依靠陆贽的谋略，社稷才得以复安。
- 复国后的转变：复国之后，德宗却逐渐疏远了陆贽，转而采取更加保守和姑息的政策，同时增加了对财富的追求。宦官势力日益强大，国家逐渐走向衰落。弘历形容这种变化如同病人刚刚康复却立即暴饮暴食一样危险。
弘历最后总结说，唐德宗之所以导致混乱，是因为他在危机时刻能够警醒并采取正确措施，但在太平时期却不能保持谨慎。德宗的治乱交替，根本在于是否重用了如崔佑甫、陆贽这样的贤臣，而非小人如卢杞等人。
结语
历史人物的评论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君主的英明与否不仅取决于他们能否识别人才，更在于是否真心诚意地任用贤能，并始终保持警惕，避免陷入偏听偏信的小人圈套。唐德宗的经历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警示——用人之道决定国家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