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最后一片叶子落下，意味着秋季已经结束，北方的冬季寒意凛然。
这是一座依靠国道建立起来的城市，如果没有这条国道，县城可能更显得萧条。
三十多平方米店里堆满了货物，前面两个架子，一边摆放的是调料品，一边摆放的是米类和豆类。中间是各种食用油和干菜，后面堆放的是面粉。
中间留了一条窄窄过道，我坐在过道思考以后的道路。
最后想来想去，想起来前世最恶心的一句话，“成功第一步，打开知名度。”
这个“知名度”就是取得父亲的信任。
来到这个世界我没钱，没势力，唯一能依靠的是父亲弱小帮助和前世的记忆。
我和父亲可以说是相爱相杀，初中时我读书非常好，班里第一名，全级也能排进前三。
这一切的改变还要从高二下学期妈妈离世说起，以前爸爸脾气也很暴躁，但是有妈妈中间调和，妈妈就是我们关系的润滑剂。
自从妈妈走后，我们就变成了“仇人”，我一犯错，爸爸就打我。
最严重的一次，我被打急眼了，操起一根棍子，和他就对打起来，如果不是邻居发现，那天绝对会出人命。
我知道自己闯了祸，不敢回家，在外面躲了几天。
后来，大姐把我从同学的出租屋里硬拉了回来。
“奕帆大了，你就不能向小时候那样管教了，抬手就打，要多沟通。”姐姐生气的对父亲说。
父亲不知道怎么啦，那天竟然一句话都没有反驳大姐，只是头转过去，背对着我。
从那以后父亲不打我了，反而换另一种方式折磨我，如果我犯错了或顶嘴，他就让我不停干活，一会用三轮车送货，一会儿让我装车下货，反正不让我消停。
父亲不会表达自己思想，遇到事只会用武断的方式解决。
父亲不会教育孩子，我犯了错，为了惩罚我，整天让我干粗活。这样反而让小小年纪的我，熟悉店里的一切运营方式。从进货渠道到出货渠道，我都门清，甚至什么季节囤什么货，我都一清二楚。
但是，那时候，我对父亲这种教育方式不理解。（其实现在我也不理解）
整天只知道对抗，这样就没心思学习了，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不管是学校遇到同学骂我，还是送货遇到货主辱我，我都会用暴力解决。
我也不和父亲交流了，一个人住店里。
重活一世了，不能在像前世那样鲁莽，自暴自弃，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为以后成功奠定基础。
我进套间把被子叠的整整齐齐，把床单扫了一遍。然后出来把地拖了一遍。
在我整理货架的时候，爸爸进来了。
他用异样的眼光看了我一眼。
“你去给惠民面馆，送一袋面。”爸爸说了一声。
我二话没说抱起一袋面粉就出去。
等我推着三轮车回来时正好碰见卖馒头的姚叔叔。
“叔，你来了。要啥东西”我笑呵呵的打招呼。
“我把前一个月的手续清一下。”姚叔笑答道。
姚叔叔是用面粉的大户，每天要用五六袋面粉，所以隔一个月清一次账。
由于父亲识字不多，所以经常由我来记账，或者去要账。
我打开账本翻到那一页：“姚叔，152袋面粉，总共7560元。”
姚叔一边打开袋子，一边说道“我收上来都是一毛，五毛，一块，七千块钱带来一大堆子，你不好数。我就每周存一次钱，然后换成整的，取出来，给你送来。”
我一边数钱，一边笑呵呵的说道“姚叔，你还真贴心，你带一大堆子零钱，我数明年都数不完。”
由于是小本生意，我家没买点钞机，全靠经验数钱。如果那张钱有问题，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我数到中间感觉一张钱颜色有问题，我拿出来一看果然墨色不变色。
我把那张钱抽出来，放在桌上，继续数，直到数完，又发现一张。
我把两张钞票，塞给姚叔，乐呵呵说“把这两张换了。”
父亲在一旁，看着老练的我，虽然嘴上不说什么，心里绝对很赞许。
在九十年代这种事很常见，遇到这种情况，你乐呵呵让债主把钱给你还了，就行了。千万不能伤面子，不然生意就没法做了。
如果没发现假钱，那你只能自认倒霉了。
尤其面粉生意投资大，利润小，一袋面粉五十元左右，有时候只能赚一元钱。
大多数都是赊账，如果账要不回来，就形成三角债。九十年代，机会很多，债也很多，你如果撑不住债务，你是见不到2000后的辉煌。
一个小饭店，机关吃饭能欠十几万，打的白条。饭店欠我们粮油店十几万，打的是白条。我欠面粉厂十几万，打的是白条。
就这样恶性循环。
我们每天都在要账，催账的路上。到了年关，有些人终于躲债回家了。我和父亲进了债主家，看见什么，拿什么。
有时候是正出锅的猪肉，有时候是正看的电视机。
我知道这很缺德，可是如果钱要不回来，大过年的我们全家也得风餐露宿。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当利润达到100%时，就有人敢于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200%时，他们就敢于冒上断头台的危险；而当利润达到300%，他们就会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
面对巨额的债务，和尔虞我诈的商战，如果心态不好，就可能变成魔鬼，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讨厌犹太人的由来。