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宛如一条巨龙横卧，西起昆仑，蜿蜒经陇南、陕南，东至鄂豫皖的大别山及蚌埠附近的张八岭，绵亘千里，傲然矗立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它被尊奉为华夏文明之龙脉，恰似大地的脊梁，撑起了岁月的沧桑与辉煌。
自秦汉以降，直至隋唐，秦岭以北的关中平原，无疑是天下之根基所在，长安更是那闪耀着帝国光辉的核心之都。为了将统治的触角有力地伸向巴蜀以及长江流域，打通蜀道成为了历史的必然抉择。在漫长的岁月里，南北人民怀着对交流与融合的渴望，历经无数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凭借着超凡的智慧和顽强的毅力，如同蚂蚁啃骨般，将秦岭蜀道一点点地开发出来，这一条条古道，便是他们用汗水与热血书写在大地上的史诗。
从关中平原跨越秦岭，深入汉中、巴蜀之地，分布着七条充满传奇色彩的古蜀道，其中声名远扬的便有四条，自西向东依次为陈仓道、褒斜道、骆谷道和子午道。
陈仓道，起于陕西宝鸡，终至汉中，因秦汉时期所设置的陈仓县而得名。在秦岭北侧，散关如同一座巍峨的巨人，牢牢地控扼着山川形势，故而此道又称散关道。遥想楚汉相争之时，刘邦采纳了韩信那惊世骇俗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策，大军从陈仓道汹涌而出，势如破竹，一举击溃三秦王，成功占据关中，与巴蜀之地连成一片，仿佛是在历史的棋盘上落下了一枚定鼎乾坤的棋子，为其日后问鼎天下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石。这条陈仓道，作为联通西北与西南的交通大动脉，川陕之间的汉中至凤县段，至今仍沿袭着古陈仓道的路线。然而，陈仓道至宝鸡后，与西安之间尚有漫长的距离，就如同一条巨龙蜿蜒前行，尚未触及心脏，因此，它并非汉中至西安最为便捷的通道，恰似一位长途跋涉的旅人，虽走过了千山万水，却仍未抵达最终的目的地。
褒斜道，位于陈仓道之东，其北起眉县斜水谷口，南至褒水，故而得名。诸葛亮挥师出川北伐之际，多次选择这条道路，仿佛是历史的车轮在这条古道上留下了深深的辙印。褒斜道的距离相较于陈仓道更为近捷，然而，在秦岭的崇山峻岭之间，还有一条更为神秘且距离更短的骆谷道。
骆谷道，北起陕西周至县的西骆水谷，南至傥水，所以又被称作傥骆道，其全长 240 公里，在秦岭的所有古道中，犹如一把短小精悍的匕首，以最短的距离贯穿南北。公元 244 年，曹魏大将军曹爽气势汹汹地伐蜀，便是选择了这条骆谷道，大军如潮水般涌入，企图踏平蜀汉；257 年，曹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在江淮地区发动叛乱，姜维敏锐地抓住战机，出兵伐魏，兵分两路，其中一路便是从骆谷道和褒斜道同时进发，犹如两条奔腾的蛟龙，直扑曹魏腹地；263 年，曹魏精心策划了灭蜀之战，钟会等人率领大军，同样从骆谷道和褒斜道翻越秦岭，两路大军如同两把利刃，南下直取蜀汉。然而，骆谷道虽距离较短，但行走其间，却充满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一路上，需先后穿越西骆水、黑水、湑水、酉水、傥水等多条河谷地带，仿佛是在穿越一道道鬼门关。同时，还要翻越各河谷之间的十八盘岭、秦岭主脊、兴隆岭、牛岭等数座高耸入云的秦岭山峰，这里山高林密，人迹罕至，野兽出没无常，每一步都仿佛是在与死神共舞，危险至极。
到了唐朝中晚期，骆谷道却迎来了它的极盛时期，而这背后的原因，竟是为了供皇帝逃命所用。“安史之乱”如一场狂风暴雨，瞬间将唐朝的国力摧残得断崖式衰落。每当京城发生兵变或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唐玄宗便如惊弓之鸟，带着后宫佳丽和群臣仓皇南逃巴蜀，而他们所选择的路线，正是这条距离最短的骆谷道，而后转金牛道进入成都，以求一时之安。当时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尾坡，而是被胡姬带领着三千精骑如神兵天降般救走，她们沿着褒斜道、金牛道一路狂奔，最终奔至川西义子江浩然的军营中，而后大唐的美人中少了一个杨贵妃，多出一个湘夫人，她成为江大帅的大夫人，从此，杨贵妃消失在历史的茫茫迷雾之中，只留下一段段令人唏嘘不已的传说，为这条古道增添了一抹神秘而又浪漫的色彩。如今的周城公路（陕西周至县至城固县），大致沿袭了骆谷道的路线，仿佛是历史的幽灵在现代社会的投影。不仅如此，从西安至汉中的飞机航线，也大致沿着骆谷道飞行，仿佛是天空中的飞鸟，沿着古人的足迹翱翔，穿越时空，连接起过去与现在。
《三国演义》中曾记载，当年魏延献上一条奇计，便是要走子午道，直取长安。子午道，从长安南门启程，一路向南延伸，古人以南北为“子午”，又因这条道路穿过子午谷，故而得名“子午道”。子午道全长 420 公里，虽然比 240 公里的骆谷道要长，但其优势在于能够直通长安，就如同一支利箭，直插曹魏的心脏。比起其他几条秦岭古道，“无需换乘”，这便是魏延心中那直捣黄龙、一击致命的妙计。然而，世间万物皆有两面性，有利必有弊。直出子午道，所要面对的便是曹魏在关中的大本营——长安。长安城墙高大坚固，粮草充足，如同一只沉睡的巨兽，防御力极强，想要攻克，胜算微乎其微，这便是诸葛亮拒绝此计的缘由。兵少则难以取胜，兵多一旦战败，后果将不堪设想，犹如一场豪赌，赌注便是整个蜀汉的命运。
唐玄宗时期，“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为了让杨贵妃品尝到新鲜的荔枝，从岭南运送荔枝至长安，为保持荔枝的鲜嫩，“红尘一骑”飞驰在子午道上，直达长安。于是，子午道便有了一个美丽而又残酷的别名——荔枝道。如今，西安至四川万源的西万公路，便是沿着这条“荔枝道”的路线修建而成，仿佛是历史的车轮在现代的道路上继续滚动，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痕迹。
陈仓道最为遥远，褒斜道居中，骆谷道最短，子午道直通长安。当我们漫步于每一条古道之上，仿佛能够看到先人的身影在岁月的长河中穿梭，听到历史的回响在山谷间回荡，感受到那浓厚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仿佛穿越时空，与古人进行一场心灵的对话，此行必定收获满满，不虚此行，宛如探寻到了一座隐藏在岁月深处的宝藏。
唐朝驿站，盛世背后的信息脉络：在唐代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众多的驿站如繁星般点缀其中，不少驿站因形形色色的历史事件而声名远扬，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这看似奇特的现象背后，实则隐藏着唐代驿站制度的奥秘，一旦揭开这层面纱，便会发现其中的规律与必然。
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空前盛大，其疆域广袤无垠，万里河山皆在其统治之下。为了有效地统治这片辽阔的疆土，确保政令如疾风迅雷般畅通无阻，唐朝廷对驿站的设置和管理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仿佛是为庞大帝国的身躯构建起了一套精密的神经系统。
驿站的设置依循一定的规则，唐承前代之制，“凡三十里置一驿”，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亦会根据地理环境的差异而有所调整。在都城附近，驿站分布更为密集，大约十至二十里便设有一驿，宛如都城周围的卫士，紧密守护；而在一些偏远地区，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驿与驿之间的距离则可能相隔上百里之遥，仿佛是散落在边疆的孤独灯塔。据《唐六典》卷五记载，天下的驿共有 1639 所，其中陆驿 1297 所，水驿 260 所，余外则是水陆相兼的驿。不过，这仅仅是开元时期的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朝的兴衰起伏，驿站的数量也随之有所增减，或增设，或改设，如同历史的潮汐，不断冲刷着这片土地上的交通脉络。
驿站依其繁忙程度和重要性，分为不同的等级。陆驿分为七等，最高等的驿站配备多达 75 匹驿马，宛如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随时准备奔腾而出；最低等的驿站也有 7 匹马，如同坚守岗位的哨兵，虽力量微薄，却也不可或缺。水驿则分三等，最高等拥有船四艘，仿佛是水上的舰队，威风凛凛；最低等有船两艘，在江河湖海中漂泊前行。而水陆相兼的驿站，大都位于关津渡口，这类驿站除了要准备马匹之外，还须兼备船只，如同两栖作战的勇士，能够应对不同的交通需求。
驿站的经费来源，主要由朝廷从户税内抽出一部分进行拨给，犹如为驿站的运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血液。此外，还有驿田，专门用以栽种苜蓿，作为驿马的饲料，这一片片绿色的苜蓿田，便是驿马的后勤保障基地。《通典·食货二》记载：“诸驿封田皆随近给，每马一匹给地四十亩。若驿侧有牧田之处，匹各减五亩。其传送马，每匹给田二十亩。”这些土地，便是驿站得以维持运转的物质基础，为帝国的信息传递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唐代的驿站与历代相比，其最大的特点便是规模宏大，宛如一座座小型的城堡。驿站内设有驿楼、驿厩、驿厅、驿库等建筑，功能齐全。驿厅一般有好几个，如同宫殿中的殿堂，分别用于不同的用途；驿库也有许多，里面储存着鱼肉酒食，仿佛是一座丰富的宝库，为过往的使者和官员提供充足的物资供应。驿舍内通常有池沼，有林木，宛如一处处宁静的园林，让奔波劳累的旅人能够在此稍作休憩，享受片刻的宁静与舒适。这种舒适而又丰盛的供备，是唐王朝政治统一、国力强盛的鲜明体现，仿佛是帝国辉煌的外在象征，向世人展示着其强大的实力和威严。然而，自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陷入了长期的动荡与衰落之中，由于国家政治不稳定，财政经费不足，驿站的建设和维护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大有不如前期的趋势，仿佛是一位曾经辉煌的巨人，在岁月的侵蚀下逐渐变得步履蹒跚。但即便如此，与宋以后驿舍的狭小简陋相比，唐代的驿站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优势，实不可同日而语，犹如一颗曾经闪耀的星辰，即使光芒渐弱，也依然能够在历史的夜空中留下独特的痕迹。
在唐代，掌管驿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尚书省兵部的驾部郎中，他们如同驿站系统的指挥官，掌控着全局。地方州府则由六曹中的士曹进行管理，在县一级则由县令兼督，而具体负责驿站日常运营的则是驿长。每驿皆置驿长一人，唐初，驿长通常由富户担任，这是因为驿马若有伤亡，需要进行赔偿，而只有富户才有足够的财力承担这一责任，仿佛是为驿站挑选了一位财力雄厚的管家。《唐律疏议》卷十五规定：“驿马、驴，一给以后死，即驿长陪填。”这些富户，往往会连家口一起住在驿中，全身心地投入到驿站的管理之中。大致在唐代宗以后，驿的负责人改为官府委派的驿吏，这一转变如同驿站管理体制的一次换岗，使得驿站的管理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除驿长或驿吏外，驿中还有负责具体事务的驿丁，一般是每三匹马配一个驿丁，一艘船配三个驿丁，他们如同驿站的手脚，承担着繁重而琐碎的工作。驿丁一般都由平民轮番担任，虽然有报酬，但是非常微薄，他们在驿站中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为帝国的信息传递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除了各级常规管理人员，唐中央还派御史分巡各地，考察驿政，他们如同皇帝的眼睛，时刻关注着驿站的运行情况，确保驿站能够高效、公正地运转。唐后期还设有馆驿使，专主馆驿之事，进一步加强了对驿站的管理和监督，使得驿站制度更加完善和严密。
由于驿站设置的好坏是考察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有些州郡官为求官政声誉，讨好上司长官，不惜花费重金，把驿站装饰得美轮美奂，供以山珍海味，仿佛是在打造一座奢华的宫殿，以显示自己的治理能力和对上级的忠诚。比如玄宗时，吉温被命入京任御史中丞，安禄山传令沿途驿站殷勤接送，并以白绸为帐，其奢华程度令人咋舌；宣宗时，华州刺史华温琪甚至倒贴腰包，把驿站弄得富丽堂皇，用具应有尽有，往来官员在此享受着无微不至的服务，自然个个交口称赞，这也是唐代驿站规模大的一个原因。而在一些僻远地区，地方长官为了使交通更加便利，发动民夫修筑道路，甚至设置新的驿站，这却属于善政之举，为当地的发展和国家的交通网络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宛如在荒芜的土地上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为帝国的繁荣增添了一抹亮色。
唐初，只有使者才能乘驿（即骑驿马），而且要得到敕命的允许，乘驿需给传符，凭传符方能使用驿站的马匹，传符一般为铜制，这一制度如同一道严格的门禁，确保驿站的使用规范有序。后来规定稍有放松，除使者外，许多高级官员也能乘驿赴任，随着乘驿人员的增加，铜制传符逐渐难以满足需求，于是改为纸券，京城由门下省发放，在外是留守和诸军、州发放。驿券分往还券和单程券，除门下省以外，留守和诸军、州只能发单程券。用往还券的人，到了目的地要将驿券上交，等事情办完后再领回来，回京后交给门下省。如果不按期交回，要依律论罪，这一制度犹如一条无形的绳索，约束着乘驿人员的行为，确保驿站资源的合理使用。唐后期，又出现了一种叫“转牒”的驿券，其实就是各地节度使批的条子，本属非法，但唐朝廷也无法禁止。一些人拿着这种条子，去驿站白吃白喝，肆意挥霍，很多驿站都不堪其扰，成了一大毒瘤，侵蚀着驿站制度的健康肌体。
驿券上会写明要经过哪些驿，要走多少天，乘驿时必须遵照此规定行动，如不依此规定而行，或者有所耽误，都要受到处罚，这一规定如同驿站运行的法则，确保了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一般的公事，耽误一天，笞三十；但要是驿使耽搁，处罚则要重得多，延误一天就要杖八十，两天则罪加一等，处罚之严厉，犹如高悬在驿使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提醒着他们肩负的责任重大。至于一日走多少路，则因时因事以及陆路水路而不同，《唐六典》卷三规定：“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这只是一般的规定，要是敕书赦书这类紧急公务，按规定则要日行五百里，仿佛是在与时间赛跑，以最快的速度将政令传达至四方。
此外，唐代法律对乘驿的规定还有许多，如不许出使途中绕道回家或探亲访友，不许私自多带行李货物，不许乘驿者无故淹留于驿舍。若因事淹留，三日以上，会被另行安置。若还携带有家眷，家眷就只能自己去找旅店住了，这些规定如同一张严密的大网，将乘驿者的行为规范在一定的范围内，确保驿站的正常运转和信息传递的高效性。
官员所乘驿马，根据其官阶高低，各有不同，《新唐书·百官一》记载：“凡给马者，一品八匹，二品六匹，三品五匹，四品、五品四匹，六品三匹，七品以下二匹。”但这不过是条文上的规定而已。实际上，有不少官员乘驿时往往超过规定的驿马数字，一些高官权要及其家属倚仗权势，甚至不出示驿券，需索更是无度，往往弄得驿官焦头烂额，有时驿马用光了还得向民间搜取私马以供应他们的需求，这一现象如同驿站制度中的一道伤疤，揭示了唐代后期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矛盾，也反映了权力对制度的侵蚀和破坏。
驿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为传递各种公文的使者提供食宿以及交通工具，以保证政令信息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传达，它仿佛是帝国的神经末梢，将中央的指令迅速传递到每一个角落。因为有此物质上的便利，随着国家的强盛，驿的使用范围便有所放宽，一些高官也能乘驿，如节度使、观察使、刺史之类。他们赴任或回朝时，不仅本人可在驿中食宿，而且可带家属，这本是对高级官员的一种恩宠，但此例一开，便如决堤之水，一发不可收拾。县令这类的官员虽不可以乘驿，却也能在驿站住宿，甚至连贬官、流人也能在这小小的驿站找到容身之所，这就是为何杖杀、赐死等事件往往发生在驿中的原因，驿站仿佛成了命运的交汇点，见证了无数人的悲欢离合与生死荣辱。
驿站既是交通站点，又提供饮食住宿，自然而然地成了设宴之处，尤其是长安附近的长乐驿，更是成为皇帝赐宴迎接官员或者欢送官员的不二之选，仿佛是皇权荣耀的延伸之地。柳宗元曾为人写过《谢赐设表》，其中说：“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长乐驿者。恩荣特殊，宴饮斯及。”这里的每一场宴会，都承载着皇帝的恩宠与期望，也成为官员们仕途生涯中的高光时刻。除皇帝赐宴外，各官员也热衷于利用各种名目在驿舍摆宴席，或庆功、或饯行、或拉拢关系，一时间，驿站内觥筹交错，热闹非凡，仿佛是一个小小的名利场，见证了官场中的人情冷暖与尔虞我诈。
而在那波谲云诡的政治场上，驿站也从未缺席，从不缺乏鸿门宴这样惊心动魄的故事。中和四年（公元 884 年），黄巢撤围向东，逼近汴州，朱温自知难以抵挡，便如热锅上的蚂蚁，卑辞厚礼，乞援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李克用心怀扩张地盘的野心，欣然率部队赴援。战后，朱温宴请李克用于上源驿，那看似平静的宴会之下，却暗流涌动。朱温将李克用灌醉以后，于当晚派兵包围上源驿，四面纵火，乱箭齐发，妄图一举消灭这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其心之狠，犹如蛇蝎。李克用拼死逃出，捡回一条性命，此次上源驿之变，让朱、李二人从此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连年互相攻伐，战争的硝烟弥漫在中原大地，百姓苦不堪言，直至后唐建立，这段仇恨才画上句号，但那惨烈的一幕，却永远刻在了历史的记忆深处，成为唐代末年政治混乱、人心险恶的一个缩影，而驿站，也在这场权力的角逐中，扮演了一个见证者和受害者的角色。
唐代的驿，一言以蔽之，它是连接中央与地方的信息枢纽，是帝国的血脉经络，也是给公事出行者提供交通工具及食宿的机构，宛如一座庞大帝国机器上的精密齿轮，虽小却至关重要，默默推动着整个国家的运转。在盛世，它展现着帝国的辉煌与威严；在乱世，它又见证了权力的纷争与人性的丑恶。它承载着历史的厚重，穿梭于岁月的长河，虽历经风雨，却依然在历史的记忆中熠熠生辉，成为我们探寻唐代辉煌与沧桑的一把关键钥匙，让后人得以透过它，窥见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与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波澜壮阔与深沉厚重。
安史之乱的烽火仿若一头凶猛的巨兽，无情地吞噬着大唐的安宁，唐玄宗被迫踏上了逃亡之路，其路线宛如一幅曲折的画卷，在岁月中徐徐展开。
唐玄宗入川的路线到底走的是哪条道，历古以来备受争议，喋喋不休。玄宗当年走的是傥骆道，恰似一条隐匿在崇山峻岭间的丝带，充满了神秘与艰险。据《旧唐书》所载，其逃亡轨迹为“长安，咸阳，金城县，马嵬驿，扶风县，扶风郡，陈仓，散关，河池郡，益昌县，普安郡，巴西郡，蜀郡”，这条路线仿若与诸葛亮北伐的路径重合，只是前者是慌乱的奔逃，后者是英勇的征伐，一逃一伐，对比鲜明，令人唏嘘不已。傥骆道，这条唐代四条古蜀道中最短却又最为险峻的通道，犹如一把锐利的双刃剑，虽充满危险，却因唐玄宗的逃命之急，成为了他无奈的选择。其南口宛如一张巨口，位于汉中洋县傥水河口，北口仿若一条蟒蛇的信子，探向周至县西骆峪，全长约 240 公里，在褒斜道、子午道、连云栈道等古道中，它是最快捷的一条，却也似一条荆棘之路，让唐玄宗一行尝尽了艰辛，每一步都仿若踩在刀尖之上。
巴西郡（今四川绵阳市东北），是唐玄宗通往成都的最后一段路程，如同黎明前的黑暗，而蜀郡（今成都）则是他逃亡的终点，仿若疲惫旅人终于抵达的避风港湾。但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幸蜀所经古道，却如一团迷雾，在历史的记载中引发诸多争议。
且看，唐玄宗幸蜀实则分三段路，最初仿若一只惊弓之鸟，从长安出发西行至凤翔（今属宝鸡），而后像一只寻觅巢穴的飞鸟，沿着陈仓道抵达汉中，最后又如一只归巢的倦鸟，从汉中出发，拐入金牛道奔赴蜀郡，也就是成都。许多人仿若迷失在迷宫中的行者，将关中前往汉中以及汉中前往蜀地的古道混淆，以至于对玄宗入蜀路线争论不休。褒斜道、傥骆道、陈仓道，这些由关中入汉中的道路，恰似几条交错的绳索，让后人在探寻真相时，被绕得晕头转向，不知玄宗究竟选择了哪一条。
事实上，唐玄宗从扶风郡，也就是如今的陕西宝鸡出发，经大散关扼守的陈仓古道进入汉中，这是确凿无疑的，如同板上钉钉。大散关，古称散关，仿若一位威严的巨人，屹立于今陕西宝鸡西南 17 公里大散岭上，紧紧扼守着关中地区通往汉中地区的通道，它是陈仓古道的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与武关、潼关、萧关并称为关中四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唐玄宗的逃亡之路上，成为了一道无法忽视的关卡。
至于由汉中入蜀，唐玄宗走的是金牛道，也是千真万确，仿若被岁月铭刻的印记。唐玄宗一行从河池郡（汉中）出发后，所经过的益昌县，仿若一个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变迁的行者，历经东晋太元十五年（公元 390 年）在今广元市利州区赤化镇境的初设，刘宋初的迁移至广元市元坝区昭化镇城，后魏的更名京兆，北周的复故，五代唐的改为益光，宋初的复曰益昌，又改为昭化，最终定格在今天的广元市，当时属山南西道利州（益昌郡）管辖。接下来的普安郡，仿若一位历史的见证者，西魏时设立，治所在普安县（今四川剑阁县），隋开皇初年郡废，大业初年复置，唐武德元年（618 年）改为始州，后改剑州，天宝五载（746 年），复改剑州为普安郡，治所在普安县（今四川剑阁县），取剑阁为名，其变迁的历程犹如一首跌宕起伏的史诗。而根据百度百科剑阁道词条，剑阁道，属金牛道（石牛道）南段，其行程仿若一场艰难的穿越，从昭化（葭萌关）越牛头山，入剑门至剑阁县，唐玄宗一行沿着此道入蜀，在历史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那巴西郡，仿若一位古老的守护者，隋开皇五年（585 年）改潼州置，治所在巴西县（今四川省绵阳市东），辖境仿若一片广阔的领地，包括今四川省绵阳、江油、安县等地。大业初年，改为金山郡，唐武德元年（公元618 年）复为绵州，天宝元年（742 年）改为巴西郡，意味着唐玄宗已经踏入了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仿若即将踏入家门的旅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至于唐玄宗为何不选择直接从长安南下经子午古道到汉中，其中缘由仿若一团乱麻，错综复杂。作者认为，子午道—荔枝道本身并非一条理想的入蜀路线，它仿若一条崎岖难行的羊肠小道，充满了未知的风险。有一个直接且有力的证据，仿若一道强光，照亮了历史的真相：蜀郡进贡的使者在路上与逃难的唐玄宗一行不期而遇，这就如同命运的安排，证明当时从蜀地到长安的最佳路线就是金牛道—陈仓道，而非子午道—荔枝道。《旧唐书·玄宗本纪》云：“己亥，次扶风郡。军士各怀去就，咸出丑言，陈玄礼不能制。会益州贡春彩十万匹，上悉命置于庭，召诸将谕之（此处省略）自此悖乱之言稍息。”文中的“会”字，用得恰到好处，仿若一只神奇的手，精准地指出这是一场意外的相逢，说明当时蜀地使者前往长安进贡，走的正是金牛道—陈仓道，谁能料到竟会在此与皇帝一行相遇，彼时大多数人还被蒙在鼓里，不知唐玄宗已弃长安而逃，这场相遇，也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奇妙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