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大明开国第一相，也是朱元璋最信任的谋士之一。从朱元璋征滁州开始，他谋划并主馈饷，被朱元璋比作汉之萧何。朱元璋得巢湖水师后，他力主渡江，在拔采石、征太平、克集庆、下镇江的诸役中，朱元璋均以其为参议，凡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出其手。明朝建立后，他参与制定众多制度，为明朝奠定制度根基。他以卓越的智慧和才能辅佐朱元璋成就帝业，最后却被满门抄斩，未能善终。
他就是明朝开国六公之首的韩国公——李善长。
李善长，字百室，定远（今属安徽省）人。元末明初政治家、谋略家。明朝开国功臣，第一任丞相。朱元璋最信任的谋士之一。
公元1314年，元延佑元年。李善长出生于濠州定远县，与朱元璋的老家凤阳比邻。李善长的家庭背景，史书没有记载，但至少不会是大家，他如果出身于权势家族，史官们肯定不会少记这一笔。而从李善长能够识文断字，且在乡里为人公允，被推为祭酒，可见家中应该较为殷实，大概率是商贾世家。
李善长从小就喜爱读书，有智慧和谋略，通晓法家学说，预计事情，大多被他说中。《明史·李善长传》记载：“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李善长生活时期，正处于元朝末年的风雨飘摇之中。元朝廷的统治日益腐朽，政治黑暗，官员贪污成风，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烽火连天，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片混乱。
公元1353年，元至正十三年。朱元璋平定滁州时，李善长前往迎接拜见。朱元璋知道李善长是当地年高有德之人，对他以礼相待。在交谈中，李善长展现出了自己渊博的学识和对天下局势的深刻见解。
朱元璋问李善长：“如今天下大乱，四方战火纷飞，先生认为何时才能平定这乱世呢？”
李善长沉思片刻，回答道：“秦末战乱之时，汉高祖刘邦出身布衣，却能豁达大度，知人善用，不滥杀无辜，仅用了五年时间便成就了帝王之业。如今元朝纲纪已乱，天下土崩瓦解，正是英雄辈出之时。你出生于濠州，与刘邦的故乡沛县相距不远，山川之间或许也有着王者之气。倘若效法汉高祖，天下便可轻易平定。”
朱元璋听后，心中大为震动。李善长的这番话，正与他心中的想法不谋而合。在这乱世之中，要想成就一番大业，光靠武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正确的策略和用人之道。朱元璋对李善长的见识和智慧深感钦佩，于是，朱元璋将李善长留在身边做了掌书记，参与军中机要事务。
从此刻开始，李善长正式开启了他辅佐朱元璋的征程。这一年，他四十岁。
李善长跟随朱元璋四处征战，为他出谋划策，成为了朱元璋身边不可或缺的智囊。在攻占滁州的战役中，李善长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他协助朱元璋制定战略计划，负责筹划粮饷，保障了军队的后勤供应。在他的努力下，军队的物资充足，士兵们能够安心作战，为攻占滁州立下了汗马功劳。朱元璋对他的表现十分满意，对他也更加信任，将更多的重要事务交给他处理。《明史·李善长传》记载：“从下滁州，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甚见亲信。”
随着朱元璋势力的不断壮大，他的威名如同一面旗帜，吸引着各地的豪杰纷纷前来归附。每当有将领前来归附时，李善长都会亲自出面接待，以他的真诚和热情，让这些将领感受到朱元璋阵营的诚意和温暖。他会仔细地考察每一位将领的才能和特点，然后根据他们的长处，向朱元璋提出合理的任用建议，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合适的位置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然而，人数的增多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这些将领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背景和性格，在日常相处和军事行动中，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和摩擦。有的将领因为争夺功劳而互不相让，有的则因为战略意见不合而争吵不休，这些内部矛盾如果不及时解决，将会严重影响军队的团结和战斗力。
李善长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他主动承担起协调诸将关系的重任。在处理将领之间的矛盾时，李善长总是以公正、客观的态度去倾听双方的诉求，耐心地劝解和调和。他善于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口才，化解将领们之间的误会和怨恨，让他们重新回到团结一心的状态。李善长的这些努力，不仅让将领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也让整个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朱元璋对他的工作十分满意，对他也更加信任。在朱元璋的心中，李善长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谋士，更是他的左膀右臂，是他成就大业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然而，随着朱元璋势力的崛起，也引来了一些人的嫉妒和猜忌。
郭子兴看着朱元璋的势力逐渐超过自己，心中充满了不安和嫉妒。他不仅逐渐剥夺朱元璋的兵权，还想方设法地拉拢朱元璋身边的重要人物。李善长作为朱元璋身边最得力的助手，自然成为了郭子兴拉拢的首要目标。郭子兴多次派人去劝说李善长，许以高官厚禄，希望他能够离开朱元璋，转而投靠自己。然而，他低估了李善长对朱元璋的忠诚，李善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郭子兴的招揽。《明史·李善长传》记载：“郭子兴中流言，疑太祖，稍夺其兵柄。又欲夺善长自辅，善长固谢弗往。太祖深倚之。”
经过这件事情，朱元璋和李善长之间的关系更加深厚。朱元璋对李善长十分倚重，而李善长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全力以赴的辅佐朱元璋。他的智慧和谋略在每一场战役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了朱元璋军队不可或缺的力量。
公元1355年，元至正十五年。朱元璋驻军和阳时，亲自率军前去进攻鸡笼山寨，只留少量兵力帮助李善长留守。元军得知和阳城中兵力空虚，便认为这是一个偷袭和阳的绝佳机会。于是，元军悄悄集结兵力，前来偷袭和阳。面对元军的来袭，李善长没有丝毫的慌乱，而是迅速冷静下来，开始思考应对之策。他仔细分析了元军的行动规律和可能的进攻路线，凭借着自己对地形的熟悉和丰富的军事经验，制定了一个周密的伏击计划，最终成功击败了元军，成功地保卫了和阳。
这场胜利，让朱元璋对李善长的军事才能有了新的认识。他没想到，李善长不仅在后方的管理和协调方面表现出色，在战场上也能指挥若定、智勇双全，朱元璋认为他很有本事。
而在渡江作战的决策中，李善长的远见卓识再次展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朱元璋的军队屯驻于和州，几次发生粮荒，士兵们吃不饱饭，士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和州周围的资源有限，难以满足军队的长期需求。朱元璋意识到，要想摆脱困境，实现更大的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他将目光投向了长江对岸，那里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土地，是一个理想的发展之地。
然而，渡江作战并非易事，需要面对诸多的困难和挑战，摆在朱元璋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没有船只。正当朱元璋为此事一筹莫展之际，巢湖水师因为长期受到左君弼的打压，势单力孤，难以自保，前来归附了朱元璋，堪称神助。当然，这里面或许也有朱元璋阵营的谋划作用。
朱元璋获得巢湖水师后，李善长极力主张渡江。攻克采石后，朱元璋率军直趋太平，李善长事先写下榜文，严禁士兵违反军纪，侵扰百姓。太平城被攻下，李善长马上将榜文贴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军中秩序井然，秋毫无犯。百姓们对朱元璋的军队赞不绝口，纷纷主动支持和帮助他们。
朱元璋为太平兴国翼大元帅时，以李善长为帅府都事。不久随军攻克集庆路。在将要攻取镇江时，朱元璋担心诸将约束不了部下，便佯装发怒，要惩罚他们，经李善长力救，此事才得以解决。镇江攻下之后，百姓都不知道有兵到来。
朱元璋为江南行中书省平章，以李善长为参议。当时宋思颜、李梦庚、郭景祥等都为幕僚，而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由李善长决定。朱元璋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命李善长兼领府司马，晋升为行省参知政事。
在后来的许多战役中，李善长都一直参与其中，为朱元璋出谋划策。无论是制定战略计划，还是分析战场形势，李善长都能给出独到的见解和建议。他的智慧和谋略，帮助朱元璋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逐渐在众多起义军势力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公元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在应天（今江苏南京）称吴王，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构。此时的李善长，凭借着多年来在朱元璋身边的出色表现和卓越贡献，被任命为右相国，成为了这个新兴政权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在担任右相国期间，李善长充分展现了他的政治才能和管理能力。他通晓典故，裁决事务非常迅速，又善于辞令。朱元璋招贤纳士时，总是让李善长起草文告。朱元璋前后率军征讨，都命李善长留守，将吏顺从，居民安然，为前线将士运输兵饷、粮饷，从不缺乏。
公元1367年，元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论平吴之功，封李善长为宣国公。改官制，以左为大，以李善长为左相国。朱元璋当初渡江时，经常使用重典。有一天，他对李善长说：“法有连坐三条，不是太过分了吗？”李善长因此请求除大逆之罪外，全部免去连坐之罪。朱元璋于是命令他与御史中丞刘基等裁定律令，颁示朝中内外。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对于朱元璋和李善长来说，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朱元璋在应天正式称帝，建立了大明王朝，改元洪武。李善长作为朱元璋的重要谋士和开国功臣，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担任大礼使，负责筹备和主持追封朱元璋祖先及册立后妃、太子、诸王等一系列重要的仪式。这些仪式不仅是对朱元璋家族地位的确认，也是新王朝建立的重要象征，李善长以其严谨的态度和出色的组织能力，确保了仪式的顺利进行，为新王朝的开端增添了庄重和威严的氛围。
随后，朱元璋任命李善长兼太子少师，授为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参与决定军国大事，其他仍然如故。皇帝巡幸汴梁，李善长留守，一切事情李善长都可以不经请示灵活处理。
李善长凭借着自己对元朝制度的深入了解和多年的政治经验，开始着手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制度进行建设和改革。
在政治制度方面，李善长协助朱元璋确定了六部官制，明确了各个部门的职责和权限，使得朝廷的行政机构更加合理、高效。他还参与商议官民丧服及朝贺东宫礼仪等事宜，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礼仪规范，以维护封建等级秩序。这些礼仪规范不仅在宫廷中得到了严格的执行，也逐渐影响到了民间社会，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在经济制度方面，李善长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他建议专卖两淮之盐，设立茶法，通过对盐和茶的专卖，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他还积极推动恢复制钱法，开矿冶铁，制定鱼税等措施，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在他的努力下，国家的财富日益增长，百姓的生活也逐渐得到了改善。这些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为明朝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文化制度方面，李善长奉命监修《元史》，组织了一批学者对元朝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编纂。《元史》的修成，不仅为后人了解元朝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也有助于巩固明朝的统治地位，增强民族认同感。他还参与编写了《太祖训录》《大明集礼》等书，这些书籍对明朝的政治制度、礼仪规范、道德准则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规定，成为了明朝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重要依据。
公元1370年，明洪武三年。天下局势逐渐稳定，朱元璋开始对开国功臣进行大规模的分封。在这次分封中，李善长被授予 “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 的称号，晋升为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进爵韩国公，年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他的地位在所有功臣中位居首位，诏书中将他比作汉代的萧何，对他的功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褒奖。
除了封王拜相，朱元璋还赐予李善长免死铁券。免死铁券在当时可是无比珍贵的赏赐，它就像是一道保命符，意味着李善长在犯某些罪行时可以免死。李善长得到了两张免死铁券，他本人可以免死两次，其子可以免死一次。这不仅是对李善长个人功绩的认可，也是朱元璋对他的极度信任和恩宠的体现。一时间，李善长成为了朝廷中最显赫的人物，他的家族也因此荣耀至极。
李善长虽然在明朝的建立和初期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他的性格中却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缺陷，这些缺陷如同隐藏在暗处的定时炸弹，为他日后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李善长外表看似宽厚温和，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长者形象。然而，在这看似温和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颗嫉妒和苛刻的心。他对于那些才能出众、地位逐渐上升的人，常常心生嫉妒，难以容忍别人超越自己。这种嫉妒心理，使得他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往往表现出不公正和狭隘的一面。
参议李饮冰、杨希圣，仅仅因为在讨论国事时，稍微冒犯了李善长的权威，他便怀恨在心，利用自己的职权，以莫须有的罪名奏请皇上，将他们罢免。这种睚眦必报的行为，让朝中的大臣们对他心生畏惧，不敢轻易与他发生冲突。更有甚者，李善长与中丞刘基争论法令时，竟然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形象，对刘基进行辱骂。刘基本是一个豁达之人，但面对李善长的无理取闹，他也感到十分无奈和委屈。刘基深知，在这样的环境下，自己很难再有所作为，于是，他选择了告老还乡，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李善长的这些行为，使得他在朝中树敌众多。许多大臣对他表面上恭敬有加，但内心却充满了不满和怨恨。他的嫉妒和苛刻，破坏了朝廷内部的和谐氛围，也影响了他在众人心中的形象。
随着明朝政权的逐渐稳定，朱元璋开始着手加强中央集权，将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这个过程中，李善长作为朝中的重要大臣，他的家族势力以及与其他势力的关系，逐渐引起了朱元璋的关注和警惕。
李善长在朝中的地位尊崇，他的家族成员也因此得到了许多特权和利益。他的弟弟李存义被封为太仆寺丞，他的儿子李祺娶了朱元璋的女儿临安公主，成为了驸马都尉。李善长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为家族成员谋取了不少官职和财富，使得李氏家族在朝中的势力日益壮大。他们在朝中结党营私，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对朝廷的决策和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李善长与胡惟庸的关系密切，这也成为了他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李善长与胡惟庸是同乡，有着深厚的乡土情谊。而且两人还有着姻亲关系，李善长弟弟李存义之子李佑是胡惟庸的侄女婿。在李善长的举荐下，胡惟庸进入了朝廷，并逐渐得到了朱元璋的重用。胡惟庸起初表现出了一定的才能和忠诚，他在政务处理上有着自己的一套方法，能够有效地解决一些问题，因此得到了朱元璋的赏识。然而，随着权力的逐渐增大，胡惟庸的野心也开始膨胀。
胡惟庸在担任丞相期间，独断专行，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压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大臣，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重要的职位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势力集团。他还私自截留内外各部门的奏章，凡是对自己不利的奏章，都被他扣下不上呈给朱元璋。他的这些行为，严重威胁到了皇权的权威，也引起了许多大臣的不满和反对。
朱元璋对胡惟庸的行为并非毫无察觉，他一直在暗中观察着胡惟庸的一举一动。他深知，胡惟庸的势力已经逐渐壮大，如果不加以控制，将会对自己的统治造成严重的威胁。然而，朱元璋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而是选择了隐忍，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将胡惟庸及其党羽一网打尽。
公元1380年，明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终于爆发。朱元璋以结党营私、独断专权等罪名，将胡惟庸及其党羽一网打尽。胡惟庸被处死，他的家族成员也受到了牵连，成为了明朝历史上的一大惨案。
胡惟庸被诛后，整个朝廷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人们都在担心，这场风暴是否会继续蔓延，下一个被牵连的会是谁？很快，就有人向朱元璋告发，说李善长与胡惟庸关系密切，可能也参与了谋反。
这些告发者中，有的是出于对李善长的嫉妒和怨恨，想借此机会扳倒他；有的则是为了自保，希望通过告发李善长来表明自己的忠诚。朱元璋接到这些告发后，并没有立即对李善长采取行动。他念及李善长多年来的功劳，以及两人之间曾经的深厚情谊，希望李善长能够主动站出来，向他解释清楚与胡惟庸的关系。然而，李善长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他依然保持着沉默，没有向朱元璋做出任何解释。他的这种态度，让朱元璋更加不满，也让他在朱元璋心中的形象一落千丈。
公元1385年，明洪武十八年。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被人告发与胡惟庸私交密切，是胡惟庸的党羽。这一消息再次将李善长推向了风口浪尖。朱元璋得知此事后，心中十分愤怒。他没想到，李善长的弟弟竟然也参与了胡惟庸的谋反。他本想严惩李存义，但考虑到李善长的面子，最终还是决定网开一面，下诏免死，只是将李存义父子罢官，安置到了崇明。
按常理来说，朱元璋看在李善长的面子上，赦免了他的弟弟，李善长应该亲自进宫面谢朱元璋，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然而，李善长却没有这么做。他认为，自己为朱元璋出生入死，立下了赫赫战功，朱元璋赦免自己的弟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无需言谢。他的这种态度，让朱元璋感到十分失望和愤怒。在朱元璋看来，李善长的行为是对他的不敬，是对皇权的挑战。从此，朱元璋对李善长的不满和猜忌达到了顶点，心中对他动了杀念。
公元1390年，明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已经七十七岁高龄，本应在家中安享晚年。然而，李善长为了建造一座豪华的府宅，私自向信国公汤和借了三百士兵。在古代，私自借兵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罪行，更何况李善长还是一位位高权重的大臣。汤和深知此事的严重性，他不敢隐瞒，立即将此事秘密上奏给了朱元璋。
朱元璋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他决定借此机会，彻底调查李善长与胡惟庸案的关系。于是，他下令将李善长的亲戚丁斌下狱治罪，并对他进行严刑逼供。丁斌曾在胡惟庸府中做事，与胡惟庸关系密切。丁斌在酷刑之下，供出了李存义与胡惟庸勾结的事实。朱元璋又下令逮捕李存义，李存义在审讯中，供出了当年胡惟庸劝说李善长参加谋反的经过。
据李存义交代，胡惟庸曾经多次劝说李善长参与谋反。第一次，胡惟庸派李存义去劝说李善长，李善长听后惊叱道：“尔言何为者！审尔，九族皆灭！” 第二次，胡惟庸又派李善长的故人杨文裕去劝说他，说：“事成当以淮西地封为王。” 李善长虽然心中有所动摇，但还是拒绝了。第三次，胡惟庸亲自去劝说李善长，李善长依然没有答应。最后，胡惟庸再次派李存义去劝说，李善长叹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 从这些供词中可以看出，李善长虽然没有直接答应参与谋反，但他的态度却十分暧昧，他的徘徊观望，让朱元璋认为他心怀两端，对自己不忠。
面对这些罪证，李善长百口莫辩。他深知，自己已经陷入了绝境，无论如何解释，都无法改变朱元璋对他的看法。朱元璋以李善长 “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 的罪名，下令将他全家七十余人全部处死。《明史·李善长传》记载：“狱具，谓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会有言星变，其占当移大臣。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这位曾经的开国功臣，位极人臣的丞相，最终落得个满门抄斩的悲惨结局。
李善长的死，标志着胡惟庸案的彻底结束。这场历时十余年的大案，牵连了三万余人，无数家庭因此破碎。这个案子里没有真正的赢家，有的只是权力游戏中一地的狼藉。朱元璋通过这场大案，不仅铲除了胡惟庸及其党羽，还借机打压了朝中的其他势力，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皇权。
李善长被处死后，朝中许多人都为他感到惋惜和不平。虞部郎中王国用便是其中之一，他怀着对李善长的同情和对正义的执着，毅然上书为李善长喊冤。王国用在奏疏中言辞恳切，他深刻地分析了李善长的处境和动机，认为李善长已经位极人臣，享尽了荣华富贵，实在没有理由跟随胡惟庸谋反。
王国用的这篇奏疏，字字句句都切中要害，揭示了李善长被冤杀的可能性。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虽然朱元璋并没有对这篇奏疏做出公开的回应，但他的沉默似乎也暗示了他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许，在朱元璋的内心深处，他也知道李善长的死存在着一些疑点，但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和统治，他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
除了王国用之外，后世的许多历史学家和学者也对李善长的案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他们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和解读，认为李善长的谋反罪名缺乏确凿的证据，很可能是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清除潜在的威胁而故意罗织的罪名。李善长的死，成为了明朝历史上的一个谜团，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权力、忠诚和正义的深刻思考。
纵观李善长的一生，他从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才能，投身于元末的乱世之中，辅佐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在这个过程中，他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军事谋略，为明朝的建立和初期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李善长的性格缺陷也给他带来了灾难。他嫉妒、苛刻，与朝中许多大臣结下了矛盾，树敌众多。他与刘伯温之间的明争暗斗，不仅影响了朝廷的和谐氛围，也让朱元璋对他产生了不满。他与胡惟庸的密切关系，更是成为了他命运的转折点。在胡惟庸谋反案中，他被牵连其中，最终被满门抄斩。从此以后，李善长的故居与后裔成为未解之谜。
李善长的死，不仅是一个功臣的悲剧，更折射出了权力斗争中人性的复杂。权力是把双刃剑，身处高位，切不可得意忘形，要时刻保持敬畏之心，因为权力如流水，一旦失去约束，便会冲垮人生的堤坝。面对富贵，万不可贪图享乐，须坚守勤勉本色，一旦沉溺其中，便会迷失前行的方向。
唯有在权力、利益中保持理智与克制，才能规避灾祸、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