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6月9日7时30分，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河镇建设小学上课铃响过之后，六二班教室门前还站着一大帮东张西望的学生。教导主任赵凤珍觉得奇怪，便走了过去。看到赵主任，几名女同学焦急地迎上去，她们告诉赵主任：“我们孙老师没来。”
这时四二班的班主任也来告诉赵主任：“王云也没来上学。”
一种不祥之兆袭上赵主任的心头。她想：这几天阴雨连绵、气压低，会不会是煤气中毒了，怎么孙老师和儿子王云都没来？
她立即叫了刘义、李佰翔、高勇同学去孙老师家看看，并再三嘱咐：“如果孙老师病了，送她去医院看看。”三个人一溜小跑，奔向孙艳老师家。
十多分钟后，他们气喘吁吁地来到孙老师家的门前，院子的木板门从里面插着，透过门缝看到院内放着两辆自行车，房门开着一条缝。他们断定屋里有人，三个人轮番喊着“孙老师，王云”，喊了一大阵，屋里没有人答应。三个机灵的同学跃过栅栏，来到客厅门边，三个人轻声叫着老师，喊了几遍也没有人答应，有个同学将门推开，三个脑袋挤在一起往里看。屋内的惨状使他们大吃一惊：只见客厅转角沙发上，王云满身鲜血，反手抓住被角趴在上面，身上还在继续滴血。
李佰翔立即拽住两个同伴的衣角，退出走廊。在院子里，他像一个沉着果断的指挥员，神情镇定地吩咐伙伴：“你俩一个骑上一辆车快回学校告诉老师，孙老师家出事了，我在这里喊人。”
刘义、高勇推起院子里的自行车向院外冲去。李佰翔双手做喇叭状，站在院里喊叫：“来人啊，快来人啊，出事啦！”
孩子尖厉的呼叫，惊动了四周的邻居，人们纷纷涌入院内。
8时20分，县公安局刑警队和技术科的侦技人员赶到现场。现场位于柳河镇民主街22组王连成家。王连成家是一栋坐北朝南的砖瓦平房，这是一栋公用住宅，住有五户居民，王连成家为东边第二家，居住面积约36平方米。首先映入侦查员眼帘的是王连成家木板门的上端写有几个歪歪扭扭的黑色字迹：我已经来两趟了。
推开院门，侦技人员发现通向仓房约5米远的地面上，有一行走向仓房的赤足血脚印。当法医打开仓房门，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吊在房梁上，尸体已僵硬，脸上身上溅满了血迹。左颈部一条8厘米的利刃创口，血已凝固。
经周围邻居辨认，死者叫王连成，是这房的主人，在柳河县粮食加工厂任供销科长。
面对现场的惨状，刑警队副队长陈嘉忠脑海中闪现出一连串的问号：是他杀，还是自杀？如果是自杀，颈部的刀伤是怎样形成的，是他杀，第一现场在哪里？
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陈副队长立即派侦查员分头去走访调查。穿过走廊进入厨房，地面上一大滩血迹，边缘处一把木柄铁锤上沾满了血点，菜板的菜刀上也布满了鲜血，地面上的血迹还没有完全凝固。客厅沙发上，王云满身鲜血，地上一滩血迹，这是王云被害的位置；由客厅进入卧室的北炕上，一具头南脚北的女尸（王连成的妻子孙艳）仰卧于炕东侧。她头部被钝器击得脑浆迸裂，棉被和炕面及地下布满了鲜血。整个屋内到仓房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
随着案件的侦查，一个荒唐又无知的凶杀案露出真相……
1990年冬，孙艳染上了性病，并有溃疡蔓延，她并不知道性病是什么样，以为是妇女常见病，长期服用妇炎灵。1991年末，她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腰部、腹部疼痛，浑身无力，曾先后去外地和县医院、县妇幼保健站长期治疗，均不见好转。久而久之，孙艳得性病的消息不胫而走，有人背后议论：“人真没法看，当老师是教育人的，表面挺好，暗地里瞎胡搞。”
有的医务人员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孙艳的治病诊断书、病历本她丈夫从不让她看到。猜测越多，疑团就越大，对孙艳的议论也就逐渐多起来了。
孙艳真太神秘了！她到底是谁呢？谁有性病呢？每次她去医院治疗，都沉稳而镇静，从不谈及病的起因，更为自己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1990年9月的一天下午，去吉林买机件的王连成从梅河口火车站下了车，他打算乘开往柳河的小客车当日回家。当他风度翩翩地步出检票口，习惯地望着站前停车场时，一个清脆甜润的的声音传了过来，随即就有人挽住了他拎包的右手：“大哥，住宿吗？”
“不住，我回柳河。”王连成斜视着一位二十多岁的妙龄女郎，冷冷地说。
“哎呀，瞅你，身上那汗腥味，这么回去也不怕嫂子生气！咱这旅店专为旅客洗衣服，饭费加在住宿费里，洗衣服不要钱。”说着，这位女郎大大方方地抢过皮包，左手在王连成的腰部轻轻地一按。
王连成站住没有动。他总不会装出本来就不会硬装出的笑，还是那副原来的面孔：“再有40多分钟就到家了，俺家婆娘从不嫌有汗腥味。”
“大哥，不住拉倒，就算老妹子白陪你走几步，把兜拿去。”女郎的话里有几分生气。
王连成是个从不愿和女人对视的人，此时他侧过身来瞅着这位接站小姐。这是一个20多岁的女孩，1.68米的个头，乌黑的青丝梳向脑后，留着最时髦的发髻，白蓝相配的连衣裙，一双楚楚动人的眼睛嵌在鸭蛋脸上，纤细苗条的身段，显露出女性的线条美。她没有浪荡女人的轻浮，双手握着的王连成的皮包在脚前轻轻地悠荡，含情脉脉地瞅着王连成，并没有把包还给他。
王连成愣住了，他像发现天仙似的打量面前这如花似玉的女郎。阵阵香水味，随微微秋风习习飘来，他不由自主地抽动了两下鼻子。女郎全看在眼里，她嫣然一笑，上前重新挽起他的胳膊，朝站前广场深处走去。
王连成明白女郎的用意。过去他常听跑外的采购员半开玩笑地讲路遇暗娼的事，认为无非是听听玩笑而已。有时他也说上一句：“我怎么遇不着。”可今天他果然遇到了。他深感三生有幸，艳福不浅，有点飘飘然了。他俩不知不觉走进了一家饭店，雅座里荡出男女的谈笑声。女郎不喝酒、不吸烟，易拉罐饮料慢慢地饮着，王连成没有喝白酒，一瓶啤酒喝了不到一半。女郎听他讲山南海北的风土人情，饶有兴趣。不知是讲得激动还是动情，王连成边讲边打开皮包掏出一套精制的衣服，慷慨地扔给对面的女郎。
“大哥，别，这样不好，我从不白要人家东西。”女郎显得很不好意思，但绝没有少女的娇羞，她颇有风度又很义气地对王连成说：“不给衣服咱们照样是朋友。”话虽这样说，她还是高兴地翻动着那盒衣服，投来一个迷人的笑。
王连成从未受过这种眼光的刺激，他一咬牙，豪爽地问道：“开个价？”
“小气鬼，凭心赏。”这时候的女郎眼中射出一种令王连成为之一惊，又似乎有魅力的光波，火辣辣、甜蜜蜜的。
“得，得得，啥也别说。”王连成说着，一大口饮完了杯中的啤酒。
“你们这些老爷们，死心眼的笨，活心眼的骗，傻冒，给！”女郎说着，递过一张有税务检印，又有公章的空白饭费收据。
王连成拿过一看，赞叹地说：“别看岁数小，门道可不少哟！”
“你先等我，结了账咱一块走。”他边说边起身去服务台。
望着王连成的背影，女郎瞪着仇恨的眼睛，从牙缝里狠狠地挤出几个字：“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这一晚，他们是在梅河口红日旅店度过的。
有的人自我推销，有的人自我贬低。王连成就十分看不起自己。他总觉得别人有天赋、有口才、文才、容貌，又有办事处事的能力，而自己与之相比，就自惭形秽。因此，不愿与人交往，既无朋友，又无对立，养成了内向孤僻的性格。自从梅河口艳遇之后，他重新估价了自己：自己瞧不起自己，别人自然瞧不起你。一个20多岁的姑娘，在那么多旅客中怎么就偏找我？这说明我是行的，肯定行！
斗转星移，不知不觉两个多月过去了，王连成发现下身红肿，奇痒无比。他未敢和妻子讲那丢人的事，只好借公务之便，到外地治疗。
第一次去长春治疗没有确诊，王连成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回到家里，孙艳又把得妇女病的感觉和丈夫说了。从症状看他知道，妻子的病是被自己传染的。他觉得对不起妻子，有段时间索性呆在家里连班也不上了。夫妻二人的治疗没有效果，固执的王连成坚信得上了性病，是什么样的性病这样顽固呢？会不会是艾滋病呢？他闪现出这样的念头。
于是他注意搜集报刊上登载的有关资料和病例，他越发觉得自己得了“艾滋病”。既然患上这种绝症，治疗也是白花钱，不如等死了。
王连成上班闷闷不乐，无精打采。厂长葛平发现并注意到他的异常表现，找他谈话。王连成一五一十地把在梅河嫖娼的事告诉了厂长，并一再说：“这事只有一次。”
厂长瞅着这位平时老实巴交的科长，耐心地开导了一番，并告诉他：“厂里最近有趟去广东韶关联系业务的事，你就去吧。沿海地方医疗水平一定比东北强，再说你治这病熟人也不知道，不用自己拿旅费。”
厂长对下属这番好意，王连成感激不尽。
1992年5月22日，他乘上了开往南方的列车。
王连成到广东韶关市，先把业务处理完毕，才到了一家大医院。门诊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胖教授，他听完王连成的口述，验看了病症，然后开了张化验单递给王连成：“先去验血。”
王连成五雷轰顶，颤颤兢兢地接过那单子，心里念道：“完了，肯定是‘艾滋病’。”
当验血的化验单出来后，王连成看了几遍，可那上面的符号看不懂。老教授接过单子看了看，神情严肃地告诉他：“血是没有问题的，你病毒已布满全身，病是很重的。”
王连成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求求您了教授，我家还有老婆孩子，救我一命。”
教授生气了：“什么样子，凭你这精神状态也治不好病。”
王连成瞅着生气的教授，又看看屋内的男女患者，从地上站起来就走了。
回到旅馆，他在床上无声地哭泣着。想着老教授那神态，那语调，更坚信是患上了“艾滋病”。精神的苦恼和压力，使王连成一整天没有吃饭。炎热的南方气候加之明显感觉不适的身体，他终于病倒了。
6月4日，他在旅馆给妻子写了封遗书：艳子：我一万个对不起你，我不想活了，留下钱给你治病要紧，一个月会治好的，不是我不想活下去。注意点云儿……要永远恨我，教育孩子做人。无然（颜）见你们。
这封遗书以快信寄往柳河县粮食加工厂，由厂长转交。当日他登上了回家的特快列车，6月5日，躺在卧铺里的王连成已经坚持不了了，不得不中途在武汉下车休息。他觉得必须给厂里拍电报，不然那封遗书会引起家人及领导的惊慌和不安。在武昌火车站他给厂长拍了电报：“路上不顺，晚两天到，信勿拆阅，现从武昌上车，连成。”
短暂的休息，也许是精神上的作用，王连成觉得要争时间赶回去，死在故乡。他强打精神重新踏上了火车。
6月8日，他来到厂里，厂长听说王连成回来了，派人把他叫到办公室，首先关切地问他治病的情况，其次才随便问了一下业务工作，因为他知道王连成这样的人，工作是从不拖拉的。当葛厂长开玩笑又不解地问道：“你来电报不让我拆信，我也没接到啥信啊。”
这时的王连成知道信没到，几乎要哭出来。葛厂长见状，一再耐心开导他，王连成带着哭腔说：“我上大医院找名教授看了，全身都是病毒，我活着还有啥意思，这病害了我，也害了我老婆，我对不起领导和亲属。”
王连成，一个从不沾花惹草的老实人，就摘了一朵野花，便扎上了毒刺，而且毒遍全身，作为厂长，在这个时候，还能给他什么样的责备和批评呢！
他笑着说：“你别瞎寻思，要相信科学，能治好的。”
他们的谈话近二小时，在这段时间里，王连成还是想死，厂长劝他这病死不了，慢慢治会好的。后来粮食局来电话通知葛厂长去局里开会，二人才中断了谈话。临走时，厂长拍着王连成的肩膀说：“连成，男子汉，精神振作才能治好病，开完会咱俩再唠。”说完，厂长开会去了。
王连成也回家休息了。
路上他自言自语地嘟囔：“这病谁摊上都够呛，劝人的话谁都会说。”他说这话的时候，厂里有个人听到了后半句，再往前看他时，走路的腿是别劲儿的，好像两腿中间挂了个罐头瓶。
病痛折磨着王连成，他觉得这一天最重，一个可怕的计划在他脑海里酝酿着。
晚饭王连成没有吃，躺在沙发上发呆。妻子孙艳摆上了几盘丈夫最喜欢吃的菜，招呼着：“连成，快过来吃饭吧，还有啤酒。”
王连成皱着眉头说：“你们快吃吧，我坐车太累了，也不饿。”他走向卧室睡觉去了。
孙艳知道丈夫有病，以为小病大哼哼，在夫妻生活上她以为丈夫对自己的疏远，是对患“妇女病”的同情和照顾。
这晚，王连成家睡得比往常早，也许孙艳太疲劳了，丈夫反复地翻身，反复的叹息声，她全没有感觉到和听到，她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王连成早就知道，患上“艾滋病”的人是没救的，全世界的医学技术对它都束手无策。这种病毒的传播不仅仅是男女间的交媾，连孩子都可以通过空气，餐具被传染上。我一个王连成害了全家，还要我一家的人去害别人吗？不！一定要消灭“艾滋病”。凌晨两点，王连成开亮电灯，吃力地穿上衣裤，向厨房走去。王连成手握木柄铁锤站在炕沿边，高高扬起右手对着妻子脑袋就是六锤。她在熟睡中，没有任何痛苦就死去了。
王连成杀害了自己恩爱多年的妻子后，又奔向客厅，对着儿子的脑袋连击数锤，孩子便趴在了血泊里。
他感到两个人已命归西天了，就走进厨房，把铁锤扔在地上，从菜板上抄起菜刀，向左颈部砍去，他并没有倒下，但这时，他再也没有勇气和力量砍第二刀了。他不管颈部流淌的鲜血，走向院内仓房找绳子。一阵搜寻，手里的打火机已经把手烫得再不能不松手时，才扔掉打火机重新返回到卧室。在客厅门前习惯地把鞋脱下放整齐赤足直入卧室。这时屋内地面上淌着鲜血，王连成双脚踩在鲜血上，拽起褥单，扯成布条，又向仓房走去，于是通向仓房的路面上留下了清晰的血脚印。
他就是这样最后消灭了自己。
一个嫖娼染上性病，又无知杀人害命的王连成，带着无辜的妻子走向了那个阴冷的世界，不知什么原因受伤住进医院的小王云，一夜之间就失去了爸爸妈妈。
孙艳老师的学生们从早自习就盼着尊敬可亲的老师到来，但她没来，一个男同学跑去她家两趟，见院门反锁着，拿块煤块在上面写道：我已经来过两次了。他哪里知道，他刚走，李佰翔等三名同学就发现了屋内的惨景。
本案中，王连成出于对性病的恐惧和对将来的绝望，决意让全家同归于尽，具有杀害妻子、儿子的故意；客观上，王连成实施了用铁锤打死妻子、儿子的行为。因此王连成的行为构成了故意杀人罪，但因王连成自杀身亡，按刑诉法规定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王连成在出差时嫖娼染上性病，又将性病传染给妻子，害已害人，又一错再错地杀死妻子、儿子并自己自杀。嫖娼彻底毁灭了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个悲剧警示人们，夫妻之间有义务相互忠实，守住道德防线，抵御住不正当的性诱惑，否则只会一时失足成千古恨。此案还充分证明了卖淫嫖娼对家庭、社会的巨大破坏性，对于对是否取缔色情业还存在模糊认识的人来说，无疑又敲响了一记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